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直至80年代，我国翻译文学界一直都将直译、意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的概念来使用，并围绕直译意译进行了长期持续不断的论辩。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加以提倡；或把“直译”与“曲译”对立起来，把“直译”理解为“正确的翻译”，不承认另外还有“意译”。第二，反对逐字直译，主张通顺易懂的意译。第三，将直译、意译两者调和折中，不作硬性划分；或反对使用“直译”、“意译”的提法，而主张用别的更恰当的概念取而代之；或对直译意译的内涵做进一步清理和界定，主张两者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一、对直译的两种理解
直译和意译是中国翻译文学中的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在我国，早在古代的佛经翻译中，直译意译之争就初见端倪。译经大师支谦采用“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翻译方法，道安主张“案本而传，不令有损文字”，主张严格的直译。稍后鸠摩罗什则提倡“依实出华”和“曲从方言”，则含有“意译”的意思。梁启超、范文澜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中已经形成了直译和意译两派。梁启超在他的《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敏锐地发现：“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认为玄奘所说的“新译”则是主张“多用直译，善参意译”。但古代佛经翻译家们并没有“直译”、“意译”的概念，而只是借用了“文”和“质”这一古代文论中的常用概念，而且主要是从译文的文风角度看问题的。
到了晚清时期，“直译”、“意译”这两个概念开始有人使用。较早的如翻译家周桂笙在《译书交通工会试办章程·序》（1906）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泽一书而能兼信达雅三者之长，吾见亦罕。今之所谓泽书者，大抵皆率尔操觚，惯事直泽而已。其不然者，则剿袭剽窃，敷衍满纸。泽自和文者，则惟新名词是尚；泽自西文者，则不免诘屈聱牙之病，而令人难解则一也……
周桂笙在这里的所说的“直译”并不是后来所理解的尊重原文的意思，而是一种“率尔操觚”的不够严肃的翻译态度。可见，至少在周桂笙写此文时，“直译”的方法不为人们所认同，“直译”一词当然也不是褒义词。
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运用于实践的，是鲁迅先生。
众所周知，晚清时代的翻译家们虽未打出“意译”的旗号，但大都不倾向于“直译”，而是选择了他们当时所理解的“译意不译词”的“意译”。以林纾、包天笑、周瘦鹃、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晚清文学翻译，在翻译时惯事删节，对原作的题名、人名乃至情节结构加以中国化的改造，以适合当时人的阅读习惯，笼统地说，就是一种“意译”。严复自称这种意译方法为“达旨”。也有人根据日本人的说法，称为“豪杰译”。后来鲁迅、周作人鉴于中国翻译界不尊重原文的翻译盛行，不利于读者正确了解外国文化与文学，遂为“直译”正名，公开标榜“直译”，并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实践中率先实施。但周氏兄弟把“直译”看成是逐字逐句的翻译。1918年11月8日，周作人的答复张寿朋的问题时明确强调：“我以为此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1921年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写道：“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1925年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鲁迅又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据艾伟在《译学问题商榷》一文中提供的材料，20世纪20年代，除鲁迅外，还有一些人对“直译”作出了与鲁迅相同或相近的理解。如孙贵定认为：“直译即是拘泥原文字句之构造，并不计及汉文之通顺或自然与否。”杜佐周说：“直译者，依照原文逐字逐句而译之也。”游修吾认为：“依次序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的翻译，不增减原文的意义者为直译。”吴致觉说：“照字面或句法之翻译谓之直译，不照原文之字面或句法而述其大意之翻译谓之意译。”陆志伟认为：“逐句翻译，其中主要词端无一遗漏改更者，名为直译。”
另有一种意见也赞成直译，但对直译的内涵的理解与上述的不同。将“直译”与逐字译做了区分。如刘半农在《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1921）中，对于“直译”也做了自己的阐发，他说：“我们的基本方法，自然是直译。因为是直译，所以我们不但要译出它的意思，还要尽力地把原文中的语言的方式保留着；又因为直译（literaltranslation）并不就是字译（transliteration），所以一方面还要顾着译文中能否文从字顺，能否合于语言的自然。”在这里，刘半农区分了“直译”和“字译”的区别，和鲁迅的“直译”即“逐字译”的理解很不相同。按刘半农的意思，“直译”已经剔除了“字译”之短，兼有“意译”之长，自然就成为唯一理想的翻译方法。但这实际上也就使“意译”的存在变得没有“意义”，也等于取消了直译与意译的对立。1920年，郑振铎在《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一文中也说：“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解，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大错随之，更为不对。最好的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这不但把直译与“字字比而译之”的硬译做了区别，又将意译与“过于意译”的曲译、乱译做了区别，这样一来，直译意译两种方法就统一于“存真”这一“第一要义”中了。
