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九日那天，我也应该领我在彼得堡一位“私人”那儿做事的第一个月第一次的薪水了。对这差事，他们并没有向我征求过意见，简直好像是我到达的第一天他们就叫我去干这差事了。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我几乎应该表示反对。这差事就在索科尔斯基老公爵家里。然而当时表示反对，就意味着立刻和他们断绝关系，虽然我根本不怕，但是对我那些重要的目的是很不利的，因此我暂时默默无言地接受了这个差事，用沉默维护了我的尊严。我首先要说明，这位索科尔斯基公爵是一个富翁，三等文官，但同维尔西洛夫正在与之打官司的莫斯科的索科尔斯基家的公爵们（他们接连几代都是卑微的穷人）并无宗族关系，他们不过是同姓而已。但是老公爵对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特别喜欢这些公爵们中间的一位，可以说是他们族中的长者——一个年轻的军官。维尔西洛夫还在不久前曾对这个老人的事帮过大忙。他是他的朋友，一个奇怪的朋友，因为我发觉这个可怜的公爵非常怕他，不但在我去做事的时候，而且在友谊中似乎也往往如此。不过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维尔西洛夫受到指责的那可耻的行径正好跟公爵的家庭有关；但是忽然来了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由她介绍，我被安插到老人身边，后者希望在他的书斋里有一个“年轻人”。同时我发觉他也很想讨好维尔西洛夫，可以说先向他走近一步，而维尔西洛夫竟允许了。老公爵趁他的女儿，一个将军的遗孀不在家的时候就这样做了，她一定不会让他采取这个步骤的。这且待以后再交代；可我发觉他对维尔西洛夫的态度是不可思议的，这也使我感到有利于他的惊异。我曾这样想：如果一个遭受过侮辱的家庭的家长对维尔西洛夫还是怀着敬意，那么就会使人觉得，外面传说什么维尔西洛夫行为卑鄙的流言是荒谬的，至少是言过其实的，不道德的。这种情况多多少少使我愿意去干这差事而没有表示反对：我所以愿意去干这个差事，就是希望把这一切核实一下。
当我在彼得堡遇见了这个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的时候，她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我几乎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怎么也想不到她会起那么大的作用。我以前住在莫斯科的时候，她也碰到过我三四次。每当必须把我安顿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在进图沙尔的寄宿学校的时候，或者是两年半后我转入中学，住在难忘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寓所里的时候，——天晓得她是从哪儿来的，受了谁的委托。她一来，就和我盘桓一整天，检查我的内外衣服，带我到库兹涅茨克大街和城里去，给我买一些必需的用品，一句话，给我购置了全部用品，包括最小的箱子和铅笔刀；同时她总是对我唠叨，责骂我，训斥我，考我，叫我学她臆造的别的男孩子的样，学她的熟人和亲戚家的男孩子们的样，好像他们都比我好，真的，她甚至拧我，用力地推我，甚至推了好几次，我感到很痛。她把我安顿好，让我住下后，就几年不见她的踪影了。我一到彼得堡，她立刻又来给我安顿住处。她个子矮小，干瘪，有一只鸟嘴般的尖鼻子和一双鸟儿般的、目光锐利的眼睛。她像奴隶般地服侍维尔西洛夫，像崇拜罗马教皇一样崇拜他，但她是出于一种信念而这样做的。可是不久我惊讶地发觉，原来她是个到处受人尊敬的人，主要的是在任何地方大家都认识她。老公爵索科尔斯基非常尊敬她；他家里的人也是如此；维尔西洛夫的那几个傲慢的孩子也是如此；法纳里奥托夫家也是如此，——然而她以缝纫和洗涤花边为生，从店铺里拿活儿来做。我跟她一开口就吵起嘴来，因为她竟和六年前一样，想唠唠叨叨地指摘我；从此我们每天吵嘴；但是我们有时也聊聊，并不因为吵过嘴而影响了我们。说真的，到那月月底我竟喜欢起她来了；我觉得这是由于她有独立的性格。不过我没有把这告诉过她。
我马上就明白了，叫我到这个有病的老人那里去做事，只不过是为了给他“解解闷儿”，这就是我的全部职务。自然，这使我感到屈辱。我立刻就采取了办法；但是这个老怪物不久却给我留下了一个意外的印象，好像是怪可怜的，到那月月底我不知怎的，竟奇怪地对他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感情，至少我不想对他粗暴无礼。不过，他的年纪还没有超过六十。有过这么一件事：一年半前他忽然犯病了；他上什么地方去，途中精神失常，因此发生了一件类似在彼得堡沸沸扬扬地议论过的丑事。像在这种情况下所应该做的那样：他立刻被送到国外去了，可是五个月后他忽然又出现了，完全恢复了健康，虽然他把职务辞了。维尔西洛夫严肃地说（显然激动地），他压根儿没有精神失常，只不过犯了一种神经性的病。我立刻注意到了维尔西洛夫那副激动的样子。不过我发觉我自己也几乎赞同他的意见。老头儿有时只不过显得过于轻率，和他的年纪有点儿不相称，据说，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据说，他从前曾经在什么地方出谋划策当过顾问，有一次人家委托他办理一件事，他办得十分出色。我认识他已经有一个月了，怎么也想不到他有做顾问的特殊才能。有人发觉（虽然我还没有注意到），他发病后，心里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意向，想快些续弦，仿佛这一年半来他已经几次三番想要实现这个念头。