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已日落西山，李鸿章是很清楚的。但他总认为，依凭平壤天险，不说取胜，固守几个月以拖垮日本，总是可以的吧。却不料败得那么惨，简直没有回旋的余地。
李鸿章除了在直隶总督官衙内那青砖地上来回踱步外，实在没有了度日的办法。书看不进去，日常卷宗也不想处理。
他踱一会儿步，停留在英国领事送的一座青铜座钟前出神，炯炯有神的双眼变得茫然如雾。漂亮的官服令这个老头子显得威严老成，但他深知那官服下面是一具衰老的躯体了。
李鸿章不禁想起自己的青壮年，那时，他真正可以称之为高大潇洒，他的身材和本领在人才济济的曾国藩大营是出了名的。他用骨节粗大的手指去拔了一下那个座钟的一匹骏马，座钟立刻发出好听的叮咚之声。
周馥说外国人称他为“洋务之父”，的确，他觉得当之无愧，而且很喜欢这个带有“父”字的称谓。
老中堂顿顿脚，心想，此次孤注一掷，如战败，除了忍辱讲和外，恐怕别无他法。“但是，我总是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人吧。”他在心里轻轻叹息。
19世纪中叶，当中国还沉浸在泱泱中央大国的迷梦之中时，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中国的近邻日本在美国几艘炮舰的威逼下，大开通商口岸，敞开国门，全面学习西方，抛弃了陈腐守旧的中国儒学。
当时，少数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试图引进新技术。这些人的最初代表是林则徐和魏源。
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所，于军务倥偬之际，派人侦察敌情，翻译洋人书报，主张练兵、制器，“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著有《海国图志》一书，介绍外洋各国情形。但他们微弱的呼声不足以唤醒封建君臣，也不足以唤醒国民。30年之后，魏源的这部著作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武器，这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了。
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不知外洋是人境还是鬼域，不知洋枪洋炮是神奇还是妖邪，竟有堂堂提督大人，看到洋人大炮一响，硝烟四起，城倒屋塌，以为是“妖术”，企图收集马桶、狗血去破敌。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主张又何能为他们重视？这是笑话，也是中国的悲剧！
林、魏之后10余年，第一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志士容闳，痛感中国落后，满怀报国之心，于1860年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天国领袖们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7条建议。
太平天国的一个领袖人物洪仁玕也写成了他的名著《资政新篇》。但他们的计划当时没有条件实施。平心而论，农民也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中国便沉寂下去，容闳、洪仁玕也无力推动这个事业。
揆度中国的国情，当时能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引进中国的人，必须起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看到外国，承认中国落后；二是要有足够的实力倡导这项事业。容、洪虽具备第一个条件，但无力让它变为现实；庙堂之上的衮衮大员，虽有足够的权力，但闭目塞听、夜郎自大，以“天朝上国”的重臣，礼义文明之邦的子孙，何肯承认自己落后！
于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与洋人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封建官僚以并不称职的身份，居然办起了洋务，这是“误会”，又是必然。
李鸿章等人搞洋务自然不是为了赶时髦，他们作为封建政治家，根本目的在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清王朝。19世纪60年代，当清王朝受到农民起义的直接威胁时，他们兴办洋务，制造洋枪洋炮，屠杀起义民众。
李鸿章驻兵上海之后，多次同英法侵略军头目打交道，他手下还有一支全副西式装备的常胜军，淮军也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还请了外国教练。他自己说，他的军营中每天都有外国人进出。在这个过程中，他直观地感觉到，用西洋的坚船利炮对付手持弓箭长矛的起义群众，十分有效。他看到了西洋的“长处”。
自捻军起义失败后，清王朝与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在列强掀起的第一次割地狂潮中，李鸿章等人办洋务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这同当年林则徐等人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他们就同时看到了洋人的威胁。
同治元年（1862），清廷掌握实权的洋务派奕（左讠右斤）、文祥在奏疏中说：
“治国的根本在于自强，根据当前形势，以练兵最为重要，而练兵又必须先制武器……现在许多人都说英、法诸国完全仗着船坚炮利横行海外，但是，船为什么坚，炮为什么利，则没有多少人去追根穷源。即使有人留心这事，而洋人又不肯传授技巧，所以中国人无法知其奥妙……现在江、浙还在同太平军打仗，我们借口学习制造以攻剿太平军，可以不露痕迹。这是不可丢失的机会！如果等到太平军平定之后再去学习制造，那么，纵然西洋技术人员肯教，他们的政府也会阻挠……应对西洋的各种机械火器，实心实意地钻研，以收到弄清其奥秘的效果。”
李鸿章同奕（左讠右斤）、文祥等人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同治二年，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他说：
“薛焕等人老劝我对洋人应当疏远而不宜接近，我不以为然。我营中每天都有洋人往来，虽然感到麻烦，但是，我了解他们，他们也就不敢要挟我……我曾去过英法提督的兵船，见到他们的大炮精良，子弹细巧，器械漂亮，队伍严整，实在不是中国所能相比的……我深以中国的武器不如外洋为耻辱，所以一再劝诫将士，虚心忍辱，以学到别人的几种秘密，对我们会有所帮助……驻在上海这么久，如果学不到洋人一点儿先进技术，以后就后悔莫及了。”
“如果我们的武器和西洋一样，安定国内有余，敌外国人也无不足。俄国、日本以往不懂技巧，国家就很弱……现在船炮渐渐能与美法争雄了。中国的士大夫若也能如此，那么，百年之后，就可以自立于世界。所以，我请求老师站出来，倡导这件事。”
同治三年（1864），他又给奕（左讠右斤）、文祥写信，提出了变法的主张：
“我以为天下的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溺于章句小楷的积习，武夫们又多为粗鲁不通学问之辈，不留心世务，以至于所学非所用。无事的时候，嗤笑外国器械为奇技淫巧，认为不必学；一有战争便惊慌失措，惊叹外国的利器神奇莫测，以为无法学……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道取法人家的长处，我们中国到了穷极而通的时候了，也当毅然变法了。”
李鸿章大声疾呼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以对付外国侵略，固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同时，也适应了中华民族反抗列强侵略的需要，是应当肯定的。他抨击中国的科举制度，主张变法，是很大胆的。当时，除容闳等少数先进人物之外，洋务派中还没有人如此明白地提出这个主张。
李鸿章着迷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神奇，他甚至自己也深入开始学习了解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种种细节，这让他与国内其他的那些叶公好龙的口头派有了本质的区别，让他真正有了一种开阔开发的世界性视野。
李鸿章曾有一份奏折，详细介绍蒸汽机运作原理：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段子，是说，一次，李鸿章让一个留洋学生给他讲解“抛物线”原理，留洋学生掉书袋照本宣科，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洋学生急了，憋出了一句话：“撒尿就是抛物线。”李鸿章笑了，终于是恍然大悟。
但此时的李鸿章，主张向西方学习，只是从片面的感性认识出发的。他只看到了洋人的坚船利炮，主张学西人的军事技术，至于其他方面的长处，他还没有接触过。所以，他最初所创办的都是军火工厂。
但是，人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加深的。在举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自然遇到了许多问题：要向洋人买钢铁、买煤碳、买原料。李鸿章认识到，一旦有战争，必然要受外国人制约，而且，既要事事购买，中国大笔的银钱必然要流入外洋。所以，李鸿章渐渐注意到民用工业的兴办，于是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