茅盾的观点与刘半农、郑振铎相当接近。他在《“直译”与“死译”》一文中，进一步为“直译”正名，阐明了“直译”与“死译”的不同。他写道：
近来颇有人诟病“直泽”，他们不是说“看不懂”，就是说“看起来很吃力”。我们以为直泽的东西看起来较为吃力，或者有之，却决不会看不懂。看不懂的泽文是“死泽”的文字，不是直泽的。
直泽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近来颇多死泽的东西，读者不察，以为是直泽的毛病，未免太冤枉了直泽。我相信直泽在理论上是根本不错的，唯因泽者能力关系，原来要直泽，不意竟变作了死泽，也是常有的事。
有的论者在提倡直译的同时，将直译与意译对立起来，并明确反对意译。如傅斯年在《译书感言》一文中说：
……直泽一种方法，是“存真”的必由之径。一字一字的直泽，或是做不到的。因为中西语言太隔阂。——一句一句的直泽，却是做得到的。因为句的次序，正是思想的次序；人的思想，却不因国别而别。一句以内，最好是一字不漏。因为泽者须得对于作者负责任。这样办法，纵然不能十分圆满，还可以少些错误；纵然不能使读者十分喜欢，还可使读者不至十分糊涂。老实说话，直泽没有分毫藏掖，意泽却容易随便伸缩，把难的地方混过……直泽便真，意泽便伪；直泽便是诚实的人，意泽便是虚诈的人。直泽看来好象很笨的法子，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有时作藏拙的用，但是确不若意泽专作作伪的用。
在这里，“直译”就是“存真”的翻译，意译就是“作伪”的翻译，所以两者不能相容。只能提倡这种“直译”，而不能提倡这种“意译”。
二、反对逐字直译，主张意译
强调尊重读者，反对逐字直译，主张意译的一派以梁实秋、赵景深为代表。他们对鲁迅的硬译提出了批评，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与鲁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战。
1929年9月，梁实秋写了一篇题为《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批评了鲁迅的翻译“生硬”、“别扭”、“极端难懂”、“近于死译”。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鲁迅的敌人陈西滢在《论翻译》中的一段话，写道：
西滢先生说：“死泽的病虽然不亚于曲泽，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泽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泽却愈看得懂愈糟。”这话不错。不过，“令人看不懂”这毛病不算小了。我私人的意思总以为泽书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令人看的懂，泽出来而令人看不懂，那不是白费读者的时力么？曲泽诚然要不得，因为对原文不太忠实，把精华泽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泽，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泽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泽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泽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泽就不同了。死泽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泽，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泽的毛病的同时决不犯死泽的毛病，而死泽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泽。所以我认为，曲泽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泽之风也断不可长。
接下来梁实秋举出了鲁迅的翻译作为“令人看不懂”的例子，是刚出版不久的鲁迅译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中的三段，其中两段是这样的：
问题是关于思想的组织化之际，则直接和观念形态，以及产生观念形态的生活上的事实，或把持着这些观念形态的社会底集团相连系的事，是颇为容易的，和这相反，问题倘触到成着艺术的最为特色的特质的那情感化的组织化，那就极其困难了。（艺术论页七）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予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的，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彻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文艺与批评》页一九八）
面对这样的译文，梁实秋说：“有谁能看懂这样稀奇古怪的句法呢？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真感觉文字的艰深。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一文中给予反驳。他承认自己是“硬译”，至于为什么要硬译，他指出那是为了引进外来句法，他说：“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增添了新语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已有了……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此外，鲁迅反复强调他为什么要硬。