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这个城市历来平淡无奇，不久前却发生了一些极为离奇的事情。在讲述之前，我因为拙于构思而不得不从远处落墨，从才华横溢、受人敬仰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的若干生平细节说起，就算是这篇纪事作品的一个序吧。我要讲的故事本身还在后面。
直说了吧，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我们面前总是扮演某种与众不同，不妨说是仁人志士的角色，而且嗜之成癖。我甚至觉得，离开这个角色他就活不下去。并不是要把他比作粉墨登场的戏子，我绝无此意，何况我本人是敬重他的。那一切也许只是习惯使然，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持久、高尚的憧憬所致，从童年起他就醉心于模仿仁人志士的绝妙表演。比方说，他特别欣赏自己“被迫害”、不妨说“被流放”的境遇。这两个说法都有一种异彩，使他一朝着迷而终难自拔，渐渐地竟自命不凡起来，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他在自己心目中终于升到了某种极其崇高的地位而私心窃喜。在上个世纪的一部英国长篇讽刺小说中，一个叫格列佛的人，从居民身高仅六英寸左右的小人国归来。他那么习惯于以小人国里的巨人自居，走在伦敦街头竟情不自禁地吆喝过往行人和马车，要他们小心闪避，以免被他无意中踩死，在他的想象中，他仍然是巨人，而别人都是侏儒。人们因此而笑他，骂他，粗鲁的马车夫还用鞭子抽这位巨人。可是这公道吗？谁不知道习惯的力量呢？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身上，习惯导致了几乎同样的结果，但是或许可以说，表现得更加天真无邪，因为他为人极好。
我甚至认为，他后来完全被人遗忘了。但是决不能说，他在当初也默默无闻。无疑，他曾一度跻身名流，与我们上一代的某些活动家同样享有盛名。有一个时期（不过短暂得转瞬即逝），很多操之过急的人几乎把他的名字与恰达耶夫、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7]以及在国外崭露头角的赫尔岑相提并论。可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活动，或许可以说是由于“风云变幻”吧，几乎在一开始就夭折了。事实如何呢？原来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风云”，“变幻”更无从说起。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如此。只是现在，只是在前几天我才惊讶莫名，却又千真万确地了解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居住在我们省会，周旋于我们之间，非但不是如我们惯常所以为的那样被流放，而且从未受到过监视。可见，陷入自鸣得意的臆想会有多么不可思议的结果！他本人一辈子都真心实意地相信，在某些圈子里人们总是忌惮他，他的一举一动随时都会被人知道、猜忌，他相信，二十年来的一连三任省长在前来就职的时候，就早已有了关于他的某种特殊的、惴惴不安的疑虑，这是上面向他们宣布任命时就首先授意的结果。要是那时有人以确凿的证据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明，他的担心是完全多余的，那么他一定会感到被轻视而愤愤不平。而他是一个极聪明、极有才气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学者，不过在学术上嘛……嗯，总之在学术上他建树甚少，似乎是毫无建树。不过在我们俄国，学者的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他从国外归来并作为讲师而在大学讲台上展现才华的时候，已是四十年代末了。一共只作了寥寥数次公开讲演，似乎是与阿拉伯人有关的；他还成功地进行了学位论文答辩，这篇出色的学位论文阐述了在一四一三至一四二八年那个时代德意志小城汉瑙有可能起到的社会作用以及它在汉萨同盟中的地位[8]，同时也论述了它完全未能起到这种作用的那些特殊的、语焉不详的原因。这篇论文巧妙地痛击了当时的斯拉夫派，从此在斯拉夫派中激起众怒，树敌甚多[9]。后来，不过是在失去教职以后了，他在一本译介狄更斯作品、宣扬乔治·桑的进步月刊[10]上发表了（可以说这是一种报复，要让人看看，他们失去了怎样的一个人才）一篇极其深刻的论文的上篇，仿佛是论述某个时代某些骑士之所以具有非凡道德情操的原因[11]，或类似的问题。至少它贯串着一种含义深远而又非常高尚的主题。后来听说，论文的续篇被匆忙查禁了，而且月刊也因为发表了这半篇论文而遭殃。很可能有这么回事。那时候什么怪事不会发生呢？不过单就这一次而论，恐怕是什么怪事也不曾有过，只是作者本人偷懒，半途而废罢了。至于他中断关于阿拉伯人的讲演，是因为有人（显然是他的反动宿敌）不知怎么截获了致某人的一封透露了某些“情况”的信[12]，于是他被要求作出解释[13]。不知是否可靠，反正还听说，与此同时在彼得堡破获了几乎闹得地动山摇的庞大的反自然、反国家的十三人团[14]。据说他们似乎要翻译傅立叶[15]本人的著作。真是事有凑巧，就在这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一首长诗在莫斯科被查获。这还是他六年前年轻时在柏林写的。正当它的手抄本在两个爱好者之间传阅时被发现，此外又在一个大学生那里查到。现在我的桌子里也放着一本。它是我去年才得到的，是此前不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亲手抄录并有作者的亲笔题词，红色山羊皮精装。其实它不无诗意，甚至不无些许才气；写得很怪诞，不过那时（准确些说，在三十年代）是常有人写写这类玩意的。要叙述情节可就为难了，因为我其实一点儿也看不懂。这似乎是一篇采取抒情剧形式的讽喻作品[16]，与《浮士德》第二部相似。开幕是女声合唱，然后是男声合唱，后来是别具一格的团体合唱，最后是从未投生却渴望到人世走一遭的幽灵们的合唱。所有这些合唱的内容都很含糊，大都是对某某的诅咒，然而仿佛极富幽默意味。这时场景突然更换了，所谓“生活的节日”到了，在这个节日连昆虫也唱起歌来，一只乌龟上场，用拉丁文作了例行致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甚至有一种矿物也唱了什么，那可完全是非生物啊。总之，歌声不绝于耳，说起话来就是无谓的谩骂，当然啦，仿佛含义深远。最后，场景又换了，出现一片荒野，一个文雅的青年徘徊于悬崖峭壁之间，摘下一些野草，含在嘴里嗍着。