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故乡凤山县的土炕上他平静如水没有这样的感觉，故乡酥软的土地最适宜长粮食长树木长花草，而城市里坚硬的水泥地面上却最容易生长欲望。
——潘尚峰推开了刚才半掩上的门。孙根明跟在他后面进来了，他在潘尚峰的客厅里环视了一周，客厅不大，三个大书架子占去了很多面积，书架上除了书以外，有颜色不同样式各异的大大小小的石头，还有几件瓷器，几片瓦当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根雕、砚台、牛尊、竹筒等），房间里有一丝孤寂清静的陌生感。孙根明落座在沙发上，潘尚峰给了他一支烟，他接住了纸烟，放在了茶几上，没有抽。他的目光停留在茶几上那本翻开的书页中了。
春天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冬天里冰封的想象；
春天是一把大手，
抓醒了人的不痛不痒；
春天是一把镢头，开挖着大自然的响亮。
故乡温柔的大地是一双温柔的眼睛，
她在温柔地期待着她的子孙。
无论苦难多么深重，
感情是我们唯一的心声。
潘尚峰很难相信这就是孙根明写的诗，他在学校资料室里找到了《秦风日报》，在《秦风日报》1965年4月17日的绿草副刊上他读到了这两首转载在凤山中学文学社的社刊《凤鸣》第三版上的原诗。他将这两首诗倒背如流了（许多年后，潘尚峰在翻阅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王》时才发觉，“感情是我们唯一的心声”那一句是由莎翁的“感情是我们唯一的言语”变幻而来的）。在离他家五里地的孙家庄，竟然出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诗人！而父亲是咋说的呢？疯子！孙根明是疯子。
疯子——诗人——孙根明？
当时，潘尚峰头脑里的疑问比来自纽约联大会议上的提案还多。潘尚峰对孙根明凝思良久，坐在他面前的就是当年很崇拜的农民诗人？时光已将孙根明打磨成一个半老头子了，他的面相可能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些，他脸上的皱纹很多，这皱纹倒不是苍老的标志，他一笑，面部的皱纹舒展了，他的活力就从那些皱纹中散出来漫过了面庞；他沉下脸来，那皱纹就很老练了，把灵魂的闪光处刻画得十分零乱，也看不出一丝半点的才气来，面相也被皱纹老去了。他的发型很年轻，本来偏向一边的那几绺头发横过来浅薄地遮掩着额头上那几道尤其深刻的纹路，由于没有全部遮住反使那几道皱纹很不服帖时刻有反叛的可能，断断续续地凸现着。他的上身是一件白色的确良，灰色的裤子上打着皱，手里提一个黑塑料提包，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猪贩子或牛贩子，或者就是修油烟机或煤气灶的那一类小手艺人。孙根明打量了潘尚峰几眼。潘尚峰不知道孙根明来找他干什么。
“你是啥时候来西安的？”
“三个月了。”
“噢。还写诗吗？”
“这几年没有写。”
“做生意？”
“前几年贩过药材，这几年没再搞。”
“你找我……”
“我就住在八里庄，在你们学校对面。”
“八里庄我知道。”
既然孙根明没有告诉潘尚峰他来省城干什么，潘尚峰也不好再问他。孙根明很小心地拿起了茶几上的潘尚峰的一本书翻看着。
