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观的胸怀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健康的心理素质的又一个突出要素，决定了人生精神状态的积极与消极，人生动力的大小与多少。它对于人才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达观和乐观的本质是超脱眼前的名利
达观和乐观的本质就是能够做到超脱眼前的名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淡泊眼前名利，才能明确志向，对未来充满信心。只有不把眼前名利看得太重的人，才能表现出达观的胸怀和乐观的人生态度。
宋朝的苏洵在《心术》一文中，从将才的修养的角度，探究了怎么样对待眼前名利的态度。他认为将才的心理修养，应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可以支大利大患”。苏洵在这里讲的是莫要因为小利小患影响大利大患的道理。日常生活之中的名利，皆属于小利小患，只有根本利益才是大利大患。不能因为争夺小利小患，而影响自身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苏洵的话，颇有一番道理。
对个人名利的正确态度，就是沉着不争。晋升职称、提拔干部级别、福利性或半福利性住房分配、工资级别、奖金级别、国家大奖等涉及个人重大利益的问题，确实是牵动人们心思的。对于这些越是重大利益的问题，越应该坚持沉着不争的态度。有的人就是把这些问题看得过于绝对化，而丧失了达观和乐观的精神状态。有的甚至为此上诉、上访、找领导人说理，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论争自己的优势，比较别人的劣势。弄得不好，会把自已弄得身体崩溃，生命垂危。这是不值得的。
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到达观和乐观，谁都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有人问过我，你遇到这样的涉及个人重大利益的问题，能够做到“沉着不争”吗？可以说，在自己30多岁的时候，对这类问题是努力去争的，是计较的。但是，进入不惑之年以后，基本上做到沉着不争了。比如我的职称的评审问题，就没有争。我在1987年读完博士到一个大学工作，那里的书记许诺当年肯定能够评上副教授的职称。但是，真到了的时候，连申请表也没有让我填，结果就是没有评上。而评上副高职称的人，论学历、年龄、科研成果等也都不具备优势。许多人鼓动我找领导人谈这件事情。我没有去找。我想，领导人这样处理问题，肯定有他的原因，你找他谈话，他最多也就是向你做一番解释。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与其他解释清楚，还不如我自己想清楚。当年没有评上，第二年按规定不能开评审会，第三年该开评审会了，结果发生了动乱，上级通知冻结评审职称的工作。直到1991年职称评审才恢复。我就是在1991年才申报评审副教授职称的。这期间，一拖就是五年。这五年，因为职称而带来的利益差别频频出现。当时，评上副高职称的，立即搬进了三室一厅的大房子，我只能继续住在二室一厅的房子里；评上副高职称的，在培训班讲课的课酬相当于没有副高职称的一倍；我与人家的工资差别也拉开了。眼前利益的差别确实很刺激情绪。出外讲课、做报告，主持人一般都称呼我博士，以替代缺少高级职称的遗憾。但我基本上没有过激烈的反应，而是比较平静地度过了这个特殊时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和科研上。结果，科研成果积累得更多，教学也得到学生的欢迎，专题讲座的频频开设使得学术形象更加鲜明。这样，竟然在下一次职称评审会议上被破格评审为教授职称。回过头来看，时间不多不少，平均速度是不快不慢的。如果不是这样，而对眼前利益拼命争夺，毁坏自己的形象不说，对自己职称的进展也绝对没有什么好处。这一段经历告诉我，超脱眼前的名利，达观地看待眼前的名利，采取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待自己的发展，是明智的。
对眼前的名利采取沉着不争的态度，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信任。应该相信社会主义国家对勤奋的劳动者能够掌握基本的平衡。抱定这种信念，就能够做到在眼前利益面前沉着不争了。我们既然相信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围绕在一个人周围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人物，都会或多或少地对一个人起着某种制约作用。这些制约作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会看着一个人无穷无尽地占便宜、得到超出自己应该所得的利益而无动于衷；同时，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也不会忍心让一个人在大家面前，无穷无尽地吃苦头、遭受不公平。所以，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最终对每一个人是公平的。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所得是一个常数，它的绝对值由自己的劳动和奉献来决定。如果自己觉得眼下的收入和利益与自己付出的劳动和奉献仍然有较大的差距，那么，不要着急，到一定的时候，社会就会带着丰厚的利息把欠缺的部分全部补上。反之，如果自己觉得眼下的收入和利益大大超出了自己付出的劳动和奉献，那么，不要得意，到一定的时候，社会方面就会把超出劳动和奉献的利益和利息部分全部收回。这个生活的逻辑在社会现实中屡证不爽。这样思考问题，就比较容易确立在利益面前沉着不争的态度。人们就显得达观和乐观了。
（2）辩证地看待自己的处境
毛泽东同志曾经引用老子《道德经》的话，说明好事和坏事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只有辩证看待自己的处境，才能保持达观的胸怀和乐观的人生态度。
悲观消极的人生态度，是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的表现，是静止地看待现实的表现。因此，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处境，才能达到达观和乐观的精神境界。
毛泽东同志曾经讲了应该怎样对待个人处境的变化的正确态度。他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一段辩证地对待挫折和个人的话。他说：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
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一个人只要辩证地看待自己处境的变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这种变化，就能够从坏事之中得出好的结果，成就一番事业，否则，绝对地、静止地、盲目地看待这些变化，就会陷入悲观失望、自暴自弃的境地，毁灭了自己，也毁坏了事业。辩证地看待自己的处境，才是应对现实社会复杂性的唯一正确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