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贻瑾
1941年夏，我自龙山演进小学毕业后，因家乡沦陷，转到上海上初中。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占租界。每当我经过浙江路桥时，看到日军的岗哨个个都像凶神恶煞，强迫行人向他们及太阳旗鞠躬才准放行，不从就会遭到毒打的情况，幼小的心灵里就刻下了当亡国奴的惨痛烙印。我父亲有次来上海，特地带我去看了周信芳主演的《徽钦二帝》京剧，他还教我唱岳飞的《满江红》，买来岳飞精忠报国的连环画及一些书籍，激发了我的民族意识。
1942年夏，我返回家里度假，当时我父亲正在抗日政府支持下积极筹建凤湖中学，还动员我留下来。我顾虑乡下办的中学水平差，还是想回上海读正规中学。父亲就跟我说：“现在国难当头，不能关在书房里读死书。乡下抗日活动活跃，你要关心国家大事国家兴亡。”我看到凤中师资水平不错，又是在一个镇上，就同意留下了。这是我走向革命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在凤湖中学期间，抗日民主和进步思想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活动，迅速吸引了我。我参加革命歌咏队，演抗日戏剧，同新四军联欢，为新四军搜集废钢铁，听时事报告和抗日故事，好似进入一个新的天地。每当我回家讲述学校里新鲜事时，我妹妹总是说我已变成“三五”（当地民众对新四军的简称）了，父亲总是赞许地笑笑。父亲书房里有个柜子，里面藏着大量的所谓“禁书”，都是从上海和苏北买来的，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高尔基的著作，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等书。我贪婪地读了一本又一本。为了锻炼吃苦精神，我向家里提出到学校寄宿。我母亲说学校吃的差，怕我“吃不消”；父亲倒是认为让我“去吃些苦也好”。这样我就搬到学校去过集体生活了。
父亲在我们子女面前，很少谈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我妈妈总称三五支队的领导同志和民运同志“很有学问”“很有礼貌”，是“廉洁奉公”的好人；不像姚华康、姚鹏程这些人骄横残暴、敲诈勒索、吃喝嫖赌样样来。所以每次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和普通工作人员来，我们全家都像来了亲人一样。我妈妈总是亲自上灶烧菜，亲自安排整理住房。记得何静（克希）、谭启龙、黄源、陆慕云等都到我家住宿过，我还十分敬仰地请他们签名留念。那时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父亲是在做“大北生意”（即用帆船到苏北、山东进行贸易）的掩护下，把大量纸张、文具、药品，还有炸药、化工产品运往苏北和胶东，有的运往“西边”浙东区党委所在地。但真正促使我父亲在政治上坚定地倾向共产党，还是在他被国民党县政府绑架之后。
那是在1943年冬，凤湖中学遭到伪军姚华康部破坏后，我在凤中沈师桥流动训练班学习。有一天老师通知我：“你家里来人了，脚划船在河边等着，让你快回家去。”我问：“怎么回事？”老师说：“你父亲被绑架了，你一定得赶快回去，要好好安慰母亲，三五支队一定会帮助你们的。”一到家里，母亲痛哭流涕，有几位部队领导也赶来共同商讨营救办法。当时有好几种方案：一种是派部队去营救，又怕这样会招致敌人“撕票”；另一种方案送款赎回，但我家一下子难以凑齐5000元这样巨大的数目。最后部队领导决定立即将款垫上，先将人赎回。新四军在危难之中伸出援手，使我父亲得以脱险。从此后，他逢人就夸新四军的仁义和恩德，骂国民党丧尽天良。他不顾再遭国民党暗算的危险，更加积极地向共产党靠拢，为新四军做事了。
不久，伪中央税警团在龙山所设了据点，加紧对三北的蚕食与“扫荡”。为了粉碎敌伪的阴谋，把敌伪赶回去，地下党布置了一次宣传攻势，并要我把伪军营房内部署查明，由于我父亲是当地士绅，我随时可出入营房。凭着这个关系，我在一天傍晚把新四军的传单散发在伪军所住院子的一些角落，并将伪军住房及枪支弹药存放情况绘制成图交给地下党组织。当天晚上还和同学一起在龙山所城里张贴了许多标语。为了掩护我父亲的政治面目，还在我家门口贴了告诫我父亲“不许与伪军来往”的标语。第二天伪军发现一夜之间到处是新四军的标语，惊恐不已，人民群众则绘声绘色地讲新四军来了多少便衣武装人员，父亲心里有数，就在吃饭时问我：“标语是不是你们几个学生贴的？”我连忙否认。他笑着说：“你用不着瞒我，以后要小心点！”
