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送文迪上高中的那些年，在学校门口，经常会看到令我不解的情景：有的学生走路不稳，头歪歪的，两眼分得很开，讲话呼噜呼噜不清，嘴巴永远是张开的，有时还会控制不住地流口水，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我们在国内所统称的智障孩童，也就是我们平时所俗称的唐氏综合征“唐宝宝”（Down syndrome）。在美国，这些智障孩童，是和正常的学生生活在同一所学校。
刚开始看到这种现象，心中很是纳闷，在国内，像是这样的孩子，应该去特殊的学校，接受特殊的教育。讲给文迪听，她不解地看着我，问：那他们如何才能接触到正常人的生活？一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们娘俩的对话经常会在不经意的聊天中卡壳，我用我的中国思维，她用她的美国思维。不仅是智障孩童，连盲人、聋哑人都可以和正常学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理由是，让这些孩子尽可能地和正常孩子接触，享受正常孩子的生活感受。
在我固有的概念里，智力上、体力上有严重缺陷的儿童应该去专门的特殊的学校，比如盲人学校、聋哑学校等等，但美国教育提倡“合流”，也就是让残疾孩子尽可能在有特殊的额外的帮助下与正常孩子在一起上学。刚开始看到这种现象，颇让我困惑了许久。
让我们粗略地了解一下美国的教育法吧。在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众法律的一条法令——残疾学生执行法。这条法令被称为美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条教育法令，此法令的基础是相信不仅所有残疾生能从公立学校受益，而且接受满足其特殊需要的公立教育是残疾生的权利。这条现已被修正为“残疾个体的教育执行法”（IDEA-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是美国每个老师必须知道且了解其真正内涵的重要教育法律法规。
美国特殊教育服务的范畴包括13种残疾或障碍，主要包括智障或体残，像是：自闭症； 多动症；弱智；严重和多种残疾；脑损伤；听力障碍；视力障碍等等，只要是经过家长申请，医生鉴定，学校特殊教育老师证明，都可以归于特殊教育范畴。法律规定所有3-21岁的各类残疾学生，从三岁起就可以享受免费的特殊教育直至21岁。不管残疾程度如何，都有权接受公立学校免费并满足其个体需要的特殊教育服务。至于对所有的残疾程度有无限制？残疾到什么程度学校可以拒收？答案是没有限制！每个残疾孩童都有权享受免费的特殊教育，即便是脑残到只靠呼吸器为生的孩童，只要是家长要求，学区就应该派特殊教育的老师上门服务。任何公立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这些残疾学生，否则官司伺候。在美国，几乎每所学校都设有特殊教育的计划。布什在2001年在教育上出台了重大举措：《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以立法形式出现了，这其中，也包括了不能让残障、智障孩童掉队。
特殊教育的老师通常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两三个学生，绝对的小班制。
一次，听文迪放学回来跟我聊天说：唉，真希望自己也是个“唐宝宝”，这样下课的时候就不用排队上厕所了。美国的学校是学生在不同的教室之间穿梭上课，而老师则是“守株待兔”，这和国内的初高中恰恰相反。文迪说：课间时间排队上厕所是最着急上火的事儿了，可是人家“唐宝宝”一来，到哪儿都是一路优先，我要是个唐宝宝，就可以上厕所不排队！她还说，她们有个同学，特别会搞怪，那天迟到了，进校门时，怕门卫拦住询问理由，一般这种情况需要家长写清楚迟到原因的。这个同学脑筋急转弯，一路歪歪斜斜跌跌撞撞，歪着头斜着眼张着嘴，装出“唐宝宝”的怪模样，一路进了校门，没等门卫反应过来，撒丫子奔向教室。他们同学说起这事儿，都笑说：酷啊！
实话实说，家有“唐宝宝”确是一大不幸，但“唐宝宝”生活在美国，也算是不幸中之幸事！
