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埋葬了父亲和发妻王弗，结束了丁忧，带着新婚的妻子和弟弟同返京师。这一年正是王安石开始新政，掀起了以王氏变法为政治风景的全面改革。
苏氏兄弟一回到京城就被卷入了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朋党之争”的风暴中。
王安石新政
王安石新政，简单地说是有感于国力薄弱、国库空虚，想通过改革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应该说，出发点、动机是不错的。王安石变法主要从经济上考虑，也涉及其他方面。比如科举制度，他取消了考诗赋的内容，主张只考有用的策论、政治论文和经济论文。就好比说现在只考数理化，说数理化是有用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语文、历史之类是无用的，诗歌、音乐、美术更是多余的。但这些改革受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老臣反对，几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王安石做了副宰相后，鼓动年轻有为的神宗皇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颁布了一连串的改革法令。
青苗法： 政府在农民青黄不接时向他们贷款，类似于后代的农业信用社，现代银行的雏形；
免役法： 交税代兵役，不必征兵的人家也要交税；
均输法： 统一上供财物的定额；
方田均税法： 重新丈量土地，以便收税；
农田水利法： 鼓励农民兴修水利，给以贷款；
保甲法： 十户一小保，五十户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还有市易法、将兵法等。
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些措施，主观目的是为了替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强国。当时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但又是国力最弱的朝代。过去有句话叫唐乌龟宋鼻涕。唐代宫廷伦理关系很混乱，而宋朝国力太弱，就像鼻涕那样软弱，提也提不起来。你想，北方大片土地被契丹、西夏占去了，这种耻辱的阴影始终笼罩在皇帝、大臣的头上。
应该说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措施都相当超前，只是难以适应当时整个社会的主导经济还是自然经济型的农业这一现实。当然，也不是说超前就不好，工商经济同样需要政策的引导，假如新法能够贯彻下去，也许工商业就会被扶持起来，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商品化，最终完成社会形态的转换。
可是，任何好东西要与时代相吻合，离开了特定条件，无所谓好坏。超前了，也就不好了。
王安石的这个雷厉风行的改革风暴，引起了朝廷的震动，特别是原来一些大官老臣一致反对。神宗、王安石不顾一切，谁反对就罢免谁，所以连司马光这样的德高望重的重臣也不得不避开，回乡去编他的《资治通鉴》。
苏轼看新政
苏轼和他弟弟苏辙原先也是提倡改革的，他们看到国力的积贫积弱，看到社会上安于奢靡，不思进取。于是写改革文章和奏疏，“奋厉有当世志”，有的观点也许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弟弟的态度又比他哥哥还要强烈。
但当王安石改革措施出台后，苏轼便发觉这个改革太激烈、太急躁、太过头了，不合实际，对百姓不利，于是不顾个人安危起来反对。加上与司马光等人比较接近等原因，苏轼渐渐站到了王的对立面。
王安石本来想把苏氏两兄弟拉进改革班子，事实上苏辙已经进了改革班子，这是临时设立的班子，叫三司条例司。他要改革，老臣们反对，就只能依靠新人，便让大批年轻人升官，占了要害位子，推行他的改革。
但苏轼不买这个账，苏轼有他的主张，他说：“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他不是完全反对那些措施，只是说不能操之过急。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他向皇帝建议，不要太重财政，不要与百姓争利，他用九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方针：“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关键是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事实证明，苏轼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
由于苏轼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很自然成了反对派的干将，看看他给皇帝的折：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百姓如果富足了国家怎么会不富足？现在，陛下您所说的富足到底是使老百姓富还是使国家富？在当时条件下，他能够把国与民区分开来，真可谓是思想超前。他敢直接责问皇帝，真可谓是胆大包天！今陛下无使农民养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他哉？……今天陛下您不使农民休养生息，而去与商人争利益，这还有什么道理可说？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陛下您完全站在百姓的对立面了。
当王安石要废科举，改变学制时，苏轼更是无法容忍地怒吼，“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立即上万言书，书曰： 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悖者，人心而已”。他把皇上比作驾马车的车夫，而驭马的缰绳已快断了，他把皇帝说成独夫，失了人心。这实在是够大胆的。古人中，有谁敢这样对皇帝说话的？就是在今天，也很难设想，可以这样对上级大骂，说是独夫，说是背人心。
