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急欲一吐为快，坐下来写我初登人生舞台的那个故事，其实我不写也行。我知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现在不写，往后再也不会坐下来写我的自传，即便我活到一百岁。除非是个太令人作呕地偏爱自己的人，才会不知羞愧地为自己作传。我是以这一点为理由原谅自己的：我不是抱着和别人一样的目的，也就是不是为了博得读者的赞扬而写作。如果我蓦地想把我从去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毫无错漏地全都记述下来，那是由于内心的需要而想这样做，因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使我感到如此惊讶。我只记述重要的事件，而尽力回避一切枝节，主要的是不求文辞华丽；有一个文学家写作了三十年，临到末了还根本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而写作了这么多年。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想做文学家，所以我认为把我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的艺术描写带到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去是不光彩的、卑鄙的。然而我苦恼地预感到完全不描写感情和想法（也许甚至是庸俗的想法）似乎也不可能：一切文学工作都会对人起腐蚀作用的，即便只是为自己而写作。那些想法甚至也可能是很庸俗的，因为自己所珍惜的东西，——在旁人看来很可能是毫无价值的。但是这一切都是题外话。这几句话就作为序言；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一类的话了。现在言归正传；虽然着手去做某种事——也许，甚至任何事都是最不简单的。
二
我开始，也就是我想从去年九月十九日起开始写我的札记，就是从我头一次遇见了……那一天开始。
然而，当什么也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就预先说明我遇见了一个什么人，这未免是庸俗的；我甚至还认为这种文体也是庸俗的：既然我说过不求文辞华丽，可我却从第一行起就追求这种华丽了。此外，要写得有条有理，似乎光有一种愿望还不够。我也发觉用任何一种欧洲文字写作，似乎都没有用俄文写作那么困难。现在我把我刚写下的重读了一遍，发觉比起已经写下的来我要聪明得多。一个聪明的人所倾吐的一切怎么比还藏在他心底里的要愚蠢得多呢？在那决定性的最后一年中，我在自己身上，也在我和人们的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发觉这一点，我因此很苦恼。
虽然我将从九月十九日写起，但还得写上两句来说明我是什么人，这之前我在什么地方；为了让读者，或许也让我自己更明白易懂，所以我把九月十九日那天早晨我的心境也作一下哪怕是部分的说明。
三
我是一所中学里毕业班的学生，今年已经二十一岁。我姓多尔戈鲁基，我的法律上的父亲是马卡尔·伊万诺夫[7]·多尔戈鲁基，地主维尔西洛夫老爷家的前仆人。因此我是合法婚姻所生的儿子，虽然实际上我是个私生子，我的出身是没有丝毫可怀疑的。事情是这样的：二十二年前，地主维尔西洛夫（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二十五岁时到图拉省来视察自己的田庄。我认为当时他还是一个非常缺乏个性的人。令人奇怪的是，从我的童年时代起，这个人就使我感到如此惊讶，对我的性格有如此重大的影响，甚至也许还会长久地影响我的整个前途；这个人甚至现在也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对我完全是个谜。但是这且待以后再交代。一下子是讲不清楚的。不管怎样，这个人将会充斥我的整个本子。
那时，也就是他二十五岁那一年，正好丧妻。他娶的是个上流社会的女子，但并不富有，姓法纳里奥托娃，生下了一男一女。关于这个那么早就丢下他离开了人世的夫人的情况，我手头的材料既不充分，而且又都丢失了；再说，维尔西洛夫私生活里有许多事情都不让我知道，他对我总是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态度冷淡，漠不关心，虽然他有时对我好像和气得令人吃惊。我顺便提一下，不过是为了先让大家知道：他一生花掉了三份财产，甚至是数目很可观的财产，总共达四十万卢布之多，也许更多些。现在他当然身无分文……
