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大宗的煤炭从海上运来,大笔的银钱顺海水流去。同治六年(1867),清政府进口煤炭10万多吨,支付白银百万两之多;次年,进口157000余吨,付出白银150多万两。洋务派伸出一只手与洋人“争利”,进行“商战”,同时又不得不伸出另一只手给洋人送钱。
客观事实给了他们启示,李鸿章慨叹道:“天地之间,大自然赋予的宝藏,乃是百姓日用的来源……中国的金、银、煤、铁各矿远远超过了西洋各国,只因为风气未开,天地间的精华不能开发,财源日益枯竭。而且,每年要拿出大笔钱来向他国购买煤铁,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他决心开煤矿,以供应轮船、机器以及各地制造局用煤,而且,如果发生战争,也不至于受外国人挟制,避免财源流向外国。他以为,“中国富强的基础,就发端于这里”。他对矿务寄予了很大希望。
同治九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他开始关注兴办煤、铁矿的事,并向清廷上疏,呼吁开矿。到了光绪元年,清政府下诏,同意在台湾和磁州(今河北磁县)试办。磁州在直隶、河南交界处,在李鸿章辖区之内,他本可“奉旨”大办。但当时并没有京广铁路,交通极不方便,距海又很远,李鸿章比较犹豫,加上向英国订购的熔铁机器因为不配套,没有成交,所以,磁州煤铁矿没有办起来。
光绪三年,在李鸿章的亲自操持下,中国最早的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运行。
现在司空见惯的铁路、火车,那时几乎不曾有人想到过。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利于他们的掠夺,曾经在中国试办过两条铁路,但失败了。
第一次是同治四年(1865),美国商人杜兰德为诱使清政府同意他们修建铁路,就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广告”,无非是让人们了解其用场。然而,这条铁路既没有实际效益,又有点儿“骇人听闻”:火车一开,惊得鸡飞狗跳,行人色变,连路边的房屋也颤抖起来。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反而进一步证实了西方的“奇技淫巧”有害无益,于是,清政府令其拆毁。他的“广告”起了反作用,自然失败了。
第二次是光绪二年(1876),英国怡和洋行的商人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火车运行之后,遭到了中国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但是,反对的人出发点却不尽一样:当地民众因为火车轧死了一个人,十分气愤;绅士们认为这个怪物纵横大地,破坏了风水,非常仇视;一些“谈鬼色变”的官员则出于对洋人恐惧,怕各国纷纷仿效,侵入内地。所以,无论官民,反对者几乎异口同声。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也是严禁这条铁路运行的,但他的看法似乎比当时的人要高出一筹。这一年7月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说,英国公使威妥玛一再同他交涉,希望中国不要阻止这种“善举”。李鸿章就派出道员朱其昂、盛宣怀赶往上海处理此事,他指示:要同英国人妥为谈判,对铁路“设法操纵”“务必要保中国自主之权”。就是说,他不反对铁路本身,但必须坚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应当说,这是有识之见。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中国花了28万白银买回了这条铁路。中国不是有了自己的铁路了吗?岂知出人意料,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竟于光绪三年(1877)下令拆毁,28万两巨款换回了一堆废铁,堆在南国的潮湿土地上,任凭风雨剥蚀。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不满,他给人写信时气愤地说:“幼丹(沈葆桢字)以重价买回铁路,目的竟然是要拆毁,不知他是何居心!”李鸿章的想法确实比当时的其他封疆大吏、朝廷重臣高出了许多。
这场“铁路风波”之后,中国大地又沉寂了3年,直到光绪六年(1880),在李鸿章管辖之下的开平煤矿中,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才终于问世了。
光绪三年,李鸿章奏准开办开平煤矿。煤矿开办了运输问题自然必须解决。李鸿章就请求清政府批准修筑一条自芦台至唐山之间的铁路。但朝中顽固大臣却大唱反调,而且,那一带又全是满洲人的田产,岂肯让铁路占用。无奈,只好挖了一条小运河。这条运河开始还解决了一点儿问题,随着开平煤矿产量的增加,运输量也就加大,小运河便力不胜任了。尤其是冬春之季,运河水浅,船只航行更加困难,开平的煤只好仍旧靠马车运输。但丘陵地区,山路崎岖,行走十分困难,马车运煤,效率很低。怎么办?现实需要人们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踩出一条新路。
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又一次硬着头皮上疏清廷,要求修筑一条铁路,以解决开平煤矿运输问题。清廷掌握实权的洋务派奕(左讠右斤)等人给予了支持,李鸿章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唐山至胥各庄之间的一条小铁路开始修建,次年修成,全长11公里。这就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这条铁路的设计及技术工作由英国工程师金达负责,轨距也按照英国所采用的标准,为4.85英尺,合1.435米。此后,就成为我国铁路轨距的定制。
在修筑胥各庄一唐山铁路的同时,还在胥各庄建了一个修理工厂,这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个铁路修理厂。
李鸿章还是近代中国通信的奠基人。
对于西方现代科技的通信业,当时的清廷官员的认识,是肤浅而荒唐的。许多人坚决反对,他们所持的理由居然是为大清帝国的风水地脉着想,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
李鸿章却自然有开明的认识,他直觉地懂得通信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官督商办”,成为了李鸿章的近代化商业试验模式。
他建议从天津经山东、江苏,跨长江至上海架设电线,以通电话。他还准备设一个电报学堂,请洋教习训练中国学生,由中国自己经营,掌握通信之权。
李鸿章的主张无论从需要看还是从目的看都是可取的。清廷批准了他的奏请,并令他负责,迅速办理。
其实,李鸿章是玩了一个“先斩后奏”的手腕,早在他正式奏请的前一年,他就已经私下着手进行了。他看到福建方面“筹办”了几年,毫无成就,洋人又不断请求,清政府举棋不定,拿不出妥善办法,徒费时光,自己就悄悄地干了起来。自天津的北洋公署到大沽、北塘海口各炮台架设了电线,并建立了电报系统。
以往,洋人在中国的电报都用洋文,需要翻译,既费时间,又不易保密。李鸿章改用中文拍发电报,自订了密码暗号。据他自己说,即使拍发电报的工作人员也不知其内容含义,这还是一项小发明哩。
光绪六年(1880)他的奏请得到了批准,具有了公开活动的“身份证”,于是,李鸿章便大张旗鼓地搞起来,设立了天津电报总局(实际是电信局,包括电话业务),任命盛宣怀为总办。
这一年9月,又在天津开设了电报学堂,招收了学生32名。聘请了丹麦教员,训练学习拍发电报。
同时,还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立了电报分局。
架设电线工作自光绪七年(1881)三月开始,到是年十月竣工,用去湘平银17万8千7百余两。数千里路程,用了半年多时间,速度算是比较快的。
在李鸿章主持下,电信事业有所发展。光绪十年(1884)又增设了天津到山海关一段,因基本用于军务,经费由北洋军费中开支。不久,向西伸展到汉口,向南延伸到越南、香港等地。光绪十二(1886)年,东北三省、四川、云南都已接通。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李鸿章称:“10年中,电线已遍及22省。南至台湾、广西,西到新疆、甘肃,北达黑龙江,无不通电信。”
李鸿章满怀信心地展望着未来。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开平矿务局的成功,使他沾沾自喜,试图沿着这条改良主义的道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下去。
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的洋务活动达到了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