孙根明背着一床被子和几本书进了西安市，他在八里庄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住下来了。早春二月，这个城市刚刚睁开了灰蒙蒙的眼睛，孙根明就起床了，他在一条背对太阳阴暗潮湿的小街上用早餐，早餐是便宜实惠的炸油条。他坐在没有靠背的四方形凳子上朝卖油条的年轻人用咬字很重的西府口音喊道：来五根油条两碗豆浆。面部汗毛渗油的年轻伙计回过头来一瞥，只见小圆桌旁边坐着的是孙根明一个人，不由得翻了翻眼皮又瞅了他一眼，当他证实他的顾客一个人要吃五根油条喝两碗豆浆时就不敢怠慢了。孙根明没有在乎年轻人的神色，他在等待中翻开他已看了几遍的《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生前最爱读的一本书。油条端上来了，孙根明将盛油条的竹蔑小筛子向他跟前拉了拉，他的左手像抓镢头把儿似的抓起一根油条大嚼大咽，右手按在豆浆碗旁边的《容斋随笔》上。他一面吃，一面斜视着他对面的一个年轻女人：那女人吃得很仔细，油条用筷子夹住，口张得很有分寸，油条向嘴里送去时，嘴唇上涂得很精巧的口红像列队欢迎的仪仗队，只向那根油条行了注目礼并没有接触。这就是技巧，免去了口红受伤害，油条又服服帖帖地进了口腔。她那细密密的白牙咬动油条时，张开的嘴唇就格外警惕，她喝一口豆浆，不时地扯一块餐巾纸在嘴唇沾一沾。孙根明在女人喝豆浆之时，目光平视过去，正好落进了女人的脖颈之下；女人的领口开得很低，她的身子向前微倾着，明晰的乳沟仿佛是那对硕大的乳房的序言供孙根明阅读。这曲线适畅的乳沟和油条豆浆一同填充着孙根明饿了一个晚上的肠胃和眼睛。孙根明内心里荡漾着和他那五十四岁的年龄很难搭配但确实是难以按捺的骚动：这女人昨晚究竟被谁享用过了？是大腹便便的官员，还是油头粉面的大款？是和她年龄相当爱得死去活来的情人，还是给她提供经济来源的老叟？肯定不是像他这样的农民。是城里人又能怎么样呢？我不是匍匐在城市脚下的乞丐，城里人能得到的，我将同样得到，包括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这个“可餐的秀色”。这女人用无言的存在给了他激情，他的血管里仿佛注射了扩张血管的药物，一个狂放不羁的年轻诗人的血液在全身奔流。他似乎在晨光中看见，他的生活像一片绿色的草坪，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幅价钱不菲的油画，他一点儿也不气馁不自卑。他吃得很从容，觉得油条豆浆就是世上最好的饭食。
孙根明并没有即刻离去，他用目光送着这个女人离开座位，一直把她送到街道上。他填饱了肠胃，也喂了眼睛。他抬头一看，被西北风打扫了几遍的天空发蓝了，变亮了，天穹宛如城市女人牵着的宠物伸展着四只脚眯着友善的眼睛看着他，他用抓过油条的手在嘴上抹了两抹，似乎觉得不对头，随即，撕了一块餐巾纸在手上和嘴上擦了擦，拿上书本，离开了这条凹凸不平到处洒着泔水的街道。
孙根明带着书本来到了解放公园。解放公园在古都大学旁边，清早起来，公园不卖门票，里面的公共厕所也不收费，孙根明和晨练的城里人一起走进了公园。他先找到了厕所，淋漓尽致地撒了一泡尿（可以节省2角钱的入厕费），然后，他来到了解放湖畔的一座小山下面，他面朝初升的太阳，背着山石，开始读书了。他读得并不快，不时地掏出一支铅笔在书页上圈一圈，画一画。有那么一会儿，他的目光停留在一页纸上没有挪开，对那一页，他连读了两遍，陷入了沉思，他可能被某一段话或某一节论述深深地吸引住了。在他附近伸胳膊扭屁股的男人和女人们被他的神情推开了，他的声音世界里是活跃的文字，那些语句踩踏着响亮的脚步声走进了他的内心，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脑海里。阳光透过山上的花树补丁似的补在他的衣服上和书本上，他每翻过一页，那补丁就多出一块。孙根明抬起头来时，两个身着短裤短袖的女孩儿气喘吁吁地从他跟前跑过去，她们毫不吝啬地把欲望印在足迹所止的地方，毫不吝啬地撒下了青春的气息，孙根明朝那两个露胳膊露腿的女孩儿的背影看了几眼，闭上了眼睛。他额头上的皱纹一块儿挤了挤，像咽下几口苦药似的下咽着这个城市里充满欲望的风景。