他当时“天晓得为什么”下乡来了，至少他自己后来对我是这样说的。他那些年幼的孩子照例都不在他身边，而寄养在亲戚家里；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子女的，婚生的和私生的都一样。这个田庄里有许多家仆；其中有一个园丁叫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为一劳永逸起见，我要在这里插一句：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一辈子如此痛恨自己的姓的。这当然很傻，但委实是这样。每次我进什么学校，或者遇到论年龄我必须尊为长辈的人，总而言之，每一个教师、家庭教师、学监或神父——不论什么人，只要问起我的姓，听到我姓多尔戈鲁基，不知为什么都一定要补上一句：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我每次必须对那些无聊的人解释一番：
“不是，是普通的多尔戈鲁基。”
普通这个词儿终于使我丧失了理智。我在这里要作为一个特殊的现象指出，我记不得有什么例外：大家都这样问。有些人显然完全不必这样问；而且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问？但是大家都这样问，无一例外。听到我是普通的多尔戈鲁基，问我的人照例都用呆滞的、傻里傻气的冷淡目光打量我一阵子（这种目光证明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问），便走开了。同学们问得最使人感到受辱。学长是怎样问新生的呢？孤独而羞怯的新生进校（无论进什么学校）头一天都会受到他们的欺侮：对他发号施令，戏弄他，把他当作仆人。一个身强力壮、胖胖的男孩忽然在自己的牺牲品面前站定，用严厉而傲慢的目光连续地打量了他一会儿。这个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乜斜着眼看他，假如他不是一个胆小鬼，他就会等待着什么事将临到他头上。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不是，普通的多尔戈鲁基。”
“啊，普通的！傻瓜。”
他说得对：姓多尔戈鲁基的不是公爵，那是最可笑的。我把这件可笑的事拉扯到自己身上，不是我的过错。后来，碰到我很生气的时候，如果有人问：
“你是公爵吗？”
我总是回答道：
“不，我是前农奴、地主家仆的儿子。”
后来我极为生气，简直忍无可忍了，对于“你是公爵吗？”这个问题，有一次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不是，是普通的多尔戈鲁基，我的前主人维尔西洛夫老爷的私生子。”
我念中学六年级的时候，就想出了这个回答，虽然不久我就确信这样的回答是很愚蠢的，可我还是没有立即就作罢。我记得有一个教师——不过只有他一个人——发觉我“满脑子是爱报复的民权思想”。一般地说，大家对我的这种狂妄行为总是采取使我感到很难堪的沉思态度。终于有一个同学，一个好挖苦人的小家伙（我和他一年当中只谈过一次话），神态严肃，眼睛稍微往一边看，对我说：
“这样的感情当然使您感到荣幸，当然喽，您有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地方；要是我处于您的地位，到底不会因为我是个私生子而觉得很高兴的……可您简直像过命名日一般！”
从此以后，我不再以自己是个私生子而自豪了。
我要重说一遍，用俄文写作是很困难的：我已经写满了整整三页，述说我如何一辈子为这个姓而生气，但是读者想必已经能够推测出，我所以会生气，正是因为我不是公爵，而是个普通的多尔戈鲁基。再解释和辩白一番，对我来说，这毕竟是丢脸的。
四
总之，除了马卡尔·伊万诺夫外，在这群人数众多的家仆中间有一个姑娘，她已经十八岁，当时已经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想要娶她。大家都知道，在农奴制时代，家仆的婚姻必须获得主人的许可，有时直接由主人做主。当时田庄里有个婶婶；就是说她并不是我的婶婶，她本人是个地主；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管她叫婶婶，不仅是我的婶婶，而且是大家的婶婶，在维尔西洛夫家里也是如此，其实她和维尔西洛夫家几乎没有亲戚关系。她叫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普鲁特科娃。她自己当时在同省同县内还有三十五个农奴。她并不是管理人，而是因为住得近，代管维尔西洛夫的田庄（田庄里有五百个农奴），我听说，她的监督抵得上一个有经验的总管。至于她的能力如何，与我无关；我只想补充一下，撇开任何阿谀奉承的想法，这个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倒是个品德高尚、甚至见解独到的女人。
