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紧张地来回走动了。
法警们带着公文或者遵照指示走来走去，有的快步行走，有的甚至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跑得气喘吁吁。警官、律师和法院办事人员们来来往往，时而朝这边来，时而朝那边去。一些原告和无人押解的被告无精打采地在墙边踱步或者坐着等候。
“地方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向一名法警问道。
“您问哪一个法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人员。”
“那就是刑事庭。您这样说就明白了。打这儿朝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指点走去。
在法警所指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面貌和善，显然已经吃饱喝足，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裔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儿是不是陪审人员议事室的时候，他们正在谈羊毛的价钱。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也是陪审人员，跟我们是一伙儿的吧？”面貌和善的商人快活地挤挤眼睛问。“那好，咱们一块儿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又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着，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肥厚的手，“是要辛苦一番了。请问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便走进陪审人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是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互相介绍认识。有一个退役军人穿着军服，其余的人穿礼服或西装便服，只有一个人穿长袍。
尽管不少人为这事丢开正事，尽管嘴上说这事太麻烦，然而大家都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气，认为自己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人员有的已经相互介绍认识了，有的还在相互猜测对方是什么人，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即将审理的案子。有些同聂赫留朵夫不相识的人，连忙过来跟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特别光彩的事。聂赫留朵夫却像往常跟陌生人周旋一样，觉得这是一般的应酬。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了不起的过人之处。至于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穿戴的衬衫、外衣、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都不能成为他自命不凡的理由。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毫无疑问，他又认为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认为别人对他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要是别人不表示尊敬，就觉得是受到屈辱。在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恰恰就有人对他不表示尊敬，因而他也就十分不快。陪审人员当中有一个是聂赫留朵夫的熟人。这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从来不知道而且也不屑于知道这人的姓），给聂赫留朵夫姐姐家的孩子们当过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一向讨厌他那种不拘礼节的态度、那种扬扬自得地哈哈大笑，总之，如聂赫留朵夫的姐姐说的，那种“公社习气”使人很讨厌。
“哈，您也落网啦，”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高声大笑，“您也没躲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躲。”聂赫留朵夫严肃而阴沉地说。
“哦，这可是一种公民的忘我精神。不过，您等着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就不唱这个调调儿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更响亮地哈哈大笑着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跟我拍肩膀了。”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脸上露出极其阴沉的神色，假如此刻他得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那这种神气就显得很自然了。聂赫留朵夫离开他，走到一群人跟前，这些人围着一个高高的、脸刮得光光的、仪表堂堂的先生，听他有声有色地在说一件什么事。这位先生说的是目下正在民事庭审理的一宗案件，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称。他说到一位著名的律师使那宗案子出现了惊人的转折，由于这一转折，那个老太太，尽管道理完全在她这一方，势必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着，有的人几次插嘴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了解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来迟了，可是还得等很久。有一位法官到现在还没有来，不得不延迟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