大约8点左右（孙根明没有戴手表），他离开了解放公园，回到了他租住的小屋，铺开了稿纸，开始写文章。他一连抽了三根烟才找到了开头。他将每一个汉字都要写得很工整很端庄，三百个字的稿纸要写满需要大半天时间，他写一句，在心里念一遍。他不喝一口开水（要喝开水，得走出房子，走一段路去向房东要），只是抽烟；烟的雾气笼罩着他的面孔。由于光线有限，下午五点左右，房间里已逼近傍晚了。写到大约8点一刻，他小心翼翼地合上稿纸，放进抽屉，又来到那条小街吃午饭（午饭和晚饭是一顿饭）。他的午饭更简单：一大碗扯面，外加一个烧饼。安顿肠胃的原则是饱，什么营养搭配，维生素ABCD，对他来说只是过目的印刷品。城里人吃得越仔细越小心越缺少灵气缺少活力，农民吃得那么粗疏那么简单却浑身是力气，他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吃毕午饭，孙根明点上了一根烟，叼在嘴角，沿着小街慢悠悠地向南走。他的两手甩得并不很开，步子像读书人一样文气，一双眼睛不住地左顾右盼，向眼睛扑来的东西太多太多，就像一个消化不太好又贪馋的老人第一次见了生猛海鲜，只顾大吃不管肠胃是否受得了。孙根明不知道他要走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哪儿是目的地，他只是走，走，走。穿过繁花似锦的宽阔街道，走过空寂无人的僻背巷子继续向前走，以至钻进灯光黯淡潮湿狭窄的小胡同，他被自己那响亮空旷的脚步声吓住了，他回头一看，自己仿佛塞进了一个黑洞之中，孤单而凄凉，于是，他拔腿往回走。他的四周是一些低矮的小瓦房，或者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棚子，昏黄的灯光使这些低矮的小房子显得模糊含混猥琐自卑，偶尔从房间里传出来的锅碗瓢勺的磕碰声或者一个男人放肆的咳嗽声，生硬冷漠，横冲直撞，似乎不怀好意，令人心悸。孙根明呼吸到的不是城市中心那种混浊黏稠的空气，这里的空气紧张硬朗，具有一定的力度，随时有引燃的可能。他心里有点害怕，从原路返回去，向他居住的八里庄退却。
1980年，孙根明开始做药材生意，免不了向省城里跑，那时候，他并没有深入城市的骨髓里面去，只触摸到了城市的皮毛。这一次，他看似盲无目的地乱走，其实，他妄图窥视未曾见识的城市面目，妄图触摸到这个城市的内脏。他的心底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在萌芽、生长；他暗暗地渴望有好运？渴望有艳遇？还是渴望有一天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媒体都把他作为占据版面的新闻人物？渴望变成一根盐柱还是女祸补天的顽石？他一时还廓不清。他只觉得，渴望如牛犊顶树一般在顶撞他，顶撞得他难以安宁，跃跃欲试。睡在故乡凤山县的土炕上他平静如水没有这样的感觉，故乡酥软的土地最适宜长粮食长树木长花草，而城市里坚硬的水泥地面上却最容易生长欲望。
傍晚的空气清澄潮湿，一场透雨把这个城市里的角角落落清洗了一遍。出了八里庄，孙根明穿过了一条街，又穿过了一条街，夜幕降临时，他已接近了古城墙。
孙根明老远听见了一缕既微弱又不失清晰的音乐声，旋律仿佛跳来跳去的女人，魅力无穷难以上手。他撵着那音乐声朝古城墙下走去了。古城墙上的霓虹灯闪烁发亮，面孔古老，而那音乐声仿佛是从霓虹灯中闪射出来的光芒，穿透了时间的盔甲，直通千年以前的唐王朝——轻柔靡烂的音乐往往是一个盛世的美妙饰缨，不然歌舞升平这个词语怎么解释呢？孙根明不再左顾右盼，加快了步子，走到环城南路，他已听得很明白了，音乐声来自护城河北岸的环城公园。到了公园门口，他探头探脑地朝里面张望了几眼，一个看门的卷发女人吆鸡似的向他挥了挥手：买门票去！他走到卖门票的窗口问了问票价，一个靓女头也没抬，说是五角。