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还给我们留下一部了不起的书，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
赫尔岑：《论文学》
经过四千俄里的长途跋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于1859年8月19日到达特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为争取进入首都而努力。他给托特列边，甚至直接给沙皇写了信。在度过了难熬的4个月的等待以后，12月底他获准重返彼得堡。
又是圣诞节。十年前的圣诞节，戴着手铐脚镣离开彼得堡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今当他从新建的火车站下车，面对哥哥和迈科夫的拥抱时，一切恍如隔世。
近年来，国内的政治气氛十分活跃，人们蓄积已久的愤怒再也无法遏制。1848年以来的那种万马齐喑的黑暗局面被打破了。如果说在穷乡僻壤还难以真切察觉到这种活跃的程度的话，那么在首都就能强烈感觉到了。沙皇政府迫于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舆论的控制。出版业呈现出繁荣景象。一百多家新的报刊相继问世；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文集增订再版，大受欢迎；柯里佐夫的诗集前还放上了已去世的别林斯基的长篇序言，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连别林斯基的名字都是禁止提及的；报刊上公开讨论起废除农奴制度的问题，这在几年前也是无法设想的。
尽管莱蒙托夫、果戈理、柯里佐夫和别林斯基等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在40年代先后离世，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长期居住国外，但是文坛上似乎也不乏新人。列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已登上文坛，这些作家最初发表的一些作品已预示着他们辉煌的前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在青年一代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们已成为继别林斯基以后的俄国进步思想界的旗帜。
对于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通过书信和哥哥寄来的某些刊物已有所知晓，然而一旦亲身处于这社会生活和时代激流的中心，感觉竟是如此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激动了，他多么想立即投身到这激流中去搏击一番啊！
彼得堡的公众和文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归来表现出了很大的热忱，公众普遍把这位经历了刑场、苦役和流放磨难的作家视作了受难的英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希望以令人同情的受难者的形象重返文坛。在一次文学聚会上，有一位女士聚精会神地打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番，然后说道：“我从您的脸上看到您受过的苦难……”这句话使他很不痛快，他马上含糊其辞地把话题扯开了。在公开场合，他总是显出快乐而且精神饱满的样子。人们很快发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消沉，并没有灰心失望，他依然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强大的创造力量，尽管在他身上似乎也带有了某种他们一时还难以辨析的新的东西。
为了尽快地熟悉久违了的彼得堡文学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乐意应邀参加各种文学晚会或其他形式的朋友聚会。当有人请他在文学基金会举办的《钦差大臣》的义演中担任角色时，他欣然同意，并表现得十分热心。他选择的角色是邮政局长什佩金。“这个角色，不仅在果戈理的戏剧中，而且在俄国的所有剧目中，都是一个高度喜剧性的角色，并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解释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对付，但我要怀着极大的喜爱非常努力地去演好它。”剧中饰演赫列斯达科夫的是诗人维恩因贝尔格，饰演市长的是小说家皮谢姆斯基，参加演出的还有作家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格利戈洛维奇和德鲁日宁等人。
1860年4月14日，演出在莫伊卡大街的鲁阿兹大厅里举行，那是一个可以容纳近千人的场子。这次别具一格的演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那些著名作家一个个粉墨登场时，观众的情绪不时被引向高潮。在这次演出中担任导演的维恩贝尔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很出色的演戏才能……是个巧妙的喜剧演员，他善于引人发出纯粹果戈理式的笑声。”
当年的好友米留科夫这时担任了《火炬》杂志的编辑。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他的邀请，常常去参加每周二晚上在军官街雅科勃斯家举行的聚会。米留科夫发现，刚刚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文学中一切稍微重大些的现象都产生热烈的兴趣。他特别关切地注视着刚开始写作的青年作者”。在那里，他兴致勃勃地与老友新朋相聚。常来这里的还有诗人迈科夫、小说家皮谢姆斯基、批评家格里戈里耶夫、剧作家梅伊、讽刺作家米纳耶夫和政论家达尼列夫斯基等。来参加聚会的大部分是年轻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组里占主要地位，往往超过对纯艺术的兴趣。按照这个观点，艺术家应当关心社会的发展，引导人们认清社会上所产生的善与恶，因而要做引导者、揭露者和领导者”。
