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字的早期阶段，有一些表示同类范畴的字素在参与合体字的构形时可以互换，到《说文》小篆系统中即以其中一个具有类典型性的字素作为代表将字形固定下来。例如会意字“牡”、“牝”、“牢”中之“牛”在甲骨文中有“豕”、“马”、“鹿”等异形，到《说文》小篆中固定以“牛”作代表；“逐”字之“豕”在甲骨文中有“兔”、“鹿”、“虎”等异形，到《说文》小篆中选定“豕”作代表。这记录了汉字发展过程中由原始的个性化向类的概念形成的范畴化过渡的足迹，反映了先民造字思维中抽象能力的逐步提高。而最终何以选择“牛”、“豕”作为“牡”、“牝”、“牢”和“逐”这些概念的原型，则要从认知的文化背景上找原因。在原始的狩猎文明中，“牛”、“豕”、“马”、“鹿”、“兔”、“虎”等动物作为“兽”类概念的成员，地位是大致相等的，因此在表现“牡”、“牝”、“牢”、“逐”这些概念的过程中，它们可以作为平等的成员参与造字；后来发展到农耕文明社会，它们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农耕社会关系密切的“牛”、“豕”逐渐从同类成员中脱颖而出，取得了“类”的代表地位，成为此类概念的“原型”。由此可见，在研究认知范畴的类典型性时，一定要将它放到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
在第二章中，我们曾多次提到“字义不专属一物，而字形则画一物”的“形局义通”现象参本书2.1.14和2.2.1.5。，如果从认知心理学加以解释，这些以个体表整体、以具体表抽象的“形局义通”现象正是概念类典型特征的突出表现。
3.2.4人类认知的范畴化是以基本层次范畴和原型范畴为基础，向其他范畴扩展的。扩展的主要途径就是概念的隐喻和转喻。
认知语言学所说的“隐喻”和“转喻”，和传统修辞学所说的“比喻”和“借代”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认识论上又存在本质的区别。
在西方，对隐喻的修辞学研究始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隐喻”是词与词之间的替换，仅仅是一种为了增加语言表达力而产生的修辞现象。而以莱考夫（Lakoff）等为代表的现代认知语言学家则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现象，它常常能起到认知工具的作用。
所谓“隐喻”，就是不同概念域之间的范畴由于相似关系而进行的映射；而“转喻”则指同一概念域内不同的范畴由于相关关系而发生的映射。一般来说，它们是从人们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范畴映射到人们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范畴，从而达到认知的目的的。
其实，张永言早就指出，比喻和借代是由相似联想和接近联想引起的名称转移参张永言《词汇学简论》，61页。；许嘉璐进一步阐明，这种联想、类推是依某一特征，依某与某在某点上的相似、相通，沿时间、空间、性质、功能等线索向他物延伸参许嘉璐《词义是怎么演变并被解释的——词义的主观因素考察》，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学术报告。。所用名称虽是传统的，其内核实为认知的。
隐喻和转喻在会意字的发生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例如“瞿”以“鹰隼之视”表惊视貌，“窅”以“目深似穴”表深目貌，皆以形象之概念投射于抽象之范畴，是为“隐喻”法。他如“灋”从水旁，示公平若水；“”从旁，表血脉如水之支派；“扇”从羽旁，示门扉开阖似鸟之振羽也。如此之类，不可胜举。
在2.3.1中，我们曾引用过戴侗的“推类”说，其所举之例，“惽”、“”之于“昬”，“曛”、“纁”、“”、“醺”之于“熏”，皆隐喻之佳例。值得注意的是戴侗“推类”的提法——某一概念推及他类，这同认知心理学所谓的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我们的古人早已有了隐喻中的“类”的观念。
关于“转喻”思维，在会意字中也很常见。例如“止”原为足趾形，在“歬”中成为表前进之动符；“日”、“月”本为二天体，以其能发光，故合二者表“光明”之“明”；“口”乃人言食之官，故在“名”中表言说义，凡此之类，皆功能之转喻。他如“匠”以受斤之“匚”指代木工，“男”以田中之“力”（耒形）指代男子，“宰”以宀下之“辛”（刑具）指代辠人在屋下执事者，都是工具到人的转喻。
陈嘉映说，“隐喻就是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形的经验对未成形的经验作系统描述。我们的经验在语言层面上先由那些具有明确形式化指引的事物得到表达，这些占有先机的结构再引导那些形式化指引较弱的经验逐步成形”陈嘉映《语言哲学》，218页。，这一点对于“转喻”也完全适用。
3.2.5现在让我们讨论会意字生成的准备阶段——“义界”的发生认知问题。我们知道，概念不是以原子的、孤立的形式存在的，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系统之中。义界就是以系统中相关的词的组合为参照点，以确定被释词在系统中的地位的。这样，整个系统就构成了该词存在的语境，而语境是语义派生的信息源。但是，语境除了包括语言语境外，还包括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等非语言语境，亦即语境是无限的。人们在理解语言时，就是从这无限的语境中萃取有限的语境元素来理解的。如何萃取？这就存在人的主观认知因素的作用。
许嘉璐说：“语言是介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现象，既有外在、外因，也有内在、内因。所以不能只研究其外而忽视其内。内在、内因即人的思维、心理（包括感情）。它是客观现象的反映，是对客观的摄取、判断、加工和输出，同时受着客观、主观的制约。”许嘉璐《词义是怎么演变并被解释的——词义的主观因素考察》，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学术报告。这同认知语言学所说的“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跟人的概念结构和概念结构的形成过程有直接的关系”的“主客观合一”的语义观参沈家煊《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收入刘丹青主编《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5页。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说，意义就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表达。