“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鲁迅指出：“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只要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鲁迅没有接受梁实秋的批评，主要是他认为梁实秋写这篇文章，其真实目的在于攻击和反对“无产文学”，实际上关于“硬译”的驳难并不是鲁迅那篇文章的中心主题，中心主题乃是“文学的阶级性”，反映了鲁迅和新月派在刚刚兴起的“无产文学”问题上的尖锐对立，这已经和翻译问题扯远了。实际上，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鲁迅和梁实秋在翻译问题上的分歧并不那么深刻，鲁迅从保存原文的“语气”出发，主张直译，不把通俗易懂作为主要目的，梁实秋则更多地从读者方面看问题，重视译文的可读性，这只是立足点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梁实秋不赞成曲译，鲁迅也说自己“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看来两人都不赞成“曲译”。至于“硬译”，鲁迅实际上并不满意，他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1929）中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文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是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可见“硬译”在鲁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并非他自己所满意的。就在反驳梁实秋的那篇《“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的文章里，鲁迅更明确地说：“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从鲁迅的语气中，可见他并不认为“硬译”是理想的翻译方法，在没有更理想的译法的情况下，“硬译”不过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宜之计罢了。那“既不‘曲’也不‘硬’的翻译才是鲁迅所满意的好的翻译。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时候，鲁迅也表示赞成”意译“他在《艺术论·小序》中说：倘有潜心研究者，解散原来的句法，并将术语改浅，意译近于解释，才好。”鲁迅曾为许广平从日文译本转译的《小彼得》做过润色修改，他在该书的《〈小彼得〉译本序》（1929）中正确地指出：初学翻译的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当我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实际上这就是在提倡意译了。可见，鲁迅与梁实秋在翻译观方面，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假如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没有宗派团体的情绪和意气，则通过纯粹的学术论争，两人在翻译观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然而，这场论争从一开始就带有党同伐异的色彩，而翻译不过是一个触发点罢了。在鲁迅发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一文后，梁实秋马上写了一篇《答鲁迅先生》予以回应，接着他又写了《所谓文艺政策者》《鲁迅先生与牛》《论翻译的一封信》等文章，继续批评和指责鲁迅的“硬译”，但鲁迅并未正面反击。
大约过了一年后，关于直译意译的论争却又以另外的方式下来继续。1931年，赵景深发表了《论翻译》一文，其中写道：“我认为译书应该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并进而提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主张。杨晋豪在《从“翻译论战”说开去》（1931）一文中，也提出了与赵景深同样的看法，他说：“翻译要‘信’是不成问题的，而第一要件是要‘达’。”显然，赵景深、杨晋豪的看法，和上述梁实秋的看法是别无二致的，他们都强调“达”和“顺”的重要。于是，鲁迅与梁实秋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便转为鲁迅和赵景深之间的“信”、“顺”之争了。鲁迅在随后发表的《几条“顺”的翻译》中写道：
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命攻击“硬泽”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在这三代之中，却要算赵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
“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接着，鲁迅举了一个译例，表面上“也好像颇顺，可以懂得的，却仔细一想，却不免不懂起来了”，因为译错了，所以令人莫名其妙。鲁迅的结论是：“但即此几个例子，我们已经可以决定，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么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接着，鲁迅又写了《风马牛》一文，指出了赵景深的几条“顺而不信”的误译，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Milky Way（银河）译为“牛奶路”。鲁迅尖刻地指出，按古希腊神话，那应该译成“神奶路”，但“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却“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了。此外，在鲁迅与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对赵景深的翻译论点也有挖苦和批评。但赵景深此后似乎并无正面回应。这场争论也以对方各执己见开始，以各执己见告终。