他说，原来不是一毛五吗（80年代，他进去过几次）？年轻女人抬起头，杏核眼一翻，不再理他。他解开衣服，从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五元钱递了进去，孙根明趴在窗口等着她找钱。他的眼皮不由地垂下去，只见那女人跷着二郎腿，小腿漂亮诱人。昨晚睡她的那个男人肯定没本事，不然，她不会态度蛮横的，没有过好性生活的女人常常把自己的难言之苦变成脏水随意泼洒。他接住丢过来的四块五毛钱，刚一离开窗口就听见那女人说，瓜×一个。他听得很分明。从漂亮女人嘴里吐出来的脏话特别惹眼，特别可爱，特别诱人，特别污脏。他想返回去和那女人讲理，回头一看，坐在女人跟前的那个男人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他稍一迟疑，便向公园里面走去了。
晚上的环城公园，灯光幽暗，人影绰绰，人气很旺。树荫下，石凳上，一对对男女旁若无人，不知疲倦地拥抱接吻，孙根明故意从一对似乎是焊接在一起的男女跟前走过去，他不敢正眼去看，只能偷眼相觑。他捕捉到了在录像厅里看到的镜头——儿童和未成年人不宜！他不可能停下来把细微动人处抓住，因此，脚步和眼睛一样地忙碌。从一条碎石子铺的小路上横穿过去，孙根明走进了城墙下的树丛中，他总觉得那色彩浓重的树丛把五毛钱的一大半的面值包裹了（起码有三毛钱的景致在树丛后面）。果然，他一进去，急忙退出来了。他看见一对野鸳鸯站在城墙根下辛苦地交欢，女人的身体紧贴住威严正经的古城墙，男人的屁股一撅一撅的似乎要把古城墙和那女人一同掀倒——儿童和未成年人不宜！孙根明向前走时步子有点僵硬了。
拐过城墙，孙根明来到了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那地方有两台戏，一台是豫剧，一台是秦腔。孙根明对豫剧没有兴趣，他走到了唱秦腔的台下。台下坐着大约百十号人。舞台不高，是临时搭起来的，台上的演员没有化妆，服饰随便，面目清楚。由于没有戏剧服装的包装，没有脂粉的遮掩，唱戏的人和看戏的人之间的距离感消失了许多。孙根明走到了前排，坐在了一张空椅子上。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让心平静下来。他左右一看，看戏的大都是男人，而且中年人居多。他的右边坐着的两个男人和他年龄相当，手里都拿着大哥大，一边看戏，一边和人通话。听口音，这两个男人是西安城里的，其中一个是秃顶，一个是大胡子。秃顶给大胡子指指点点地说，这是高水县的黑牡丹，她出来唱野摊没多久，你看那身段是活活的一个貂婵。大胡子说，咋样？想上手，得是？秃顶哈哈一笑：知我者为兄。在我的名单中就差一个戏子和运动员了。大胡子说，大学生和穿军装的也搞过？大胡子说，大学生最容易得手了，娃们不是都缺钱花吗？只要有钱。大胡子说，搞过的有这个数目没有？大胡子做了一个手势，大概是表示一百吧。秃顶说，没有，和你相比，我是小巫见大巫了。两个人哈哈大笑，笑声压倒了女戏子的唱腔，惹来了前后左右许多眼目，而这两个中年男子毫不在意。孙根明已经听出了秃顶和大胡子在谈论睡过的女人数目和她们的职业年龄。他就想，这些人不是有钱的就是有权的，他们真是狂极了，妓女泡不够，还要到这地方来寻开心？他想打探一下这两个人是做生意的还是什么经理什么长？正欲开口，台下响起了一阵乱七八糟的掌声。他抬眼看时，有人上台去给那个叫做黑牡丹的献花，有人给她的身上披大红被子面。他扭头一看，秃顶和大胡子离开了座位，这两个人嬉皮笑脸地上了台，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那么多被子面（大约有二三十条），两个人搂着流金溢彩的被子面向黑牡丹身上搭，黑牡丹的身上仿佛缠了许多条蛇，动也不能动了。秃顶和大胡子分别站在了黑牡丹的两边，挽住了黑牡丹的胳膊，两个人拉住了黑牡丹的手，狗一样乱叫。台下的观众嘘声不止。