仙女问，为什么他要嗍这些野草，他答道，他觉得自己洋溢着生命力，想寻求一种蒙眬的睡意，而这些草汁终于使他如愿；然而他的主要愿望是丧失理智（这个愿望也许是多余的呢）。然后，一位风姿如玉的美少年骑着黑马骤然驰来，而追随其后的是各族人民大众。青年是死亡的象征，而各族人民渴望着死亡。终于到了最后一场，蓦地出现一座巴比伦塔，大力士们唱着新希望之歌，终于就要建成，而在顶层即将竣工的时候，主人，姑且说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主人吧，却神态滑稽地溜走了，于是机灵的人类占据了他的位置，怀着对事理的新的领悟立即开始了新生活。咳，就是这么一首长诗那时被看作危险作品。去年我曾建议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将它付印，因为在当代它是全然无害的。可他拒绝这个建议，显然很不高兴。说它无害，这种看法使他大为扫兴，我甚至认为，整整两个月来他之所以对我有点冷淡，也是起因于此。结果怎样呢？几乎就是我提议在这里付印的时候，这首长诗却意外地在那边，即在国外出版了，被收入一本革命文集，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事前一无所知。他起初骇然，急忙求见省长，又往彼得堡写了一封措辞高雅的申辩信，他把这封信向我读了两遍，不过并未寄出，因为不知道该寄给谁。总之，整整一个月他忐忑不安。不过我深信，他在内心深处是非常得意的，几乎睡觉时也带着他所收到的那本文集，白天就把它藏在褥垫下面，还不让女仆去铺床，尽管天天在等着某处发来的电报，但神态傲然。结果什么电报也没有收到。于是他与我又和好如初，这也足以说明他心地非常善良，谦和而不计前嫌。
二
我并不是说，他丝毫没有受过打击；不过现在我毫不怀疑，他当初是可以把有关阿拉伯人的讲演继续下去的，只要略作必要的解释即可。但他那时自视甚高，匆匆断定，他的一生已毁于“风云变幻”。倘要挑明全部真相的话，那么改变他的前程的真正原因，是中将夫人、大富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斯塔罗夫金娜重申过去对他的礼聘，请他以高级教师和朋友的身份负责她的独生子的教养和全面智育，至于优厚的报酬就不必提了。这个建议最初还是在柏林向他提出的，恰在他第一次丧偶的时候。他早在少不更事时娶的结发妻子，是本省一个轻佻的姑娘，为了这个还挺有魅力的娘们，他备尝苦涩，既因为供养不起她，也由于别的一些微妙的原因。她死于巴黎，最后三年夫妻分居，她身后给他留下一个五岁的幼子，“还不曾被愁云笼罩的燕尔新婚的结晶”，感伤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在我面前如此慨叹。孩子一出世就被送回俄国，一直由穷乡僻壤的几位远房姑妈扶养。那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谢绝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聘请，不久，甚至一年不到，他就再婚，娶了柏林的一个沉默寡言的德国女子，实际上并无特殊的必要。不过此外还有推辞的其他原因：当时有一位他忘不了的教授声誉鹊起，使他艳羡不已，于是他也走上讲台，细心备课，要一展他那雄鹰的翅膀。眼下既然铩羽而归，自然想起了当初就曾跃跃欲试的那份礼聘。与他共同生活不到一年的第二位夫人的突然亡故，使问题迎刃而解。坦率地说：决定一切的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对他的那份热情的关怀，那份宝贵的近乎完美的友情，如果可以这样形容友情的话；他投入了友情的怀抱，于是事情定了下来，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我用了“怀抱”这个字眼，可千万不要有谁想入非非，这里只能按照最高尚的道德含义来理解怀抱。一种极微妙、极高雅的联系把两位如此出色的人物结合起来了，这是永恒的结合。
教席之所以被接受，还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结发妻子留下的小小庄园恰与斯塔夫罗金夫妇在我省的一座非常壮丽的近郊庄园斯克沃列什尼基毗邻。何况他从此可以摆脱大学里的烦杂工作而在宁静的书斋献身于学术，以深奥的学术著作丰富祖国的文献。虽然并没有学术著作问世，然而却能在其余生，在二十余年里，作为“责难的化身”站在祖国面前，诚如人民诗人所云：
你作为责难的化身
……
站在祖国面前，
你——自由派的理想家。[17]
不过，人民诗人所提到的那个人物，倘若愿意，也许真的有资格一辈子摆出这么一副架势，尽管乏味得很。至于咱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比起那样的人，老实说，不过是效颦之辈，而且站得倦了，往往还侧身而卧。然而尽管是侧卧，这样的卧姿依然能体现责难之意，平心而论，为了向区区一省示威，这样也就够了。你不妨看看他在我们俱乐部里是怎样坐上牌桌的。他的神气仿佛在说：“打扑克！我居然坐在这里同你们打叶拉拉什[18]！难道这种现象是能够容忍的吗？谁该对此负责？是谁断送了我的事业，使我不得不打牌混日子？唉，该死的俄罗斯！”于是他傲然地打出一张王牌红桃。
其实他极爱打牌，因而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屡生龃龉，尤其在最近，特别是因为他总是输。这在以后再说。我只想指出，他还是（不如说有时是）很有良心的人，他因为赌博而含羞抱愧，常常郁郁不欢。在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结交的二十年间，他每年照例有三四次陷入我们所谓的“忧国忧民”的心境，其实就是心情抑郁，然而这个字眼却为可敬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所乐用。后来除了忧国忧民，他又陷入了对香槟酒的嗜好；不过敏感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毕生都在竭力阻止他的庸俗倾向。他也正需要一个保姆，因为他有时很反常：他在极其崇高的忧国忧民的心境中会突然像道地的凡夫俗子那样开怀大笑。有时甚至用谐谑的口吻谈论他自己。可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所怕的无过于这种谐谑。她是一丝不苟的女人，是学术和文艺的庇护人，只遵循极其崇高的意愿行事。这位高贵的夫人对她可怜的朋友是有重大影响的。关于她有必要另作交代，我这就来谈谈她。
三