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关于这场论战的是是非非的评说仍然绵延不绝。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林以亮对鲁迅的“宁信而不顺”提法提出尖锐批评：“这种做法对翻译者而言是省事，对读者则是一种精神上的虐待。等到读者发现某一种表现方式到底‘不顺’时，已经忍受了这种莫名其妙的语法不知有多久了。”20世纪90年代，黄邦杰质问：“硬译才能准确吗？”在他看来，直译就已经让人难以接受了，生硬的“硬译”岂不等于“嚼饭与人”。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在对鲁迅提倡“硬译”做了更为客观的分析后看到，“硬译”既有鲁迅本人认识上的局限，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今天我们不必过多地在鲁迅个别过激的字句上纠缠，而是应当充分发掘和认识鲁迅翻译主张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如，顾钧认为：鲁迅主张“硬译”，显然是总结了中国古代翻译史主要是佛经翻译史的经验教训，同时更根据现实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强调的是要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像Prometheus那样从别国窃得火来，以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直译的提倡对于保留异国风味和文体风格特色有重要作用。更多的论者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对鲁迅的译论表示赞同，如张学斌说：“直译并非是鲁迅先生的随意选择。他作为现代文豪凭自己非凡的才识完全可以把译文作得笔下生辉。他的直译是为了原原本本地反映原文的面貌，从而尝试着直接穿越跨语言文化交际中的差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微观思维方式和微观文化特征。直译可以更多地反映这些特征，使读者从隔岸观火转到身临其境（请允许夸张一下），但关键是读者的接受程度如何。”还有的研究者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疏离程度来解释逐字直译的客观性。如王向远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中说：“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在理论和实践中提倡直译的，大都是日文翻译家（如梁启超，特别是后来的鲁迅、周作人等）。这主要是因为，字句上的严格的直译，恐怕只有在翻译日文的汉文体作品时才可能做得到、做得好。”
三、强调“直译”、“意译”的辩证统一
鉴于长期以来“直译”、“意译”各执一端的情况，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于是就有了第三种意见——即将直译意译加以调和。20世纪20年代，余上沅指出：“直译者与意译者苟各趋极端，皆滋流弊。如以前者为精神，后者为手段，则文质庶可茂乎？”郑晓沧说：“对于意义上，实质上，须直译；对于文字上，形式上，须意译。”朱君毅说：“直译和意译两者均可，但直译不可太呆板，太呆板则汉文不顺；意译不可太空泛，太空泛则意义遗失。鄙意直译与意译，无是非之别，而任何一种有优劣之分。”邹思润说：“鄙意翻译最重要之条件须使阅者看得懂。如直译能使人看得懂，不妨直译，否则宜略参意译。即在一书之中，直译可懂之句即直译，直译不懂之句须略为变通，略加意译。”艾伟在《译学问题商榷》一文中，把这类意见称为“折衷派”。
有的论者主张干脆摒弃“直译”、“意译”这样的提法，并以别的更恰当的概念取而代之。如陈西滢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翻译就是翻译，本来无所谓什么译。”林语堂在1933年发表的《论翻译》一文中，认为翻译中除了直译意译之外，还有“死译”和“胡译”，所以如果只讲直译意译，则——
读者心中必发起一种疑问，就是直泽将何以别于死泽，及意泽何以别于胡泽？于是我们不能不对此“意泽”、“直泽”两个通用名词生一种根本疑问，就是这两个名词是否适用，表示泽者应持的态度是否适当。我觉得这两个名词虽然便用，而实于泽文者所持的态度只可说是不中肯的名称，不但不能表示泽法的程序，并且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既称为“直泽”，就难保此主张者不把它当作“依字直泽”的解说；“依字直泽”实与“死泽”无异。所以读者若问“直泽”与“死泽”区别何在，不但作者，恐怕就是最高明的直泽主义家，亦将无辞以对。事实上的结果，就是使一切死泽之徒可以以“直泽”之名自居，而终不悟其实为“死泽”。换过来说，的确有见过报上大谈特谈翻泽的先生，自己做出胡泽的妙文来，方且自美其名为“意泽”。直泽者以为须一味株守，意泽者以为不妨自由，而终于泽文实际上的程序问题无人问到，这就是用这两名词的流弊。
林语堂因此反对使用“直译”、“意译”这两个名词，而改为使用“字译”和“句译”。提倡以句为主体的“句译”，而反对以字为主体的“字译”，以期矫正“直译”、“意译”概念的“流弊”。
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降，更多的翻译家和理论家倾向于第五种意见，即强调直译意译的辩证统一，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哲学家艾思奇在《翻译谈》（1937）一文中写道：“直译和意译，不能把它看作绝对隔绝的两件事……因为‘意’的作用不过为了要帮助原作的了解，帮助原意的正确传达，同时也是帮助直译的成功。”朱光潜在《谈翻译》（1944）一文中更明确地写道：“依我看，直译与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存在。忠实的翻译必定要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思想情感与语言是一致的，相随而变的。一个意思只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换一个说法，意味就不完全相同。所以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不过同时我们也要顾到中西文字的习惯不同，在尽量保存原文的意蕴与风格之中，译文应是读得顺口的中文。以相当的中国语文习惯代替西文语句的习惯，而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蕴，这也无害于‘直’。”
