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安排
“没有组织上给你操心，你能找上媳妇？看你这个样，找个媳妇也不难，不过要找个好媳妇，可就难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被部队首长的这句话说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骑马进城，他就看上了扭动着小腰把大红的绸子舞得上下翻飞，“漂亮得扎眼儿”的褚琴。石光荣拿出了打仗时候攻占山头的决心要把这姑娘拿下。不过，个性刚烈且早已心有所属的褚琴并不吃这一套。石光荣这才知道部队首长说的另一句话“别怕难，组织上帮助你”的分量所在。在组织的安排之下，褚琴无奈地嫁给了石光荣，原因就是，石光荣是“一个有着20年军龄的人，也是一个有着20年党龄的人，为革命流血牺牲了20年”。
这对“爱情至上”、“为爱结合”的现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然而，这种“非典型”的爱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是一种通行的方式，更是一种时髦。“组织”不但领导了你的思想，左右着你的革命历程，连婚姻也顺便给你“包办”了。于是，很多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由组织决定，安排给历经沧桑的革命英雄，相互结合成为夫妻。男方“感激组织上这么关怀我，派你来照顾我的生活”，女方“感激组织上对我的信赖，我必定好好照应首长，为革命事业奉献终身”。
在“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时候，谈恋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爱情一度成为“禁区”，被极度压抑与隐藏。即使心灵有动荡与迷茫，爱情在心中萌发一些细小的苗头，也很快被理想、组织与家国的分量压制下去。于是，男女青年服从组织分配，走到一起。
“组织”在婚恋上的地位从未放松，即便过了特殊的革命年代；“组织”在青年们的个人问题上依然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即使它后来已经退化成为一个符号。恋爱前的“汇报”，请求组织上审查另一半的思想出身，结婚打申请，单位证明与领导的签字，这些统统都是结婚的必经程序。一直到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出台，婚恋与“组织”才终于没有了任何瓜葛。
我当时写了一个报告，内容是：“我们两人经过在‘革大’的共同学习，互相了解，请求组织上批准我们结婚。”然后组织上盖了章。我们拿着这个证明到民政局去领结婚证。
廉清贤（生于1920年代，劳动模范）
嫁军官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有时候，一句话足以改变一个时代。魏巍的一篇通讯，让以往这些“当兵的”一下子变成了“最可爱的人”，受人尊崇，为人敬仰。惨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成就了无数的英雄事迹，也使得军人的形象，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变得前所未有的高大。
嫁给军人，忽然之间成为一种无上的光荣，也曾经是无数年轻姑娘们的梦想。即便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身体不再健全，他们身上的光辉与荣誉也足以让窈窕淑女们心潮澎湃。
不过，姑娘们将之列为择偶的首要选择，除了对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追求，看重的还是建国初期军人超高的社会地位。军官的官阶越高越抢手，年龄、相貌等倒成次要。谁家的姑娘如果嫁了一个高级军官，那就会成为左邻右舍艳羡的对象。
“军官热”一直持续到“文革”刚刚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号召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风靡全国。年轻的姑娘们也都以穿军装为美，人人“不爱红妆爱武装”，雄赳赳、气昂昂。解放军就是全国人民的榜样，当然也仍旧是姑娘们的梦中情人。
不过，由于军官过于抢手，并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于是，退而求其次，出身好的工人也深为姑娘们青睐。当时正值建设事业蓬勃展开，一切都是欣欣向荣，工人是时代的主人翁，受人尊敬，而且收入稳定，如果是懂技术的“几级工”那就更靠谱了。出身好、懂技术、有上进心，占了这三点的年轻小伙，找对象绝对不会是难事。
当时有句话：“一军官，二政干，三工人，四教员，不行再嫁庄稼汉”。
有一天，父亲骑着马，带着两个警卫员，路过一个学校，恰好看到一个女教师人长得漂亮，声音又很脆。父亲很惊艳，然后就上门提亲了，我母亲于是就这样找了一个军人。
王丽萍（生于1960年代，作家）
420厂是军工厂，名气比较大，厂里的小青年都很抢手。
钱逸华（生于1930年代，飞行员）
看成分
