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春天，失业多时的伊萨耶夫终于在库兹涅茨克谋得了一个陪审员的职务，全家立即要迁往那里。库兹涅茨克距谢米帕拉金斯克700多俄里，是一个仅有一千多人的小县城。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这个消息，极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与自己深深爱着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天各一方，也许将是永远的别离。当然令他伤心的还有这一点：“她是心甘情愿去的，并未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千方百计地为伊萨耶夫一家的远行筹款（伊萨耶夫变卖了全部家产以还债，此时连上路的钱也不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弗兰格尔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玛丽娅的的告别作了巧妙的安排。
弗兰格尔说：“分别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哽咽着失声痛哭，像个孩子。过了许多年之后，他在1865年3月31日给我的信中还提起此事。是啊！这一天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那是5月末的一个美妙的夜晚，弗兰格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伊萨耶夫夫妇远行送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坐的是弗兰格尔自备的敞篷马车，而伊萨耶夫夫妇坐的是简陋的无篷大车。伊萨耶夫夫妇先来到弗兰格尔处，大家喝了送行的香槟酒。弗兰格尔为了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排一个与玛丽娅告别时亲热一阵的机会，就有意识地拼命给她的丈夫斟香槟酒。刚上车时，弗兰格尔又按照西伯利亚风俗，再次给伊萨耶夫斟酒。伊萨耶夫醉了，完全听从弗兰格尔的摆布，弗兰格尔立即将他带到自己的马车上，他倒头便睡。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到了玛丽娅的身旁。
道路被来往车辆压得平展展的，周围是密密的松林，月色溶溶，空气甜美。车子在月光铺洒的路面上走了很久……然而离别的时刻还是来临。两辆车停了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玛丽娅“像鸽子般拥抱，都在揩眼睛”。弗兰格尔把喝醉了酒、沉沉睡去的伊萨耶夫拖到大车上坐好。伊萨耶夫鼾声大作，分明不知道身在何时何方。帕沙也睡着了。马猛然奔跑起来，无篷车开始飞驰向前，扬起一团团的尘土，转眼之间，大车和车上的乘客便已变得影影绰绰，马车上的铃铛声也渐渐模糊了……可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旧像生了根似的站着，垂着头，默默无言，眼泪顺着脸颊潸潸地流下。弗兰格尔走过去，拉起他的手。他仿佛久梦初醒，一句话也不说，和弗兰格尔一同坐上马车。两人回到住所时天色已经微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离别的忧伤使他精神憔悴。他到近旁的兵营去上了操，回来后整天躺着，不吃不喝，只是神经质地一支接一支抽烟……
两个星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玛丽娅从库兹涅茨克寄来的信。他立即给她写了回信。他在信中深情地写道：“您来信说您心绪不佳，甚至病了。我至今为您非常担心。有多少麻烦，多少难以避免的不愉快，仅仅是搬一次家就够受的了，加上还有病，怎么受得了啊！我现在只想着您。而且您也知道我多疑；您可以想象我是多么不安。天哪！这样的命运，这些麻烦，这些无谓的争吵难道与您相称吗？您可以为任何社交界增添光彩……我因为忧伤而六神无主已经有两星期了。但愿您能知道我在这里是多么孤苦伶仃啊！真的，这种情景就像我在1849年被捕后入狱，使我和可亲可爱的一切分开一般……您可是一位非凡的妇女，有一颗非凡的、孩童般的心……一位妇女向我伸出手来，这事本身就构成我一生中的大事……”
时间并不能医治他的心灵创伤，他的痛苦的心情始终无法缓解。已经开了头的《死屋手记》的写作时断时续，他不断地与玛丽娅通信。玛丽娅的每次来信总是使他感到不安，她老是抱怨生活的艰难、自己的病痛和孤独、丈夫日益恶化的病情等等，有时候她还提到她在库兹涅茨克新结识的一位“讨人喜欢的青年教师”的名字。这一切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疑虑重重，心情压抑，身体明显地消瘦了。
8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玛丽娅的来信中得知，伊萨耶夫来到库兹涅茨克后的两个月里，身体完全垮了，不久前患肾结石去世。这时，玛丽娅也几乎陷入了绝境，“人地生疏，孤苦伶仃，经受着长期的痛苦折磨和煎熬，带着一个七岁的孩子，一块面包也没有，甚至没有钱埋葬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急如焚，马上向弗兰格尔借了一笔钱，给她寄去。他多么想立即飞到玛丽娅的身边，然而一个流放犯是无权离开所在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万分，可又毫无办法。
11月里，他被提升为军士。情况虽然没有起根本的变化，但它会不会是生活将出现新的转机的迹象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烈地企盼着。为此，他在次年3月给托特列边将军写了一封信。托特列边是他军校时一位同学的哥哥，又是弗兰格尔的朋友。他当时担任沙皇的侍从武官，并因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立有战功而颇受沙皇宠信。这封信对于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期间的思想和他的企盼是极为重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我有罪，我现在完全认识到这一点。