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上，翻译（批评）家的意见比较趋于一致了。茅盾、金人、林汉达、林以亮、水天同、焦菊隐、巴金等人，不主张将二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直译”“意译”争来争去是没有意义的。如水天同在《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51）译例中说：“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争也。以中西文字相差如斯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能者也。”林汉达在《英汉翻译原则方法实例》（中华书局1953）中认为：“翻译只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翻译，一种是错误的翻译”，不必讲什么直译意译。他指出：“真正主张直译的人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意译，而是胡译或曲译。同样，真，正主张意译的人所反对的也不是直译……，而是呆译或死译。我们认为正确的翻译就是直译……，也就是意译；而胡译、曲译……、呆译、死译都是错误的翻……译。”蔡思果也说：“好的翻译里有直译，有意译；可直译则直译，可意译则意译。译得不好而用直译或意译来推诿，是没有用的。可以直译而意译，应该意译而直译，都不对。”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直译意译的论辩有了新的进展。一方面，翻译家们普遍认为直译意译应该统一起来。如闻家驷在《是直译还是意译》一文中说：“我觉得直译只要不是生搬硬套，逐字照译，而意译又不是任意增减，曲解原作，那么，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是完全可以交替使用，互相补充的。在一首诗里，根据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具体情况，有时可以直译，有时也可以意译；甚至在一行诗里，前半句是意译，而后半句又是直译，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张今说：“直译和意译是为真实地再现原作艺术意境服务的两种具体翻译方法。两者都不可缺少。哪一种方法最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就应当采用哪种方法……在任何一篇译品中，总是既有直译的地方，又有意译的地方。再不然就是部分直译，部分意译。不能想象一篇译品完全是采用直译方法，或完全是采用意译方法。”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学理的角度对直译意译进行了进一步地探究，对此前的有关论争做了借鉴、总结和反省，意识到此前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对直译意译的概念含义理解不一，因而有必要对其内涵做出新的阐释和界定。正如刘重德所说：“核心仍是直译和意译的界定问题，它们所允许的范围或自由度问题”；“关于直译和意译海内外许多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作者认为关键在于何为真正的直译与何为意译，概念不清，缺乏合理而可行的界说，因而常作片面主张。”范存忠、周仪、罗平、高健等人在各自的著作中也有相似的表述。高健在《我们在翻译上的分歧何在？》一文中，将自古以来的直译意译之争的迷误概括为十个方面：一，对直译意译的词面意思不明确。二，方法与标准混淆不清。三，将两种方法的极端化及其所造成的错误误作为方法本身。回，对直译意译的作用不明确。五，对这两者的关系不明确。六，对所以要使用这两种方法的原因不明确。七，对两种译法的可能性根据不明确。八，对直译的幅度不明确。九，对表达方式与语言形式的关系不明确。十，对两种译法的一些决定、制约与参照等因素不明确。高健还在有关文章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释了直译与意译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这两种方法的区别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与原文形式的紧贴程度不同。直译较贴近些，意译则较远离些。第二，直译只是一种抽象概念，标志着某一意思所可能使用的基本框架，而意译才是具体的句型、词语选择及其搭配等，尽管后者的确立是以前者为依据的，但是这两种情况如果不在认识上分辨清楚，就会在实践上导致一系列的失误，例如错将对原语的语法结构等形式上的模仿视作直译，不知道直译模仿的只是抽象关系而非具体语言，或在进行意译时忽略对原语的总的表达方式的照应，而使原来的风格情调等因素受损。高健更多地注意到了直译意译两者的相通性、融合性与相对性，指出两者在一定意义上是同类的（既然同为方法），彼此既非对立关系，其间也无绝对界线，即使纯然视作两种不同方法，由于其间的关系是互通的和密切的，实践中往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用。此外，同为直译或意译，也有程度之别：直译有不同程度的直译，意译也有不同程度的意译，这样，在某些情形下，二者的界线就会比较模糊。程度稍逊的意译有时即接近直译，反之，直译如果程度不足也会与意译无太大区别。过头的直译可以走向死译、硬译，只能算是低级的翻译，而其上焉者，亦即最好的直译，却可兼具相当的艺术风格。意译也是这样。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学界对直译意译的内涵的重新界定和再阐释作了种种努力。