她不但没有劝阻忧闷不乐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娶那个姑娘的意愿（据说，他当时是忧闷不乐的），相反，不知为什么还极力加以鼓励。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这个十八岁的婢女就是我的母亲）父母双亡已经有几年了；她那已故的父亲也是个家仆，在世时非常尊敬马卡尔·多尔戈鲁基，还受过他的恩惠，六年前，他临终时，在病榻上叫来了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当着全体家仆的面，也有神父在场，指着女儿大声而坚决地向他立下遗嘱：“等她长大，就娶她做妻子吧。”据说，这话甚至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一刻钟说的，因此必要时也可以当作谵语；何况他身为农奴，在法律上本来就没有这种权利。这话大家都听见。至于说到马卡尔·伊万诺夫，我不知道他后来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娶她的，也就是说，他是不是感到十分愉快，还是只不过履行义务罢了。他大概神情十分冷淡。他当时已经是个善于“保持尊严”的人了。他不是一个读过许多经卷或是通达文理的人（虽然通晓教会的祈祷仪式，尤其是知道某些圣徒传，但多半是耳闻的），可以说，也不像是个爱发议论的奴仆；他只是具有固执的、有时甚至是鲁莽的性格；他说话带自负的口气，判断事情固执己见，“过着可尊敬的生活”——照他自己奇怪的说法——那时他就是这样的人。当然，他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但据说，大家都认为他是个难以相处的人。当他不再是家仆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在大家的记忆里，他是个圣徒和受尽苦难的人。我知道这是事实。
至于说到我的母亲，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直到十八岁，虽然管家坚决主张把她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她让我母亲受了一些教育，也就是教她缝纫、裁剪、少女走路的姿势，甚至还教她读些书。我母亲从来没有把字写得还可以过得去的。在她看来，她和马卡尔·伊万诺夫的这门婚事是早已定了的，当时她所碰到的一切事情，她认为是非常之好的，是最好不过的；她戴着婚礼冠上教堂去举行结婚仪式时，表现出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的最安详的神态，因此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本人当时把她称作冷血动物。有关我母亲当时的性格的一切情况，我都是从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本人那里听到的。他们结婚后，足足过了半年，维尔西洛夫才回到乡下来了。
五
我只想说一下，我永远无从知道，也永远无从令人满意地猜到，他和我母亲的关系是怎样开始的？我十分愿意相信，就像去年他红着脸要使我相信一样，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爱情，一切都是这样发生的，虽然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神态显得自然而又“俏皮”。我也相信就是这样发生的，俄语里“这样”这个词儿是奥妙无穷的；可我总是仍然想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发生关系的？我自己一辈子痛恨这一切丢脸的事——过去痛恨，现在也痛恨。当然，这不只是我这方面的无耻的好奇心。我要指出，直到去年，我几乎完全不知道我有个母亲。为了让维尔西洛夫舒适，我从小就寄养在别人家里，不过这且待以后再表；因此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她那时的容貌是怎样的。假如她长得根本不那么俊，那么，像当时的维尔西洛夫那样的人物能迷恋于她的什么呢？这个问题所以对我显得重要，是因为从这件事上反映出这个人性格上那异常有趣的方面。我就是为这个而发问，并不是由于好色。他本人，这个忧郁的、城府很深的人，带有一种可爱的朴直，当他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时候，鬼知道他哪来这种朴直（好像是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他自己对我说过，他当时是一条很“愚蠢的小狗”，不是感伤的，而是这样，他刚刚读完了《苦命人安东》[8]和《波林卡·萨克斯》[9]——这两部文学作品对当时正在成长的我们一代具有使人文明的广泛的影响。他还补充说，他当时也许是由于受了苦命人安东的影响而到乡下来的，——他说这句话时神态异常严肃。这条“愚蠢的小狗”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我的母亲开始发生爱情的呢？此刻我认为，即使我只有一个读者，他一定也会嘲笑我，就像嘲笑一个极可笑的少年一样，这少年还带着傻里傻气的天真竟瞎议论并妄想解决他不懂的事。