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30年代。
作家。
2000年中央电视台邀请苏叔阳先生参加新年晚会，并朗诵诗歌。先生在家排练节目时嗓子里咳出了血，开始还以为是用嗓过度，后来才知道是癌症转移。苏老先生回忆说：“第一次发现癌症时，有两个多星期不是很愉快，想不通。后来一想通，发现哭啊闹啊都不现实。那时候我就天天爬楼梯，病房在6楼，上上下下锻炼身体。”在精神上，苏叔阳的一位邻居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这位老大姐也得了重病，她说她是倒计时活着的，这个月做一件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下个月再做一件。我也想倒计时活着，每个月都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这样会有成就感，会觉得没有虚度年华。”
涸辙之鲋，相濡以沫
20世纪50年代的邻里关系，就像我在《夕照街》描写的那样，有一种良性的习惯。因为当时解放了，大家生活都一样，所以彼此互通有无。你买的酱油多了点就给我点，家里缺盐就到邻居家要点，如果来了卖大白菜的，大家互相通知去排队买白菜等等。你在大街上，年轻人碰到老年人总会问候一句：“老爷子，您遛弯儿？”或者说：“您吃了吗？”没有一个年轻人会说脏话，当然不能说一个也没有，反正只有极少极少的人会说脏话。
总之，50年代邻里间是非常亲热的，北京人那种良好的习惯，今天实在是很难再见着了。那时候可以说是“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彼此关系都很好。这种关系，在老舍先生写的《四世同堂》里也有表现。
别把心门锁起来
当时如果哪家孩子买酱油没买成，家家给送点酱油，表示同情和慰问。有人问我说，北京有这风俗吗。我说，这不是风俗。北京人确实是这样的。比如端午节到了，要吃粽子，有的人家手头紧，买不起粽子，别人包粽子的时候，可能多包一两个给送去。这家送一两个，那家送一两个，没买粽子的人有时吃得比别人还多一点。还有包粽子时没有粽叶了，别人可能多买了，就马上送给你。这个关系在我少年的时候，感觉到很亲切。
20世纪60年代就比较僵化了，有人人自危的感觉。到了70年代“文化大革命”就更厉害了，家家闭门锁户，谁也不和谁来往。“文革”的时候，我每天早晨起来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心里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