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伟在提笔写这篇序言时，我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则报道：
1797年7月，美国一位年轻的父亲为失足坠崖的５岁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坟墓，因为过分悲痛，夫妇俩决定移居他乡。在转让土地的契约上，孩子的父亲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无论什么情况，孩子的墓地都不能拆迁铲平。
一百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不知被转卖了多少次，但孩子的墓地却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此期间，格兰特总统逝世，政府决定在此地建他的墓地，但他们没有将孩子的墓迁走。
又过了一百年，1997年，美国政府决定重修这座总统墓，同时将去世二百年的孩子的墓整修一新。
里根在一次拜谒格兰特总统的墓时，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 孩子的墓，属于他的私人领地，谁也没有理由剥夺他安卧在自己领地的权利。
读了这则故事，我浮想联翩，假如同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这里，结果将会怎样？于是，我突然想到了九百年前的苏东坡。
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东南亚语言文化的学者艾朗若说：“苏东坡不仅在中国，在欧洲、美洲，直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文化巨人。他的诗、画、文章和哲学思想都达到了特殊的高度。”
参与中日韩美国际合作项目——《苏东坡研究史》的美国学者唐凯琳博士说：“在西方汉学家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国传统文人能像苏轼这样得到肯定和重视。这是因为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浩瀚渊深的‘苏海’，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
那么，浩瀚渊深的“苏海”仅仅是在诗词文赋方面吗？看来并非如此。
林语堂说苏轼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说他的一生有着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朦胧的理想和实际的追求。
他敢说“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我即使坐在朝堂之上，也不会改变追求独立的本色）；
他敢说“好诗冲口谁能择”（我是有话就得说，有诗就要写，不吐不快，毫无顾忌，谁能阻挡，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他敢说“不须论贤惠，均是为食谋”（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好是坏，都有生存权）；
他敢于对皇帝说“我岂犬马哉，从君求帷伞”（难道我是一条狗一匹马吗？难道我只是为了求得皇帝的一点破布掩埋以终吗？）；
他敢于向皇帝叫板：“苛政猛于虎。水旱杀人，百倍于虎；人畏催欠，甚于干旱……是常有二十万余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此等文字，在官场上，谁曾说过？）
他敢于上奏朝廷：“天下莫危于人主，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其心谓之独夫。”（这简直是民主的宣言。）
这一切，难道不足以说明苏轼的现代精神？
他旷达、宽容、正直、诚信、慈柔、坚韧、创新；他提倡独立自由，追求平等；他同情弱者，关爱他人；他既会为民造福，又会享受生活——这一切难道不正是林语堂所说的现代精神的涵义？难道不正是“苏海”所包括的内容？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自然地想到了上面的那则故事。它们的共同处，便是对人权的捍卫，是对人权的尊重。而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不管他是皇帝还是乞丐、贵族还是平民、大人还是小孩。然而真正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尽管如此，苏轼是在追求了——虽然，他没有用现代的词汇。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多的是专制、等级、仇恨、奴性。不错，大量充斥的是这些，但是从以苏轼为代表的求真、求善、求美的人们的诗文以及所作所为中，我们似乎能看到它的对立面： 对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虽然他们也许并不自觉，虽然它的力量是那样微弱。——但“苏轼们”的存在，证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并非全是黑夜而没有光明！他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并非全是吃人！他也有美好的东西——就像美国那个故事。
讲苏轼的书，坊间已经不少。玉峰以“人生”为线索，将苏轼一生行状与诗文串起来，在讲述时倾注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处处不脱离生活，常把苏轼作为一面镜子观照现实，是较为独特的。
他强调了苏轼“不随”。所谓“不随”，就是有独立的精神，有自由的思想，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不随权势变化。苏轼起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某些措施，后又反对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做法。结果两边不讨好。在专制社会，文人往往是“随”的多。宋人刘挚说：“一为文人，无足观矣。”言虽刻薄，道的却是实情。但要做到坚持己见，谈何容易！正因为如此，更显出苏轼的可贵。君子“和而不同”，这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同样是很重要的。
他突出了苏轼的重“情”。父子情，兄弟情，朋友情，夫妻情。他批评了当今的种种“无情”、“不情”。这很有意思。笔者也以为“人情”两字可作试金石，烛照古今中外，洞察世态人心。清人张问陶有诗云“好诗不过近人情”，其实好人、好官、好师莫不如此。这是很简单的标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言凡近人情的往往是真的，善的，美的；凡不合人情的往往是伪的，恶的，丑的。不爱父母的人，何以爱天下？连齐家都做不到，何以治国？苏轼一生不失赤子之心，充满了亲情，友情，爱情，同情。玉峰拈出这一点发挥，我以为非常好。为倡导“和谐”社会，不必用什么深刻的大道理说教，让青少年从小懂人情，惜亲情，肯同情，做人便庶几可矣！就这一点而言，宣传苏轼的“情”，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启迪作用。
《说苏轼》还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比如谈苏轼被贬黄州，不说他如何受苦，却说他如何自我修炼，脱胎换骨；谈苏轼到惠州，不说他如何遭难，却说他如何善于制酒造屋，享受人生；谈苏轼在海南，也不说他如何食无肉居无所，却说他如何兴办教育，送医送药，为民造福。玉峰将苏轼波澜起伏的人生加以浓缩娓娓道来，有声有色，雅俗共赏。
近年来常有朋友和学生问我对于易中天《品三国》、刘心武《说红楼》、于丹《论语心得》的看法，我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很难判断。但我想只要态度真诚，而不要总是以导师自居；只要不故意违背事实，为某些成见鼓吹，起“帮忙”、“帮闲”作用；只要坚守道德底线，不宣扬权术、歌颂暴力、不诲盗诲淫，误导人心，不以丑为美颠倒是非，不装点山林逢迎冠盖；那么，正不妨如钱钟书所言：“卿用卿法，我行我素”，愿意听的不妨听听，不愿读的也可以不去读。我同意易中天先生的那句话： 即便孔子在今天也不会拒绝利用电视的。正如南宋时有人抱怨科举，朱熹却说，“就是孔子生于今天也要参加考试”一样（梁章钜《制艺丛话》），这是时代使然。让青年一代有机会熟悉孔孟，了解李杜、苏辛，宣传“常识”，或与历史某些细节有所出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节目，真的形成发表不同意见的风气，并促使有些人真的去读一点书，形成一点自己独立的见解，凡事有“不随”的习惯，则真正是“善莫大焉”。
宋朝是一个充满近现代气质的时代，伟大的宋词伴随着两宋的烟云。
那时无以数计的文化伟人先后出没在宋朝的天幕上。
苏轼是谁？
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他是一个辽远的象征，
一个我们念念不忘的契机。
激越的华章、低回的忧郁、慈悲的心肠、快乐的歌声，
达则为民为国为己，穷也为己为民为国。
随遇而安、随缘而适、任运顺时，无可无不可。
如果不是出于对生活无限的热爱，
我们很难想像，
为什么苏轼在那些受屈辱、受迫害、艰难困苦、狼狈不堪的日子里，
仍然活得那样有滋有味，一丝不苟。
苏轼的存在，
使我们坚定地相信，
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是可以孕育出伟大人物的！
苏轼的文化人格，
就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
而苏轼的出现，
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给后人无穷无尽的文化资源。
“人间有味是清欢”。
苏轼告诉我们，人应该怎样活着？
人应该怎样诗意地活在这个有缺陷的、不完美的世界上。
人应该怎样面对所遭遇的顺境和逆境，风雨和阳光。
这一切是我们今人最缺少的东西，
也是我们要修炼一辈子的生命意识、生存智慧和文化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