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北京的气氛一下子转向赞成媾和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北京城里到处流传。
“你没听说吗？中堂把500万两银子早早就运回老家安徽了，国库都被他搬空了。”
“有钱人都悄悄地溜了。”
“听说都去了上海。”
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不都是谣传。富豪们从北京偷偷溜走，不管怎么遮掩，也会被人看见的。
日本舆论大呼：进攻北京！连战连胜的战果使日本举国狂喜。虏获了北洋海军之后，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这下子，再也不必战战兢兢地害怕英国了！”
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当时李鸿章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朝廷给他恢复了名誉，赏还黄马褂。这是在丁汝昌殉职的次日，即2月13日。
从长崎回国的张荫桓还停留在上海。李鸿章在进京之前，打电报给张荫桓，委托他“推荐精通国际公法、条约法的有胆有识之士”。
张荫桓复电举荐两人——徐寿朋和李经方。
徐寿朋当然很合适。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曾为驻日公使，日语、英语都擅长，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李鸿章本来就打算用李经方做随员，但因为是自己的儿子，难以开口，所以采取了让前任推举的招法。张荫桓在电报中还加了一点说明：“访日时，陆奥外相曾几次询问李经方。”
为使媾和谈判能够有利地进行，必须准备好各种手段。日本一再打听的人物，当然要编在随员之内。有了张荫桓的推荐，就可以搪塞公私兼顾的攻击。
李鸿章问国库能拿多少钱赔给日本，张之洞说台湾值10亿美元。
李鸿章在天津做了周到的准备。2月21日来到北京。
李鸿章入宫，研究媾和条约的原则。正如他所估计的，一天未研究完。
关于割让领土，光绪帝坚绝不同意。
李鸿章认为，连威海卫都被日本夺去了。不割让领土怎么能媾和。
朝廷内部还残留着一些强硬论的余波，而且，绝对信任李鸿章的慈禧太后因病没出面。在同日本谈判之前，李鸿章不得不以宫廷势力为对手，进行初步磋商。
李鸿章不是等闲之辈，他早就看清，不割让领土是根本媾和不成的。但是，光绪帝在2月22日召见他时，却坚决主张不能割让领土。
割让领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他在条约上签字盖章，他将遭到可怕的一致攻击。
“卖国贼！”
“坐窝儿就惧怕日本，唯唯诺诺地顺从对方的主张！”
“没有骨气的孱头官僚！”
所有的指摘都会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35人的弹劾中就说：“昏庸骄蹇，丧心亡国之李鸿章……”他们还说，李鸿章把白银数百万两寄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李经方在日本开有三处贸易商行。因此他“闻败则喜，闻胜则忧”。
以屈辱的条件签署条约，肯定要招来劈头盖脸的辱骂。人们会说：“怎么样？不出所料！”为堵住这股巨浪，必须先来一通强硬的发言，把这发言留在记录里，作为证据，表明他并非一出场就软弱、卑怯。
李鸿章要求强硬派的翁同龢同去。让这位皇上的师傅实际体验一下，光凭嘴头的英勇不屈，出外能否办得成外交。有强硬派加入代表团，也会减轻一些对他的攻击。
“假如我原先就参与外交活动，这次绝不推辞，可是，现在，我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绝不该同行。”翁同龢拒绝道。
李鸿章从对方嘴里得到了一句“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的证言。一无所知的人，事后就没有资格说短论长。
“原来如此！”李鸿章被翁同龢回绝，似乎很遗憾。“这事并不很难。割地是绝对不行的，日本若不答应，我就立刻回国来。”
李鸿章居然主张不割地，把总理衙门里担任外交工作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弄得莫名其妙。
“不割地，能讲和吗？”
“可能的话，我倒是赞成，不过……”
面对强硬的主张，只有他们二人发言。由于事关重大，其他重臣都不敢随便置喙。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这次御前会议的情形是“群公默默”，看来是一个相当扫兴的场面。
翁同龢说道：
“赔款多少都行，就是割地不行！”
“户部大约能筹措出多少银子来？”李鸿章提醒似的问道。户部尚书不是别人，就是翁同龢。
在这次会议上，李鸿章还提出有必要探询一下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意向。
于是，向驻在北京的各国公使馆进行了探询，同时又让驻外使节调查外国有无干涉的可能。
各国的反应都极其冷淡。
德国公使说：“或是迁都，或是割地！”
迁都，就是放弃北京，迁至西安。是彻底抗战，还是割让领土？二者必取其一。不过，北京被占领，即使彻底抗战，恐怕也没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冷静地想想，似乎只有割让领土才能解决问题。终于，从宫廷里传出来这样的声音：“也只好割让领土了！”这种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
台湾和辽东半岛——日本要求割让这两地的消息，当时已人人皆知。
