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20年代。
画家。
黄老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他在少年时即已蜚声画坛，被誉为“中国三神童”之一。他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1953年，28岁的黄永玉听从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从香港回到北京，定居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他的邻居中有萧乾、林宰平、李苦禅、董希文诸先生。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他的是李可染夫妇。给他印象极深的还有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趴在窗口参观这次探望。在邻居们眼里，黄老是个幽默风趣的人。黄苗子先生说：“永玉是笑话大王，他可以在同朋友谈天中连续讲一百个笑话。”
大雅宝胡同和表叔沈从文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从香港回来后，住在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当时《世界文学》编辑部就在我们那边，《人民文学》杂志社也在那儿。萧乾他们都在那儿，平时大家都喜欢互相串门。林庚的父亲林宰平当时也住在大雅宝胡同，沈从文把老先生带到我家里来，希望我见见提拔过他的这位老人。
沈从文是我表叔。他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要把他写成伟人就是在开玩笑了。他在工作中非常认真，写小说也好，写一篇短短的文章也好，都认认真真的。比如我问他：“你上过馆子没有？”“有，徐志摩结婚那年我参加过。”“吃过什么好东西？”“我结婚的时候吃了好东西，在中央公园水榭。”他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人，朴素极了。
他也收集古代的东西，但都给了国家。他认为收集就应该给国家，怎么能变成个人的东西？那简直是笑话。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还有军事博物馆，他都送了很多。很多都没有入档也没有登记。他有不少稿费，家里也有很多钱，就买古代的东西。买好东西回家又怕爱人批评他，所以都放在馆里面，有时候放在我那里。如果你说喜欢一个什么东西，他就送给你，而且好像他求你一样。他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像古代人。你见到他也不会把他当做很有分量的人。和他谈话很开心，而且他问你这个问你那个。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老先生现在没有了。
他有时候也很世俗的，比如做了政协委员他就很开心。你想想，一个人老处在寂寞的环境里，有点不寂寞的机会多好啊。要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简称文代会）那会，没有他的名字，我到他家里去，他知道我参加了文代会，就说，你们年轻人应该多参加这种活动，多了解世界等。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感觉不公道，但我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第二天大清早7点多钟，接人的车子来了，文代会上有他的名字。我住在大雅宝胡同，他住在东堂子胡同，我催他快走，真替他高兴。
很多人认为沈从文不喜欢共产党，实际上不是这样。他只是不喜欢政治，不关心政治，当然也不了解政治。1947年，我在上海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你要刻一百一千一万个木刻，来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当时他是这么看的。他不了解共产党，也不懂得什么是人民解放战争。建国后他写信劝我回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这么廉洁的政府，你值得为它献身一辈子。”
三里河往事
后来“四人帮”垮台之后，我们住在西郊三里河。还有钱钟书、华君武、俞平伯、金山等好多人，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比如说丁聪，丁聪这个人在旧社会简直是美术界的董存瑞，他天天“炸碉堡”。在国民党时代是危险的，随时要丢性命的。所以郁达夫有句诗：“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临安志》有八卷，为什么其中都没有写一点著名歌妓琴操的事？说明发表东西，是有很多忌讳在的。丁聪、廖冰兄这些人当年那个战斗就等于打仗，所以在西郊三里河重新成为邻居了，当然挺开心的。
后来我忙于工作。每天早上散步，能碰见当然很好。有时候也来往一下，但交谈的时间不多。因为世界改变了，我就忙起来了，好多事情要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