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奥外相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断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机动多变”的时期。他估计，对于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于是，在第二天的阁僚会议上，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两项补充：
“一、同清政府进行谈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结果如何，我国派往朝鲜的军队绝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赞同我国的提案，帝国政府应以自身力量担当促使朝鲜政府进行改革之任。”
经首相上奏，获得批准。
这件事陆奥曾大吹大擂，认为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什么估计清政府不会赞成共同改革呢？因为陆奥确信，清政府对朝鲜肯定要坚持宗主权，只能由它来改革朝鲜、指挥朝鲜。
清政府有这种想法是很明显的。因为认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认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蹇蹇录》中写的是十之八九，实际上，陆奥肯定是认为清廷百分之百地不会同意。
日本的报界也不断地煽动强硬论调，甚至挖苦说：“大概不是为了搞一次阅兵式，才派兵去朝鲜的吧！”
陆奥外相把这次内阁会议的决定照会给中国公使汪凤藻，是在6月17日。汪公使立刻电告天津：“日志（日本的意志）留兵，在于协议善后。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应厚集兵力，隐伐其谋。”
汪公使建议：事已至此，应集结兵力，以备日本。然而，李鸿章不认为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凯也给李鸿章打来长文电报，提出：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国有慈禧（慈禧太后）之庆典，以为我国必然忍让。如果看出我方准备大举，或可易于结束。请先调水师速来，严加防备，然后陆续派来陆军，以为后备。与此同时，请各国驻我国公使从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决裂。
袁世凯当然很清楚李鸿章不愿开战，所以说服他一边增兵，派遣海军，一边请各国外交官从中活动，多做些工作，这样才可能避免战争。
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让4000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是尽量回避。
袁世凯督促驻在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做出进入汉城的姿态。他认为：“日本人跳梁之意图，在于防我。我若一振，则日本必自衰。”
“倒不必立即进驻，先散布我军进驻的谣言，等对方行动后再动，岂不是更好。”
袁世凯似乎有点儿等得不耐烦了，但叶提督认为这事非同一般，自己难以决断，便向李鸿章请示。
“超以为事先虚张声势，于事无益，反招致日本增兵。目前日本在汉城、仁川两地，严密战备，应如何处置？”
对此，李鸿章训示：“移防汉城和仁川，易引起摩擦，不如移防马山浦，彼地距仁川和汉城较近。事先劝说朝鲜王要镇静自若。万一有事，可以马山浦给予保护。将电告丁汝昌提督，率水师开赴马山浦，汝等要通力合作。”
李鸿章当然在积极做各国工作。这时，驻日公使汪凤藻报来了日本政府提案的详细内容。共有5条，写得头头是道，内容无可挑剔，如能照样实施，对于朝鲜来说，实在是值得庆贺的。问题在于要中日两国共同参与。有关朝鲜问题，清廷是不能与日本站在对等的立场上的。清政府坚持着宗主、藩属关系，而日本则否定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这5条的共同提案，内容如何是次要的，只不过把该列入的全列进去了而已。
就日本来说，提案是有意义的。内容姑且不论，对提案的反应如何，也压根儿没当回事，目的只有一个——“使大军停留在朝鲜的借口”，别无他求。
汪公使在接受提案、同意向本国转达时，甚至说：“不管怎样，我认为撤兵是先决条件。”提了一个问题以外的意见。
汪公使接到本国指示，正式答复日本，是在6月21日。
清政府列举三项不同意的理由：
一、朝鲜的内乱业已平定，清军已无必要代替朝鲜政府讨伐乱军。中日两国所要协力镇压的对象已不复存在。
二、改革方案完美无缺，但朝鲜的改革应由朝鲜自己去从事。连宗主国的中国也不干涉其内政，何况日本不是一直认为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吗？就更无权干涉其内政了。
三、事变平定后各自撤回本国军队，是《天津条约》所规定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陆奥宗光接到这个答复后自言自语：
“痴心妄想！”
为什么是痴心妄想呢？
清廷的正式复文，正如陆奥所预料的，把李鸿章的意见和理论全都如实地反映出来，条理整然。这条理整然之外，正是陆奥认为李鸿章痴心妄想之处。
日本政府，起码当事人陆奥外相和参谋次长川上两人，是下定了决心的。对于这种决心，以为可以用条理整然的论战来攻破，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么？
陆奥要驳斥清政府。这三条回答，无懈可击，要驳倒它，必须使用更尖刻的论法。
第一条朝鲜内乱业已平定的事实，首先要否定。
“从表面现象观之，朝鲜国内不无恢复静谧之状……”
陆奥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现象，朝鲜已经平安无事了。但是，他一口咬定这是表面现象。朝鲜是否真的恢复了和平，两国政府在见解上有差别，日本政府并不认为内乱已经平定。
“朝鲜之内乱，不除去根本之祸因，决无安堵可言。……如今满足于一时之和平假象，并不能断定将来之形势已无危殆。……”
“我国与朝鲜海水之隔，一苇可航，疆土极为接近。彼我交易之重要，自不待言，日本帝国在朝鲜国之利害关系，亦甚重大。因之，对于该国今日发生之惨事，袖手旁观，不施以匡救之策，则不但有悖于邻邦之谊，亦有损于我国自卫之道，终不免为他国耻笑。日本政府理应负起谋求朝鲜国安宁静谧之任，不可再有丝毫迟疑……”
草稿由秘书拟就，陆奥又慎重修改。在收尾处，他提笔加上数语：
“本大臣披肝沥胆，开诚相见，极尽衷诚之意。即或贵国政府另持所见，帝国政府亦不能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
陆奥本意：这就是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
这篇绝交书中包含着很多的诡辩。为了使驻兵合法化，这时候只有玩弄诡辩和激昂慷慨了。
汪公使把正式复文送给陆奥外相那天，参谋本部接到神尾少佐从天津发来的急电：清政府往朝鲜增派军队5000人。
其实，这是谎报军情。
次日（22日），神尾少佐电告：“李鸿章命令卫汝贵、吴育仁诸将，准备出兵，并向北洋海军发布戒严令。”
这也不过是流言飞语。
神尾少佐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在已无从判定。
不过，说陆奥宗光不知道这是误报，因而以此为判断局势的一种依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深知中日间外交关系底细的陆奥外相，岂能不清楚清政府的避战态度？何况对于神尾少佐的电报也应该对照事实，略加折扣，才能作为参考。当然，也可能是参谋本部的阴谋诡计。
为了开战，必须多多积累紧迫情况。陆奥内心里对神尾的情报肯定是不相信的，只是为了开战，必须多多积累形势紧迫的情报。
清政府从理论方面把日本逼入困境的前提是，“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而日本则反驳说：“不，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祸根还远远没有挖出。”两国站在不同的“前提”下，一方主张撤兵，一方主张继续驻扎。
神尾少佐的情报给御前会议的空气以强烈的影响，这正是陆奥所希望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放弃日中提携的方针，由日本单方面以武力为背景，进行朝鲜改革。
6月22日，日本外交部的加藤增雄书记官被派往朝鲜，带去一封绝密训令——“按今日之形势，衅端已开，交战在所难免。因之，只要曲不在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附带要求是要使我方不负挑起战端之责。总之，即使勉强为之，也要促成开战。
日本政府的意图传达给朝鲜的大鸟公使。23日，公使催促大岛少将所指挥的混成旅团开进汉城。24日，在仁川待机的旅团主力向汉城开拔。
军号声嘈嘈，太阳旗猎猎，昔日被视为软弱派的大鸟公使也转变为坚定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