他继续说，人心之于人主，有如树之有根，灯之有油，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人之有财。树没有根就枯，灯没有油就灭，鱼没有水就死，农夫没有田就饿肚子，商人没有钱就贫，人主失人心就灭亡。
然而，神宗皇帝看了却没有生气，反而心有所动，召见苏轼，苏轼受到鼓舞，就更不客气了，他当皇帝面说： 陛下生知之性，无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劝皇上改革要“徐徐而来”慢慢做。此刻皇上也悚然动容，心里开始动摇，当时正好要开万灯节，朝廷向老百姓贱价收购灯，他又上书指出，说这是欺压百姓，要皇帝收回成命，结果皇帝真的接受了他的建议。
他感到更有责任出来说话了。
最后，他竟敢说出： 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如今全国已有二十万虎狼在横行了。
真是敢捋虎须，敢摸龙鳞了。
这样一来，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就发展为完全对立的。王安石想你小子不但不支持我，还要和我作对，反对我的政治路线、经济政策。当时苏轼已经影响很大了，而且文章一写出就立刻传开，对王安石很不利。所以王安石把苏轼看作眼中钉，非拔掉不可。于是决定把他外放，教训教训他，让他到地方上去实践实践。正好当时他手下有个亲信，叫谢温彦，捏造谣言，向王安石反映，说苏东坡在送父亲灵柩回四川时，顺便带了货物进行贩卖，还超规格动用了国家工作人员。后来虽查无实据，但也给了苏轼一个打击。
起先是想把他搞到穷乡僻壤做官，而神宗毕竟喜欢苏轼，于是先把他贬出京师，到杭州做通判去了。
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为了增强国力，为此他敢于得罪巨室，得罪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但同时，他也不惜剥削广大穷苦百姓。王安石对皇帝说： 流俗太重，那么天下之人归于流俗；陛下权重，那么天下之人归于陛下。
而苏轼却是这样对皇帝说： 要先富民，后强国；要安万民，厚货财，省费用；要节用以廉取，减冗兵、少冗费、轻征敛。
国与民存在着矛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苏东坡早在900年前就意识到了。
与此同时，司马光等人削职的削职，罢官的罢官，有的下狱治罪，有的流放。
司马光则回到家里，不问政治，专心致志地去编历史，以等待时机。果然王安石的变法终于因种种原因而失败。到了宋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司马光重新上台做了宰相。
司马光把当年反对王安石的人都召了回来，安排到重要的位置上，其中包括苏轼。
与司马光的矛盾
苏轼被贬到了地方上以后，发现王安石的新政也不是一点没道理，并非像他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而有些确实对百姓有利，于是他也渐渐改变了一些看法。
司马光执政后，全面推翻新政，推翻王安石所有的改革措施。把支持新法的人全部罢官，重新启用旧党人员。这时他首先想到苏轼，他想苏轼真是条汉子，当年他斗争最坚决，当时别人不讲他敢讲，别人不拼他敢拼，文章又写得棒，被迫害也最严重，这回我上台，一定要提拔他做助手。所以苏轼理所当然地排在被召回提升之列。这就叫一朝天子一朝臣。
于是苏轼连连高升。
司马光这些旧党一执政就做了三件事： 一、 展开关于新法利弊的大讨论，其实是早就定了调子的，把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二、 尽废新党，把过去王安石提拔的新人全部赶出朝廷；三、 招回过去反对王安石的老臣。
谁知苏轼到了朝廷又对司马光提出批评，说新法也不是全部不对，他在实践中发现新法有合理的部分，也不是全部不好。有些要废除，有些要改进，有些要保存，总之不能全部废除。还说王安石和下面人也不见得全不好，不能全罢官。他痛感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为此，他和司马光在朝廷上争了起来，气得司马光几乎说不出话。
苏轼也激动得无法控制，一回到家就大骂，“这个司马牛，司马牛”。
这样，苏轼又得罪了旧党，不久又渐渐被排挤出朝廷。
所以，苏轼实际上是两面都得罪了。
苏轼如果是一个图显贵、不计品节的小人，当年对王安石稍表示赞同，就可青云直上。如果他是个只计个人安危、明哲保身的人，一声不吭，顺水推舟，只要不反对新政，也必然平安无事，这样的官当时确实很多。反过来，到了司马光当政，这样好的机会，你苏轼也只要顺着司马光，那么加上皇太后的宠幸，做宰相握大权，不是没有可能的。何况司马光只当政了十个月，便因积劳成疾而去世了。
可是苏轼就是不肯忍一下，就是要发表自己的独立观点，不论对他的前途有没有利。
“不随”之性格
其实，虽然苏轼文章很有气势，但他是不喜欢偏激的，他不喜欢偏执。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政治上也如此。他到晚年，特别喜欢陶渊明的诗。把每一首陶渊明的诗都“和”了一遍，有的还“和”几首，其中有一首《和陶咏三良》很能表现苏轼的思想：
三良的故事，是讲春秋时秦穆公，一天与群臣欢饮，酒酣时说：“生当此乐，死当此哀。”当时三个贤良臣子——子车氏的三子奄息、仲行、铖虎允诺穆公死即陪葬。后来，三人果行诺言，陪葬。最初苏轼在凤翔时在《秦穆公墓》一诗中认为三良忠义，深叹： “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陶渊明也是歌颂“君命安可违”。
可后来，苏轼对殉葬坚决反对，对陶渊明“君命安可违”也表示反对。他说： “此生泰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认为死得不值。
接着举出晏婴的例子。晏婴是春秋时齐国大夫，齐庄公与大夫崔杼之妻通奸，被崔杼所杀，晏婴得知后，赶到崔家。当时有人问他是来殉死，还是准备出逃？晏婴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甚私昵，谁敢任之？”苏轼对晏婴的行为表示赞赏，“贤哉宿平仲，事君不以私”。