有的友谊是很奇怪的，两个朋友都恨不得把对方吃了，毕生如此，却又分不开。分手无论如何也不行：使着性子绝交的一方会首先病倒，说不定还会一命呜呼，如果当真绝交的话。我确实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好几次，有时还是在单独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互诉隐衷之后，在她走后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用拳头擂起墙壁来。
他丝毫不是矫揉造作，有一次甚至把墙上的灰泥也擂得掉了下来。也许有人会问，我怎么会知道如此微妙的细节？可是，如果我本人就是目击者呢？如果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止一次伏在我肩头痛哭失声，绘声绘影地亲自向我描述全部内情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真是无话不谈啊！）可是，请看痛哭之后往往会发生的情况吧：第二天他就因为自己忘恩负义而情愿被钉上十字架；急忙把我叫到身边或者自己跑来见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是“品格高尚、彬彬有礼的天使，而他却恰恰相反”。他不仅跑来对我说，而且不止一次写信向她本人生动地描述这一切，还签上自己的全名，郑重承认，譬如就在昨天，他曾对别人讲，她是出于虚荣心才留下他，她忌妒他的博学和才华；说她恨他，却不敢露于形色，因为怕他离她而去，以致有损于她在文坛的声望；他说，他因此而鄙视自己，决意自戕，现在就等她一言而决，如此等等。由此可见，这个长不大的五十岁的孩子，一旦冲动起来，会达到如何歇斯底里的程度！有一次我亲眼看了他的一封信，那是在他们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恶语相加的争吵之后。我不禁骇然，央求他不要把信寄出。
“不行……老实说……这是责任……我会死的，如果不向她坦陈一切一切的话！”他几乎是热病发作似的回答道，终究还是把信寄了出去。
他们的不同之点正在于她是永远不会寄出这样的信的。的确，他对写信真是情有独钟，即使两人同住一幢房子，也要写信给她，在歇斯底里发作的情况下，还会一天写两封。我确实知道，即使一天有两封，她也总是极细心地阅读，还作出标记，分类放入一只专用的小匣子里；不仅如此，还把信的内容暗记于心。她让她的朋友空等一天，不给任何回音，而在见面时不动声色，若无其事。渐渐地她把他训练得帖然就范，再也不敢提及头一天的事了，只是不时地看看她的眼色。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忘记，他有时却忘记得实在太快了，而且受到她平静的神态的鼓舞，往往就在当天，只要有朋友来访，就会喝着香槟，孩子似的又笑又闹。可想而知，她在这样的时刻望着他，眼神里该有多少怨毒，而他却懵然不觉！也许过了一周、一个月，甚至半年，在某一个特殊时刻，他无意中想起信里的一句话，想起信的全部内容，以及一切有关的情况，猛然羞愧难当，难受至极，以至他的轻度霍乱发作而病倒。他所特有的这种状似轻度霍乱的发作在某些情况下只是神经震荡的结果，也是他体质中的令人发噱的奇趣。
真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确实常常恨他；可是有一点他到死也没有发觉，即对她来说，他终于成了她的儿子，她的一个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是她的一个虚构；他与她骨肉相连，她留下他，雇用他，绝不是仅仅出于“忌妒他的才华”。这种猜疑对她该是多大的侮辱！她对他怀有不可遏止的爱，而又经常恨他、怨他、蔑视他。她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照料他二十二年，当问题涉及他作为诗人、学者、名流的声誉的时候，她忧心忡忡，彻夜难眠。她臆造了他，而且对自己的臆造首先深信不疑。他仿佛是她梦想中的人物……但是她因此而要求于他的也确实很多，有时甚至要求他服服帖帖。而她那样不忘旧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要顺便讲两段趣闻。
四
在关于解放农奴的传闻不胫而走，俄罗斯举国欢腾，迎接复兴的时候，有一天路过本地的彼得堡的一位男爵造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他是有广泛上层关系并且深谙政局的人物，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非常重视类似的造访，因为自从丈夫过世，她在上流社会的联系便日渐减少，以至中断。男爵在她家里待了一个小时，喝了茶。没有旁人在座，不过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邀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作了介绍。男爵居然听说过他，或者是假装听说过，但在喝茶时却很少理睬他。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然不容怠慢，何况他的风度极为优雅。虽然出身似乎不高，但是幼年曾经有机会在莫斯科的名门受到教育，因而教养有素；他能像巴黎人一样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因此，男爵一见之下就应当看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虽然蛰居外省，身边却有怎样的人物。结果并不是这样。在男爵肯定刚刚传开的关于伟大改革的传闻完全属实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忍不住叫了一声乌拉，甚至还做了一个手势来表示他的狂喜。他的叫声不高，甚至还很优雅。甚至那份狂喜还是预先想好的，而手势在喝茶前的半小时就特意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过；想必当时出了什么差错，以至男爵竟微微一笑，不过随即彬彬有礼地插话道，全体俄国人都目击这一伟大事件而深感欣慰。不久他就走了，而且临走时也没有忘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伸出两根手指握别。回到客厅以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有两三分钟一言不发，好像在桌子上寻觅什么；但她忽然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转过身来，面色苍白，两眼冒火，声音低沉地缓缓说道：
“这是我永远不能宽恕你的！”