是的，我的确还不懂，虽然我绝不是由于自尊心而承认这点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二十来岁的大高个子是如此没有经验，甚至达到了愚蠢的程度；不过我要对这位先生说，他自己也不懂事，我也要向他证明这点。固然，对于女人我一点也不懂，而且也不想懂，因为我要一辈子鄙视这种事，并且还起过誓。可我确实知道，有的女人以自己的美色或者用什么手段刹那间就把人迷住了；还有一种女人得花半年时间仔细观察才能了解她是个怎样的女人；要观察并爱上这样的女人，光是观察，光是不惜一切还不够，还得有才能。对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要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一下子把所有女人都黜降为普通的家畜，只把她们当作普通的家畜饲养在身边。也许，有很多人想这样做。
我从几方面了解到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个美人儿，虽然我没有见过她当时的肖像，说不定什么地方有她的肖像。因此男人会对她一见钟情是不可能的。只是“玩弄一下”罢了。维尔西洛夫尽可以挑选别的女人，那里有一个那样的女人，也是未婚的，即管干草的姑娘安菲萨·康斯坦丁诺夫娜·萨波日科娃。带着《苦命人安东》这本书而来的那个人，利用地主的特权破坏即便是自己家仆的婚姻的神圣，也应该感到极端可耻，因为，我再说一遍，仅仅几个月前，也就是二十年后，他曾经十分严肃地谈到过这个苦命人安东。但是安东只不过被牵走了一匹马，而这个人却丧失了一个妻子！可见所发生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因此萨波日科娃小姐[10]输了（依我看她赢了）。去年，当可以跟他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因为不是常常可以跟他谈话的），我几次三番拿这些问题缠住他，发觉尽管他有上流社会的气派，并且时间已经相隔了二十年，不知怎的他还是躲躲闪闪的。可我还是刨根究底。我记得，至少有一次他带着一副对我流露过不止一次的上流社会人士的厌恶神态，有点儿叫人奇怪地嘟嘟囔囔说，我的母亲是一个无力自卫的弱女子，不是说没有人会爱她——恰恰相反，压根儿不是这样，——但是不知怎的，你忽然会对她起怜悯之心，是不是因为她性情温柔，要不然是为什么呢？——这是永远没人知道的，不过你会长久地怜惜她的；一旦怜惜她，就会恋恋不舍……“总而言之，我亲爱的，有时你会离不开她的。”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假如这果真如此，那么我不得不认为，他绝不是当时的那条愚蠢的小狗，虽然他当时是这样称呼自己的。这就是我所需要知道的。
然而他当时要让我相信，我的母亲爱他是由于“屈从”，他还想出了这样的理由：是由于农奴制！他为爱面子而撒谎，他撒这个谎是昧着良心、违背人格和不顾廉耻的。
当然喽，我说这一切话好像是为了称赞我的母亲，不过我已经说过，有关她当时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的。不仅如此，我知道的正是那走投无路的环境和那些可鄙的概念，她从小就受这些概念的影响而变得冷酷了，而且以后还是在这些概念的影响下度过此生。然而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应当顺便纠正一下：我脱离了现实，竟遗忘了一个相反地应该首先提出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的关系是直接从那件不幸的事情开始的。（我希望读者不会那么固执，以致一下子不能理解我所说的意思。）总而言之，他们的关系正是他使用了地主权力以后开始的，虽然萨波日科娃小姐回避了这一点。但是在这里我又要辩解几句，预先声明，我压根儿没有自相矛盾。天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像维尔西洛夫那样的人甚至看中了我母亲那样的女人，对她发生了极其强烈的爱情，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从那些色鬼口中听到过，说什么男人与女人的接近往往是在默默无言中开始的，当然这是极可怕的、非常令人恶心的；不过看来维尔西洛夫同我母亲的关系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开始的，如果他想要勾搭的话。难道是从向她讲解《波林卡·萨克斯》开始的吗？而且他们也顾不上谈论什么俄国文学；相反，照他的说法（有一次他不知怎的大发脾气），他们往往躲在角落里或在楼梯上互相等候，如果有人走过，他们便像皮球似的飞快地滚开，脸涨得通红；一个“暴君般的地主”看见最卑贱的擦地板女人竟会发抖，尽管他拥有农奴制所赋予的一切权力。虽然这是主仆恋爱，但这又像是这样，又不像是这样，其实还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甚至叫人更加糊涂。连他们爱情的发展情况也成了一个谜，因为像维尔西洛夫这种人的主要特点就是，如果目的达到了，那就立即遗弃。但事情却不是这样。一条好色的“年轻小狗”（他们都是好色的，无一例外——进步分子或保守分子都一样）跟一个美貌、轻佻的婢女（可是我的母亲却不是轻佻的）通奸，这本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避免不了的，尤其是从他那年轻鳏居的风流男子的地位和他那无所事事的闲散生活看来更是如此。但是爱她一辈子——这未免是奢望。我不能保证他是爱她的，然而他一辈子把她带在身边——这却是事实。
