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海军惨遭覆灭的同时，清政府的两名使节——邵友濂和张荫桓，又被日本以全权资格不足为理由给撵了回来。
张荫桓是广东人，不是科举出身，而是用巨款捐来的官。现任驻美、秘鲁、西班牙三国公使，在外交方面很有才干。邵友濂接任著名巡抚刘铭传之职，已经当了三年多台湾巡抚。父亲邵灿是漕运总督，为官正直，备受推崇。
“这次可不要再有疏漏。”恭亲王命令李鸿章。
“我已经告诉经办人员，多多注意手续问题。”
德璀琳去日本，日本借口手续问题，不承认他的代表资格。有了不愉快的教训，这次李鸿章十分慎重了。他将任命通知了美国公使。
这位公使又让驻东京的美国公使把清政府的意向传达给日本政府。清政府希望会谈地点在长崎，并提议，日本任命全权委员之日为双方停战之日。
日本政府拒绝了。
会谈地点在长崎，需要从大本营所在地的广岛特意去那里。日本是战胜国，有权力召来战败国，所以，地点必须在广岛。日本政府拒绝休战，会谈中也不能休战。
中国委员于1月26日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的广岛。
日本方面的全权委员定为伊藤总理大臣和陆奥外相两人。一个是管理国务的最高负责人，一个是外交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清政府代表是侍郎和巡抚，从品级上就不同。而且，日方是名副其实的全权，中国委员却没有被授予独断专行的权限。
“首先驳倒他们的全权问题。”陆奥说道。
“能得手吗？”伊藤摸了一下鼻下的胡髭。
“一定能得手！侍郎和巡抚之流肯定不能授予那么大的权限。”
“顶它一下，若是能缩回去，我们就有把握了。”
“无论如何也得拖一下。”
“对，要等占领威海卫之后再谈。”
“日本国民还没有厌战情绪，恐怕对什么样的媾和也要大喊不行的。”
交谈不多，但彼此了解对方的心思。
“说到底，还得把中堂（李鸿章）拉出来才行！”
伊藤回想起1885年在天津同李鸿章会晤时的情景，不禁自言自语道：“是雪当年之耻辱的时候了！”
2月1日，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在广岛县政府同中方全权大臣会晤。依据外交惯例，双方先交换全权委任书，然后才进行会谈。陆奥看了中方使节提出的文书，说道：
“这不过是一种信任书，哪里是全权委任书！”
中方使节说这就是“国书”，是清朝皇帝给日本天皇的文书：
“大清国大皇帝问候大日本大皇帝。我两国谊属同洲，素无嫌怨，近以朝鲜事彼此用兵，劳民伤财，诚非得已。现经美国居间调处，中国派全权大臣，同贵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商妥协。兹特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贵国商办。唯愿大皇帝予以接待，俾该使臣尽职，是所望焉。”
“哪里有不妥之处？”张荫桓问道。
“我国和中国目前已断绝了国交，没有邦交的国君之间不能交换文书。可以拒绝接受没有外交的国家君主的信件，这是外交常识。我们要问：你们是否真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全权？你们所说的国书，不过是介绍信而已。”
陆奥宗光的话被流利地译成汉语。他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翻译事先也做了准备。
“请你们看看，这是我国皇上给我们的敕谕。”
张荫桓双手把敕谕举过头顶，递给日方。
“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之全权大臣会商事件。尔仍须一面电达总理衙门，请朕旨遵行。随行官员须听尔节制。尔其殚竭精诚，谨以行事，勿负委任。尔其慎之，特谕。”
“这只是一纸命令。上面虽写着会商事件，但究竟是何事件却没明写出来。是通商问题？还是渔业事件？未免太含混不清了。而且，要用电报一一请示总理衙门，这能算做全权吗？”
陆奥宗光看了“敕谕”之后，低声命令随员，“把那个拿来”。他设想了各种情况，做了多手准备。他又继续说下去。
“日方全权大臣的权限同中方全权大臣的权限不相同，就不能开始谈判。只凭口头，是不能作为日后的证据的。所以，要先用文件形式确认这件事，谈判以后再说吧。”
他把话一停，日方的随员立刻分发给每个代表一份文书。分发完，陆奥又追加一句：
“请在刚才发给各位的备忘录上书面回答。”
这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在缔结媾和条约方面，日本皇帝陛下授予日本全权大臣一切权限。根据相互对等之原则，中方全权大臣是否也由清朝皇帝陛下授予了缔结媾和条约之一切权限？请以书面明确答复。”
对此，中方全权大臣不能当即作答，这天的谈判便结束了。
