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有“不同意”权，王安石的缺点在“好使人同己”，苏王两人关系反映出苏轼的坦荡胸怀，从侧面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王安石其人
那么，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到底如何？王安石到底是怎样的人，苏轼到底是不是保守派、两面派，到底是不是投机分子，他到底投了什么机呢？
我们先看王安石其人，王安石是一个怪人。大家知道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诗歌都写得极好，我们小时候就读过他的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实这个人应该说也很不错，他很刻苦、很勤奋，也很节俭，似乎也不是一味为个人利益想做官的人，他曾十几次推掉到京城做大官的任命，每推一次，名气就响一次，他在生活上似乎也没有任何要求，这方面故事传说很多。
一个故事是说他吃东西从不在乎，有一次别人请他吃饭，他总是拣一盆驴肉吃，那位朋友后来对王安石的妻子说： 你丈夫特别爱吃驴肉。王安石妻子说： 没有啊！他好像没有什么爱吃不爱吃的。那位朋友说： 那么我看见他怎么专拣驴肉呢？王妻说： 不会吧？那盆驴肉是不是放在他面前，明天你再请他，把驴肉放远一点，在他面前放一盆野菜试试看。那朋友照着做了，果然，王安石不拣一筷子驴肉，而把野菜吃了个精光。
他平时也不管家里的钱，他的改革主要是财政的改革，他对自己的钱却从来不管，都交给他弟弟管，后来他儿子王雱长大了，儿子不让叔叔管了，他也不知道。
他平时穿衣服总是脏兮兮的，有一次他和皇帝谈话，一只虱子在他头上爬，皇帝盯住他的头看，对他笑一笑，他也没反应过来，出来时问同事，皇帝为什么对着我笑？
人家看到他衣服太脏，带他去浴室洗澡，洗好后偷偷地给他换了一套衣服，他穿上后却浑然不觉。
他年轻时常常苦读到天亮，然后抹几下脸就上班去了，上司见他两眼浮肿，以为他整夜都在干荒唐事，劝他说，年轻人要自爱。他也不辩解，后来大家知道他原来在苦读，都很感动。
还有一次，他老婆看到他太辛苦，想用女色来分散他的注意力，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少妇，让她晚上进王安石书房去侍候。王安石见了说，夜里夫人不在，你来干什么？少妇说，我是夫人买来侍候你的。王安石问你丈夫为什么卖你？少妇说是丈夫赌博输了钱，欠了债只好把她卖了。王安石说叫你丈夫来。她丈夫来了，被王安石臭骂了一顿，然后叫他领回去，也不要他退钱了。
包公曾经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的顶头上司。据说有一次包公设宴赏花，司马光平时不喝酒，碍于主人情面，只好勉强干杯。可是王安石直到宴会散了，仍滴酒不沾。包公也不能勉强，司马光说，看来这个人做任何事都是不会屈服的。
他在地方上进行改革，确实对老百姓很有利。他在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做地方官，百姓拥戴他，要为他塑像。
他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当时大多数人都笑话他，但也都佩服他，欧阳修、富弼、范仲淹这些前辈都曾推荐他，想提拔他，他都不接受这份好意。
据说他是历史上惟一一个一菜一汤的公务员，一个不纳妾的大官，惟一一个没留下遗产的宰相，一个光风霁月的大儒。
高中课本里选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这是他与弟弟安国等四人游山，打着火把游山洞，走到一半，有人说不出去“火且尽”，于是就出来了。出来了王安石就后悔，觉得没有尽兴。认为越深入越奇。“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和他政治上的观点一样，人越少的地方我越要去，别人越不做的我越要做，再多人反对我也要干。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而王安石有“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但是有一个人不同意一般人对王安石的看法，说这个人行为反常，违反常理。凡是违反常人、常理、不通人情的人，往往是作伪作秀，作政治秀。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辨奸论》，说想吃得好穿得好，是人之常情；那种故意吃猪狗之食、穿奴隶之衣的人，往往是大奸若忠，不可轻信。他不指名地说王安石将来掌握了国家大权后，一定会坏事！说这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苏老泉！老泉的话后来部分印证了。
孔子曾说怎么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意思是看他交什么朋友，看他做事的方式，看他的心态，要什么不要什么，那么这个人就藏不住了。苏洵在文章的最后说： 希望我的话不正确，如果不幸言中，那么“天下将被其祸”。