这种主观表达，在会意字中一般是以命题表征的形式呈现的。总体来说，命题表征所表达的概念，较摹象表征表达的概念更为抽象。于是，为了表示会意字所记录的相对抽象的概念，人们的大脑中就形成了以摹象表征的基本层次范畴和原型范畴为中介，有时辅之以隐喻和转喻认知手段的命题表征模式。“义界”就是这种表征形式的反映。
3.2.6会意字的生成，义界的发生只是其意念中的准备阶段，取象表词才是在义界基础上真正的实施阶段。取义界中的哪些“象”相组合形成会意字，这些所取之“象”与会意字所表之词具有怎样的认知联系，这些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关于“取象”与“表词”
3.3.1段玉裁说：“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说文解字·叙》“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段玉裁注。指出了“造字”与“识字”认知路径的不同。
张政烺在解释许氏“会意”的定义时提到：“文字上的形和声都有客观存在作为依据，只有意不容易表现，造字者可以有造字的意图，学字者可以有自己的理会，容易分歧。”《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六书”条，261页。又指出了“造字”与“学字”（即“识字”）对字义的理解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会生歧异。
其实，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造字”与“识字”是信息传递的两个不同阶段，即“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编码过程是造字者将欲传递的语言信息（义、音）以文字代码的形式固定下来；解码过程是识字者通过破解文字代码了解造字者想要表达的语言信息。不过，由于“编码”和“解码”过程都需要以一定的语境作为背景，而“语境是不可能完全复原的”许嘉璐讲座记录。——这包括造字者和识字者的主观（指思维）与客观（指时空）背景，所以有时会造成识字者对造字意图的“误读”（这也是面对同样的古文字材料，今人有时会得出纷纭异说的真正原因）。不过，从主观上来说，识字者总是想尽力恢复造字者的“编码”背景，以“无限接近”造字者的主观意图。
3.3.2李圃以汉语单音节语素与汉字成字的对应关系为基础，提出了汉字学元点理论。这一理论概括了以汉语单音节语素为出发点的造字取象、成字造义的“物化”过程与以单音节语素为归着点的“物化回归”过程，包括在这个全过程中人脑的“中介思维”规律及其“迁移认知”原则。参李圃《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收入《中国文字研究》第五辑。
李氏认为：
汉字的物化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以单音节语素为出发点物化成具象的可视形体，即成字，属单音节语素物化阶段；一是以所表单音节语素为归着点，由成字转而回归到原来的单音节语素，属单音节语素物化回归阶段。前一个阶段，即物化阶段，包含着以人为本，象天法地，以各种造字方法取象造字的过程；后一阶段，即物化回归过程，包含着揭示成字与所表单音节语素之间的关系。（《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收入《中国文字研究》第五辑）
由此可见，“以单音节语素为出发点物化成具象的可视形体（即成字）”的过程属于造字取象阶段，亦即“编码”阶段；而“由成字转而回归到原来的单音节语素”的过程属于表词（语素）认知阶段，也就相当于“解码”阶段。这样，段玉裁所谓“造字”与“识字”过程就可以以传递词（语素）的音义信息为出发点和归宿，用汉字的“取象—表词模式”来加以说明和描写了。
3.3.3应该说，无论是“以人为本，象天法地”的造字取象过程，还是“揭示成字与所表单音节语素之间的关系”的物化回归过程，都是人类认知思维的产物。因此，李圃指出：“语素的物化和物化回归的全过程中人脑活动的内容、特点和规律，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心理认知系统。”李圃《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收入《中国文字研究》第五辑。
我们认为，大脑对汉字取象—表词过程的操作可用心理学上的“概念驱动—数据驱动”相互作用激活模型来加以说明。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对信息的加工既依赖于感官直接输入的信息，如刺激的强度及其时空的分布，又依赖于人的记忆系统中所保存的信息，即人们已有的、有组织的知识经验。当人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依赖于人的已有的知识结构时，这种加工就叫概念驱动加工（conceptdrivenprocessing），也叫自上而下的加工（topdownprocessing）；而当人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直接依赖于刺激的特性或外部输入的感觉信息时，这种加工则叫数据驱动加工（datadrivenprocessing），也叫自下而上的加工（bottomupprocessing）。参彭聃龄、张必隐《认知心理学》，6页。
心理学在讨论模式识别问题时又有所谓“把模式识别看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加工相互作用的结果”的相互作用激活模型同上，46页。，这里我们借用此概念来说明大脑对汉字取象—表词过程的心理操作模型。
人类要表达一种概念，传递一种信息，首先面临着一个如何对这个概念进行编码的问题。就文字来说，面对的是采用语义编码还是语音编码，或者语义、语音双重编码的问题。对于汉字，人们采用的是一种以语义编码为基础，兼采语音编码的方式。这就形成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汉字表词类型学说——“六书说”、“四体二用说”、“三书说”等等。其中每一种学说所阐述的类型又可以细分为各种分支类型。如就“会意”类型来说，又可以按所表词类的不同（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采用不同的语义编码方式；更进一步，对于表示同一词类的，也要根据其意义特点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字素组合方式。所有这些，都是依赖于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结构作出的心理判断，所以我们就将“表词”类型的判断当作自上而下的概念驱动信息加工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反映了逻辑思维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