第二天她若无其事地与自己的朋友见面；对发生过的事情再也不提。但是十三年后，在一个伤感的时刻，她又回想起来而埋怨他，而且面色苍白，与十三年前第一次抱怨他的时候完全一样。她一辈子只对他讲过两次：“这是我永远不能宽恕你的！”男爵事件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的事件也很典型，而且似乎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命运有重大影响，所以我决定旧事重提。
这件事发生在一八五五年春季的五月，就在斯塔夫罗金中将去世的消息传到斯克沃列什尼基之后。他是一个鲁莽的老人，在奉命赶赴作战部队，前往克里米亚的途中死于胃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成了遗孀，一身丧服。诚然，她不会太悲痛，因为最后四年与丈夫因性格不合而完全分居，只付给他生活费（中将本人总共只有一百五十名农奴和薪俸，还有的就是显贵的身份和上层关系；全部财产和斯克沃列什尼基都属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一个十分富有的包税商的独生女儿）。尽管如此，出乎意外的消息还是使她感到震惊而完全离群索居。不言而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寸步不离地随侍左右。
正是百花争艳的五月；傍晚景色迷人。稠李花开了。每到黄昏两个朋友就在花园里相聚，在凉亭里坐到夜色降临，彼此倾诉各自的感情和思绪。这是诗情画意的时刻。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有感于命运的变化，更比平日健谈。她似乎与自己的朋友很贴心，这样度过了几个傍晚。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莫非这个郁郁寡欢的寡妇有意于我，期望我在她服丧周年之后向她求婚？”这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念头；然而一个人生性高雅，有时却就因为有多方面的修养而更倾向于玩世不恭。他琢磨着，觉得真像是那么回事。于是寻思起来：“财产可观，不错，可是……”确实，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算不上一个美人：她是高个子，面色发黄，瘦骨嶙峋，一张狭长的马脸。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越来越犹豫，他为疑虑所苦，甚至因为难于决断而哭了一两次（他常哭）。晚上在凉亭里，他的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调侃和嘲弄的神气，流露出卖弄风情而又高傲的表情。这却是无意中情不自禁的表现，甚至越是高尚的人，这种表现越触目。天知道该怎样评说，然而更可能的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心里并没有起过什么念头，足以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理由那样猜疑。何况她也不会把自己的姓氏斯塔夫罗金改换成他的姓氏，尽管他的姓氏也那么光彩。也许她的表现不过是女性的撒娇，女性下意识的需要的流露，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女人有这种需要是十分自然的。不过我不敢说一定对；甚至时至今日女人的心依然深不可测！不过我还是说下去吧。
应该设想，她很快就看透了他那怪怪的脸色；她敏感而精细，而他有时却太天真了。不过黄昏仍旧那样度过，谈话依然富于诗意和情趣。有一天，随着夜幕降临，在活跃而诗意盎然的谈话之后，他们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住宿的厢房台阶边热情地握手道别。每年夏天他都要从斯克沃列什尼基主人的豪宅搬进这个几乎坐落在花园里的小小厢房。他刚刚走进房间，在惴惴不安的思绪中取一支雪茄，还没有点燃，倦怠地静立于敞开的窗前，看着缕缕白云围绕着明月飘动，这时一阵轻微的窸窣声使他哆嗦了一下，转过身来。仅仅在四分钟之前才告辞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又站在他的面前。黄黄的脸庞几乎发青，紧抿着嘴唇，嘴角抽搐。她以坚定而毫不容情的目光沉默地逼视他的眼睛，有整整十秒钟之久，突然又低沉又急切地说道：
“这是我永远也不能宽恕你的！”
已经过了十年以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向我低声讲述了这段伤感的故事，事先还闩上了门。他起誓，他当时愣在那儿，竟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是怎样消失的。此后她对这段往事从未有过什么暗示，而且始终若无其事，所以他一生都不免要想，这一切都不过是大病之前的幻觉，何况他当夜就真的病倒了，足有两个星期没有痊愈，于是凉亭里的约会也就中止了。
尽管他但愿那是幻觉，然而终其一生，他每天都仿佛在等待着这件事的下文，或者说结局。他不信就这么结束了！既然如此，他有时就不免对自己的朋友投以诧异的目光。
五
她甚至亲自给他设计了一套服装，他也就穿了一辈子。这套服装优雅而有特色：下摆长长的黑色常礼服，几乎一直扣到上面，俊俏合体；宽边礼帽（夏天是草编的）；白色麻纱领带，系成两侧下垂的大蝴蝶结；顶端镶银的手杖，长发垂肩。他那深褐色头发，只是最近才有点花白。不留胡须。据说他年轻时非常漂亮。不过在我看来，即使到了老年他也很引人注目。何况五十三岁又怎能算老？可是，由于要卖弄忧国忧民，他不仅不愿显得年轻，似乎反而炫耀上了年纪的持重。高高瘦瘦的身材，垂肩长发，凭着那一身打扮，挺像一位大家庭的长者，或者不如说更像三十年代一本出版物上诗人库科利尼克[19]的一幅石印肖像，尤其是夏天在花园里的时候：他坐在长椅上，在盛开的丁香花下，双手轻扶手杖，身边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对着西下的夕阳富于诗意地沉思。说到这里，我想指出，他到后来对读书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不过这是晚年的情况。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大量订阅的报刊，他是经常阅读的。对俄罗斯文学的成就，他也经常关心，不过丝毫不失自尊。他曾醉心于研究我国当代的内政外交，可是不久就把手一挥，放弃了研究。他往往拿着托克维尔[20]的著作踱入花园，口袋里却揣着私下隐藏的保罗·德·科克[21]的轻松读物。