在智障班，大部分时间，特殊教育老师要从最最基本的知识、常识开始教他们，像是简单的算数加减；也包括教他们学会生活中的自理，像是系鞋带之类的琐碎小事。其实我们知道，有些孩子是永远也教不会的，因为他们是智障儿。对于这些孩子有必要进行特殊教育吗？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入专门的学校？在美国，也有这样专门的学校，但家长希望孩子能长大后融入社会中，所以不愿意把孩子送入专门的学校，与社会隔绝。如果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入公立学校，那么，公立学校就无法拒绝接受这样的孩子。通常，数学与语言学科学校会派特殊教育老师单独辅导，而其他时间孩子回到教室上课，完全融入正常孩子的群体。
其实也许对于一些孩子，什么样的特殊教育也很难使他们的学业有所提高。但当这些需要一对一帮助的孩子坐在教室里，当正常的孩子与他们坐在一起时，正常孩子认为这是正常的，这也就达到了平等教育的目的。社会没有抛弃那些有问题的孩子，老师给予他们特别的关心。也许这才是特殊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社会为残疾人考虑特别多的原因吧。
我真正近距离接触到特殊教育的学生是在一个暑假。
那年是文迪高中十年级结束后，即将要去十一年级的暑假。那个暑假，文迪因为要去大学修经济学学分和其他什么课程，以增加她的GPA（在校学习成绩。美国的高中生可以在暑假去大学修学分）。因为要修两门课，又分别在不同的两所大学，我需要开车接送她，穿梭于两所大学之间，我基本上就是她的专车司机了，别考虑上班了。文迪跟我商量说：和我一起的去修学分的还有我的同学艾玛，是个印度人。你和艾玛的妈妈可以轮流接送，也省了一半的时间。这样就形成了艾玛的妈妈管送，我管接，其他的文迪也没再说什么。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第一天接她们放学，艾玛在文迪的搀扶下上了我的车，文迪将她安排落座后，才从另一侧门上车，我默默地看着文迪做着这一切，发现艾玛竟然是个盲人。还好艾玛听不懂中文。我对文迪说：怎么还是个盲人呢，没听你说过呢？文迪一耸肩膀，无所谓地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很是习以为常的态度。美国孩子对什么都是这样稀松平常的态度。我一路开车回家，不停地从后视镜里观察盲人艾玛。文迪用中文警告我：别这样盯着人家看，不礼貌！我说：她又看不见我，不会怪我的。文迪说：那也不可以，我看见了。一路上，只见她和文迪不停地说着学校的事情，喜欢哪个老师，讨厌哪个老师，放声地大笑着议论某个男生。艾玛翻着上眼皮，露出盲人特有的神情，仔细地听着文迪对班里同学的描述：哪个男生长了一脸的青春痘，很恶心；哪个女生今天的化妆看起来很奇怪，经常听到两个人爆出的开心的大笑声。如果我没看到艾玛的盲人样子，只是听她们的聊天，我绝对想不到艾玛是个看不见的盲人孩子。第一天接文迪，给她带了吃的喝的还有水果，看她赶快吃下去，还要奔赴下一所大学上课。文迪吃着三明治，喝着饮料，艾玛闻到了，问：文迪你在吃什么？闻起来这么香？我让文迪给她尝尝，并道歉说：对不起，明天也给你带一份。从此，给文迪带什么点心，也会给艾玛带上一份。
回家后，文迪对我说：艾玛妈妈今天跟学校发脾气了。我问为什么？文迪说：因为第一天上课，学校没给艾玛准备好盲人打字机，她的妈妈就跟学校抗议了。我的天，连打字机也要学校提供啊，她家不是很有钱的吗？我记得他们家住在富人区，她爸爸还是个医生呢。文迪说：这跟家里有钱没钱没关系，残疾人本来就享受全部免费教育。也包括这些个设施、福利吗？当然。文迪对我的惊讶不以为然。
第二天接她们，就看到了艾玛手中拥有了一台盲人打字机。在回家的路上，只见她手里不停地忙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哐！那台打字机真的很吵，一到转行的时候，就会发出哐的一声。我对文迪说：打字机这么响，不会影响到别的同学听课吗？怎么不会呢，我坐在她旁边，吵得我都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我劝文迪换个座位，离她远一点，文迪摇摇头说：不可以，我还要帮助她，她听不懂的地方，我还要给她解释，连上厕所都要跟她一起去。她一发现我不在她身边，就大喊：文迪！你们谁看到文迪在哪儿？我和文迪都偷偷笑了，我长呼一口气，心想，这要是在中国，可真是不敢想象啊！
在整个暑假的课间时间，文迪就充当了艾玛的义工，课间带她去厕所，尤其有男老师需要给她特殊补课的时候，文迪还要守在她的身边——因为她是个盲人，避免有任何的骚扰。这就是美国对残疾人的保护，真是细微到家了。