例如许渊冲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直译意译，他认为：“既忠实于原文内容，又忠实于原文形式的译文是‘直译’，只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不忠实于原文形式的译文是‘意译’，只忠实于原文形式而不忠实于原文内容的译文却是‘硬译’。”换言之，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无论直译、意译，都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如果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只忠实于原文的形式，那就不是直译，而是硬译；硬译是翻译中的形式主义，而滥译则是翻译中的自由主义。
张经浩在《译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一书设专章讨论直译意译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一般人认为，只要译文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形式，就算是直译；如果改变了原文的表达形式，便算是意译。这样理解直译与意译似乎并不为错，但其实这样的理解会把直译意译的是非搅混。在原语与译语有形式上的对应的情况下，根本无所谓直译意译之分。因为“这种情况下原语形式得以在译文中保留，并非它是原语形式就得给以保留，而是因为它与译语的相同形式包含相同意义。离开意义的相同性就无所谓形式对应，也就无法保留原语形式……没有意义的相同，形式的相同便失去价值。”所以他认为：“直译与意译的研究应排除原语与译语有形式对应的情况。它们的分歧在于原语与译语无形式对应情况下表达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直译力图保留原语的表达形式，意译大胆改变原语的表达形式，遵从译语的表达习惯。”而“直译要在原语与译语无形式对应的情况下既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又如实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他试图用大量的译例说明，“在无原语与译语对应的情况下，直译却极力保留原语的表达方式，这就违反了翻译作为一种双语活动的客观规律，无法收到好效果。可以说，直译是意形俱损。”实际上，张经浩所说的“原语与译语无对应情况下”的“直译”，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硬译”，“死译”，也就是在不能直译的情况下却硬要、死要直译，这自然是不可取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他表示赞同美国翻译学家奈达的一句话：“翻译就是译意”，并且认为就方法来说，“翻译就是意译”。（第7页）这一主张和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提出的“译经”很接近。许渊冲说：“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故应得意，以求其同；故可忘形，以存其异。两者同出，异名同谓：得意忘形，求同存异，翻译之门。”可视之为对“意译”特征的概括。张经浩的主张的新颖之处就是在排除“在有原语与译语的形式对应的情况下”，区分直译与意译没有意义，而在“无原语与译语的形式对应的情况下”，翻译的方法只有一种，那便是“意译”。这实际上也是对“直译”与“意译”两者的再定义，并试图在新的定义的基础上消除长期以来两者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情况才是“原语与译语的形式对应”？语言现象极为复杂，“形式对应”多数情况下不是硬性的，而是软性的、模糊的。
乔曾锐在《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一书中的看法与张经浩有所不同。他指出直译和意译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不可合为一谈。“直译是通过保留原作形貌来保持原作的内容和风格，意译是在保留原作形貌就要违反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因而要舍弃原作形貌。一个是保持，一个是尽量保持，一个是保留形貌，一个是舍弃形貌。当然舍弃形貌，并非在传译时完全不顾及原作形貌，而是采用或创造与其作用相同和相适应的表达方式。这就是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各具的特征和异同之处。两者分别排除逐字死译和任意翻译（包括缩写和改写）。”同时，他也反复强调两者结合的必要性：
直泽和意泽都是必要的，两者互有长短。直泽的长处是，力图保留原作的形貌、内容和风格，“案本而传，刻意求真”，短处是，无法完全解决两种语言之间差异的矛盾，容易流于“以诘鞠为病”，不合乎泽文语言的全民规范，乃至有乖原作的含义和风格。意泽的长处是，泽文可以不拘泥于原作的形式，合乎泽文语言的全民规范，同时又能比较近似地传泽出原作的内容的风格，短处是，容易流于片面求雅，以致失真，最后有可能形不似而神亦不似。
这种看法反映了近年来翻译理论界的共识，具有一定的总结性质。总起来说就是能直译的就直译，不能直译的地方就意译。直译意译两种方法灵活运用，才能在翻译实践中达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圆融无碍的境界。非文学作品的翻译，特别是法律、法规文本之类及科技著作，只要文通字顺，应尽可能运用直译的方法。而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对于具体字句的翻译而言不免要直译，但这种直译不能只满足于文通字顺，而应该以传达原作的情感色彩和整体的审美风格为宗旨。因此，文学翻译应更多地依赖于意译。对文学翻译来说，应以“直译”的方法来翻译某些具体的字句，而以意译的方法来再现整体的意象、风格或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