苏轼也许由于父亲观点的影响，再加上他的个性与王安石完全是两类人，所以，对王安石的行为也不理解，而存戒心。大家知道苏轼可是一个会玩、会潇洒、会享受生活的人，与王安石的天生古板完全不同。
与王安石之交
个性尽管不同，王安石和苏轼在私交上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司马光与王安石和苏轼私交上都很好。王安石和司马光死后，苏轼参加追悼会，为他们写了很动人的悼词。
这里有几个小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们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是难分高低的。
有一次两人同行，王安石想教育开导苏轼，正好见一间房子的根基动摇了，一面墙向东歪。王安石趁机说，我给你出一个上联：“此墙东坡斜也”，不料苏东坡仰天大笑，不打一个格愣，就念出下联：“是因安石过也。”王安石想，这家伙真顽固！
又有一次，苏轼回四川去，因为从长江三峡回来，王安石托他带一罐三峡中中峡的水。特别说明是中峡的不是上峡的，也不是下峡的。据说苏轼经过中峡时打了几个瞌睡，已到了下峡，他对船工说能不能回去。船工说行是行，但逆流而上，那要多少时间，问苏轼为什么回去，苏说要打中峡的水，船夫说都是长江的水，下峡是中峡的水流下来的，还不是一样。苏轼想这倒也是，那老头这么固执，为什么偏要中峡水，死脑筋不变通，我就打下峡的水回去，看他能不能发现。于是就打满了一罐下峡的水，到了京城送进相府。
苏轼进入相府，被引进东书房稍候，在书房里东张西望，看书桌上有一张纸，上面正写了两句诗：“明月松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感到好笑，明月为何能叫，黄狗怎能在花心里睡觉，不通。再一看边上一张纸上面还写了两句：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更觉得好笑，黄花就是菊花，开在深秋，傲霜耐寒，最后焦干枯萎从不落瓣，不是有人曾经写过这样咏菊的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飘落北风中”。怎么说是满地金？于是拿起笔来就在他的纸上涂了几笔，把“叫”字改成“照”，把“心”改成“荫”，“明月松间照，黄狗卧花荫”，多好。又在那两句七言诗后加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写好后，怕王安石出来看见当场出丑难堪，就把纸折好后压在书下。
不一会相国出来了，两人寒暄一番，苏轼把一坛水送上，王安石一面谢谢，一面取出一壶水煮沸，另外取白瓷碗一只，放了宜兴茶叶（阳羡茶叶）。茶色半晌未见，王安石问： 这水是哪里取的？苏轼说是中峡啊。“果真是中峡？”王安石咄咄逼人。“是中峡！”“这是下峡之水，子瞻，你好大胆，还敢骗老夫。”苏轼大惊失色，知瞒不过就只好直说。但又很好奇地问：“您老怎么知道是下峡的水？”他心想，你这倔老头平时连驴肉、野菜都不分，怎么能分出中峡、下峡水。王安石说：“我就是要考一考你，一般人在上峡看风景，兴致高，到中峡累了，往往要打瞌睡，不小心就划过去了。”接着捋了一下胡须，得意洋洋地说：“这瞿塘的水性解说，见《水经补注》一书，上峡水性太急，下峡水性太缓，惟中峡水缓急相当，水性中和，所以太医嘱用中峡水煮茶，来医老夫的中脘变症。上峡水味浓，下峡水味淡，中峡水浓淡之间，刚才见茶色迟迟出现，故知必为下峡水。”
苏轼听了，不得不服这老头真有两下子。
王安石回过头来，发现自己的诗被苏轼改过了，一笑了之，也不说什么。苏轼得意洋洋暗笑，这下你可也被我抓住把柄了吧！没话说了。
但几年后，苏轼被贬到黄州，那年秋天和他的好朋友陈慥去郊游，西风吹来，满地一片金黄。苏轼大惊，问陈慥是怎么回事，黄花怎么也落瓣啊！陈慥说这有什么稀罕，这里的黄花就是落瓣的嘛。苏轼这才感到自己当年改王安石的诗改错了。于是把这事告诉陈慥，还问，还有两句诗，你觉得怎么样。陈慥说，哎呀，你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句诗里的“明月”不是月亮，我们这里有一种鸟的名字叫“明月”，有一种虫叫“黄狗”。王安石正是借这个名字写了两句有趣的诗，你怎么能改老相国的诗呢？看来你被贬到黄州来是应该的了。苏轼想来想去，自己也确实太狂了点，不懂装懂，被王安石笑话，还自以为是。
不过话说回来，苏轼嘲笑王安石有时也不是没有道理。王安石改革科举内容，要取消考诗赋，自己会写诗，却说写诗对治国没什么大用处，还是“数理化”有用，专门考“政治论文”。苏轼就写诗讽刺他。王安石自己把古代的经书重新注解，编出了一本《三经新义》，作为标准化答题，考生考试一定要从他的这本书中来。苏轼也讥讽他。王安石还编了“字说”，来解释文字，很多牵强附会，苏轼更是当面出他洋相。有一次王安石见了苏轼，很高兴地说，我发现“笃”是竹子鞭马的意思，苏轼说不错，我看“坡”字就是“土之皮”，王安石说对对，苏轼接着说，那么“滑”字，就是“水之骨”咯。
王安石这才发现苏轼在讽刺他，反正他们之间就是这么亦师亦友亦敌的关系。