我被指控企图反对政府（仅限于此）；我罪有应得；长时间的沉重而痛苦的经验使我清醒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可是当时我是盲从的，相信了某种理论和空想……当我理解了自己的迷误，同时又理解了我因流放而与社会隔绝，再也不能根据自己的力量、希望和才智成为一个有益的人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为痛苦的了。我知道，鉴于我的幻想和理论我才被判有罪。但思想甚至信念都会变化，人也随之而完全改变。而现在我却因为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已经在我身上转化为与原来相反的东西而受苦，为过去产生的、现在已看清其毫无根据的迷误而受苦。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和才能，渴望为了补偿蹉跎的岁月而有所作为，但却又苦于无所事事，这一切多么令人难受……我希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感到内心深处有力量、肩膀上有一颗脑袋的情况下，要不感到无所事事的痛苦是困难的。但军人的职责并非我之所长……我感到自己更倾向于另一种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所唯一梦想得到的就是能允许我退职……在文学道路上我曾被读者赏识，因而满怀希望。我很希望能获准发表作品……我一向认为作家的称号是一个最高尚、最有益的称号。我坚信只有走这条路我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益的人……”
这种企盼也与玛丽娅有关，因为在同一封信中他提道“一件可能会决定我一生幸福的事（纯属私事）促使我斗胆向您陈述自己的请求”。关于这件私事，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我早就爱上了这个女人，而且知道她也会爱我。如果离开了她我便不能生活，因此，一旦我的环境发生变化，哪怕是稍有改善，我便和她结婚。我相信，她不会拒绝我。但不幸的是我既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地位……我的决定已经作出，哪怕天崩地裂，我也要实现这一决定。可是现在，在我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我不能利用这位高贵人儿对我的好感勉强她同意这门婚事。从5月至今，即我和她分别之后，我的生活就像地狱一般。”
1856年年初，弗兰格尔离开谢米帕拉金斯克，暂时回彼得堡去了。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难过。那年夏天，他突然听到玛丽娅要改嫁的消息，而且据说她已经答应了什么人。这个消息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吃惊。
他在给弗兰格尔的信中痛苦地说：“我的脑子立刻僵成了一块木头！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自己还活着……哦，上帝啊，我希望再不会有别人经历这种可怕的犹如五雷轰顶一般的感受！爱情能给人带来无边的喜悦，但它所能带来的痛苦却也是这样的难以忍受，所以最好是干脆不要爱”；“我简直像发了疯……现在已经晚了！”“我几乎已经绝望。我过去经受过许多磨难，现在再也经受不住那样的折磨了。”“我心里突突直跳，但愿她别嫁人……老天爷我真想投河，真想开始酗酒。”但回过神来后，他又开始设身处地为玛丽娅着想：“不过您可以想一想，她又能怎么办呢？一个赤贫的、被命运遗弃的、对一切都抱着病态的怀疑态度的女人？一个对我的未来完全丧失信心的女人？她总不能把一生托付给一个丘八吧……”
是啊，他如今的状况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被褫夺的贵族称号的苦役犯、受到监视的只能呆在穷乡僻壤里的流放者、既无财产又无地位甚至似乎看不到前途的军士，他靠什么去赢得已经遭受过一次命运打击的玛丽娅的信任呢？他靠什么去组织一个家庭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呢？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存着一丝希望。
“这一线希望拯救了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弗兰格尔的信中写道：“我终于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她当时正在为失掉一个朋友而感到悲伤，被嫉妒心折磨得痛苦不堪；她本来就体弱多病，神经过敏，兼之远离亲人，无依无靠，周围尽是一些坏女人和卑鄙小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决心对我试探一下，看看我对她抱什么态度，是否已经把她完全忘却，是否仍像以前那样爱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回了她几封“充满绝望情绪、措辞十分严厉的信，那些信使她痛苦到了极点”。她后来承认说，她只是想考验一下他是否变心。“不过，人们说她要改嫁，也并非没有根据。托木斯市有个人正待成家立业，他听说库兹涅茨克有个寡妇还相当年轻，又颇有几分姿色，便通过库兹涅茨克长舌妇向她提出求婚。她却冲着媒婆哈哈大笑起来……这一切都使我精神上感受到极大的痛苦……的确，我有时想，我会发疯的！”
1856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奉命押送一车绳索去巴尔瑙尔。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因为那里离库兹涅茨克不远。办完事，他悄悄地来到了库兹涅茨克，他已经下了“宁肯受审，也要见她一面”的决心。然而，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久别重逢”。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明白，她确实已经爱上了一个人，可是又犹疑不定。从事后他给弗兰格尔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两位恋人当时复杂的感情纠葛：
“我到了那儿，见到她了……多么高尚，多么善良的心灵啊！她流着泪，吻我的手，但她爱着另一个人。我在那里停留了两天。她在这两天内想起了过去，她的心又向着我了……她对我说：‘不要哭，别悲伤，事情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你和我，再也没有第三者插进来了！’这确实是她的原话。我自己也不清楚过了两天怎样的日子，这是难以忍受的幸福和痛苦！第二天傍晚我满怀着希望离去了。但完全可能出现‘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情况。它果真发生了！我连续收到一封封来信，又看到她在苦恼，哭泣，而且她爱他更甚于爱我！我也不想说了，上帝保佑她吧！我自己还不清楚失去了她我会怎样。我已毫无指望，她也同样如此……”