在社交界里好像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居然有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因为这种打算太不符合公爵周围某些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就把公爵严加管束。他家里的人不多；他丧妻已经有二十年了，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就是那个将军的遗孀，现在大家每天都在等这位年轻的女人从莫斯科回来，对她的性格他无疑是害怕的。但是他的远亲极多，主要是他亡妻方面的，他们几乎都是穷人；此外，他还有许许多多养子和受他恩惠的养女，他们都等待着他的遗嘱中的一小部分遗产，因此大家都帮着将军夫人监视这个老人。此外他还有一种怪脾气，从年轻时候起就有了，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笑：穷苦的姑娘们都由他嫁出去。二十五年来他接连地把她们——不是远房的亲戚，便是他太太的堂兄弟们的继女，或是他的干女儿，一一嫁出去，甚至连看门人的女儿也是由他嫁出去的。他起初把她们收留在家里的时候，她们都还是小姑娘呢，他雇用了几个家庭女教师和法国女人把她们抚养大，然后又把她们送到最好的学校里去念书，最后备了嫁妆让她们出嫁。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养女们出嫁后，自然又生下了女孩子；所有生下来的女孩子也想做他的养孙女，他得到各处去参加洗礼，大家都来祝贺他的命名日，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十分愉快的。
我到他那里去做事后，立即就发觉老人的头脑里存在着一个痛苦的看法——这决不可能察觉不出的——那就是上流社会里所有的人不知怎的都用奇怪的目光看他，大家对他似乎不像从前了，不把他看作一个健康的人了；甚至在最快乐的社交活动中也给人以这个印象。老头儿变得多疑了，开始从大家的眼色中察觉出什么。大家仍然疑心他精神失常这个想法显然使他很痛苦；有时他甚至带着不信任的神情打量我。要是他知道有人散播或证实关于他的这个谣言，那么这个乐善好施的人就会永世与他为敌的。我请大家注意这个情况。我还要补充一下，这种情况使我第一天就拿定主意决不对他粗暴无礼；假如有时我能够使他快乐或给他解闷，我甚至会觉得很高兴的；我并不认为，对这点直言不讳有损于我的尊严。
他的钱大部分投资于事业了。他患病后还投资于一家大股份公司，其实是一家信誉很好的公司。虽然是由别人经营的，但他也很关心，出席股东会，当选公司筹备委员，出席董事会，发表冗长的演说、辩驳、吵嚷，显然觉得很愉快。他很喜欢发表演说，因为这至少可以让大家看出他的才智。总之，他甚至非常喜欢在不便公开的私生活里也把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或妙语插入自己的谈话中。这我是十分理解的。他家的楼下设了一个类似家庭账房的办公室，有一个办事员在办事，算账和记账，同时还管理公馆。这位办事员还在外面兼公家的差事。本来有他一个人足够了；然而依照公爵本人的意愿，又添了我，仿佛是做这个办事员的助理似的；但我接着就被调到书斋里去了，我经常无事可做，那里既没有信件，又没有簿册，连装装样子的事情也没有。
现在我作为一个早已觉醒了的人，在许多方面几乎作为一个局外人写述着；但是我应该怎样来描绘我当时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忧愁（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而主要是描绘我当时那焦躁不安的心情，这心情已经达到了这么慌乱和急躁的状态，我甚至每天夜里都失眠——这是由于我那迫不及待的心情，也由于我让自己来解答的那个谜。
二
要钱，甚至要求支付薪水都是非常讨厌的事，假如你在内心深处觉得你完全不应该领这份薪水的话。然而昨天晚上，母亲跟妹妹凑着耳朵说着悄悄话，不让维尔西洛夫听见（“免得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难过”），打算把神龛里那尊不知为什么她认为是极珍贵的神像送去典当。我每月薪水是五十卢布，可我压根儿不知道该怎样去领；叫我到这儿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三天前我在楼下碰到了那个办事员，我问他：在这里应该向谁领薪水？他带着因此觉得很奇怪的人才会有的那种微笑，看了我一眼（他并不喜欢我），说：
“您要领薪水？”
我以为紧接着我的回答，他会补充说：
“这是为什么？”
但是他只冷冷地回答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就埋头在印着线条的账簿上，根据凭单在账簿上记起账来了。
不过他并不是不知道我也做过事。两星期前，我做了整整四天工作，这工作就是他叫我做的：誊抄一份稿子，结果几乎等于重写。那是公爵的一大堆书面“意见”，准备送到股东会去的。必须把这一大堆意见汇编成一个整体，还要修整文体。后来我和公爵两人在这个文件上又花了整整一天工夫，他跟我争论得很激烈，但结果他还是很满意；我只是不知道这份意见书后来提出了没有？关于他请求我写的也是事务上的两三封信，我就不提了。