接替刘坤一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从江宁（南京）向总理衙门拍来电报，为民请命：“绝不要放弃台湾！”
台湾是物产丰富的地方，与福建、浙江相距不远，把它交给敌人，南洋（中国南部沿海）必将永远受其掣肘。为国家计，这是巨大的损失。那么，怎么办呢？与其割让给日本，不如用台湾作抵押借债，借给英国最为理想。一旦英国对台湾持有了权利，它就会为我们防卫日本的入侵。——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张之洞却奉为“奇策”，急忙往北京打电报。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中，为铺设北京到汉口之间的铁路、建设钢铁厂和纺织厂等，同侨居美国的容闳商量过引进外资。容闳曾就学澳门的莫里逊学校，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当过曾国藩的顾问。后来入了美国籍，对故国近代化仍抱有极大关心。
当张之洞问及引进外资时，容闳曾复电说：“以台湾作抵押，可借到十亿美元。”他的话很可能带有幽默的味道，但张之洞却牢记在心。用领土作抵押固然是不容许的，可现在这领土将被割让，事态紧急，就有了研究的余地，
这样，既能筹措出战争赔款，又能把英国拉进台湾防卫中来，岂不是一举两得？这正是古代兵法家所说的“远交近攻之策”。
2月28日总理衙门接到张之洞的电报，立刻找英国公使试探。
“我很有把握地奉告，这件事实现的可能性等于零。”英国公使答复得这么快，可知这是一个不值得研究的“策”。
李鸿章接到张之洞电报的抄件，只说了一句：
“简直是儿戏！”
强硬派也不得不承认，绞尽脑汁，终无良策，只是白白花费了许多时间。宫廷的空气终于也逐步变为“割地难免”。
等待是李鸿章的手法之一。
李鸿章首先提出绝不割的主张，是为自己将来的处境预先作安排。正因为如此慎重，他才能长期稳坐在权力宝座上。
不十分了解清朝的政治结构，就会觉得这时还抱着强硬论的李鸿章“有点儿古怪”“是井底之蛙”“简直不谙世事”。连美国公使在给本国总统的秘密报告中也激烈地抨击：“李鸿章的名声完全是一种误传，他的左右尽是些寄生虫，其政治见解太过迂腐平庸。”
当然，李鸿章的实际才干也许不如名声那么高，但若说徒具虚名，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李鸿章玩弄了一番被外国人误解的手法之后，于3月2日第一次上奏，指出割让领土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戎狄窥边，古所恒有。唐弃河湟边地，而无损宪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仁英之全盛。”李鸿章引证历史事实，说明割让领土并不意味亡国。
唐在安史之乱以后，被吐蕃（西藏）夺去河湟边地，即甘肃省西部。吐蕃吞并敦煌于781年，被张义潮收回是850年，大约失掉了70年。这一时期，自宪宗至武宗（806～846），唐从安史之乱的荒废中重新崛起，形成“中兴”的强盛时代。北宋，辽（契丹族）和西夏（羌族）入侵，丢失了领土，但从仁宗到英宗（1023～1067）却是后世所歌颂的全盛时代。
李鸿章又引证了近代欧洲历史。普鲁士和法兰西两国之间屡次发生战争，胜败的结果总是要割让领土。但一方胜了不久，就又被另一方打败，如此反复。他说：“但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
为摆脱现在的困境，除了割地，还有其他选择吗？
李鸿章再次想起他的老师曾国藩教给他的那所谓的“挺经”。现在中国战败，避免不了割地赔款的命运，但是李鸿章还是没有灰心，一切会过去的，一定能够挺过去。
3月3日，紫禁城内，军机大臣们齐集开会，身体欠安的慈禧太后也露了面。割地之事，必须得到最高权力者慈禧太后的批准。首席军机大臣是恭亲王，此外还有礼亲王、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刚毅等人。
3月4日，李鸿章被召进紫禁城。这次只有他一人，正式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请示御旨，其他军机大臣都没有参加。
李鸿章3月5日起身，3月7日回到天津，便立刻着手媾和使团的人选。
基本方案他心里早就拟好了。他给离得较远的马建忠打了电报。
朝鲜发生壬午军变时，马建忠依照李鸿章的命令，逮捕大院君，把他押送到中国。虽是13年前的事情了。但追寻这次中日战争的根源，却在于此。他对事情经过知道最详细，而且在中法战争媾和时曾当过李鸿章的助手。马建忠留学法国，专攻法律，在巴黎取得律师资格。为鸦片税收事，同印度的英国总督办过交涉。在朝鲜，同外国使团周旋。他的国际外交经验丰富，李鸿章认为必须把这样的人选进来。
带儿子李经方前去，也是公私兼顾。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精通日语，在日本政界熟人颇多，明白对日事务。不论谁来组团，都会把李经方列为成员。他当过公使，品级也高，所以这次安排他当参议，是事实上的副全权大臣。
长期在李鸿章身边充任幕僚之长的罗丰禄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比起才能和见识来，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地处理细微的杂务，既得体又热心。不通过罗丰禄，谁也见不到李鸿章。这次他以参赞的身份参加。
除马建忠之外，伍廷芳、徐寿朋、于式枚等人为主要成员。
李鸿章私下依赖的顾问科士达，他当过美国国务卿，而这次媾和的背景里有美国的影子，所以他是个重要的人物。李鸿章知道自己必须去日本媾和之后，立刻派儿子李经方去上海同科士达联系。
加上主治医生林联辉、翻译卢永铭和罗庚龄等，正式随员是33名。此外还有杂役、厨师、仆从等3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