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家具
结婚要有“36条腿”,当然不是指有18口人,更不是说必须拥有一个家庭动物园,而是当时新房里时兴的家具,包括一架木床4条腿、一个五斗橱4条腿、两个床柜8条腿、一张饭桌4条腿、四张方凳(椅子)16条腿,这几件加起来共有“36条腿”。
这是那个年代结婚所必备的物品。“腿”越多,代表着家庭条件越好,生活水平越高,最高级别当属“72条腿”。有一段顺口溜形象地对“72条腿”进行了描述:“双人床、大衣柜、茶几、沙发要匹配;五斗橱、写字台要华贵;高低柜、床头柜越多越富贵。”实际上,受居住条件和社会条件限制,在当时很少有人能达到这种水平。应该说它只是很多青年男女对未来生活的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奢望。
到谈婚论嫁时,买木料、打家具是当年婚龄青年及家长所要谈论的重要话题。那时候,一个县城甚至连一家家具店都找不到,根本就没处去买家具,所有的“腿”都是请木工师傅打出来的。因为,当时相互间除了比谁家准备的“腿”多外,还要比谁家家具用的木料好。水曲柳当然是上等的,松木的就一般了。此外还要比谁家的家具手工做得好。请木匠打家具,是要把家里每月为数不多的细粮和肉蛋拿出来伺候师傅的,小两口还要在婚后一周内,拿上“四盒礼”登门致谢。
当时最流行的家具当属“捷克式”。“捷克式”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是上海人将西式的家具样式洋为中用,创造的一种样式。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节省空间而且结实耐用。也有很多手巧的男青年不请师傅,自己动手,跑到大商场里描式样,跑回来自己研究打造。打出大衣柜、双人床等家具,又是雕刻,又是烙花,真的打造出不少令人惊叹的精品,并因此得到女孩子们的青睐和未来岳父岳母的欢心。
我们在兵团不光是自己打家具,连木头都是我们进林子自己挑、自己伐,拉回来,放水里泡。然后在火钳上烤着,完了自己做。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刷漆,自己用。这是光荣。
周孝正(生于1940年代,学者)
我从宁波乡下弄来一些木板,请了一个说是会做木工的朋友。我们仿造“捷克式”,我自己画好设计图,他打。
邵隆图(生于1950年代,创意设计师)
推刨子、锯、凿这些我都会,我自己画图自己打。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北京大街小巷胡同里都飘着各种刨花。
马未都(生于1950年代,收藏家,观复博物馆创办人)
四大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提到结婚时候的聘礼和嫁妆,人们都会说“四大件”。“四大件”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七八十年代风靡全国。它是当时各个家庭争相希望拥有的四件奢侈品,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手表。在有些地方,人们会形象地称之为“蹬蹬、转转、听听、看看”,也叫做“三转一响”。
“四大件”是财富,是家底殷实、日子潇洒的象征,也是当时许多女孩订婚、结婚时向男方提出的彩礼清单。一块手表曾经就是她的嫁妆,而一辆崭新的“飞鸽”或“永久”也许能使他当上新郎。它们也是人们争相炫耀的资本,人们对这四件物品的追求,从一开始就带有品牌意识:自行车一定要上海“永久”牌;收音机要“红灯”牌;缝纫机则要“蜜蜂”或者“蝴蝶”牌的。
新人们定下婚期,亲戚朋友总是会问 “四大件”配齐了多少。在1955年开始实施的票证制度之下,物资极度匮乏,粮食、布匹都要票证,至于这些“奢侈品”,那更是不用说了。当时要搞到一张自行车票,甚至要花上百元,和一辆自行车的价格差不多了。而这四样东西本身就十分昂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辆“凤凰”或“永久”牌自行车的价格要一两百块钱,在黑市(不要票)上卖三百多块。上海红灯牌的收音机,当时是四五十块钱一台。要凑齐正宗的“四大件”,基本上需要五百多元。这对当时一个月三四十块钱的工薪阶层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而,在结婚的时候拥有“四大件”,是很多新人的一个梦想。更多的人选择了在婚后努力攒钱,凭借自己的努力来购买这“四大件”。
时光流转,“四大件”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百元级别的“三转一响”已经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千元级别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录音机”,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空调、电脑、手机、汽车”。而对现在结婚的人们,“四大件”已经相当模糊了……
结婚的时候我买过一个小的“三洋”牌四喇叭录音机,是想办法弄了一些侨汇券在华侨商店买的。如果没有这些侨汇券,给多少钱都买不到。
陈村(生于1950年代,作家)
现在的“三大件”就比较大了:房子、车子、票子。这三件要命呢。
巩汉林(生于1950年代,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