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淡化《1984》的“末世绝望”，转而强调奥威尔的“人道善良”。欧文·豪说：“知识分子之间已经浮现一股意欲贬抑奥威尔的想法，这在英国已是公开的事实，在美国则比较谨慎，这想法往往以称颂他的人道和‘善良’作为幌子”。例如，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奥威尔天生的才分或许不是超越性的；这些才分的根源属于既平常又质朴的心灵。我们可以说这种性质乃是一种道德中心性，与道德和政治事实的一种直接关联。”钱锺书在评价严复时说，“几道本非深湛之思”。这句话大致可移用于特里林对奥威尔的评论，奥威尔并非特别卓越的作家，只不过他的善心弥补了他在艺术上的缺憾罢了。
其二，“腰斩”《1984》。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对《1984》的结构动手术。孔子有删诗之举，庞德有删艾略特的《荒原》，都是中外文坛的佳话。《1984》既然有结构问题，也可“动刀”。《1984》分三部分，病根就在第三部。比如，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ry）的说法：“自从温斯顿和朱莉亚不出所料地被逮捕，侦讯和折磨开始以后，全书就每况愈下……肉体的折磨固然是奥威尔偏爱的题目之一，但却非他才力所及。他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都未曾经历过酷刑的折磨。而凡是没有亲身经历这种事的人，照理说是无甚了了才对。”照他的说法，小说中的后三分之一只是歇斯底里的画蛇添足。著有《奥威尔传》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认为奥威尔在《1984》的结尾走火入魔，“虽然奥威尔一直都是特权和权力的反对者，但他却在小说中向那奴性的念头屈服了。他警告说世界可能会朝那个方向走去，然而，这个警告却在小说的绝对性中，变成想象地屈服于这趋势的必然性”。他认为，奥威尔不只是与温斯顿认同，同时与代表权力的奥布莱恩认同，在最后的关头变节，“相信真理确实是不可能的”。为了阻挡奥威尔在“权力”的重压下当“叛徒”，威廉斯认为，《1984》不如早点结束为佳，如果在温斯顿被捕的时候就结束，还留下让人怀想的空间。余音绕梁，而这样背叛的结局无异于是写成了死胡同。
不难看到，前一种“修辞策略”不过是转移焦点、自欺欺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强调奥威尔的“人道善良”，并不能自动消解《1984》的“末世绝望”；“善心”说到底也弥补不了“艺术上的缺憾”。后一种“腰斩”也只是美好的乡愿而已。斯特雷奇的观点不值一驳。亚里士多德早就区分了历史和诗歌。不能以亲历为是否保存的依据。威廉斯的主张，与那些厌恶奥威尔的“悲观”、“短视”的人，大致依据一样，都是希望有个开放或“光明”的结尾。
五
罗蒂认为，要解决《1984》的结构问题，当看清奥威尔的意图而定。如果奥威尔真的只想写“观念文学”，完成欧文·豪所谓的“极度的温柔与极度的话题性”，那么，《1984》的前三分之二就足矣，的确可以“腰斩”第三部分。
奥威尔所谓的“观念文学”究竟要传递怎样的“观念”？在《我为何写作》一文的结尾，奥威尔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除非不断试图抹除自己的个性，否则作家无法写出具有可读性的东西。好的文章就像一片窗格玻璃。”在同一文章的前面，他提出了写作的四个可能动机，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的冲动”，就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欲望（a desire to see things as they are），想要发现真正的事实，并将其保存起来，以为后世之所用”。在《1984》中，正好有这样一段可以印证：
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勃良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许多人就此认为，奥威尔是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常识的辩护者。“根据这种解释，奥威尔思想中最关键的对立，乃是传统形而上所捏造出的‘表象’与‘赤裸的实在’的对立。现实被恶劣、不透明的语言，以及故弄玄虚的理论搞得模糊不清。一旦污垢从现实的玻璃上抹掉，任何道德和政治处境就会清楚起来。”换言之，奥威尔就是现实的清洁工，他的任务就是“剥出表象，彰显实在”。据此，萨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总结出《1984》的“教训”或“主旨”，“温斯顿的信念就是二加二等于四这么简单： 历史无可改变，爱情是私事，真理永恒。这些东西有着共同的特点： 它们都限制着人的力量，它们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有些东西亘古不易。这点超越了政治，乃是人性之本质”。
海因斯的总结完全抛开了《1984》的第三部分避而不谈。因为拿奥威尔的“文学观念”去对照第三部分，的确会如斯特雷奇所言，既然“并非亲历”，自然“无甚了了”，成为无根之游谈。然而，罗蒂却认为，《1984》的第三部分并非可以一刀斩落的“无根之游谈”，而是“节外开花，别有洞天”，“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东西，比较不具话题性、描述性，而倾向前瞻性”。罗蒂认同威廉斯的看法，不应该将奥威尔与温斯顿完全等同起来，否则，将误认为奥威尔在《1984》中传达的就是“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简明的道德真理，要在极权社会里坚持说真话的勇气。这样的主题的确可以算得上纳博科夫所谓的“陈词滥调”。如果将其作为《1984》唯一的焦点，自然将轻视小说的后一部分。依罗蒂之见，《1984》的另一个焦点是“创造了奥勃良”这个人物。