王安石做宰相时苏轼没有去逢迎他，后来王安石落魄了，住在金陵蒋山（即紫金山）。照理宰相退休，条件是很优越的，可王安石把大庄园捐给寺庙，自己住在小破屋里，因为他自己的志向没实现，加上三十几岁的儿子早逝，心灰意冷。
这时，苏轼正结束黄州的贬谪生活，他不计前嫌，特地去看望王安石。两个人虽相差１５岁，却完全是忘年交，他们谈诗说佛参禅，度过了一段愉快美好的日子。王安石劝苏轼在南京买田，苏轼写了一首很动人的诗，感谢和安慰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看到王安石现在白发苍苍的老态，想到他当年叱咤风云时的威严，苏轼感慨万千。所以说“想见先生未病时”，那时他完全不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心意，而现在也感到当初反对得太过分了，所以说“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年以后，即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金陵去世。苏轼非常难过，为他写了纪念文章。这才叫君子之交！
王苏冲突的根本原因
于是有人就说苏轼是两面派、投机分子，是保守派。其实恰恰相反，苏轼的可贵就在于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争取自由地发表意见的权利！
关于九百年前这场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谁是谁非确实很难说，到现在专家们还在争，何况当时！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政治空气，是民主的、自由的，畅所欲言者是无罪的，是求同存异的空气；还是党同伐异，唯我独尊，排除异己，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风气。苏轼对问题的看法也未必完全正确，但是他坦荡真诚，进行独立思考，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且也敢于改变自己的观点。而王安石、司马光则不同，他们两人虽然是对手，后来又是政敌，但他们都要别人跟随自己的思想方法，这个性格恰恰是完全一致的。
正如苏轼在王安石死后评论他说： “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书》）苏轼的意思是，王安石具体的观点做法不是完全没道理，他错在总是想“使人同己”。孔子那么智慧，也不能使他的学生都一样，何况我们。他又打了一个比方说，大地之所以美，就因为所生长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生物，只有那些盐碱地，只有只长黄茅、白苇的荒地才是相同的——满眼全是荒凉。“使人同己”点到了要害！总是要别人与你相同，保持统一，这是一种专制主义表现。
同样，司马光的问题也出在“使人随己”上。
孔夫子有句名言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是看上去很相似的，其实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和”就是要保护不同意见，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让不同意见都和平相处，这个“和”字原意是“五味调和”，甜酸苦辣咸五味放在一起调配得好，味道就好。让五味统一成一种只有咸、只有苦或只有甜，这就是“同”，同是专制，是单调，同了就没有生命力了。事实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为了要别人“同己”，结果会出现压制、打击甚至迫害的事情。
马克思有句名言说得好： 我们既然允许玫瑰花和紫罗兰有不同的颜色，那为什么不能允许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思想意见呢？
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对他的论敌说：“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要让对的与错的都有自由思考、自由发表的权利，要给人以“我不同意”的权利。这是现代民主的基本准则。
这就是王苏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而苏轼在九百年前就在为此而努力了。
我们不得不为这个人脱帽致敬！
可惜后来的执政人，也就是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人，不但打击王安石，而且也借王安石之名打击苏轼。
政治上的事，实在难说，然而，王安石和苏东坡的这段私交却是值得后人玩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