就是在这样的聚会上，批评家斯特拉霍夫认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成了他的朋友。斯特拉霍夫后来回忆说，初次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只觉得他的外貌很普通，但宽大的前额和极有神采的眼睛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由于他受过苦难而产生的哀伤或冷酷”。他还认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聚会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小组中占据了首要的地位。“他是大家公认的大作家，他的首要地位不仅在知名度上，而且在思想的丰富和言辞的激烈上。”使斯特拉霍夫惊讶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丰富的同情心，善于了解各种不同的乃至相互对立的观点的本领”，“他的思想的无穷无尽的活力和心灵内涵的无比丰美”。
早在1858年，米哈伊尔就曾利用刚开始松动的书报检查制度，获准办了一个小型的《时代》周刊。不过，这份周刊的篇幅很少，影响也不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后不久，就立即和哥哥商量办一个大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学月刊。办刊物是参与文学进程的一个极好的途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不过他清楚当局对他持有的戒心，因此，此事还得由哥哥唱主角，否则准得告吹。办刊报告送上去了，筹办工作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米留科夫小组聚会的主题渐渐转向了对《时代》月刊的办刊方针和计划的讨论。后来，干脆将聚会的地点移到了位于叶卡捷琳娜运河边的米哈伊尔的家中。
如果说归来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以受难者的面目在公众面前出现的话，那么玛丽娅在丈夫面前则处处表现得像一个受尽屈辱的不幸的受难者。她不喜欢新的环境中的一切，包括米哈伊尔哥哥。她甚至疑心哥哥一家都在暗算她。她老是感到委屈，时不时发作，狠狠地责骂丈夫。玛丽娅当时不健全的精神状态与她日益糟糕的身体状况不无关系。现在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玛丽娅联系在一起的与其说是爱恋，倒不如说是怜悯。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忘记那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狂热的爱情。
家庭气氛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刚到特维尔不久，他就在给亲友的信中一再谈到自己的苦恼：“我的心都要枯萎了。不知我的灾难何时才能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痛苦，但他还是表示将担起对有病的妻子的责任：“我把全部家务操劳担在肩上，并竭尽全力把它承担下去。不过，我相信我的生命还没有完结，我也不愿意死。”1859年底，他独自一人前往彼得堡。次年年初，玛丽娅去彼得堡找他，但因无法适应那里阴冷潮湿的气候，又重新回到了特维尔。自此，在玛丽娅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们经常分居两地，难得相聚了。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舍昼夜地拼命工作，《死屋手记》快要脱稿了，只有在狂热的工作中他才能摆脱生活中的烦恼。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扬诺夫斯基医生是青年时代的好朋友。他回到彼得堡后，两人很快恢复了交往。就在这时，扬诺夫斯基的妻子、23岁的亚历山德拉？伊凡诺夫娜？舒伯特进入了他的视野，并在他的生命轨迹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印记。
舒伯特本姓库利科娃，出身农奴家庭。这个活泼聪明的女性很有演员的天赋，她的表演质朴自然，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过许多少女形象，如格利鲍耶陀夫《智慧的痛苦》中的丽莎、莫里哀《太太学堂》中的阿涅丝、奥斯特罗夫斯基《穷新娘》中的玛丽娅、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们》中的快嘴桂嫂等，被杰出的俄国演员谢普金视作得意门生。舒伯特的学生达维多夫曾这样评价她：“她关切地注视着整个俄国生活，对待艺术十分严肃，深深地爱着戏剧。她天赋聪明，受过完美的教育，善于忍让，谦逊质朴，情感丰富……”她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并非偶然。
舒伯特的第一个丈夫也是演员，但婚后不久就去世了。一年来，她成了扬诺夫斯基的妻子，并暂时离开了舞台。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女子很愿意与文化界的名流交往，当时不少著名的作家都与她相熟。舒伯特与扬诺夫斯基的婚姻并不幸福，丈夫才能平平，对妻子重返舞台的愿望百般阻挠，夫妻关系出现了裂痕。扬诺夫斯基发现妻子对刚刚来到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有好感，于是寄希望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帮助他说服妻子回心转意。然而，事情的发展恰恰与扬诺夫斯基的愿望相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没有为他出力，反而很快成了他的妻子的情投意合的好朋友。舒伯特似乎爱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十分依恋她。