我所以觉得不好意思要求支付薪水，是因为我已经决定辞职，并且预感到由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将不得不离开这里。那天早晨醒来后，我在楼上自己的小屋子里穿衣服，觉得我的心在怦怦直跳，虽然我毫不在意，但是一走进公爵家，我又感到不安了：那天早晨有一个人，一个女人，一定要到这里来的，我认为她的到来会使我苦恼着的一切得到解答！那个女人就是公爵的女儿，阿赫马科夫将军夫人，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年轻的孀妇，她和维尔西洛夫结下了不解的深仇。我终于把这个名字记了下来！我当然从来没有见过她，也不能想象我将如何跟她谈话，我可不可以跟她谈话；可是在我的想象中（也许有充分理由）她一到来，那个在我看来蒙住了维尔西洛夫眼睛的那片黑暗就会消散的。我没法依然坚持到底：使我十分苦恼的是，我刚刚迈出第一步就那么胆怯，那么不自在；同时我又十分好奇，而主要的是我感到了厌恶，——一下子产生了整整三种印象。这一天的全部情况我都牢记在心头！
我的公爵还一点儿不知道女儿可能就要到来，他还以为她一星期后才能从莫斯科回来。我是昨天晚上完全偶然地知道的：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接到了将军夫人的一封信，她是我在场时告诉母亲的。她们虽然附耳低语，而且说得转弯抹角，可是我猜到了。当然我不是偷听：当我看见母亲听到这个女人即将到来的消息时，她忽然那么忐忑不安，我简直不能不听下去。维尔西洛夫当时不在家。
我不想告诉老公爵，因为在这些日子里我不能不察觉出，他是何等害怕她的到来。甚至三天前他说漏了一句话，虽然说得怯生生的、转弯抹角的。他说，他是因为我而害怕她来，也就是他会由于我而遭到麻烦的。然而我应该补充一下，在家庭关系上，他到底还保持着独立自主和家长的地位，尤其是在处理银钱方面。我起初断定他完全是个懦夫；但后来不能不改变我的看法：他虽然是个懦夫，但他有时还是有固执脾气，即使不是男子汉气概。有时你对他的性格几乎毫无办法——从外表上看是怯生生的、忍让的。这维尔西洛夫后来对我作过更详细的解释。现在我满怀着好奇心要提一下，就是我和他几乎从来没有谈到过将军夫人，也就是我们仿佛都避而不谈：尤其是我避而不谈维尔西洛夫，可他也避而不谈维尔西洛夫，我马上就猜到了，如果我提出一个我那么感兴趣的微妙问题，他是不会给我回答的。
如果有人想要知道我在那一个月里跟他谈了些什么，我会回答说，实际上是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而且所谈的尽是一些奇怪的事。我很喜欢他对我的那种异常老实的态度，有时我带着十分困惑的心情端详这个人，并且自问：“他以前在哪里出席过会议？如果让他恰好进我们的那所中学，并且插入四年级，——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同学的。”他的脸色也不止一次地使我感到惊讶：这张脸看起来是十分严肃的（几乎是俊秀的），冷冰冰的；一头灰白的浓密鬈发，圆睁着眼睛；他整个身子是干瘦的，但很匀称；可是他的脸却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几乎有失体面的特点，那就是会从异常的严肃忽然转变为过分的活跃，因此初次见面的人是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我对维尔西洛夫谈到过这点，他好奇地听我说完；他似乎料想不到我会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我略微发觉，公爵是在病后，只不过在最近的一个时期里，才出现了这种现象。
我们主要谈了两个抽象的题目——一个是关于上帝和他的存在，也就是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妇女的问题。公爵是信仰上帝、多愁善感的。他的书斋里挂着一个大神龛，点着一盏油灯。但他忽然感觉到——他忽然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并发表了一些奇怪的论调，显然想叫我作出回答。一般地说，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但是我们两人谈得还是很投机，说的总是真心话，总之，所有这些谈话甚至现在回忆起来也是令人愉快的。但他最爱谈的是关于女人这个话题。因为我不喜欢谈这类话题，不能同他谈得很投机，他有时甚至感到不快。
这天早晨我刚到，他恰好谈起这类话来。我看到他情绪很好；但是昨天我离开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却闷闷不乐。然而我一定要在今天，在某些人到来之前，解决薪水问题。我预料今天一定会有人来打断我们的谈话（无怪乎我的心怦怦直跳了），——那时我也许不能提钱的事。但是，因为一直没有提过钱的事，我自然对自己的愚蠢很生气；现在我还记得，因为对他那过分感到高兴的问题觉得恼火，我就像放连珠炮似的、异常激动地向他发表了我对女人的看法。结果他对我谈锋更健。
三
“……我不喜欢女人，因为她们没有礼貌，因为她们笨拙，因为她们没有独到的见解，因为她们衣着不成体统！”我前言不搭后语地结束了我那套冗长的议论。
“亲爱的孩子，请你饶恕！”他叫道，因为把我惹得更恼火而觉得非常高兴。
我只在小事情上稍作让步，不计较；但在重要问题上从来不让步。在小事情上或在任何社交礼节上，随便人家对我怎么样都可以，我总是诅咒自己的这个性格特点。由于一种有点儿腐朽的善心，我有时甚至愿意附和上流社会里的任何纨绔子弟，只是因为我被他们的彬彬有礼给迷惑了；或者跟一个傻瓜争执起来，这都是最不可原谅的。这一切都是由于缺乏自制力，也由于我不见世面的缘故。我愤然离去并且发誓：明天再也不这样，可是到明天又是老样子。因此人家有时几乎把我当作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可我不愿克制自己，却宁愿现在更紧地缩在角落里，哪怕露出一副厌世的样子也好：“让我不识时务吧，不过再见啦！”这话我说得很严肃，而且永远要这样说。不过我根本不是由于公爵，甚至也不是由于当时的那席谈话才把这写下来的。