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不敢直接向我的母亲提出，虽然去年我跟她那么亲近，而且像一条粗野的、忘恩负义的小狗，认为人家对不起它，因而对她毫无规矩。问题是这样的：她怎么会，——她自己结婚已有半年光景，而且婚姻合法性的一切概念束缚着她，把她束缚得像一只无能为力的苍蝇，同时她尊敬自己的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不下于一个什么上帝，——她怎么会还不满两星期就犯下了这样的罪？我的母亲本来不是一个淫妇，不是吗？相反，现在我要说在前头，甚至难以想象还有比她心灵更纯洁的人，而且她以后一辈子都是如此。也许可以用下述理由来解释：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了些什么（也就是我没有像现在律师们为凶手或窃贼辩护那样替她辩护的意思），可是在那强烈的印象下她昏了头，由于受害者是相当天真的，那印象就致命地悲剧性地把她攫住了。怎么知道呢，或许她爱得要命……他的衣服式样、巴黎式的分头、他的法国口音（真正的法国口音，虽然她一点儿也不懂法语），以及他坐在钢琴旁边弹唱的那首情歌；她爱上了从来没有看见过，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东西（而他是长得很漂亮的），同时对他的一切、衣服的式样和那些情歌爱得简直到了困倦的地步。我听说在农奴制时代婢女有时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形，而且还是一些最贞洁的婢女。这我是知道的，假如有人只用农奴制和“屈从”来解释，他便是一个无耻之徒！那么，这个年轻人因此就能有这么大直接的诱惑力，把一个这以前还是很纯洁的少女，主要是一个和自己完全不是同一类的女人，完全是从另一个世界、从另一块土地上来的女人引诱到如此明显的毁灭道路上去？引诱到毁灭道路上去——我希望我的母亲能一辈子明白这一点；也许当初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她根本没有想到会毁灭的；可是这些“无力自卫”的弱女子永远是这样的：明知这是毁灭，但还是向前闯了。
他们犯了罪后，立即就忏悔了。他很俏皮地告诉我说，他曾伏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肩上恸哭，为这件事后者特地被他叫到书斋里去，而她呢——那时她昏迷不醒地躺在自己那间家仆的小屋里……
六
不过关于那些问题和那些丑事的详情细节已经讲得够多了。维尔西洛夫向马卡尔·伊万诺夫赎下了我的母亲后，不久就出走。从我已经在上面提及的那个时候起，除了长期出门以外，他差不多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当时他多半把她托付给婶婶，也就是托付给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普鲁特科娃照顾，凡是维尔西洛夫有所委托，她就会从什么地方赶来的。他们在莫斯科住过，在其他村庄和城镇住过，甚至在国外也住过，最后在彼得堡定居下来。这一切且待以后再交代，或者是不值得一提的。我只要说，我的母亲离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一年后，我就出世了；又过了一年，我的妹妹出世了，然后过了十年或十一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小弟弟——一个有病的孩子，几个月后便夭折了。我母亲的美貌由于生这孩子时难产而消失了，——至少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她很快就变得苍老和消瘦了。