黑牡丹进去之后，换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嗓音尖利，却不合弦。孙根明一段也没听完，离开了座位，他看见，有人端着一个塑料盘子开始要钱了。
孙根明从环城公园西门出来恰巧碰见了唱戏的黑牡丹，因为距离很近，他就看得很分明，女人三十岁上下，丰乳肥臀，脸盘好看，嘴唇迷人，眼睛大而亮。她和秃顶并排站着，两个人不知说什么，秃顶的笑声跟麦糠一样，女人则笑得很灿烂。还没等孙根明走到跟前去，秃顶和黑牡丹开步走了，两个人走到不远处停放的一辆黑色小轿车旁边，秃顶拉开了门，女人钻进去了。孙根明站在原地不动，木然地看着。小车的喇叭连续响了三声，孙根明也没觉察到，秃顶将玻璃摇下来，从车窗里伸出肥肥的脑袋，粗着嗓门说，你是聋子吗？瓜熊！孙根明这才意识到，他站的位置妨碍了秃顶的车。他向后退了几步，望着开走的小车骂道：我日你娘！孙根明心里添了一丝怅然，他失去闲逛的兴趣了。
第二天晚上，孙根明不知不觉又来到了环城公园。路过一家花店时，摆在花店外面的那些笑眯眯的鲜花开启了他：买几朵花。走进花店一问价钱，他犹豫了，在花店门口徘徊。花店的女主人大概看出他不是那些发了财的农民，在价钱上优惠了他。他忍痛花了三十元钱买了一束花。他先是把花提在手里，像拎着麦捆子掂着锄把一样提着，他觉得，这样的提法很农村，不城市；他又将花抱在怀里，只走了几步，脚下也乱了，这样的抱法太别扭太做作。他第一次和花打交道，没想到，那玩意儿挺捉弄人的。他正为难着，侧目一看，他旁边的一个年轻人正抱着一束花向前走，那抱法就是不一样；他的一只手攥着花枝，花朵靠在他的臂弯里，舒舒坦坦地靠着。他一用力，仿佛听见那束花的香味儿嗡嗡乱飞。孙根明一看，由于抱得太紧，两枝郁金香被他的臂弯弄扁了。他将花捧在鼻子跟前嗅了嗅，花的香味儿还在。
孙根明是抱着投石问路的目的准备给女戏子送花的。他欣欣然地走进环城公园来到唱秦腔戏的舞台下。他抬眼一看，舞台上有一个女孩儿骚首弄姿地在唱歌，声调不时地走样。台下尽是些小青年，他们嚼着瓜子，打着口哨，嬉笑喧哗。孙根明有点沮丧，他把那束花挟在腋下，走到一个小青年跟前去问，还唱不唱秦腔？小青年噗地吐了一口瓜子皮，没有理他。他正准备离去，这时候，时装模特儿开始上台表演了。这些时装模特儿大概都是些乌合之众，动作僵硬忸怩，服装怪异夺目，胳膊大腿露得不可再挑剔了。小姐们扭胯骨摆屁股用猥亵的动作挑逗，惹得台下不断有人喝彩。孙根明还没有观看过这样的表演，他觉得，眼睛还是挺受活的，下面也开始热烈响应积极配合了。他想走也走不脱了，突然灵机一动，把挟在腋下的鲜花提在手里，走上舞台献花去了（趁此机会，可以逃脱要钱）。排在最后的一个女人已经转身向后台走了，他朝那女人“嗨”了一声，把花向女人手中塞，女人听见有人喊她，回过身来接花，在那一刻，他愣住了：女人的眼睛咕咕地一转动，用那双漂亮的眼睛咔嚓一声咬了他一下，拿着花的手松开了。女人朝他点了点头，淡淡地一笑。女人抱着花进了后台。他挪开了粘在女人身上的眼睛。孙根明从舞台的一侧跳下去，跳进了阴影之中。他溜走了。
白白地送了一束花，白白地花了三十块钱，孙根明既痛惜又失望，他孑然行走在环城公园里。他觉得，他走到哪里，那双咕咕转动的眼睛就跟到哪里，响在哪里；他坐下来，那双眼睛也坐在他的旁边了。他走进树丛中，还没有张望，那双眼睛便开始窥视。树丛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古城墙黑黢黢的影子重重叠叠，岿然不动地压在软弱的小径上。孙根明坐在石凳子上，眼巴巴地凝视着河对岸的灯光。春夜略带着一丝凉意，花丛、树木、小路、草坪、石凳、八角亭子以及这些景致后面活动的男人和女人们，仿佛被一层纱幕蒙住了，朦胧中有一种无法接近的感觉。