“我压根儿不是为了让您高兴才说的，”我几乎对他喊叫起来，“我不过是谈出我的看法。”
“可您怎么说女人是没有礼貌的，衣着不成体统的？这话真新奇！”
“她们都是没礼貌的。您可以到戏院里，也可以到游乐场去瞧瞧。每个男子都知道靠右边走，相遇了就让开，他靠右边走，我也靠右边走。可是女人呢，就是说太太，——我是说太太们——那就冲着您直撞过来，甚至不把您放在眼里，好像您一定得让开，给她们让路。我愿意为身体羸弱的妇女让路，可是为什么这竟成为一种权利，为什么她那么肯定地认为我应该这样做，——这简直是侮辱！我碰到这种情形总是吐一口唾沫。于是她们大叫大嚷，说她们受了侮辱，要求平等；当她们把我踩在脚下，或者把沙土塞入我嘴里的时候，这还有什么平等可言！”
“把沙土塞入嘴里！”
“是呀；因为她们都穿得不成体统；这只有色鬼才看不出来。法庭审理风化案的时候，就把门关上；为什么在人更多的街上，竟允许这种不成体统的事发生呢？她们身后公然挂着沙沙响的腰垫，以表示她们是贵妇人。公然！我不能不注意，年轻人也会注意的，渐渐长大成为少年的孩子们也会注意的。这真下流。让那些老色鬼去欣赏吧，让他们伸着舌头去盯她们的梢吧，可是还有必须加以保护的纯洁的青年呢。只得朝她们吐唾沫。她们在林荫道上行走，身后拖着一俄尺半长的曳地长后襟，拖得地上的尘土都飞扬起来；你在后面走，可真倒霉：除非赶到前面去，或者往一边跳开，否则她会把五斤沙土塞入你的鼻孔和嘴里的。而且那后襟是绸的，她只是为了学时髦而把它在石板路上拖三俄里，可是她的丈夫在枢密院里只领五百卢布年俸，因此不得不接受贿赂来摆阔。我永远要朝她们吐唾沫，大声地吐唾沫，痛骂她们。”
虽然我把这席谈话写得带点儿幽默，而且是用我当时所特有的文体写的，然而现在我的想法还是一样。
“她们没有报复吗？”公爵好奇地问。
“我啐了一口就跑掉了。她们当然感觉到的，不过没有表露出来罢了，她们还是俨然地往前走，没有掉转头来。只有一次，我在林荫道上板起面孔跟两个女人对骂起来，她俩身后都拖着一条尾巴，——当然，不是用下流话骂的，我只是大声地说，拖尾巴是对人的侮辱。”
“是这样说的吗？”
“当然喽。首先，她破坏社会环境；其次，弄得尘土飞扬；林荫道是给大家走路的；我要走，别人也要走，还有费奥多、伊万，大家都要走。我说的就是这些话。总之，要是从后面看，我不喜欢女人的走路姿势；这话我也说过，不过做了个暗示罢了。”
“我的朋友，你这样会闹出乱子来的：她们会把你扭送到警察局去的。”
“那绝对不可能。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控告我：有个人在她们旁边走，独个儿自言自语。人人都有权利对着天表示自己的看法。我说得很抽象，不是冲着她们说的。是她们自己缠上来的：她们骂起人来了，她们骂得比我凶：骂我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又说什么应该不给我饭吃；又骂我是虚无主义者，要把我扭交警察。我所以跟她们纠缠，是因为只有她们几个人，而且都是弱女子。如果有个男人跟她们在一起，我就不会那么神气了。我冷静沉着地说，她们不要再跟我胡搅蛮缠，我要穿过街走到那边去。（但是为了向她们证明我可不怕她们的男人，准备接受挑衅，我就离开二十步跟在她们后面走，直走到她们的家，然后站在房子前面等她们的男人出来。）我就这样做了。”
“真的吗？”
“当然喽，这是愚蠢的；但当时我的情绪很激昂。在大热天里她们硬逼我走了三俄里多路，到了高等学校区，她们走进一所木质结构的单层房屋里去了，——我应当承认，那是一所很不错的房子，——从窗外看得见房子里种着许多花，养着两只金丝雀、三条小狗，还挂着几幅装在镜框里的版画。我在街中央这所房子前面站了半小时光景。她们有三次偷偷地向外张望，后来就把所有的窗帷都放下了。终于从便门里走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官员；凭他的神态可以看出，他本来在睡觉，特地把他叫醒的；他没有穿长褂，只穿了很普通的家常便服；他站在便门前，两手放在背后打量起我来，我也瞧着他。接着他把眼睛移开了，随后又瞥了一眼，忽然对我微笑起来。我返身就走了。”
“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一种席勒式的玩意儿！我总是觉得奇怪：你脸颊这么红润，脸上显露出健康的气色，——可以说，却如此厌恶女人！在你这样的年纪，女人不会使你产生相当的好感，这怎么可能呢？我亲爱的，我才十一岁的时候，我的家庭教师就对我说，我在夏园里对那些雕像看得太出神了。”
“您一心想要我去看看这里的约瑟芬[11]，回来向您报告。用不着；我自己还在十三岁的时候，就见过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从此我就感到极端厌恶了。”
“真的吗？可是亲爱的孩子，那个千娇百媚的女人身上飘来一股苹果的香味，这怎么会使你感到极端厌恶呢！”