“您能想象她，一个具有非凡的、十分健全看法的妇女，在做什么，采取什么决定吗？她今年29岁，有教养，聪明，见过世面，了解人，因为近几年在西伯利亚生活而受尽折磨和痛苦……她现在打算嫁给一个24岁的青年，一个孤陋寡闻，学历很浅的西伯利亚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观点，不同的要求怎么能在一起生活……我把这一切都对她谈了，当然不是全部，不过十分之一左右。她听后感到震惊。但妇女的感情甚至会压倒显然是合理的看法。在这样的思想面前，我的理由失去了作用……她哭泣并感到痛苦。我觉得她很可怜，那时她又向着我了，反而可怜我起来！但愿您能了解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我的朋友！您从未了解她；每分钟都会出现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合乎理智的、机智的，同时又是奇怪的、无比善良的、真正高尚的东西，她有一颗骑士般的心：她会毁掉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到那个年轻人名叫万尔古诺夫，是个小学教师，收入低微，没有什么特长。他在激动中给两人分别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了这种不相称的婚姻能产生的一切后果”。万尔古诺夫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在回信中痛骂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玛丽娅则在回信中为万尔古诺夫辩护，虽然事后她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温存”。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这段时间里，由于不断给玛丽娅寄钱以解其燃眉之急，他的债务已达一千卢布，正为无力偿还而担忧；更由于恋爱波折而导致的精神紧张，他显得格外的虚弱和憔悴，他的癫痫病再次发作。
尽管如此，为了玛丽娅的幸福，他决定再作一次牺牲。7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弗兰格尔，向他提出了一个“务请鼎力相助”的“紧迫的请求”：“她不应该受苦。如果她要嫁给他（指万尔古诺夫引者），那么最好能有钱，为此他需要有一个职位，调一个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弗兰格尔能在西伯利亚省省长和阿尔泰军区长官面前“尽量为他美言几句”，“说他是一个可尊敬的、出色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提出最好给他一个更高的职位……”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极度沮丧的时候，传来了他被提升为军官的消息。原来，他给托特列边的信和弗兰格尔的旁敲侧击起了作用，托特列边在面见沙皇时为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了情，亚历山大二世下令提升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陆军准尉，但仍责令秘密监视其活动和不准其发表文学作品。
尽管他得到的只是最低级别的军官职位，尽管他发表作品的请求没能获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感到振奋。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尽快见到玛丽娅。“我对什么都不多想了，只盼望能尽快见到她，听到她的声音！”他在11月初给弗兰格尔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不幸的疯子！这样的爱情是一种病态。我感觉到了……不过，她可是在我一生最悲惨的时刻出现的啊，是她复活了我的灵魂和我的全部存在”。
11月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找到了一个机会，再次来到了库兹涅茨克。当他身穿军官服站在玛丽娅面前时，本来就犹疑不定的玛丽娅重新投向了他的怀抱。他也直接找了万尔古诺夫，这次万尔古诺夫让了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为婚礼筹款。尽管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亲戚几乎没人赞同这门婚事，但是姨妈和兄妹还是分别给他寄来了一些钱。年底，弗兰格尔在正式调离前回了一次谢米帕拉金斯克。他委婉地提醒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次婚姻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幸，玛丽娅并不真正了解他的价值，她的多变的性格和反复无常的要求会闹得他筋疲力尽。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他在对待玛丽娅的态度上许多方面不够理智，但是他希望朋友不要责备他，他已无法自持……
1857年1月2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库兹涅茨克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是年，陀思妥耶夫斯基36岁。参加婚礼的人不多，除了主婚人和神甫外，主要是4个证婚人，其中一个就是万尔古诺夫。
婚礼过后没几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就离开了库兹涅茨克，返回谢米帕拉金斯克。也许是操办婚事的劳累和婚后生活的刺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在库兹涅茨克和归途中的巴尔瑙尔两度发作。在巴尔瑙尔，他的癫痫病第一次被医生所确诊。玛丽娅吓坏了，她激烈地指责丈夫向她隐瞒了病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心情压抑，“充满了惆怅和苦闷”。在经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精神刺激比死亡还强烈”的恋爱风暴后，两人婚后的生活反而显得沉闷起来。而在巴尔瑙尔所发生的一切，也许预示着他们婚姻的不幸的结局。