尽管扬诺夫斯基疑虑重重，但是他终究不得不放主意已定的舒伯特前往莫斯科。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据舒伯特回忆说：“他对一切都感到惋惜，说人们演的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剧目，劝我扮演严肃的角色……我请求德鲁日宁把《波林卡？萨克斯》改编成剧本，他一直没有动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谈论《涅托奇卡？涅兹瓦洛娃》……我感到苦闷与无聊，很想到莫斯科去演出……周围的人都赞成我的计划，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支持我这样做。”
1860年3月，舒伯特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始了她的新的艺术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与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他得知舒伯特来到剧院后将首次登台演出时，十分高兴。他立即请青年时代的好友、这时也已重返文坛的普列谢耶夫务必在莫斯科的刊物上为此事刊登广告，并按照他的意见撰写评价舒伯特才华的文章。“您要知道，我是多么想观看您的首次演出啊！”陀思妥耶夫斯基由衷地对舒伯特写道。他作好了专程去一趟莫斯科的准备，甚至打算移居莫斯科。
在那些日子里，他给舒伯特写出了一封封充满温情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友谊。您很善良，才思敏捷，您有一颗美好的心，做您的朋友会使我感到不胜荣幸。您的性格又那么迷人，因为您是一位演员；您常常以悦耳动听的声音揶揄和嘲笑一切平淡无奇、滑稽可笑、愚顽骄横的事物。倾听着您的声音，我感到十分惬意。”“假如我有那么一点点写喜剧的才能，我一定会为您而写的。我很想尝试一下。如能写成，我将把它呈献给您，以表我最深挚的敬意”；“再一次吻您的纤手，并诚心诚意地祝愿您万事如意，永远快活，一帆风顺。”
两人的亲密关系引起了扬诺夫斯基的不快。6月中旬的一天，他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决定把家搬到莫斯科去，并将在莫斯科的医院里找一个工作。他还说，如果此事不成，那就让舒伯特重回彼得堡，他已替她联系了亚历山德拉剧院。
“看来，您是存心不让她从事戏剧活动喽？”陀思妥耶夫斯基听罢说道。
“如果非这样做不可的话，那又有什么办法？”
“要知道，这等于使一个人失去光明、空气和阳光。难道您决心要这样做？”
“米丘林娜脱离舞台以后不是照常生活吗？还可以在家庭剧院演出嘛。”
“这简直是暴行！要是我处在她的位置上，我就不会服从您。”
“可是法律要求她这样做：她不能不听从我。”
“难道在这类事情上您要诉诸法律？老实说，我万万没有想到像您这样一位具有人道主义原则和信念的人，竟会如此行事。”
“嗯，当然，事情还没有弄到这种地步，我是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您干吗要这么热心替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打抱不平呢？我知道您经常和她通信，她对您显然是言听计从。您信任她已经超过了信任我。您背叛了我的友谊。在莫斯科时她曾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不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根本不是你的朋友。’”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写信告诉了舒伯特。他在信中写道：扬诺夫斯基“知道您非常信赖我，是您使我有幸认为我的心配得上您的信赖；他知道我本人也为这种信赖感到自豪……此外，在你们家庭关系中，我对您的好感要多于他；他也知道我并没有向他隐瞒这一点，我在很多问题上都不赞成他的意见，而且总是竭力捍卫您的权利……我觉得他似乎有一点嫉妒，也许以为我爱上了您。当我看到他桌上摆的您的照片的时候，我朝他看了一眼。后来，当我又一次到桌子上去找火柴的时候，他一边跟我说着话，突然一下把您的照片翻了个个儿，让我看不到。我觉得太可笑了，做了一个很不以为然的手势……请您做好同他见面的准备，坚持应有的权利吧，不过可用不着毫无必要地刺激他。最重要的是要照顾他的自尊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舒伯特确实产生了爱恋之情，但是他及时地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他明白为了对得起朋友，也为了不损害舒伯特的名誉，他绝不能卷入扬诺夫斯基夫妻间的纠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一封致舒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还能见到您吗，我的亲爱的？7月份，我大概将去莫斯科。我还能和您促膝谈心吗？我感到幸福的是，您竟如此高尚，对我如此多情和信赖；这才是真正的友谊！我坦率地对您说吧，我很爱您，热烈地爱您，爱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我曾亲口对您说过我并没有爱上您，因为我珍视您的正确意见；我的天哪，当我觉得您已不再信赖我的时候，我简直苦恼极了，我恨自己。真叫人感到痛苦啊！可是您的来信驱散了一切，我无比亲爱的人儿，但愿上帝保佑您永远幸福！当我确信我并没有爱上您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使我有可能更加忠实于您，而不必担心自己良心上受到责备……”他们的关系中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对舒伯特的眷恋深深地埋在了心底，而舒伯特则始终珍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的信，直至1909年在莫斯科去世。