“还在进中学前，我在图沙尔原先的寄宿学校里有一个同学，叫拉姆别尔特。他老是揍我，因为他比我大三岁。我常常侍候他，给他脱靴子。他到教堂去受坚信礼的时候，里戈神父来祝贺他第一次受圣餐礼，两人含着泪，互相搂住脖子，里戈神父装腔作势地把他紧紧地搂在胸前。我也哭了，觉得很羡慕。后来他父亲死了，他就退学了。我有两年没见过他，两年后我在街上遇见了他。他说要到我那里去。我已经进了中学，住在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家里。早晨他来了，掏出五百卢布给我看，叫我跟他走。两年前他虽然揍过我，但他常常需要我，不单单是为了替他脱靴子；他把一切都向我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他说这些钱是他今天配了一把钥匙，打开母亲的小首饰箱才偷来的，因为父亲遗下来的钱依照法律都应该归他所有，所以她不敢不给。他又说里戈神父昨天到他那里来劝过他——一进来，就伏在他身上哭起来了，并且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景象，还朝天举起双手，‘可我掏出刀子来，说我要杀死他’（他把‘杀’字念成了‘煞’字）。我们坐车向库兹涅茨克大街驶去。路上他告诉我，说他母亲和里戈神父有暧昧关系，被他撞见过；还说他才不管这种事呢；又说他们所说的受圣餐礼的话全是胡说。他又说了许多话，可我害怕了。他在库兹涅茨克大街上买了一支双筒猎枪、一只狩猎袋、一些用弹筒装好的弹药和一根调驯马匹的鞭子，后来又买了一斤糖果。我们到郊外去射击，路上遇见了一个捕鸟人，他带着几只鸟笼；拉姆别尔特向他买了一只金丝雀。他在小林里把那只金丝雀放了出来，因为它被关在笼子里后飞不远了，就向它射击，但是没有命中。那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打枪。他早就想买一支枪，还在图沙尔的寄宿学校里念书的时候就想买了，我们早就梦想买一支枪。他好像哽哽咽咽地哭起来似的。他头发乌黑，脸又白净又红润，好像戴着假面具，有一只长长的鹰钩鼻——像法国人的鼻子，牙齿洁白，眼睛乌溜溜的。他用一根线把金丝雀缚在树枝上，相距约一俄寸，瞄准好后就朝那金丝雀连放了两枪，它被打得只剩下百来根羽毛飞散了。过后我们就回去了，走进了一家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吃了些东西，喝了香槟酒；一个女子走进来了……我记得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翠绿色的绸衣，这使我很惊讶。这一切就是当时我所看到的……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后来我们又喝起酒来，他开始奚落她，骂她；她光着身子坐着；他把衣服抢走了。她骂起来，要他把衣服还给她，让她穿上，他就使出浑身力气用鞭子猛抽她那光着的两肩。我霍地站起来，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揪得那么干净利落，一下子就把他扔在地板上。他抓起一把叉猛刺我的大腿，这时人们听见喊叫声都跑来了，我赶快跑掉了。从此我一想到赤身裸体，心里就觉得厌恶；您要相信，她还是一个美人儿呢。”
随着我的话，公爵的脸色从快活一变为忧郁不乐了。
“可怜的人儿！我始终相信，你在儿童时代有过许多不幸的日子。”
“请您放心。”
“可是以前你是孤单单的，这是你自己对我说的，虽说有那个拉姆别尔特和你在一起；这你描述得多好：那只金丝雀啦，受坚信礼时泪水淌到了胸上啦，后来，约摸过了一年，他说他母亲和那个神父……啊，我亲爱的，在我们时代的这个儿童问题简直很可怕：眼下还是那些金色的小脑瓜，一头鬈发，天真烂漫，刚进入儿童时代，在你面前跑来跑去，瞧着你，发出快乐的笑声，眼睛晶莹发亮，——好像天上的天使或是非常可爱的小鸟；可是往后呢……往后希望他们根本不要长大，那就更好！”
“公爵，您是多么软弱啊！好像您自己也有孩子。可您没有孩子，而且永远不会有的。”
“顺便说说，”他的整个脸庞转瞬间变样了，“正如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所说的，——前天，咳……咳！——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西尼茨卡雅——三星期前你在这里一定见过她，——你要知道，前天对我的一句戏言：如果我现在结婚，我至少不必担心，不会生孩子的，她忽然对我，——她甚至露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忽然对我说：‘恰恰相反，像您这样的人就会生孩子，一定会生孩子，甚至头一年就会生的，您等着瞧吧。’咳……咳！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会忽然结婚的；虽然他们的话都是带恶意的，不过你要承认——都说得很俏皮。”
“俏皮固然俏皮，可是叫人很难堪。”
“嗯，亲爱的孩子，不是每个人所说的话都会叫人难堪的。我最珍视的是人们的这种俏皮，现在显然已经不见了，而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所说的话——难道能当作俏皮话吗？”
“怎么？您怎么说呀？”我纠缠不休，“不是每个人所说的话都能够……正是这样！不是每个人所说的话都值得注意，——这是一条极好的原则！我需要的正是这条原则。我要把这条原则记下来。公爵，您有时说的话非常可爱。”
他眉飞色舞了。
“真的吗？亲爱的孩子，真正的俏皮不见了，越来越少了。然而……我是懂得女人的！你要相信，每个女人的生活，不论她嘴里怎样说，——总是在寻找一个她应当服从的人。可以说，渴望服从。你要注意——无一例外。”
“说得完全正确！说得好极了！”我兴高采烈地叫道。在别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整整一小时对这个话题作哲学上的思考，可是忽然仿佛有个什么东西把我咬了一口，我不觉满脸通红。我觉得我称赞他的妙语是为了钱而拍他马屁。我一旦向他要钱，他一定会这样想的。我故意现在就提起钱来。
