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让李鸿章骄傲的,是他亲手创办并指挥的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舰队,这才是他的掌上明珠。前文已讲过,这支舰队的战舰、军港及炮台都颇具规模,但它却只是这个衰落帝国的炫目装饰,没有人想到可以利用它来争夺至关重要的制海权。连较有远见的李鸿章,也只是把它作为一般的近海防御武力而已。
这几乎在战略上就注定了北洋舰队的悲剧性结局。
大清正式对日宣战之后,严令北洋舰队出击,寻找战机,歼灭舰队于黄海之上。
1894年11月23日,旅顺失陷之后,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回到威海卫,弹劾丁汝昌的呼声越来越高。
27日,御史安维峻等60余名言官联衔上奏请诛丁汝昌:“顷闻旅顺失守,固由陆军不能力战,亦缘海军不肯救援,致敌水陆夹攻,得逞其志耳。丁汝昌一切罪状,屡经言官弹劾,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自谓内有奥援,纵白简盈廷,绝不能损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借海外为逋逃薮。……今旅顺既失,海面皆为敌有,彼若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事机至此,不堪设想!……请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以防该提督线索潜通,预谋逃叛。”必欲置丁汝昌于死地而后快。
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也上奏章指控丁汝昌:“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以回顾威海为名,去之唯恐不速……牙山之败,以致远船冲锋独进,不为救援,督率无方……骄玩成性,不知儆惧,闻皮子窝、大连湾一带为敌锋所指,将兵舰带至威海,以为藏身之固。倭船四处游弋,不闻以一轮相追逐。嗣李鸿章令其仍赴旅顺,始勉强以往。至事急,又复率兵舰逃回威海,仓皇夜遁,致将镇远船触礁沈坏。……伏乞皇上立赐睿断,降旨将丁汝昌……照贻误军机律,明正典刑。”
丁汝昌受到这些指责,朝廷连下谕旨,要将丁汝昌拿交刑部问罪。
这时丁汝昌亦因屡遭委屈,受气已多,也有不顾生死出海与日本海军拼死一战之意。
但李鸿章依然是保持清醒,知道冒险之战并无胜算,所以还是忍耐,“挺”着,他仍是严令丁汝昌,不许轻意出海觅战。
丰岛海战失利后,李鸿章对自己的北洋舰队的弱势看得更清楚。当内反对李鸿章的清流派借此攻击其下属丁汝昌,几乎要取丁汝昌性命之时,李鸿章力保丁汝昌。
李鸿章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忧愤,给光绪皇帝一封密奏,力陈海军不应轻易浪战的道理。
据说,光绪皇帝读到这篇情辞恳切的密奏,为之动容,似乎终于也有所醒悟。
8月29日(阴历七月二十九日),平壤战役的17天前,黄海海战的19天前,李鸿章上奏: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18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阵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21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1889)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23海里,次亦20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15~18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20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近年增置,臣前于预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没法添购亦不济急。唯不必定与拼击,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馀。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肄,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迭着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藉资历练。及创办海军,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若另调人于海军机轮理法全未娴习,情形又生,更虑偾事贻误,臣所不敢出也。
李鸿章在奏折的开头说:“臣,前于《预筹战备折》内奏称……”说明这事先前已经上奏过一次。
李鸿章说“海上交锋,恐无胜算”,似乎已经预料到失败。不过,这种措辞并不是李鸿章事到临头胆怯的表现。
镇远、定远两铁甲舰,确实为日本军舰所不及,但是,“质重行缓”。
船体重,速度慢,而且吃水过深,不能进入江口和港湾。济远、经远、来远三舰速度不足。致远和靖远两舰在订购时为18海里,可能是因为使用过久,这时只能开到十五六海里。其他舰只越来越旧,速度不断下降。
在注重变化的近代海战中,速度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速度下降了,还谈什么作战呢?
新舰,速度当然快。在这6年里,为了修筑庆贺慈禧寿典的颐和园,中国连一艘新舰也没买。而日本,6年来购进9艘新舰。速度最快的是23海里,其次是20海里左右。新旧之差,意味着机械性能的差别,也意味着战斗力量的优劣。
奏折中明言:
“近年部(户部)议停购船械,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
新式军舰未能购入,谁都知道原因在慈禧太后,但李鸿章却引咎自责。同时又把丁汝昌等海军首脑的责任自己担待过去。意思是他们要买新式军舰,屡次提出,但我没有转报朝廷。
皇帝曾严厉责问过:“日本军舰时常侵入我领海,丁汝昌等人究竟是怎么对付的?是否故意躲避敌人?”所以,这篇上奏也是李鸿章对皇帝的回答。
李鸿章的退守策略和“避战保船”方针,受到全国舆论的严厉谴责和政府中主战派的强烈反对。
8月3日,光绪皇帝严旨责问李鸿章,李鸿章以北洋舰队没有侦察快船,力量薄弱,不能冒险出战,进行敷衍塞责。由于北洋舰队在李鸿章消极避战方针束缚下,不敢出战,一些主战派不明底细,竟迁怒于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等人。指责他们畏敌怯懦,弹劾丁汝昌始终以刘公岛为藏身之地,不敢与日舰较量。
8月26日,清政府以丁汝昌畏怯无能,避敌误机罪名,下令将其革职,要李鸿章另选人员接替。
李鸿章在《覆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折》里,一方面不同意对丁汝昌的革职处分;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所谓“保船制敌”方针进行辩解。说北洋海军力量太弱,“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只有“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才“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指日本——引者)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伊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事相同”。
但是,日本海军根本没有像李鸿章所估计那样,害怕中国海军的袭击,单纯防护仁川。相反,却是积极进攻,寻求主力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