不过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想顺便说说库科利尼克的肖像。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第一次得到这幅小画像的时候，还是在莫斯科贵族女子寄宿中学读书的小女孩。她立即爱上了肖像，这是中学里所有小女孩的通病，她们见谁就会爱上谁，同时也会爱上自己的老师，主要是书法老师和绘画老师。然而意味深长的倒不在于小女孩的特点，而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到了五十岁还珍藏着这幅小画像，它是她最隐秘、最心爱的宝贝之一。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她才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设计了一套与画像有点相似的服饰。当然，这也是小事一桩。
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身边的最初岁月，或者不如说前半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还想着写作，每天都认真地打算动笔。可是到了后半期，他想必连早已熟悉的东西也忘记了。他越来越经常地对我们说：“好像已经作好了写作的准备，材料也收集齐了，可就是写不下去！一事无成！”于是沮丧地低下头来。毫无疑问，这使为科学而受难的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显得更加伟大；可是他本人似乎别有所求。“人们把我忘了，谁也不需要我了！”他不止一次情不自禁地说道。他的这种深深的苦闷，到五十年代末特别严重。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终于明白不能掉以轻心。何况一想起人们把她的朋友忘记了，不再需要他了，她就无法忍受。为了让他的苦闷得到排遣，也为了恢复他往日的光荣，她把他带到了莫斯科，她认识那里的一些高雅的文人学者；不料莫斯科也不能尽如人意。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股新的浪潮兴起了，与先前的死水一潭大不相同，不知什么缘故，你觉得它很奇特，却又到处感觉得到它的存在，甚至在斯克沃列什尼基也不例外。有种种传闻。总的说来大家对事实都有所了解，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除了事实还有随之而来的种种观念，主要是它们大量涌现。这就使人感到尴尬：你无所适从，也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些观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出于女人的天性，一定要探究其中的奥秘。她亲自阅读报刊，以及私下流传的国外出版物，甚至当时开始出现的传单[22]（这一切都有人为她搜罗）；结果只弄得她晕头转向。她又开始写信了，给她的答复很少，而且越来越令人莫名其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郑重其事地请来向她澄清“所有这些观念”；可是对他的解释也十分不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整个运动采取极其倨傲的态度；他把一切都归结为他本人被忘却，被置于无用之地。终于也有人提起了他，起先是在国外的出版物上，说他是流放中的受难者，随即是在彼得堡，说他曾经是著名星座中的一颗明星；甚至把他与拉吉舍夫相提并论，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后来有人发表消息，说他已经去世，还许诺要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刹那间就复活了，而且气概非凡。他对当代人的倨傲态度陡然消失，心中燃起了炽烈的愿望：参与运动，一显身手。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立即对一切又充满信心，拼命忙活起来。决定毫不迟疑地前往彼得堡，了解事实真相，亲自研究，如果可能，要全身心地投入活动。此外，她宣布要创办自己的杂志并为它奉献余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眼见情况发展到了这一步，变得更加傲慢了，在赴彼得堡的途中，就对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几乎摆出庇护者的架势，——她立即把这一点铭记在心。不过她此行还另有相当重要的原因，即恢复上层关系。必须尽可能让上流社会知道她的存在，至少要作一番尝试。不过此行的主要借口却是要看望她那即将毕业于彼得堡高等政法学校的独子。
六
他们去了，而且在彼得堡几乎住了整个冬季。可是，到大斋[23]前夕，一切都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幻想落空，而混乱非但没有澄清，反而变得更加糟心。首先，上层联系几乎毫无进展，只有微不足道的接触，而且还是仰人鼻息的高攀。深感屈辱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转而一头扎进了“新观念”，并且开始在自己家里举办晚会。她邀请文学家，于是立即有很多文学家被领到她的家里。以后他们就不请自来，呼朋引类。她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文学家。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徒务虚名，而且丝毫不加掩饰，仿佛这就是他们的使命所在。有些人（虽然远不是全体）甚至大醉而来，却仿佛觉得醉态有一种特殊的、昨天刚被发现的美。他们全都莫名其妙地骄傲得出奇。所有人的神气都分明在说，他们刚刚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他们肆意谩骂，还自鸣得意。很难了解到他们究竟有什么作品；可是在座的却有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讽刺作家、暴露性作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甚至挤进了他们最高的圈子，就是那里在指导着运动。指导运动的人高高在上，但他们殷勤地欢迎他，当然，谁都对他一无所知，也从未听说过他，除了他能“阐述思想”之外。