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金迅
1945年1月21日至31日，我作为龙山区教育界的代表出席在四明山梁弄镇举行的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临时代表大会。24日听取了谭启龙政委的讲话之后，对区党委提出的《浙东地区施政纲领》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决议一致表示拥护。纲领中提到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领导，打破敌伪及反动派之经济封锁，调剂金融，抵制伪币，发行地方抗币，以利于根据地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保证抗战经费之供给”。这是第一次提出要发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自己的货币——抗币，标志着浙东抗日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不断胜利中日益扩大和巩固。
接着，4月1日浙东行政公署发布了《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与《浙东银行条例》，浙东银行遂宣告成立，至此抗币作为浙东行政区唯一的本位货币，完成了法律手续。4月1日，浙东区党委又发出了《关于发行抗币与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指示》，为发行抗币对党政军民进行思想政治动员。4月13日，浙东银行在四明山区举行开业典礼。5月1日，浙东银行在慈溪丈亭区举行三北分行成立大会，镇海县县长戚铭渠参加了大会。龙山区工商界出席的有黄廷梁、戎志成、黄大祖3人。他们回来后将发行抗币的意义、办法等向乡镇长、工商界作了传达，从而使镇海县抗币发行工作从龙山区开始得以顺利进行，只是镇海县没有设立银行办事处等机构。
三北地区从1943年四季度开始，伪币已普遍流通。到1945年春节，欧洲战场上德意法西斯灭亡的败局已定，太平洋上美军正在向日本及中国海岸逼近，敌伪多年来靠滥发伪币以搜刮物资，维持财政开支，在灭顶之前，更不顾一切，当时伪币发行量之大，已使物价成数万倍上涨。所以三北商人有伪币越积越多，生意越做越小，货物越来越少的恐惧。乡镇集市上已有拒用伪币，以物易物，或以大米作为交换媒介物等情况出现。所以抗币的发行，完全适应形势，对于打击伪币，利于斗争是很必要的。根据地人民乐意使用抗币是很自然的。
但是，三北人口密集，商业发达，市场对抗币的需求量很大，发行初期，发生周转上的困难，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上抗币刚刚流通，数量不多，人民视为珍奇，纷纷储藏起来，这就更影响到流通率。直到7月，三北支行（原分行，后改支行）加印抗币兑换券（于7月20日发行），抗币数量虽有所增多，但仍不能满足市场日益增加的周转、流通的需要。鉴于此县政府根据浙东银行三北支行通告的精神，决定自己印发“限本县境内通用”的抗币临时流通兑换券（下简称兑换券），即印制一角、五角两种票面的辅币，以解决市场需求之急。
这时我已在镇海县政府工作，县长戚铭渠知道我学过木刻、篆刻，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去办。我知道，人民等着要抗币来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必须突击完成这个任务。铭渠同志叮嘱我：一、要与龙山区署同志商量着办；二、多与地方人士商量。我按照他的意见，得到龙山区署、税务部门、士绅朱祖燮、龙山镇镇长郑振英、副镇长虞顺根等的帮助，特别是获得朱祖燮的同意，把他与黄廷梁、王庆良合资开办已停产的香烟厂两架脚踏印刷机和印香烟壳用的道林纸全部转让给我们，才得以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完成这一陌生、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当时与龙山区署在一个屋子里办公——龙山镇（现龙山乡）山下村的崇本堂后棣西首堂屋里。这对筹备工作带来很大便利，并得到龙山区署同志们的合力帮助。比如刻兑换券的木料，它既要松一点，容易刻；又不能一上机器就变形，故大家挑选多次，还有搬印刷机、道林纸等等。设计由我进行，由于时间紧、技术低，只好往“简单”上考虑。我是看到过浙东银行金库兑换券票面的，也比较简单。我设计的一角、五角辅币，除了大小不同，内容、式样完全一样。横式，正面的上端是“镇海县政府临时流通兑换券”，下端“抗币伍角”四个大字，左角上端二层圆圈中间一个阿拉伯数字“1”“5”。反面右、左上端各有“本县境内”和“一律通用”字样，在这两行字的中间是编号，下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个字，币中间是“10”“50”显明的大字，右盖“镇海县县长印”，左盖“镇海县政府财经科长”两颗正方的小官章。那是用我家里找来的两块青田石刻的。
设计完了，我就立刻动手先试刻一角券。虽然好久没搞木刻了，但还是能得心应手。约莫一天工夫，完成了两块，铭渠同志知道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从山南骆驼桥选来一位刻字老工人，我就把五角券请他刻。不久，山下基干民兵把印刷机、道林纸也搬来了，印刷工人自然也是从香烟厂来支援的。这样，崇本堂里就发出了“轧达、轧达”的机器声，它成了临时性的印钞工厂。