但是母亲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关系还是始终没有断绝。维尔西洛夫一家不论住在哪里，或是在同一个地方接连住上几年，或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必定把自己的情况通知这个“家”。这就形成了奇怪的关系，有点儿庄严的、近乎严肃的关系。在老爷们的日常生活里这样的关系一定还带有滑稽可笑的成分，这我是知道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每年通两次信，不多也不少，每封信都是类似的。我看过这些信；信里很少谈到个人的事；相反，只是尽可能郑重其事地告知最普通的事件和极一般的感情，如果可以这样形容感情的话：首先告知自己的健康，接着又问对方的健康，然后表示他的希望、郑重的问候和祝福——就是这些。这个阶层的礼貌和教养被认为正是寓于这一般性和无个性之中。“谨向最可爱的和可尊敬的夫人，我们的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致以最深切的问候”……“向我们亲爱的孩子们致以我们永远不可破坏的父亲的祝福”。子女们的名字都按照他们出生的先后逐一附写在信上，我当然也在其中。同时我要指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是那么机智，从来不把“最可尊敬的老爷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称作自己的“恩人”，虽然每封信上总是致以最深切的问候，向他请求宽恕，祈求上帝赐福于他。回复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信很快就由我母亲寄了出去，信写得总是大同小异。不用说，维尔西洛夫没有参与通信。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从俄罗斯各地，从城市或修道院里——他有时在那里住很久——写信来。他成为所谓朝拜圣地者了。他从来无所要求；但是每隔三年必回家住几天，直接住在母亲那里，我母亲总是单独有一套房间，是和维尔西洛夫的房间隔开的。关于这点我以后再表，但在这里我只说一下，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并不睡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而是谦虚地安顿在隔壁后面的一个地方。他住的时间并不长，只住五天，或一个星期。
我忘记说了，他很喜欢，也很尊敬自己那“多尔戈鲁基”这个姓。不用说，这是愚蠢可笑的。最愚蠢不过的是，他喜欢他的姓正是由于有几个多尔戈鲁基公爵的缘故。一个奇怪的、完全颠倒的概念！
如果我说过全家常常团聚的话，那当然是把我除外的。我好像被遗弃了，生下来就寄养在别人家里。可我说这些话并没有特别的意图，不过是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母亲生下我后还很年轻，颇具姿色，所以他需要她，婴孩的啼哭当然很不便，特别是在旅途中。因此，我在二十岁前差不多没有见过我的母亲，除了两三次由于偶然的机会匆忙地见一面以外，这不是由于我母亲对我没有感情，而是由于维尔西洛夫心目中没有我这个儿子。
七
现在完全谈谈别的事。
一个月前，也就是九月十九日前的一个月中，我在莫斯科决意跟他们全都断绝关系，去彻底实现我的思想。我附带写上“去实现我的思想”这句话，是因为这句话差不多可以表明我的主要的思想——我的人生目的。什么是“我的思想”，关于这，以后要说的话可太多了。我的这个思想还在我念中学六年级的时候，在莫斯科沉湎于幻想的多年孤独生活中就产生了，我也许从此一刻也没有放弃过这个思想。这个思想耗费了我毕生的精力。在这个思想产生以前，我就生活在幻想之中，从儿童时代起我就生活在带有某种色彩的幻想的王国中；但是自从产生了这个主要的、消耗了我全部精力的思想以后，我的各种幻想就牢固地结合起来了，一下子形成了某种形式；从愚蠢的变为有理性的了。在中学里念书并没有妨碍我的幻想；也没有妨碍我的思想。不过我还要补充一下，我在中学里最后一年的学业成绩很差，虽然七年级以前总是名列前茅，这个后果就是这个思想所造成的，就是我从这里面演绎出来的、也许是谬误的结论所造成的。因此不是中学里的功课妨碍了思想，而是思想妨碍了中学的学业，也妨碍了大学的学业。从中学毕业后，我立刻就打算不仅脱离家庭，如有必要甚至脱离整个世界，虽然我当时只有二十岁。我通过一个合适的人给彼得堡应当收到信的人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完全不必管我，不要再寄生活费给我；如果可能的话，就把我完全忘掉（那自然是，如果他们多少还记得我的话），最后还说，我“无论如何”不进大学。我只能两者择一：或者进大学继续求学，或者立即把实现思想再推迟四年；我毫不动摇地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具有坚定的信心。维尔西洛夫，我的父亲，我一生中只见过一次面——而且只有片刻工夫，那时我才十岁（在这片刻间他已经使我感到愕然了）；维尔西洛夫亲笔答复了我那封并不是写给他的信，叫我到彼得堡去，答应给我弄一个私人的位置。这个人冷峻而又高傲，对我是那么傲慢，心目中根本没有我这个人，生下了我，就把我寄养在外面，至今不但根本不认识我，甚至还从来没有后悔过（谁知道呢，也许对我的存在他只有一个模糊的、不正确的概念，因为后来才知道，原来我在莫斯科的生活费并不是他支付的，而是别人支付的），哎，他忽然想起我来了，并亲笔写信来叫我去，——这个人的召唤使我感到不胜荣幸，并且决定了我的命运。