他在他们身边巧于周旋，尽管他们德高望重，居然有两次好不容易把他们请到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沙龙。这些人很严肃，也很有礼貌，举止得体；看来别人都怕他们；不过他们显然无暇应酬。还有两三位过去的文坛名人也露面了，他们碰巧也在彼得堡，而且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早就和他们保持着最美好的关系。然而使她吃惊的是，这些真正的而且无可置疑的名人却低声下气，有的简直是巴结那鱼龙混杂的一群，卑鄙地阿谀奉承。起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很走运；人们迎合他，在公开的文学集会上把他推向前台。在一次公开的文学朗诵会上，他第一次登台朗诵时，响起了极其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了五分钟之久。九年后他噙泪回忆这段往事，不过宁可说是由于爱好艺术的天性，而不是出于感激之情。“我向您起誓，而且我打赌，”他亲口对我说（不过只是对我才说，而且是在私下里），“全体听众中，简直没有任何人对我有丝毫的了解！”这是一个出色的自白：由此看来，他有敏锐的头脑，既然他当时在台上尽管得意忘形，却能洞察自己的处境；由此看来，他又没有敏锐的头脑，既然时隔九年，他回忆起来还不无委屈之感。人们曾要他在两份或三份集体抗议书[24]上签名（他自己也不清楚抗议什么），他签了。还有人逼着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签名抗议一起“丑行”，她也签了。不过，这些新来者大多数虽然拜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却不知何故竟自以为有理由轻视她，公然加以嘲笑。后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伤感的时候曾向我暗示，从那时起她就忌妒他了。她当然明白，那些人是不可交的，但仍然以女性那种歇斯底里的急切心情热烈地接纳他们，而主要的是她似乎始终在期待着什么。她在晚会上话语很少，尽管她是可以说话的；可她多半在默默地倾听。人们纷纷议论，关于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词末的硬音符，关于以拉丁文字母代替俄文字母，[25]关于昨天某人被流放，关于市场[26]上的一起丑闻，关于俄罗斯实行民族自治而保持自由联邦关系的好处，关于取缔陆海军，关于恢复波兰以第聂伯河为界的疆域，关于农业改革和传单，关于取消继承权、家庭、子女和神父，关于妇女权利，[27]关于任何人都永远不会宽恕的克拉耶夫斯基[28]先生的房产，等等，等等。显然，在新来的这一群鱼龙混杂的人之中有很多痞子，但毫无疑问，也有很多正派的甚至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尽管他们毕竟有些令人讶异之处。正派的人远比那些不正派的粗野的家伙更叫人难以理解；然而不知究竟谁在谁的掌握之中。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宣布创办刊物的意向以后，更多的人涌到了她的家里，而且立即当面纷纷指责她是剥削劳动者的资本家。指责的放肆和突兀都令人目瞪口呆。年老的将军伊万·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是已故斯塔夫罗金将军的旧交和战友，一位极可尊敬的人物（不过是从一定角度来看），而且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认识他；他极为固执、易怒，吃得极多，对无神论怕极了。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一次晚会上，他与一位年轻的名流争执起来。青年人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您既然这样讲话，那么您一定是个将军，”那意思是，他找不到比将军这个字眼更厉害的骂人话了。伊万·伊万诺维奇非常气愤：“是的，先生，我是将军，一位中将。我曾经为我的国君效力。而你，先生，是一个无知小儿和无神论者！”不可容忍的丑闻发生了。第二天报纸揭露了这件事，而且因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不愿立即赶走将军而开始征集签名，反对她的“不成体统的行径”。画刊上出现了漫画，在一幅小小的画面上把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将军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作为三个反动朋友而刻薄地加以描绘；漫画还附有人民诗人针对这一事件而写的诗。我发觉，那些挂着将军军衔的大人物确实有一个可笑的习惯，说什么“我曾为我的国君效力”……就好像他们的国君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臣民的国君，而是另有其人，只属于他们。
不言而喻，不能在彼得堡待下去了，特别是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29]。他受不住了，开始鼓吹艺术的权利，却招来了更无情的大声嘲笑。他在自己最后一次讲话时，想以一篇冠冕堂皇的漂亮演说发挥影响，打动人心，并期望人们会对他“被流放”表示敬意。他毫无异议地同意“祖国”是一个既无益又可笑的字眼；也同意宗教有害的思想，但响亮而坚定地宣称，普希金比靴子重要，而且远为重要。[30]嘘声四起，他还没有走下讲台就当众号啕痛哭。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把奄奄一息的他带回了家里。“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一顶旧草帽一样！”[31]他语无伦次地嘟哝道。她通宵伺候，给他服桂樱叶水，而且直到天色破晓反复对他说道：“您还是有用之才；您还会大显身手；您还会受到重视的……在别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就有五位文学家来见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其中三人是她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他们面色严峻地向她宣布，他们对她的杂志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有关决定。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从未委托别人就她的杂志问题进行研究或作出什么决定。他们的决定是，她把杂志创办起来以后，要立即根据自由结合的原则，将杂志连同资金转让给他们；她本人回到斯克沃列什尼基去，并且不要忘记把“思想陈腐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带走。出于大度，他们同意产权归她所有，每年将纯利润的六分之一汇至她的名下。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五个人中大概有四人全无利己的动机，完全是为“共同的事业”而奔波。
