郑爱芳
1943年冬,敌、伪、顽互相勾结,调兵遣将,要把抗日的浙东游击纵队消灭在四明山上,形势严峻,为此,我们三北流动训练班只好提早结束。男同学大部分送到部队去,女同学大部分暂时安排到小学里工作,东起东门外,西至范市狭长的整个龙山区各小学里,都有从训练班出来的年轻“小先生”。
1944年春,我到龙头场小学报到,开始教书,在教育中向学生灌输抗日爱国的思想,分清谁抗日,谁不抗日,树立爱憎分明的观点,在学生中建立情报网,东边来的敌情,由东边学校送往西边去,西边有什么情况倒过来传递,学生都感到光荣,抢着干,而且不会被敌人注意。夜里,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觉悟。
暑假以后,我调到田央黄蓬山小学,校长吴永禄是党员,工友方阿法也是党员,其他几个教师思想也较进步,校内政治思想较浓。记得有一天午后,第一节写字课铃声响了,得知“黄衣裳”(顽军)进村。我想到前两天有一本油印的毛泽东主席文章发下来,放在房间枕头底下。我当即去拿来走进教室,见里排第三桌一个小朋友还没来,就把小册子塞在他的书包内,在下面夹好。不一会,有一个“黄衣裳”凶神恶煞般地闯进教室训话。我站在最后面,强作镇静,那人讲几句后,就走到里排从第一桌起,乱翻书本。教室内气氛十分紧张,小朋友们屏住呼吸,好几个还回头来看看我,当时我正在考虑对策,万一搜查到小册子,我得挺身而出,不能嫁祸小朋友和他的家人。那人走到第三桌,掀开课桌板,翻了两本就合上了。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我们班是三年级,小朋友已经有点懂事了。当敌人离校后,都跳起来喊:“把我吓死了!”“还好还好!”趁机我就告诉小朋友:“这批人是不打日本鬼子的。”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回到办公室一看,被子翻得凌乱不堪,他们却捞不到一根稻草。
方阿法的公开职业是学校工友,实际上是党的情报工作者,夜里他团结好几个地下民兵,到学校来学习理论,提高对党的认识。他们没有文化,但对党忠诚,工作热忱,他们是参军的后备力量。我负责辅导他们的学习。有时上街宣传。我会唱歌,会唱越剧。引吭高歌,群众从四面八方汇合拢来,我就讲开了。因此,每次任务都完成得不错。
10月,四明山根据地办起了浙东鲁迅学院,龙山区去了10多人,我也有幸参加了。翻山越岭去梁弄报到,后又到杜徐岙。龙山区和慈北合成一个大队。听大课、讨论,生活紧张、丰富而有规律,四明山上天气比较冷,入冬后下了几天雪。印象特别深的是朱人俊同志讲的《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课。他把人们的人生观分为三种。一种是封建迷信的宿命论,认为人的一生是命中注定,靠神鬼主宰,活着菩萨保佑,死后到极乐世界中去。这种人念佛拜菩萨是生活的主要内容。第二种是享乐至上的人生哲学,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生活糜烂,只知享乐。在旧社会能够过上享乐腐朽生活的人是少数。第三种是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改变贫穷落后,让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列举了不少烈士的事迹,他们英勇献身,在敌人手里,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直到牺牲。
当时我深深地受到震动,从理性认识上提高了一步,懂得做人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每个人一举一动都受人生观制约。这个报告使我一生受用,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致迷失方向。
大约是1985年,福州有个老同志来看我。我陪她去看望田井同志,当晚宿在她家。不一会,朱人俊同志回来了,我作了自我介绍,也谈起在鲁迅学院他的报告,对学员帮助很大。他表示欣慰,同时语重心长地说:“人生观的问题,不仅革命战争时期要讲,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还要讲。不仅年轻人要讲要学,所有干部都要学。”对他的话,当时理解不深,认为高级干部的人生观问题应该解决了。现在看来,现实告诉我,人生观问题是一辈子的学习内容,要活到老,学到老。放松了就会出毛病。我们共产党人只能是抱定革命人生观,不能享乐腐化,不能抱宿命论。50多年前的谆谆教导,今天仍回响在耳边。
(选自《追忆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