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生活的最初几年，我和很多音乐家结下了私交。我们在工作场所之外的地方相聚，他们甚至还会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我想对于他们而言，我在他们生活里扮演的角色就如同聆听者、心理学家和职业顾问。
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们从不同角度来对音乐进行理解，才能不断刺激我更加积极地工作，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直以来，我都在不断地强调维也纳对我的音乐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在音乐上我植根于维也纳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音乐传统，从海顿到韦伯恩，我把它们传播到全世界。我钟情于维也纳音乐那种丰满柔和的声音，甚至不惜为了这种声音牺牲一点严谨性。我在以色列给音乐家们传达着同样的音乐理念，特别是对于19世纪的音乐。这同样适用于比想象中更难演奏的维也纳圆舞曲。我和以色列爱乐乐团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排练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虽然这支曲子显然不是这些音乐家本土的音乐语言，但是我认为让他们了解这些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自然的音乐同样非常重要。我很努力地向乐团解释这首圆舞曲的正确调子以及它的风格，比如这首圆舞曲乐谱上的很多伴音不一定非得演奏出来。乐谱上的某些节奏可以用一种“马虎”但又规范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点要跟奥地利以外的音乐家解释相当困难，甚至连德国乐团也不总是很明晰如何演奏出这种有规范的“马虎”风格。我把这个声音给以色列爱乐乐团写进了声部里，我喜欢这样的练习，因为可以为乐团带来新鲜的空气，何况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每当观众激动地欢呼时，我们付出的努力就都有了回报！但我必须承认，演奏圆舞曲在以色列还是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我们对室内音乐也作了类似尝试，欧洲乐团演奏室内乐远胜于美国乐团。一直以来，我都鼓励与我合作的乐团演奏室内乐，我在纽约和特拉维夫都向观众们推荐这种音乐。当一个人在一个小组里演奏时，他的演奏必然不同。室内音乐演奏家们必须更仔细地聆听彼此的演奏，这对他们在大乐团中的演奏极有好处。室内乐的演奏没有指挥，全靠音乐家们自己去诠释作品的方方面面，从简单的拍子到最微妙复杂的变化，一切都要清楚地展现在自己的眼前。因此，音乐家们更接受这种方式，相互之间的演奏也配合得更加默契。所有这些素质的积累都将赋予他们在大乐团里的表现以积极的影响。
1969年，以色列爱乐乐团指定我为他们的音乐顾问，这个十分奇特的职位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也可以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这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法律上的因素。我已经担任了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这就意味着我在其他任何乐团都不能担任同样的职位。由于以色列和其他大部分非欧洲国家的乐团都是由乐团管理委员会联合管理的，而董事会希望和我保持密切的往来，所以才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听起来非常特别的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