1944年底，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临时代表大会筹委会邀请我父亲和原凤中虞金迅老师出席会议，父亲因故未能去，我却想借这个机会去参军。但我是独子，怕家里不同意，就托言“随金迅先生去四明山观光游览几天就回来”。这一切当然瞒不过父亲。在临行的那天早晨，他把我叫到面前，询问我是不是去参加新四军？我只能据实相告。他神色庄重地说：“新四军是真正为国为民的，参军当然是好事。但你要知道，浙东是蒋介石的老家，奉化就在四明山。日本人被打败后，国民党一定要从这里开刀，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不肯让共产党占领这块地盘的。你若要参军，我可以送你去苏北或山东解放区，那里是老根据地，地盘大。”我说：“若要到苏北去，母亲死活也不肯的，这次只说随金迅先生去四明山走一趟，她也相信了，而且四明山到底还是家乡，熟人多，可以互相照顾，所以还是让我去四明山吧。”当时他失声痛哭起来。我安慰了几句就上路了。
新中国成立后，据我母亲讲，她当时得知我已去参军，哭着向父亲和金迅先生要人。父亲劝她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国民党已经腐败透顶，将来天下定是共产党的。贻瑾走的是正路，新四军的干部都是好人，他们会爱护贻瑾的，你放心好了。”母亲还讲，土改运动开始时，谭启龙同志还给龙山区政府写了亲笔信，肯定了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我党我军作出的贡献。因而家里在运动中得到了正确对待，她对此感激不尽。
父亲朱祖燮，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很多同志写了文章，如谭启龙、何克希同志都专门提到他，我们全家对此十分感激。
我父亲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表现，为什么他能支持我在险恶的环境下去参加新四军，这是我常常在想的问题。
我父亲虽然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但年轻时受过进步思想的薰陶，直接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并遭到过迫害，有比较强的爱国反帝意识，所以在抗战初期就回乡从事爱国救亡活动。这是他接近乃至支持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
从经济利益上说，他从事“大北”生意，主要用帆船将三北的棉花运到北方，换回花生油等。在当时复杂、动乱的政治环境里，必然要处理好同各种势力的关系。三北产棉区主要在三五支队的控制下，税收、安全运输、资金通融，都有赖于抗日政府的支持。
他比较讲侠义，爱广交朋友，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使他有条件为新四军做一些事。
这些都是他本人的内在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影响。以谭启龙、何克希同志为首的浙东区党委，包括三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同志，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他们经常到我家来，每次都促膝长谈，向父亲宣传党的主张、分析形势。他们充分谅解父亲所处的环境，对于父亲同顽、伪势力的来往给以理解，并鼓励他利用这些关系为我军服务。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对父亲积极教育、争取，而且在经济利益上，给予照顾；在税收、货物运输通行以及在资金方面都甚为宽容；特别是我父亲被绑架后，抗日政府的领导同志是星夜来我家，共商营救对策，慷慨垫支赎金，使我父亲得以脱险。这种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恩德不但使我父亲受到了极其大的教育，而且在当地中上层人士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五支队抗日坚决，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在三北人民中是有口皆碑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民运工作人员常来我家住宿、吃饭。他们的文化素养、道德品质，以及谦虚和蔼、朴实廉洁的作风，同顽、伪政人员的横征暴敛、荒淫无耻的腐败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父亲以及幼年的我正是从这些生动的事实中看清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为之心悦诚服。
三五支队从开始时的千余人，在短短的三四年中发展壮大到上万人，更显出中国共产党是充满生机、大有前途的政治力量；新四军、八路军是得到人民拥护的仁义之师，是民族解放的希望。我父亲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放心地把自己的独生儿子交给共产党。
（选自《慈溪抗战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