“我们懵懵懂懂地离开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叙述道，“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记得我伴随着车厢的碰撞声而喃喃不已：
维克和维克和列夫·卡姆别克[32]，
列夫·卡姆别克和维克和维克……
而且鬼知道还说了些什么，就这样直到莫斯科。到了莫斯科才冷静下来，仿佛在这里真的会有所不同。唉，朋友们！”他有时慨然长叹，“你们无法想象，你们的心里会充满怎样的忧伤和恼怒，眼看你们早已视为神圣的伟大思想被碌碌无为之辈接过去并照搬给与他们一样蠢的蠢材，照搬到大街上去，于是你们蓦然发现它已经沦落在旧货市场上，灰头土脸，面目全非，荒唐地向隅而泣，成为蠢人们的玩物，失去了往日的匀称与和谐！不！在我们的时代并不是这样，我们所追求的绝不是这种局面。不，不，绝不是。一切都变得我无法辨认了……我们的时代将再次来临，把目前已经蜕变的一切重新纳入坚实的发展道路。否则怎么得了呢？……”
七
从彼得堡回来以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立即把自己的朋友送到国外去“休养”；而且她感觉到，他们也必须暂时分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兴高采烈地动身了。“到了那里，我将获得新生！”他满怀激情地叫道，“到了那里，我终于能从事学术工作了！”然而他寄自柏林的最初信件就又老调重弹。“我的心碎了！”他给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写道，“往事历历，终难忘怀！在柏林这里，一切都使我想起我的旧情，我的过去、青春的欢乐和苦涩。她在哪里？她俩现在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啊，永远使我自惭形秽的两位天使？我的儿子，我钟爱的儿子在哪里？而我，我自己，原先那个有钢铁般坚强的力量、屹立如山崖的我又在哪里啊，而现在某个安德烈耶夫，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东正教小丑居然能把我的生活击得粉碎。”，等等，等等。至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他一生中只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儿子出生的时候，第二次就是不久前在彼得堡，当时那个年轻人正在准备报考大学。上文曾经提到，这个孩子一直由О省的几位姑姑扶养（生活费由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支付），离斯克沃列什尼基有七百俄里。至于安德烈耶夫，不过是我们本地的开着一家小铺子的商人，为人古怪，是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热中于搜集俄国的古董，有时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认识问题上，主要是对思潮的认识问题上互相攻讦，彼此挖苦。这位长着灰白胡须、戴着银边大眼镜的可敬商人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小小庄园上（毗邻斯克沃列什尼基）买下了几俄亩树林供他采伐，还有四百卢布没有付清。虽然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为自己的朋友前往柏林而慷慨解囊，可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临行之前却特别想拿到这四百卢布，也许有秘密开销吧，因此一听说安德烈耶夫要延期一个月支付，差一点没有哭起来，不过延期是有理由的，因为最初的几笔款项由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时的特殊需要而几乎提前半年就支付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兴致勃勃地看了这第一封信，用铅笔在“你俩在哪里？”这个感叹句下面划了着重线，于是注明日期，锁进了小匣子。当然，他在回忆自己的两位已故的妻子。来自柏林的第二封信，调子又有了变化：“我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十一小时也好啊’，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不满地说），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核查、摘录、四处奔走；访问了几位教授。与出色的顿达索夫一家恢复了交往。娜捷日达·尼古拉耶夫娜至今还多么有魅力！她向您致意。她年轻的丈夫和三个侄儿都在柏林。每天晚上我们与青年们座谈到黎明，那几乎就是雅典之夜[33]，当然仅就机智和风雅而言；一切都很高雅：频频演奏的音乐，西班牙的旋律，对人类复兴的向往，永恒美的观念，西斯廷圣母，光影相间，然而太阳上也有黑点！啊，我的朋友，高尚忠实的朋友！我的心和您在一起，我是您的，永远只和您在一起，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马卡尔和他的牛犊所在的地方[34]，您可记得，我们在离开彼得堡之前曾时常满怀恐惧地谈起它。想起来就要笑。越过国境，我才觉得自己安全了，一种奇怪的、崭新的感受，在如此漫长岁月之后的第一次……”如此等等。
“哼，一派胡言！”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断然说道，把这封信也收了起来，“既然雅典之夜继续到黎明，那就不可能有十二个小时看书。信莫非是喝醉了写的？不过，让他胡闹去吧……”