孙根明低头闷闷地走出了公园。他听见有人朝他“嗨”了一声，回过身一看，是她！是他给献花的那个女人，是眼睛咕咕转动的那个女人。
他站住了，嗫嚅道：“是你？
“是呀。我看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觉得脸红耳热了。
女人又学着他的样子“嗨”了一声，“想知道我叫什么吗？
“想。”
“那就叫我白淡云，不要‘嗨’了。”
“你咋还没回去？
“我在等你。笑啥？真的。”
“我也在等你。”孙根明暗自佩服自己的随机应变，“真的。”
“等我去吃夜宵，得是？
女人的话仿佛一个笼子把他装进去了。他稍一犹豫，看了女人一眼。咔嚓一声，女人的眼睛又咬了他一下。
“等你吃夜宵。”尽管他说得很苍白，吐字还是清楚的。
孙根明和这个陌生女人一同进了夜市——
孙根明把他和白淡云的相识相交演绎成这样的话题：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她在《秦风日报》上读了他的随笔之后，通过报社找到了八里庄，孙根明给潘尚峰这样说。
春雨淅沥淅沥地下着，眼泪似的雨点溅在窗玻璃上。潘尚峰看了看雨雾迷蒙的窗外，苦笑道：老孙，还是做个诗人作家好，有人尊敬，有人保护，有人找上门来崇拜，你也快成名人了。
名人？孙根明说，要做个名人难得很呀。
也不难，你看看时下的文坛，登龙术可多啦。潘尚峰说，你傍个文坛大腕，或花些钱买通几个评论家，一夜之间，报纸、电视台满是你的名字和镜头。
孙根明没有听出潘尚峰言语中的讽刺意味，他以为，潘尚峰和他的看法很一致，心里喜滋滋的，心想，他进城来，这一着棋是走对了。
水开了。潘尚峰给孙根明沏了一杯茶。孙根明的心情像仲春的太阳一样，他将水杯端起来，没有喝，又放下了。
“你是咋找到我这里来的？”
“一路找，一路问，找了大半天。”
“在八里庄有亲戚朋友？”
“没有，是租农民的房。我住在那里写文章。”
“做自由撰稿人？”
“也算是吧。”
“你倒活得自在，家里的责任田咋办？”
孙根明告诉潘尚峰，他前几年做药材生意赚了些钱，可以说是衣食无忧，现在想重操旧业，写点文章。他说，他不是为了稿酬而动笔杆子的；他说，他很尊敬文化人，是怀着尊敬的心情来拜访潘尚峰的。
潘尚峰沉思了一刻，他看了看孙根明说道：“老孙，名人好做，好文章难做，我倒不希望读到你在报刊发表的那些文章，有朝一日，我希望读到你压在抽屉里的文章。”
孙根明觉得潘尚峰的语言很深刻，可是，和他的想法大相径庭。他希望的是，他的名字在报刊上经常露面。三个月来，他已发表了十几篇千字文了。
当然，作为一个农民，要在省报上发表那些千字文也确实不容易。做过生意的孙根明有生意人的精明之处，他拿着自己的稿子去编辑部走动，见了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也是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老师长老师短地叫；他十分谦恭，请教编辑老师给他指点。走动的次数多了，年轻的编辑大概对这个中年农民动了恻隐之心，把他的稿子也就留用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一经大杀大砍只留下天上一句、地上一句的千把字了。
孙根明出手很大方，无论走到哪个编辑部，他都拿上最好的“好猫”牌香烟，逢人便递，尽管有些编辑随手就将他递过来的烟扔掉了，他毫不在意，还叫他一声老师。三个月，孙根明总共拿了三百六十八元的稿费，他把这些钱全部用来请编辑吃了饭，还贴进去了一百五十三块。他觉得这样做会形成良性循环的。编辑吃他的饭就要给他发稿子，发了稿子自然就有了稿酬。偷鸡也得舍把米。他只要能发表文章，还怕没钱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