有一次，开车她们回家的路上，我随口问艾玛，将来想去念哪所大学？她回答我：我要去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那是多少亚裔学生都想去的大学，只是越来越难以跻身其中了，对亚裔只好实行了比例限制。我惊讶地从后视镜中看看她，只见她笑眯眯的脸上写满了自信。文迪双手一摊，说：我都不保证能进去，但是我相信艾玛能进去，因为她是残疾人，享有优先权。我继续问艾玛：将来想做什么？去政府机构做残疾人的管理工作。她自信的态度让我哑然了。这就是在美国。尽管你不幸成为残疾的人，但心理上和健康的人一样面对生活、升学以及将来的工作，没有自卑和怯懦。
很想说个题外话。那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去离洛杉矶不远的卡特琳娜岛游玩，这是一个需要在洛杉矶坐一个钟头的轮船才能到达的度假岛。只记得有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瞬间震撼了我——在所有的乘客排队登船之前，伤残人员优先上船。我们就那样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那些智障、伤残、老人，在轮船的服务人员的帮助下，做着轮椅，很优哉地先于其他乘客上船，待安置好他们，我们才陆续登船。这在别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我这个刚从中国来的移民看来就非常震惊——所有的这些我们平时所说的“弱势群体”，坐在轮椅上，在大家的注目礼一般的护送下，被优先地推上轮船时，我从他们的脸上、神态中，看不到一丝的紧张与不安，或有任何的自卑。这件事情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永远不会磨灭。以至于有一次，我也破例享受了一次“伤残人”的待遇，心里真是惶惑不安，因为那种被照顾、被礼遇、被呵护实在是我所没想到的。那一次，我的脚受伤，走路不太方便，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那一年我的侄女考学来到了美国，和文迪要去游玩迪斯尼乐园，她们非要我一起跟去。我说我的脚不好，走不远，文迪真是有本事，给我申请了轮椅服务，对我说：这下你没有不去的理由了。我的天，那一天，我就坐在轮椅上，被这两个孩子推着玩了一天，所到之处统统不排队，不管到达哪个游乐场，总是有工作人员帮忙将我们安排到长长队伍的最前头，这可是节省了大把的时间。服务人员通过对讲机联络，这头有人将我送上了电梯，那一头下电梯时总会有人在等候接我，这让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文迪用他们听不懂的中文安慰我说：妈妈，你看你，一脸的不自在，别跟假装伤残似的，坦然点。我怎么能够坦然？按我中国的思路，我总觉得，既然伤残了，就该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别出门给人家添乱。我这一天就跟做了假似的忐忑不安，这样处处享受被呵护与被照顾，对我来说，真是很不习惯，同时心中也是感慨良多。
话归正题。有一天，文迪放学回来后，磨磨叽叽的样子，我问她有什么事？她不情愿地对我说：Report Cards（成绩单）快寄来了，其中可能有个B。我问她：为什么拿了B？什么课拿了B？她是知道我在学习上的事情对她会穷追不舍的。她解释说：是体育课啦。那次体育考试是赛跑，我和艾玛分在一组，拉着她一起跑，结果没跑到第一名。我讶异地说：这应该给你加分的，你在帮助一个残疾的学生啊，在中国，你这叫助人为乐！文迪将手一挥，不在意地说：这没什么的，大家都在帮她，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帮她，谁有时间谁帮。听文迪这样说，我无语了。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在孩子面前很小心眼，很会计较。或许，这就是美国教育出来的孩子的心态；或许，这就是将残疾孩子融入健康群体中特殊教育产生的结果：不分彼此，大家都是平等的。艾玛生活在这个群体中已经习惯了，大家也习惯于照顾她了。
在那年的高中毕业典礼上，艾玛和大家一样穿上毕业礼袍，四角方帽。在上台从校长手里领取毕业证的时刻，全校学生为她欢呼。那一刻，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在关注艾玛——只见她走上台，一步一步走向校长。校长没有上前搀扶她，而是站在原地等待，面带笑容的等待——人生这几步还是由她自己来走完吧！
高中毕业后，如愿以偿地，艾玛去了UCLA。现在，或许她正在洛杉矶政府的哪个残疾人福利部门做着她希望做的事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