“公爵，我极恳切地请求您立刻把这个月我应得的五十卢布薪水发给我。”我像放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了出来，激动得简直顾不上礼貌了。
我记得（因为这天早晨我把一切都记在心里，无一遗漏），我们之间当时发生了一幕就实际情况来说是极其糟糕的情景。他起初不理解我的意思，久久地望着，不明白我说的是哪笔钱。自然，他想不到我会要支薪水——为什么要支薪水？诚然，他后来令人相信地对我说，他忘记了；等到理会了我的意思，他就立刻掏出五十卢布，但是手忙脚乱的，甚至脸也红了。我看到这种情形便霍地站起来，粗声粗气地说，我现在不能接受这笔钱，他们对我所说的关于支薪水的话显然是错误的，或者是欺骗我的，为的是使我不致拒绝这个职位；我现在十分明白了，我不应该领这份薪水，因为我没有做过什么事。公爵发慌了，坚决地说，我做了许多事，我还会替他做更多的事，五十卢布数目很小，相反，他还要给我加薪水，因为他应该这样做，他本来要跟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商量的，可是“他却不可原谅地忘得一干二净了”。我面红耳赤，末了我说，因为讲了我跟随两条尾巴[12]到了高等学校区这个可耻的故事而领薪水，我觉得是丢脸的，又说雇用我不是给他解闷，而是替他办事的；既然没事可干，那就应该走，等等，等等。我想不到听了我这番话后，他竟会那么惊慌。结果，当然是我不再反对，而他终于把五十卢布塞给了我。我收下了这些钱，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脸红呢！世上一切事情总是卑鄙地结束的，最糟糕的是，他当时几乎能向我证明，我无可争辩地应该领这份薪水，而我竟然愚蠢地相信了，并且不知怎的不好意思不拿。
“亲爱的，亲爱的孩子！”他大声地叫道，一边吻我，拥抱我（说实在的，我自己鬼知道为什么竟哭了起来，虽然马上忍住了，甚至现在我提起笔写述的时候，我脸上还发红呢，）“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好比是我家里的人一样；这一个月来你好像是我心头的一块肉！人情淡如水！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他的女儿）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我感到自豪，可是她常常，不止一次地，我亲爱的，常常使我受气……嗯，这些小姑娘（她们真迷人），还有每逢我的命名日总要来的她们的母亲，——她们不过带来自己绣的十字布，但她们都拙于言辞。我储藏了她们绣的许多十字布，足够做六十只枕头，绣的全是狗和鹿。我很喜欢这些十字布，但是我跟你差不多像是一家人，——不是我的儿子，而是我的兄弟。我特别喜欢你的不同意见；你很有文才，你读过书，你有赞赏的能力……”
“我什么书也没有读过，压根儿没有文才。我读的是随手拿来的书，最近两年来我根本没有读过什么书，往后也不会读什么书。”
“往后你为什么不读书？”
“我另有其他目的。”
“亲爱的……要是临终的时候，你会像我一样对自己说，一切我都知道，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那就很可惜。我压根儿不知道我为什么活在世上！可是……我如此感激你……我甚至还希望……”
不知怎的他忽然不说话了，没精打采的，沉思起来。他怔了一下后（天晓得为什么他时刻发怔），他有时仿佛精神失常似的，往往不能控制自己；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所以这一切对他是无害的。我们坐了一会儿。他那厚厚的下嘴唇完全垂下了……最使我感到诧异的是，他忽然提起自己的女儿来了，而且说得那么坦率。当然，我认为这是由于神经错乱。
“亲爱的孩子，你不会因为我对你以你相称而生气吧，对吗？”他忽然贸然说。
“一点也不生气。老实说，开头几次，我有点儿感到受辱，也想对您以你相称，可我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您对我以你相称，并不是为了贬低我。”
他已经不再听了，忘记了自己提出的问题。
“嗯，爸爸怎么样？”他忽然抬起沉思的目光望着我。
我不禁哆嗦了一下：第一，他把维尔西洛夫称作我的父亲，——他对我从来不肯这样叫他的；第二，谈起了维尔西洛夫，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他身无分文，抑郁不乐。”我简洁地回答道，可是我心里燃起了强烈的好奇心。
“是呀，说到钱嘛，今天地方法院要开庭判决他们的诉讼，我等着谢廖查公爵，他会带什么消息来的。他答应从法院里出来就径直到我家里来。这场官司将决定他们的命运。这是一笔六万或八万卢布的财产。当然喽，我始终希望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就是维尔西洛夫）好，大概他会胜诉的，而那几个公爵恐怕得不到什么。这是法律嘛！”
“今天要开庭判决吗？”我大声叫道，不觉吃了一惊。
一想到维尔西洛夫甚至连这个消息也没有通知我，我不禁大为诧异。“那么，他也没有对母亲说过，也许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我立刻就想到了，“这是他的性格嘛！”
“难道索科尔斯基公爵在彼得堡吗？”忽然又有一个念头使我吃了一惊。
“昨天就到了。径直从柏林来的，特地为这一天而赶来的。”
这对我也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消息。“他今天会到这里来的，这个打过他耳光的人！”