顺便说说，奇怪的是他的信（一张小小的信纸）竟使我感到很高兴：他只字不提上大学的事，也不叫我改变主意，也不责备我不愿读书，一句话，没有提出做父母的在这类事情上常有的任何意见，然而从他那方面来说，这是很糟的，因为更显示出他对我的不关心。我所以决定去，还因为这根本不妨碍我那主要的幻想。“我要看一看，往后会怎样，”我盘算着，“不管怎样，我不过暂时和他们打一下交道，也许是短时期的。但是我一看出这一步虽然是有条件的，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但到底使我推迟了主要的目的，于是我想马上跟他们断绝关系，抛弃一切，缩进自己的壳里去。”是的，缩进壳里去！“就像乌龟缩进壳里去一样，”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我不会孤单的，”我继续思忖着，在这最后几天里，我在莫斯科发疯似的东奔西走，“我现在决不会孤单的，像这以前那可怕的几个年头里一样：我的思想将会与我共存，甚至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我在那里喜欢他们了，他们都使我得到幸福了，我跟他们哪怕共同生活十年，我也决不会放弃我的思想！”这就是我的感想，我可以预先说在前头，那就是我还在莫斯科时就决定了的、在彼得堡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的我的一切计划和目的的二重性（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彼得堡是否有过这样的一天，我不打算把这一天预定为我跟他们断绝关系和毅然出走的最后日期），我认为，这个二重性似乎是我一年来所做的许多粗心大意的、许多卑鄙龌龊的，甚至许多卑劣的、当然也是愚蠢的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喽，父亲忽然来找我了，以前他从来没有来过。当我在莫斯科准备动身和我坐上了火车的时候，这个念头使我陶醉了。他是我的父亲——这还没有什么，我是不喜欢动感情的；然而这个人却不愿意知道有我这个人，并且还使我受了侮辱，可我这些年来却对他抱着极大的幻想（如果可以这样形容我的幻想的话）。从童年时代起，我的每个幻想都带有他的色彩，环绕着他，以他为最终目标。我不知道我恨他还是爱他，但他支配着我的未来，支配着我生活上的一切打算，——这也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随着我的长大而增强的。
促使我离开莫斯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一种诱惑力；当时，还在我动身之前三个月，由于这种诱惑力（因而当时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彼得堡），我的心兴奋得直跳起来了！我被吸引到这个陌生的海洋里去了，还由于想到我简直可以作为别人的命运的主宰或主人进入这个海洋，而且还是那些人的命运呢！我心里沸腾的却是宽宏大量而不是横行霸道的感情，——我预先说一下，免得误解我的意思。加之维尔西洛夫会想起（只要他肯想起我），来的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一个退学的中学生，一个少年，他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令人诧异的。可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全部底细，我身边带着一封极其重要的信，由于这封信（我现在知道这是确实的），他会少活几年的，如果我当时把这个秘密告诉他的话。不过我注意到我在叫人猜谜。不列举事实是无法描述感情的。而且关于这一切将会在适当的场合讲得极其详尽的，我是为此目的而拿起笔来的。而这样写述——很像是梦呓或过眼烟云。
八
最后，为了完全转到十九日那一天，我暂且简短地，可以说，大略地讲一下，我碰到了他们一家人，也就是碰到了维尔西洛夫、母亲和我的妹妹（我生平还是头一次见到妹妹），他们的境况很困难，几乎陷入了贫穷或濒于贫穷的境地。这一点我在莫斯科时就已经知道了；但是我所见到的毕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从儿童时代起就习惯于把这个人，这个“我未来的父亲”，想象得他身上几乎闪耀着某种光彩，并且不可能不把他想象成为一个到处都居于首要地位的人物。维尔西洛夫从来不和我母亲同住在一个寓所里，总是给她另租房屋；这样做当然是他那最卑鄙的“体面”观点在作怪。但是在这里他们同住在一间木造的厢房里，这间厢房是在谢苗诺夫团驻地的一条胡同里。所有东西都已经抵押殆尽，所以我甚至瞒着维尔西洛夫把我的私蓄六十卢布都交给了母亲。说是私蓄，是因为这笔钱是我两年来从每月给我的五卢布零用钱中积蓄起来的；这笔钱是从我产生了一种“思想”的第一天起开始积蓄的，因此维尔西洛夫一定不知道这笔钱。想到这点，我不寒而栗了。