罗蒂认为，自从温斯顿和裘莉亚去了奥勃良的公寓后，《1984》就变成了奥勃良的书，而不再是关于20世纪极权主义的政治。小说后半部分就是围绕奥勃良与人合著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大做文章，解释为什么温斯顿不应该被枪毙，而必须受到折磨。换言之，奥威尔换了主人公，也换了主题。主人公不再是温斯顿，而是奥勃良；主题不再是说出“二加二等四”似的道德真理，而是书写“残酷”。
奥勃良将“残酷”推向了极致。这就是他所说的，“将人的心灵撕碎，然后按照你选择的新款式，重新组合”。罗蒂认为，“我们对待他人最恶劣的一件事，不是使他在极度痛楚中哀嚎，而是利用这极度的痛楚，使他在痛楚过后无法将自己重新组合；关键在于使他去做或说一些事情，甚至若可能的话，去相信、欲求一些事情，想一些念头，但是，我们知道他事后将无法面对自己竟然做过或说过这些事情，或想过这些念头”。这样他的世界就被瓦解，他无法再用语言描述他的所作所为，所是所思。
奥勃良的第一步是“摧毁”温斯顿对“简明真理”的信念。“二加二不再等于四”，而是“等于五”。“瓦解”了这一真理，也就瓦解了其他真理，将一个人变成非理性。奥勃良“瓦解”温斯顿“心灵”的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摧毁”他对情人的“爱”。这份爱，是温斯顿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唯一能够得到慰藉的依托。即便在他否认了“二加二等于四”，承认了“自由即奴役”等信念，并且准备坦然接受死亡之后，他依然为没有背叛这份爱而暗自宽慰。但是奥勃良用他最恐惧的东西——老鼠——使他背叛了自己。他最终转嫁了自己的恐惧，拼命大叫，“咬裘莉亚！咬裘莉亚！别咬我！裘莉亚！你们怎样咬她都行。把她的脸咬下来，啃她的骨头。别咬我！裘莉亚！别咬我！”的确，当他叫出这番话后，他就掉进了“深渊”，“四周一片漆黑”。他彻底地进入了非人性的领域。“笼门已经关上”，再也不能打开。
如果说，第一步的瓦解，是可以收复回来的，可以更改，再次承认“二加二等于四”；那么，第二步的瓦解是“终极的、不可挽回的”。温斯顿可以为暂时的非理性编织一套故事，解释他为何承认“二加二等于五”。可是，他无法编织一套故事，解释他为何曾经希望老鼠去害裘莉亚。在后一情形下，他一定看见自己崩溃成碎片，同时又明白自己再也无法重拾这些碎片。罗蒂认为，重要的是“瓦解”，而不是“重组”。《1984》的结尾温斯顿的“重组”，只是额外的刺激。“热爱老大哥”的温斯顿并不重要，并不就象征着奥威尔的“变节”、“短视”、“悲观”、“虚无”等等。奥威尔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创造出的“奥勃良”成功地“瓦解”了“温斯顿”。“热爱老大哥”的“温斯顿”，与深爱裘莉亚、爱惜玻璃镇纸的“温斯顿”，两者之间不可自由切换。奥勃良“瓦解”温斯顿的目的，不是要他的思想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不是要他服从。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折磨。他对温斯顿长达七年的密集研究，不是为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而是为了找出温斯顿最大的恐惧之源，将折磨推向极致。
六
罗蒂为《1984》第三部分存在的必要性进行的辩护，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在成功的背后，却掩藏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暗中承认了文本结构的“断裂”。事实上，没有必要将小说的前两部分与第三部分对立起来，认为出现了场景（从极权主义社会到后极权社会）、主角（从温斯顿到奥勃良）和主题（从“剥除表象，彰显真实”到“书写残酷”）的转换。从小说的情节来看，第三部分都是前两部分的自然延伸，温斯顿被捕之后，读者自然挂念他的下落和结局。而第三部分就是他如何接受“改造”。他成为“圣徒”还是“叛徒”，其实都在读者的意料之中。
罗蒂认为“书写残酷”体现出了奥威尔“艺术超越性”的一面。诚哉斯言！正是由于小说第三部分的存在，才使《1984》免于成为纳博科夫所言的“话题垃圾”、“陈词滥调”。罗蒂的辩护另一略为遗憾的地方，是过于强调了“心灵”而淡化了“身体”。“心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它的确很重要。但身体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心灵”的物质基础，是我们目前唯一确知的生命——包括思想、理性和灵魂——的依托和载体。消灭一个人的身体，也就把他尘世的、也许唯一灵肉合一的生命消灭。相比之下，折磨一个人的身体比消灭一个人的身体更加恶劣和卑鄙，因为它包含了对一种人所共有的弱点的侮辱和利用。
奥勃良在小说中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因人而异。可能是活埋，也可能是烧死，也可能是淹死，也可能是钉死，也可能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死法。在有些情况下，最可怕的东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甚至不是致命的东西。”温斯顿不怕死，他也准备赴死；但是他怕老鼠。这是他身体最自然的反应。奥勃良正是利用了他身体的这一弱点，令他觉得生不如死，最终变节，当了叛徒。那些指责小说这一结尾，不愿正视、甚至想一删了之之人，实质上是不愿意面对自己“内心的叛徒”问题。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着一个叛徒”。这是我们的“恐惧”所在。温斯顿成了叛徒，不是真的信念转变或者要升官发财而改换营垒，而是纯粹受不了酷刑对肉体的折磨而屈服。
因此，对于《1984》的结尾，我们要正视。不是害怕，厌恶，鄙夷，而是同情地理解。然后，也许，世界上就少一分残酷。只有残酷减少了，才能谈论人类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