1860年7月，《时代》月刊获准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高兴，他多年来的愿望实现了。兄弟俩立即作了分工，米哈伊尔负责刊物的述评栏和事务工作，而刊物的主要编辑工作则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承担。随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着手起草了一份“征订启事”。这篇九月份刊登在各主要报刊上的“启事”，阐明了《时代》的办刊方针，同时实际上也是充分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归来后对社会对文学的新的认识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章，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根基主义’的宣言书”。
在这篇“启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这样的主张：当前俄罗斯最重要的是农民问题，它的解决应该成为巨大的和平变革的开端；彼得大帝的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但这种改革又造成了有文化的阶层同人民之间的鸿沟；俄国知识界脱离了人民这个“根基”，这种脱离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俄国知识分子需要吸收欧洲的思想文化遗产，但当这一结果已经达到时，知识分子应该回到祖国的“根基”上去；知识界要提高人民的文化，向他们传授知识，同时更要同民众结合，学习他们的坚毅精神、道德理想和宗教感情；俄国人民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性，俄国的思想有可能成为欧洲各民族中所发展的思想的综合体；文学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必须反对商业化和盲目崇拜权威的倾向，进步的俄罗斯文学将推动俄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热情地写道：“自彼得大帝实行改革以来，人民群众同我们这个有文化教养的阶层只有一次结合，那便是在1812年，而且我们已经看到，我国人民表现得多么出色啊……我们终于确信，我们也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且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出于我们的根基，源出于人民精神和人民的基础。我们预料，我们未来活动的特点应该真正是全人类性的，俄罗斯思想也许会把欧洲各个民族以顽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融合起来，那些思想中一切对立的因素也许会同俄罗斯民族性协调起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完全参与到了当代俄罗斯的文学进程中。1860年9月，《死屋手记》的开头部分在《俄罗斯世界》上刊出；年底，他的第一部两卷文集在莫斯科出版；1861年1月，他任实际主编的大型刊物《时代》正式创刊。就在创刊号上，他的另一部长篇作品《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开始连载。
《死屋手记》的构思起于苦役时期，后虽有片断写作，但正式动笔则已是1859年秋天。这是一部大型的纪实性作品，艺术虚构和特写（乃至回忆录）手法的有机结合，使它既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又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作品中的叙事者戈梁奇科夫是个虚构人物，作者以这一人物的“手记”形式，第一次真实地再现了沙俄苦役监狱中非人的生活。那是一个人间地狱。狱吏不仅“把行刑视作一种享乐”，“像饿虎一样舔人的血”，而且不断地从精神上折磨犯人。在苦役监狱中“很难想象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了什么地步”。作家以人道主义的激情抨击了种种残酷的现象。
作品也客观地描写了形形色色的苦役犯，这里大部分是蒙冤入狱的、本是农奴或士兵的普通人，对这些无辜者的审判和监禁正是沙俄法律腐败的明证。这些犯人中有不少人曾因不堪凌辱而奋起反抗，他们是黑暗社会的牺牲品。尽管有些人在环境的影响下染上了凶狠粗野等陋习，但他们仍保持着高尚的人性。作家写道：“我愿意首先出来做证。就是在那些最没有受过教育、最受压抑的受苦人当中，我也遇到过一些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的人。在监狱往往有这种情况，你认识一个人已经多年，总觉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野兽，因而蔑视他。可是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内心世界却突然充分地显示了出来，这时你就会看到他的思想感情是多么丰富，他的心灵是多么善良，他对自己和别人的苦难了解得多么清楚，这一切都会使你大开眼界，一开始你甚至不敢相信你亲自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当然，作家更喜爱的是那些善良温顺、笃信宗教的人物，因为他们更符合他的道德理想。犯人中也有真正的恶人歹徒，作者称他们是“吸血的大蜘蛛”。在这部作品和他后来的许多作品中都一再对这一类形象作了严厉的鞭挞。作品对政治犯的描写，对他们与普通的刑事犯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也有其独到之处，从中不难见到作者本人思想变化的轨迹。