次日，2月2日，中方送来答复文书。其中写道：中方全权大臣被授予为媾和会谈、签字、盖章之全权。至于各项条款，须以电报奏闻本国，请准敕旨，定期签署。然后将条约带回，经皇帝御览，批准后施行。
“这怎么能称作全权？”日方以此为借口停止了谈判，并把责任推到了中方身上。
正如袁世凯所看穿的那样，日方企图再来一次凶猛的打击，获得有利的地位后，再进行媾和谈判。
即使中国的全权委任书是完备的，陆奥宗光也要提出苛刻的条件，使谈判中断。不过，为了不驳居中调停的美国的面子，与其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不如借口中方手续不完备更好些。事态正是按日方的意愿进展的。
接受答复的当天，两国代表再次在广岛县政府会谈。伊藤首相演讲一通，宣告停止谈判。
“两阁下的委任权极不完备，足以证明清政府尚无求和之诚意。”
这就是中止会谈的理由。
张荫桓大吃一惊。如果因意见不合，谈判决裂，无计可施，倒也算完成了使命。可是，现在还未进入谈判阶段就停止，岂不是白来一趟。他恳求道：“委任书不够完备，我可以致电本国政府，授予完备的全权。务请设法促成会谈。”
这简直是哀求。对此，陆奥冷冷地回答：
“我不愿同我拒绝过的人再进行谈判。”
中方代表们垂头丧气地站起来，准备离去。这时，伊藤首相叫住随员之一伍廷芳。
“伍先生，久违了，请留步。”
伊藤博文十年前去天津谈判时，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见过几次面，可算是老相识了。
伊藤首相向敌国代表的一个成员这么亲昵地打招呼，使会场的紧张空气顿时缓和了不少。
“为什么您没当上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用英语说道。
伍廷芳是广东人，年轻时曾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法律学校学法律，后来又去美国留过学。
“哎呀，我怎么行……像刚才您说的那样，我完全不够资格。”伍廷芳答道。
“不，您是法律专家，今天问题之所在，您最明白。如果由最明白法律的您直接来谈判，或许事情就好办得多。”
“恐怕是一样吧！”
法律专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权委任书的确有问题，但那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可以随后补齐，并不妨碍先进入谈判阶段。这在外交活动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击一次中国。袁世凯凭感官觉察，而伍廷芳是凭法学家的眼睛及所处的外交地位来观察。
伊藤苦笑了。他明白，今天为拖延时日耍的把戏被伍廷芳看穿了。他想起十年前在天津谈判朝鲜问题时，曾被伍廷芳从法律的角度顶得张口结舌。
当时的《天津条约》规定了从朝鲜同时撤兵，将来派兵之际相互通告。结果，依据这个条约却产生了这次战争。
“请转告中堂。”伊藤说道。
“转告什么呢？”
“这次中断谈判，绝不是因为日本好战，务请说清楚。我盼望两国尽早恢复和平。这次谈判虽然中断了，但具备合法资格的全权代表来日本时，我们将高兴地再开谈判。……嗯，因为同阁下是老相识了，所以才说了这番话。不是正式发言，就不必告诉那两位全权大臣了，算我们两个人的悄悄话吧。”
“明白了，谢谢，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是不是这次全权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够，惹起您不满？”
“不，不是，若持有完备的全权委任状，我是不能拒绝举行谈判的。当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实说，最好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如中堂或者恭亲王。他们当全权大臣，我们甚至愿意前去就谈。因为同地位最高的人会谈，就不会成为纸上空谈，能负责到底，彻底实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转告给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谈结束了。表面上只是几句简短的应酬语，但陆奥外相立刻明白了，这是希望李鸿章亲自出马的意思。
1月5日，张荫桓、邵友濂两大臣又接到敕谕，其中言及：“关于各项交涉，须随时电奏，待旨办理。凡有伤国体、中国力所不及者，不可任意许诺。”
日方要求中方使节团早日离开广岛，理由是这里乃大本营所在地。
张荫桓等人不得已迁到长崎，2月12日从长崎归国。
这简直是“驱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