当了军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务方面的压力明显减轻了，5月里他又恢复了贵族称号，如今他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自由去从事他所喜爱的文学创作了。他很快与彼得堡的几家杂志重新建立了联系。8月里，《祖国纪事》刊出了当年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写就的短篇《小英雄》，只是用的是“米―伊”的笔名。这时，他一心扑在中篇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的创作上，并构思着更大规模的作品。他在给《俄国导报》的主编卡特科夫和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都详细谈到了自己创作的情况，表示将在自己未来的小说中“倾注自己全部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总有一天他的名字将重新出现在刊物上，并引起人们的注目。
为了继子帕沙的前途，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送进了位于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武备学校。如今家里只剩下夫妻两人，玛丽娅感到孤独，她总觉得老是坐在桌前写个不停的丈夫已不再爱她。于是，她故意一再提到万尔古诺夫的名字，称赞他是个少有的年轻人；她无缘无故地发脾气，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一个波兰流放犯的女儿关系暧昧……当时的状况确实如弗兰格尔描述的那样：“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总是病恹恹的，动辄大发脾气，争风吃醋。”日子一久，家庭生活终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里由“幸福”变得“平常”，进而变得“艰难而痛苦”了。他仍努力爱着妻子，但是随着一次次的不快，这种爱中添加了越来越多的失望和忧伤的成分。
眼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边防营的服役期限快满四年了，他多么想早点脱离这种强加在他身上的不自由的生活。偏僻闭塞的环境对他的创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一封寄往彼得堡的信得走二十多天，他的文学方面的事务都得靠哥哥来代办。他再次设法向最高当局提出了退役和移居彼得堡的申请。1859年初春，他终于获准退役，获准移居除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外的任何城市，并同意重新给他发表作品的自由。
重返俄罗斯！重返文坛！期待了十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慨。是啊，正如诗人迈科夫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岁月流逝，沧海桑田，感慨万千。”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太多的东西要重新体验，重新思考，重新咀嚼”。
3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40年代离开文坛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舅舅的梦》，在库舍廖夫主编的《俄罗斯文学》上发表了。《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的发表虽然遇到一些波折，但《祖国纪事》在年底也分两期刊出。
这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种种创作主题尖锐的“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但终因当时的流放犯的身份而暂时放弃了。为此，他只得先从题材通俗、易于发表的作品入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两部作品并不满意。多年后，他曾对试图将《舅舅的梦》搬上舞台的费奥多罗夫这样说道：“我认为作品很糟糕。这本书我是在西伯利亚写成的，是苦役结束后的第一部作品，唯一的目的是要重返文坛，当时非常担心书刊检查（因为我是一个流放犯）。因此写出来的东西不由得像鸽子般温和，没有丝毫出格的地方。”这两部作品未能得到评论界的积极评价。不过，小说中仍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舅舅的梦》写的是贵族妇女玛丽娅为了谋取老公爵的财产，诱使公爵向她女儿求婚的故事。作者通过这一出闹剧，辛辣地讽刺了外省上流社会的庸俗无聊；《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则通过对地主庄园中的食客福马形象的刻画，塑造了农奴制社会中的一个具有病态性格的市侩典型。在这两部“喜剧小说”中可以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色的讽刺艺术。
1859年7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离开谢米帕拉金斯克前往特维尔，这是他们选定的一个离开莫斯科和彼得堡都不太远的城市。途中，他们在鄂木斯克稍事停留，拜访了老朋友，并接走了在武备学校读书的孩子帕沙。一路上，他们又经过了秋明和叶卡捷琳娜堡等地。一天傍晚，马车来到了欧亚大陆的边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出马车，“画十字为自己祝福”。他长叹道：“谢天谢地，我终于看到了这片乐土！”十年的“死屋”生活已被抛在身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颗充满着热望的心早已随着飞转的车轮奔向了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