“嗯，那又怎样，”公爵整个脸庞勃然变色了，“他又会像从前一样传教的，而且，而且……大概又会去找那些小姑娘，去找那些黄毛丫头？咳……咳！现在又会闹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来……咳……咳！”
“谁传教？谁会去找那些小姑娘？”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嘛！你信不信，当时他像一片树叶般地粘在我们大家身上：问我们吃些什么，想些什么？也就是几乎是这样一些话。他吓唬我们，责罚我们：‘假如你信教，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修士呢？’他几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真是个奇怪的想法！即使是对的，那不是太严厉了吗？他特别喜欢用最后审判来吓唬我，在众人里面特别喜欢吓唬我。”
“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点，我已经和他一起住了一个月。”我边回答边不耐烦地听着。他没有恢复常态，前言不搭后语地嘟哝着，这使我十分恼火。
“他不过现在不说，可你要相信，事情确是这样。这个人是很聪明的，无疑也很有学问的；可是他的头脑是不是正常呢？这一切是他在国外侨居三年后才发生的。说真的，他使我很震惊……也使大家很震惊……亲爱的孩子，我是爱上帝的……我信仰上帝，我尽可能地信仰上帝，可是——我当时怒不可遏了。假定说我轻举妄动，那可是我在恼怒中故意这样做的，——而且我的反对理由实质上是那么严正，好像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我对他说：‘假如上帝是存在的，那么他是个体地存在的，不是宇宙间某种弥漫的精气形状，难道是液体的形状不成（因为这更难以理解），那么他住在哪里呢？’这是愚蠢的，我的朋友，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一切反对理由都会归结到这一点。居住的地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大为生气。他在国外改信了天主教。”
“我也听到过这种观念。多半是无稽之谈。”
“我引用一切神圣的东西来使你信服。你仔细地瞧瞧他……可你却说他变了。嗯，当时他常常使我们大家都痛苦万分！你信不信，他的举止好像是个圣徒，他的干尸将会陈列。他要求我们说明我们一切行为的根源，我向你发誓！干尸！这是另一回事！嗯，让修士或隐士去这样做吧，——可是这是一个穿燕尾服的人，还有其他等等……忽然他做起圣徒来了！在上流社会人士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愿望，说真的，是一种奇怪的爱好。对此，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当然喽，这一切都是神圣的，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而且这一切都是属于不可知的范围，然而上流社会人士甚至会觉得有失体面的。假如我碰到什么事，或者有人向我提出什么建议，我发誓，我会拒绝的。嗯，今天我忽然在俱乐部吃饭，随后我忽然又作为一个圣徒出现！我会叫人笑话的！当时我把这一切都向他讲了……他常常戴铁链。”
我生气得脸都涨红了。
“您亲眼目睹过他戴铁链吗？”
“我自己没有看见过，可是……”
“那么让我告诉您吧，这一切全都是胡扯，是仇人们，也就是一个仇敌，一个最重要的和无人性的仇敌，那卑劣的阴谋诡计和诽谤的纠结！因为他只有一个仇敌——这人就是您的女儿！”
公爵也面红耳赤了。
“我亲爱的，我请求你，并且坚决地要求你，从今以后，永远不许在我面前把我女儿的名字和这件丑事连在一起。”
我稍微欠起了身子。他不能自持了；他的下巴哆嗦着。
“这件丑事！……我不相信有这种事，我永远不愿相信，可是……人家对我说：你要相信，你要相信，我……”
这时忽然有个仆人走进来通报有客来访；我重又坐到了我的椅子上。
四
进来的是两个女子——两个少女，一个是公爵亡妻的堂弟媳前夫所生的女儿，或是诸如此类的关系，是由他抚养大的，他已经给了她嫁妆，她（为了以后叙述方便起见，我在这里打个伏笔）自己手头也有了钱；第二个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维尔西洛娃，维尔西洛夫的女儿，比我大三岁，和她的兄弟一同住在法纳里奥托娃家，在这之前，我这辈子只见过她一次，在街上匆匆地见过一面，虽然和她的兄弟在莫斯科也有过一次接触，但也是很短暂的（我以后很可能还会提起这次接触，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实际上这是不值得一提的）。这个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从小就得到公爵的特别宠爱（维尔西洛夫和公爵很早就相识了）。刚才发生的事使我很尴尬：她们进来的时候，我站也没有站起来，虽然公爵站起来迎接她们；接着我心里想，我再站起来倒不好意思了，所以我仍旧坐在那里。主要的是三分钟前公爵向我大声叫嚷起来，弄得我心里很慌乱，不知道我应该离开还是不离开。可是我的老头儿和往常一样，一看见那两个姑娘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已经把一切都置于脑后了。随着面容的骤变，他甚至有点儿神秘地眨巴着眼睛，她们还没有进来时，他急忙对我悄声说：
“你仔细瞧瞧那个奥林皮阿达，看得仔细些，仔细些……以后我告诉你……”