这个帮助不过是沧海一粟。母亲干着活，妹妹也替人家缝衣服。维尔西洛夫还是游手好闲、耍脾气，生活上继续保持着从前许多相当奢侈的习惯，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他满腹牢骚，一切举止十分专横。但是母亲、妹妹、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和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安德罗尼科夫是一位科长，同时兼管维尔西洛夫家的事务，三个月前死了）一家的人（家里有无数妇女）都像崇拜偶像似的崇拜他。我不能想象这种情况。我发觉九年前他还是极其优雅的。我已经说过，在我的想象中他身上闪耀着某种光彩，因此我不能想象，从那时起只过了九年光景竟会变得如此苍老，如此憔悴：我立刻感到忧虑、可怜和惭愧了。对他的一瞥成为我到达后他首先留给我的那些最令人痛苦的印象之一。不过他还绝不是一个老人，他才四十五岁；我走得更近些仔细地看他，发现在他的俊秀中甚至还有比留在我记忆中的更令人惊讶的东西。当年的光彩黯淡些了，仪表也没有从前优雅了，但是生活似乎在这张脸上刻下了比以前更值得注意的痕迹。
然而贫穷在他的挫折中只占了一两成，这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除了贫穷以外，还有无比重要的方面，——至于还有打赢那桩遗产官司的希望，那就更不用说了。维尔西洛夫和索科尔斯基公爵们打这场官司已经一年了。维尔西洛夫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得到价值七万卢布、也可能多一些的田产。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维尔西洛夫一生花掉了三份遗产，现在又有一笔遗产来救他了！法院最近就要判决。我是为此事而来的。真的，谁肯做拿希望作担保的抵押借款，没有地方可借，他们只好暂时忍受一下了。
可是维尔西洛夫也没有去找过任何人，虽然有时出去一整天。他被逐出社交界已经有一年多了，这件事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最主要的方面我还是弄不清楚，虽然我在彼得堡已经住了整整一个月。维尔西洛夫有没有过错——这对于我很重要，我就是为此事而来的！因为在彼得堡谣传说，一年多以前仿佛他在德国做出了一个异常卑鄙的——在“上流社会”里被认为是最坏不过的——可耻的行径；甚至还谣传说，他当时在大庭广众间挨了索科尔斯基公爵一个耳光，对此他竟没有要求决斗，于是所有人，其中也有一些有势力的显贵们，对他都莫不敬而远之，虽然他一生特别善于跟他们结交。甚至连他的孩子们（婚生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不再理睬他了，跟他分开住了。诚然，那个儿子和那个女儿靠法纳里奥托夫家和索科尔斯基老公爵（维尔西洛夫从前的朋友）的力量进入了最高的圈子里。然而我在这整整的一个月当中细细地观察他，发觉他是一个高傲自大的人，与其说是人家把他从自己的圈子里排挤出去的，倒不如说是他把人家从自己的身边撵走的，——他有一副不求人的神气。但是他有没有权利现出这种神气——这是使我感到忐忑不安的！我一定要在最短期间弄清楚全部真相，因为我就是为了判断这个人而来的。我还不让他知道我的力量，但我必须或者承认他，或者完全疏远他。后一种做法会使我太难受的，也会使我很痛苦的。我终于会完全承认：这个人对我是宝贵的！
我暂时跟他同住在一个住所里，我去工作，勉强克制着，不做出粗鲁的行为。我甚至忍不住了。住了一个月后，我一天天越来越相信，我无论如何不能要求他作极详尽的解释。这个高傲自大的人对我简直是个谜；这个谜使我深受侮辱。他对我甚至很亲切，常常开开玩笑，可我宁愿争吵，却不愿听这样的玩笑。我跟他的谈话总是含有某种双关意义的，不客气地说，也就是他的口气里总是流露出某种奇怪的嘲讽。我刚从莫斯科来到，他对待我的态度就很不严肃。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固然，他做到了在我面前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可我不愿低声下气地请求他对我严肃些，何况他耍了一些令人奇怪的、难以对付的手段，使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简单说来，他对待我好像对待一个非常幼稚的少年，——这几乎使我不能忍受了，虽然我料到会这样。因此，我自己说话也不再一本正经了，并且等待着；我甚至几乎压根儿不再说话了。我等着一个人，这个人来到彼得堡，我就可以完全知道真相；这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无论如何我已经准备跟他彻底断绝关系，并且已经采取了一切手段。我可怜我的母亲，然而……“不是他，就是我”——我想叫她和我的妹妹作出这样的选择。连日子我也决定了；我暂时还去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