两架机器一架印正面，一架印反面，同时进行，速度很快。先印一角券，它的颜色我已经记不清了，五角券正面我印象中是绿色的。印钞不同于印别的，质量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请两位同志做“质量检验员”，一发现歪斜的、断线少角的和颜色不匀的都拣了出来，以后集中烧毁。工场里临时贴上几条规定，严禁“闲人”入内。
在印制辅币时，铭渠同志曾来现场，他看到我们工作进度很快，很高兴。只是认为设计上过于简单，容易被假冒。由于赶时间，不能重刻重印。
印好的兑换券还有两道比较麻烦的工序：编号和手盖小官章。那时手头没有号码机，是用橡皮号码一个个拼起来盖上去的（现在看到的复印件上可以显见）；两颗小官章是用红印泥一个个盖上去的。至少得有四五位同志来干这些工作，有时还得通宵进行。至于这两颗小官章，是在一角券上机器后，由我设计，我刻县长的一颗，老工人刻财经科长的一颗。印的数量，我记不清了，现在只能从复印件中所见的六位号码数来作推测了。
我记忆中，由于时间紧迫，所以辅币一完成就立即发行。发行的渠道是通过区署下发至各乡镇公所。龙山、庄市、沿山3个区同时发行，这才稍稍缓解了流通上的困难，并使市场供销活跃起来。我们的兑换券与浙东银行抗币一样受到本县人民的欢迎，也一样有很高的信誉。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人民把伪币都抛了出来，抗币的供应量更加急剧上升，这就决定加印一元和五元币值的兑换券。这次时间更紧，特别要吸取上次设计太简单的教训，好在有了一点经验。我先构思，然后用了一夜功夫完成设计。一元券用了“春耕图”、五元券用了“秋收图”，并加上含意“人民战士保卫秋收果实”的图案，用套色印制。正面四只角上是“壹”“伍”；反面四只角上是“1”“5”。其他文字与辅币一样。我刻一元券，老工人刻五元券，我又为五元券加刻那个拿荷枪的人民战士，因为我欢喜这个想出来的图案。
还是由于时间紧迫，所以五角券一完工就接着印一元券，就这样日夜赶工地刻。一元券的颜色正面似是暗红、反面是橘黄；五元正面灰蓝色、套暗红的“人民战士”，反面是淡赭色。印刷数量也不能确切计算。
第二次发行在8月下旬（黄成《浙东抗币初探》一文中推测在9月8日似不确实）。至于有没有张贴过布告，记忆中是有的，从 1945年9月8日《新浙东报》的报道口气：“兹因解放区逐渐扩大，原有抗币不敷流通，买卖殊感不便。本府鉴此，特印……背面印明，‘本县境内，一律通用’，并盖有县长及财经科长小官章，均用白色道林纸印成”。也似张贴过布告或发过通令的。布告或通令中似乎还有“与浙东银行抗币值相同”和“若有假冒，军法处置”两点。
9月23日，在上虞县城（今丰惠镇）谭政委传达布置北撤问题时决定“将抗币限期收回，用粮食和现金兑换，以免根据地人民受到损失”。镇海县政府就按照指示立即以粮食和现金将本县兑换券与浙东银行抗币一起收回。收回的抗币与兑换券是集中到上田央南端一所大房子（镇海县政府最后驻地）院子中烧毁的。据铭渠同志回忆，开始时还按票面分类计数，然后烧毁；后来因北撤时间紧迫，已来不及点数，只得一集中就烧。我的任务是清理印刷现场：木刻板就地深埋在崇本堂后棣西首堂屋墙脚边，木刻工具带回家妥藏，并把小官章磨平，青田石送给帮过忙的同志。印刷机据铭渠同志回忆，因来不及装运到浦东，就拆散沉在虞母桥（今同心桥）那边的河里，我们北撤后被国民党龙山区区长姚鹏程捞走了。后来，我这个所谓“印币人”的家里还被国民党敲去一笔竹杠。
今天回头来看，镇海县民主政府印发抗币临时流通兑换券工作，有这样一些特点：一、用县政府名义印发，统一印刷，提高声誉；二、品种多，设计与印刷速度快，得以及时流通，利于工商业活动和人民生活；三、图案有含意、套色、编号，用道林纸、印刷机印刷，就当时来说，质量较高。从在上海尚能见到的五元券实物来看，俨然像一张纸币，令人喜爱。
我为什么写这篇回忆录？那是 1987年10月26日，铭渠同志看到《浙江党史通讯》第九期黄成《浙江抗币初探》一文之后，向我问起当时印兑换券的情况。我突然想起1958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初期，虞积华同志（当时在龙山区署工作过）在那里看到过一张五元币值的“镇海县政府抗币临时流通兑换券”，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现在真想马上去看个究竟。经查询，这张兑换券保存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11月14日，我终于在纪念馆的保管部看到了这张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馆里同志告诉我：“这张抗币兑换券无捐献人姓名，我们正愁与上海对不上号，故至今还未编过号。”这位同志还热心地拿出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集）来，我在“华中根据地货币——浙东地方抗币”部分，看到了五角、一元、五元三种黑白图片。我就委托他们代摄那张五元的实物彩照、复印书中那三张图片；他要我写个简要说明，并说：“有你这个当事人在上海，就与上海对上号。”彩照和复印件送到我手中时，那高兴劲儿是甭提了，我即拿给铭渠同志看，他叫我分寄给宁波市、镇海区和慈溪县委党史办。我还把保存至今的那副木刻刀也一并献给慈溪县。慈溪县委党史办公室收到我送去的这些“文物”后，希望我写一篇回忆录。同时，因为黄文中提到“浙东地方抗币的发行，资料甚少，实物罕见，流通地域小，流通时间短，故情况不明者甚多”，我有责任把我能够回忆的当时情况追忆下来，留作资料。但时隔40余年，有些记述可能有误，亟盼当时参加过这项工作的老同志和储藏过、使用过兑换券的乡亲们予以补正。
（选自《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六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