我把她看得相当仔细，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姑娘个子不很高，体态丰满，脸颊异常红润。不过她的脸庞十分讨人喜欢，是实利主义者所喜爱的。也许这是心地善良的表现，但脸上已经出现了皱纹。她不能显出特殊的智慧[13]，不过仅仅就最高的意义来说，因为在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狡黠的神色。年纪还没有过十九。总而言之，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我们中学里会管她叫枕头的。（假如我描述得很详细，那只是为了将来有用处。）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所描写的一切显然带有多余的细枝末节，——但是这一切都和将来有关，往后会有用处的。在适当的地方一切都会有用处的；我无法避免；如果觉得沉闷乏味，我请求不必读。
维尔西洛夫的女儿完全是另一种女人。她身材很高，甚至显得稍微瘦点儿，一张长圆脸，脸色非常苍白，可是头发乌黑、蓬松柔软；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目光深沉；一张鲜红的小嘴。她是第一个走路姿势不叫我厌恶的女子；不过她的身材又细又瘦。脸上的表情不十分和善，但很庄重；她二十二岁。外貌几乎没有一点酷肖维尔西洛夫，可是脸部的表情却令人惊奇地跟他特别相似。我不知道她长得美不美；这要看各人的审美力。她们俩都穿得很朴素，所以不必费笔墨加以描写。我等待着，维尔西洛娃的任何一种目光或姿势马上就会叫我感到难堪的，我心里已有了准备；她的兄弟在莫斯科就侮辱过我，当时我们还是生平头一次相见。她不会认识我的，不过她当然听说过，我常常到公爵家里来。凡是公爵打算做的或正在做的一切事情立刻就会在他的这一群亲戚或“等待着好处”的人们中间引起注意，成为一件大事，——何况他忽然偏爱我。我完全知道：公爵很关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命运，正在给她寻找未婚夫。但是给她找未婚夫要比给那些绣十字布的姑娘们找未婚夫困难得多。
可是和我一切预料的相反，维尔西洛娃握了握公爵的手并和他说了几句令人愉快的俗套后，就异常好奇地瞧着我，发觉我也看着她，忽然微露笑意向我点头致意。诚然，她刚进来时，就像刚进来的人那样点过头了，但是她的微笑是那么和善，看来是有用意的。我记得这使我感到特别愉快。
“这个是……这个——是我亲爱的、年轻的朋友阿尔卡其·安德烈耶维奇·多尔……”公爵看见她对我点头，就嘟嘟囔囔说，可我还是坐着不动，——他突然把话打住了：也许把我介绍给她（实际上等于把弟弟介绍给姐姐），觉得害臊了。那个“枕头”也向我点点头；但是我忽然十分愚蠢地恼火了，从座位上直蹦起来，流露出做作的、毫无意义的傲慢态度；完全是自尊心在作怪。
“对不起，公爵，我不是阿尔卡其·安德烈耶维奇，而是阿尔卡其·马卡罗维奇。”我粗声粗气地、斩钉截铁地说，压根儿忘记了必须向女士们还礼。真该死，碰上了这个倒霉的时刻！
“哎，对啦！”公爵拿指头敲了敲自己的脑门，叫道。
“您在哪里读书？”那个“枕头”径直走到我跟前来了，她那愚蠢的、曼声曼气的问话在我头上响了起来。
“在莫斯科一所中学里。”
“啊！我听说过。怎么，那儿的教育工作搞得很好吧。”
“很好。”
我一直站着，像士兵向长官报告那样说。
这个姑娘问得无疑是不恰当的，但是她到底想出了办法，把我那愚蠢的举动掩饰过去了，也缓和了公爵的窘态。那时公爵已经带着愉快的微笑倾听着维尔西洛娃凑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的那句有趣的话儿，——显然，不是说我。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跟我素不相识的少女居然会自告奋勇来掩饰我那愚蠢的举动以及其他一切动作呢？同时也不能想象，她只是随便地这样问我，这一定是有用意的。她过分好奇地望着我，好像希望我也能够多多注意她。这一切我后来才明白了——我没有弄错。
“怎么，难道今天？”公爵忽然叫道，一边从座位上霍地站了起来。
“那么您不知道吗？”维尔西洛娃感到诧异了。“奥林皮埃[14]！公爵并不知道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今天会来。我们是来找她的，我们都以为她搭早车来的，早已到家了。我们刚才在车站台阶跟前碰过面了；她直接从车站上来的，叫我们到您这里来，她马上就到……瞧，她来了！”
边门开了——那个女人走进来了！
我已经从挂在公爵书斋里的那张令人惊奇的肖像上认识了她的脸；这一个月来我琢磨着这张肖像。我在书斋里对着她足足待了三分钟，一秒钟也没有把目光从她脸上移开过。要是我没见过那张肖像，待了三分钟后如果有人问我：“她是个怎样的女子？”我会什么也答不上来的，因为我已经神魂颠倒了。
在这三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记得，公爵吻了她并画了个十字的那个确实长得很美的女子，忽然倏地打量起我来，——她刚一进来就直瞅着我。我听得一清二楚，公爵指的显然是我，他带着低沉的笑声喃喃地说什么他雇用了一名新秘书，还说了我的姓名。她不知怎的仰起了脸，令人难堪地瞧了我一眼，又那么厚颜无耻地微微一笑，于是我忽然向前跨了一步，走到了公爵跟前，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喃喃地说，连一句话也说不完全（牙齿似乎在格格打战）：
“打从那时起，我就……现在我有些私事……我要出去一趟。”
我返身就走了。谁也没有对我说一句话，连公爵也一句话不说；大家只是望着。公爵后来告诉我，说我那时脸色惨白得使他“简直害怕起来了”。
多此一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