阶级成分，只怕是中国人特有的概念，也是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之一。解放前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但凡填表、报名等一切政审事宜，都要填写阶级成分，即：贫农、富农、地主、右派等。成分不同，社会待遇、政治待遇就不一样。贫农，就是“土改根子”，就是“根正苗红”。“敌、富、反、右”就是“坏分子”，就是阶级斗争和打击的对象。
上学要看成分，找工作要看成分，至于处对象，那就更要看成分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唯成分论”在中国大地上普遍扎根，年轻姑娘们已经充分领略到阶级成分对生活的深刻影响，择偶看成分走向高潮。对方是什么家庭出身，是什么政治面貌，这都是最首要的问题。一穷二白不要紧，因为当时除了高级干部收入略高，同一年龄层的男性在经济收入上几乎相差无几。没文化也不要紧，反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早已经被打倒了。
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阶级这几类就不用说了，连带以往不受人待见的农民也走俏起来，因为是“红五类”的一员，也就是所谓的“越穷越光荣”。
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若是不幸成分不好，是“地主”、“右派”，那就不但眼下抬不起头，日后还可能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因此，当时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因为成分这个紧箍咒，上演了很多悲欢离合的情感故事。资本家的女儿为了得到政治上的庇护，便一心找个工人或是贫农，只要对方不嫌弃她的出身，那还有什么说的，两个字—结婚！婚后的生活习惯、家庭背景差异所造成的种种冲突也都顾不上了。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因阶级成分而导致的婚姻错觉：“结婚不谈爱和情，阶级成分要分清。”
组织要进行政治审查，看对方合不合适，比如要看对方是不是“敌、富、反、右”子女，还有就是看有没有海外关系。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一点很不理解，那时候的确是这样。
袁庭栋（生于1940年代，民俗专家）
有学历
戴金丝边眼镜，品香茗，听古典音乐，说话引经据典……这是20世纪70年代姑娘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注定风云激荡：“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伤痕文学、朦胧诗的崛起，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科学的春天……被裹挟在这样的大变革之中，人们突然发现，知识分子被重新推到了时代的最前列，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社会地位终于再次获得承认。
而象征知识储备含金量的学历文凭，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然成了恋爱结婚的筹码。学历越高，意味着工作越好，前途越光明，社会地位越高。同时，文艺的复兴也重新激起了人们对文凭的渴望。文凭越高也意味着生活格调越高、越浪漫。
于是，对方学历的高低几乎成了择偶的第一要素。那个年代假文凭小广告还没到处张贴，大学也还没有呈几倍十几倍的规模扩招，大学生真是名副其实的凤毛麟角，自然也就成了热门香饽饽。谁家的男孩子是大学毕业的，那谈起恋爱绝对比别人要多三分优势。
如果不是大学生也不要紧，只要爱好文学，喜欢写诗，再带一点忧郁的古典气质，要俘获心仪姑娘的芳心也不费吹灰之力。那时候，琼瑶小说已经开始登陆内地，被禁锢多年的恋爱灵魂刚刚解禁。写一手浪漫情诗，懂得花前月下、你侬我侬，对女孩绝对有杀伤力。刚开始流行的征婚广告中，“爱好文学”上榜率最高。
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天赋，那便只好学外语了。高考恢复以后，英语开始取代俄语在中国大陆的一线地位，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诸如《英语900句》之类是最畅销的书，约会的时候“恰巧”带上一本，姑娘的眼神马上就会一亮。
我是高中毕业，去相亲，人家就不想谈。我妻子因为我当时被评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她觉得我是要求上进的青年，而且在商店里还是柜长，然后才跟我谈了。
施政华（生于1960年代，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员工）
我父母是通过一个亲戚的同事介绍认识的。说好见面的时间之后，父亲就弄了一摞书放到桌子上。母亲一看父亲的桌子上有书，就觉得他好有文化。
张建琪（生于1980年代，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