《死屋手记》的发表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进步的评论界无数的读者都将它看做是“对卑鄙龌龊的俄国现实生活的愤怒揭露”，并高度称赞作者的勇气，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谈论囚犯的人类尊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危险的”。屠格涅夫认为，这部作品“在文风上很像但丁”，对各种人物“都有很多细腻而真实的心理描写”。托尔斯泰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谈到，这部作品令他爱不释手，“在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新文学中，再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了”，他“很久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艺术享受了”。赫尔岑也为《死屋手记》写下了一段精彩的文字：“这个时代还给我们留下一部了不起的书，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像但丁题在地狱入口处的著名诗句一样惹人注目，就连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预料到他讲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惊；作者用他那戴着镣铐的手描绘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为我们绘制出一幅类似米开朗其罗的《最后的审判》那样的壁画。”
几乎与《死屋手记》同时问世的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也是一部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思想和创作特征的重要作品。小说描写了两个家庭的悲剧，而悲剧的制造者都是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瓦尔科夫斯基先是诱拐了史密斯的女儿娜佳，在骗得财产后又将她抛弃，娜佳惨死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她留下的女儿涅莉渴望复仇，但最后她与祖父两人都只能含恨而死。此外，为瓦尔科夫斯基忠心耿耿地管理田庄的伊赫缅涅夫，反遭其诬告，结果弄得倾家荡产，女儿娜达莎也被瓦尔科夫斯基的儿子阿辽沙所诱骗。这部作品清晰地展示了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
瓦尔科夫斯基是恶的化身，是一个典型的“吸人血的大蜘蛛”。尽管他出身贵族，但他已意识到在这个迅速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我们这个家族已经没落了，我们需要权势和金钱”。为了达到这一点，他投机钻营，欺诈蒙骗，诬告陷害，无恶不作。如批评家杜勃洛留波夫所说：这是一个“以强烈的情感描写出来的连续不断的丑态，以及各种恶劣的、无耻的特征的集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丑恶行径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理论（所谓“一切都是为了我，整个世界都是为我创造的”，“一切人类美德的基础就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等）作了辛辣的抨击。
作品中描写了不少“小人物”，这些人物的悲剧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已远远超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的同类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程度尽管参差不齐，但似乎大都带有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作者有意无意地通过这些形象在颂扬自我克制与忍受苦难的品格。作品中的伊万是这种精神的化身，他在恋人娜达莎受到阿辽沙诱惑后，竟然决定自我牺牲，为他们而奔走。而受尽欺凌的娜达莎竟说：“我只得继续受苦才能换取未来的幸福……痛苦能洗净一切。”这里清楚地表现出了他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思想。不过，我们从涅莉对现实发出的强烈诅咒和至死不宽恕瓦尔科夫斯基这点上仍能见到作家内在的思想矛盾。
小说在艺术上也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如情节发展紧张迅速，用时间上的“跳跃式”描写来增强作品的动感，章节末尾常有急剧转折，艺术效果强烈，某些人物和情景上的神秘与虚幻色彩等等。这些手法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有更成熟的运用。
这部小说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出色的作品，不过当时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总的说来是积极的。杜勃洛留波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长篇小说写得不错，看这部小说的人几乎无不怀着愉快的心情，谈到它时也几乎赞不绝口。”他称赞作者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对人充满热忱的忧虑，并认为这部小说“是今年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他对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不足之处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大都是中肯的，有些也为作者本人所认可，而有些分歧则反映了两人在思想上和艺术观上的差异。《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特别是《死屋手记》的发表，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真正享誉俄国文坛，他作为优秀作家的地位被确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