苏轼还举了一个春秋时晋国大夫魏武子的儿子魏颗的例子，魏武子有一宠妾，无子，魏武子病中对魏颗说“等我死了，你让她改嫁”。后来魏武子病危了，改变了主意，说要让她殉葬。可魏武子死后魏颗还是让她改嫁了。别人问，为什么不照父亲的遗嘱做，他说，病重时病人的神志不清，因而遗命不合理，我还是服从他合理的遗命。苏轼从两件事引发议论。对君王一个人的绝对权威而泯灭了千千万万人的尊严和权利，使人们只能做没有思想的奴才，形同牲口。苏轼甚至非常愤怒地吼道：“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我难道是一条狗或马吗？只要你用旧的伞、破的帷盖一盖就完了吗？
他对荆轲刺秦王之举也不以为然： “荆轲不足说……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这表现苏轼的赤子之心。
赤子是刚出生的孩子。孩子眼里什么都是美好的，人人都是好人。比如，他看到穿着破衣服的穷人也会同他去玩，穿着好衣服的富人也会与他去玩，在他眼里，穷人富人没有分别，甚至也没有好人坏人的差别，差别是大人教他的，是社会教他的。说苏轼诗有赤子之心的人，就是说他看什么人都是好人。他只是按照自己真实的想法去说去做，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有很多研究文章，都说苏轼是被小人陷害的，你看沈括是小人、李定是小人、章惇是小人、吕惠卿是小人。而梁启超曾把反对苏轼的人列了一张表，对一个个人的人品、出身、作为做逐一分析，说这些人并非都是小人。那王安石总不是小人吧，司马光总不是小人吧，为什么都会反对苏轼，都不能容忍苏轼？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苏轼好讲怪话，批语朝政，好发表不同意见。用现在的话讲，要独立，要民主，喜欢搞自由化。这是封建专制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即使苏轼的朋友也认为他有罪。
在“朕即国家”的专制社会，苏轼能大胆喊出“我岂牛马哉”的振聋发聩的声音，实在是了不起。他用魏武子的例子来说明君王的话也不是完全正确，也不一定要听，这是对君权神授的挑战，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反叛。
无论苏轼与王安石，还是苏轼与司马光，他们廷争的实质，说到底是民本与皇权、国家利益与百姓利益、禁锢与开放、自由与专制、补天与任天而动的矛盾，是只允许一种声音，还是允许不同的声音的矛盾。今天皇帝倾向王安石了，就一定要与王安石保持一致；明天司马光掌权，代表皇帝了，又要全部听司马光的。苏轼与程颐、程颢、朱熹的根本分歧也在于此。在于要不要人的权利、人的尊严，这是在向皇权要民主、要独立、要自由。所以苏轼被抓、被放是必然的。林语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 苏东坡是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苏轼就是这样固执地坚持自己独立的观点。而他坚持的观点却是不偏执的、是极宽容的。固执表现为保持独立性，甚至不听领导的话；宽容表现为处处将心比心，看到人是有缺点、有欲望的，处处为人着想。这也许正是他一生不断受挫的根源。
他不但在大是大非上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上也是如此。
苏轼曾有一句诗云： “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我即使在朝堂上也不改麋鹿那样自由自在的姿态。
还有诗云： 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又有两句诗云： 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苏轼说自己虽然因多年宦海浮沉被驯服成套着辕的马，脸上充满了“世俗”的痕迹，几乎已成了一个“平生所惭今不耻”的俗吏。但毕竟还保持着躁动不安的野性。
“野性”两字概括了诗人一生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念。野性作为封建专制时代反禁锢的个性要求，它是与仕宦相对立的人生观。
“野性”不同于“仕宦”，反对污浊的尘世束缚，纵情放逸、浑朴天真、雍容豁达，与大自然打成一片。
野性区别于归隐，两者虽然都反抗现实的迫害，但归隐是形式上超脱，而野性是心灵解放；归隐重追求肉体的自我回归大自然，野性则重在精神上的追求，自我与大自然统一。有句话叫“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苏轼可以说是大隐了。
回归到偏僻地，如陶渊明，相对说是容易的，要在朝堂上保持独立，保持野性是难的，苏轼的人生真可谓不羁人生。
“人格独立”最能表现苏轼的精神。你要追求独立，而这个制度、文化是不允许你有独立性的，王安石不允许，司马光不允许。于是被排斥、被贬谪是必然的。
苏轼曾用极为清晰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独立精神，他说： 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杨元素》）“多不随耳”这是何等响亮的独立宣言！
我们并不认为，在所有问题上，苏轼的观点都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准确。问题不在于具体问题上谁是谁非，而在于是不是允许存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允许说。苏轼是“好诗冲口谁能择”，有话就要说，有诗就要写。他说自己有了想法，就如食中有蝇，不吐不快。然而这个制度、文化，不让他倾吐自己的思想，不让他表达真实的情绪！
苏轼曾感慨地说：“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他憎恨那些打小报告的人，他是多么盼望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啊！
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恩怨，并不在于具体某一个问题上的冲突，而是带有根本性的制度与文化上的冲突。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具体地看看他们的个人品质及两人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