“在马卡尔和他的牛犊所在的地方”这句话的原意是“马卡尔不把牛犊往那里赶的地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时故意以非常荒谬的方式把俄国谚语和方言译成法语，尽管他无疑能理解得更正确一些，也能译得更好一些；他那样做是有意卖弄，觉得挺俏皮。
但是他没有胡闹太久，连四个月也没有坚持住就赶回了斯克沃列什尼基。他的最后几封信通篇是倾诉对他那远方朋友的情意绵绵的爱，简直浸透了伤感的泪水。有些人眷恋家门，就像室内驯养惯了的小狗。朋友重逢，欢天喜地。过了两天又一切照旧，甚至更加落寞。“我的朋友，”两星期以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极其神秘地对我说道，“我的朋友，我有了一个令我骇然的……新发现：我是一个普通的食客而已，别的什么也不是！是的，什——什么也不是！”
八
此后是一个平静的时期，至今持续了几乎九年之久。时常发作的歇斯底里和对我伏肩痛哭并没有丝毫扰乱我们宁静的生活。我感到奇怪，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这个时期竟没有发福。他只是鼻子有点儿发红，更加心平气和。渐渐地，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朋友圈子，不过始终是一个小圈子。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虽然同这个圈子很少接触，但是我们大家都把她视为庇护者。在接受了彼得堡的教训以后，她终于在我们这个城市安定下来了；冬天住在她市内的府第里，夏天住在她近郊的庄园。近七年来，直至我们的现任省长奉调到职为止，她在我省社交界的作用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怀念的前任省长，性格随和的伊万·奥西波维奇是她的近亲，而且受过她的恩惠。他的夫人一想起会惹恼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就要发抖，而省内社交界对她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自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日子也就很好过。他是俱乐部的成员，输起钱来落落大方，因而赢得了尊敬，不过很多人只是把他看作一个“学者”而已。后来，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允许他住进了另一幢房子，我们就更加自由了。我们每周两次在他那里聚会；大家很快乐，尤其是在他不吝惜香槟酒的时候。酒就是从那个安德烈耶夫的小铺子拿来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每半年结一次账，在结账的那一天他的轻度霍乱差不多总是要发作。
圈子里最老的成员是利普京[35]，他是省里的一名官员，年纪不轻了，是个大自由派，全市闻名的无神论者。他第二次结婚，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得到一笔嫁妆，此外，他有三个半大的女儿。他把全家管得战战兢兢、深居简出，又极端吝啬，靠薪俸买了一座小屋，还积了一大笔钱。他为人暴躁，官阶却很低；在市里不大受人尊重，上层人物是不接待他的。何况他还是一再受到惩罚的劣迹昭彰的诽谤者，而且曾分别遭到一位军官和一位身为一家之长的地主的严惩。但是我们喜欢他机灵的头脑，他的好奇心和他所特有的尖刻、乐天的性格。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不喜欢他，他却总有办法去逢迎巴结。
她也不喜欢沙托夫。他只是去年才成了小圈子里的一员。沙托夫是大学生，在一次学潮之后被学校开除了。他幼年曾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学生，生下来就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农奴，是她已故的仆人帕维尔·费奥多罗夫的儿子，受到她的庇护。她不喜欢他的傲气和忘恩负义，他在被赶出大学校门以后没有马上来投奔她，这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相反，甚至对她当时特意写来的信置之不理，宁可去投靠一个开明商人，为他管教几个孩子。他与商人一家去了国外，与其说是家庭教师，不如说是照管孩子的男仆；可是他那时太想出国了。孩子们身边还有一位家庭女教师，一位活泼的俄罗斯小姐，她也是在出国前夕才来到这个家庭的，主要是因为要价不高而被聘用。两个月后，商人赶走了她，理由是她有“自由思想”。沙托夫也跟着她一起走了，不久他们在日内瓦结婚，两人共同生活了大约三个星期就分了手，仿佛是两个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人；当然，也是由于贫困。后来他独自在欧洲流浪了很久，天晓得靠什么活着。听说，在街头擦过皮鞋，在港口当过苦力。约一年前他终于回到故乡，与老姑母住在一起，一个月后给她办了丧事。他和妹妹达莎的关系极其疏远。达莎也被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所收养，是她的宠儿，生活得很体面。沙托夫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闷闷不乐，沉默寡言；可是，偶然有人触犯他的信念，他就会恼怒异常，出言不逊。“你得先把他捆起来，然后再同他辩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时开玩笑说；但是他喜欢沙托夫。在国外的时候，沙托夫彻底改变了他原有的某些社会主义信念，而且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俄罗斯人，这种人会突然被某种富于煽动性的思想所征服，于是仿佛立即受到它的控制，有时会终生受制。他们从来没有能力驾驭思想，而是热烈地信仰它，于是从此就仿佛在倒塌下来并把他们压得半死的巨石之下，在垂死的痉挛中度过余生。沙托夫的那副尊容比起他的信念毫不逊色：他举止笨拙，一头淡黄色乱发，矮个子，宽肩，厚嘴唇，一双下垂的淡黄色浓眉，蹙额，阴沉沉的目光固执地向下瞅着，仿佛害羞似的。他头上老是有一撮头发怎么也不肯平伏下来，乱蓬蓬地竖着，他大约二十七八岁。“他老婆跑了，我不会再觉得奇怪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有一天瞅了瞅他说道。他尽力穿得干干净净，尽管穷得要命。他还是不向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求助，而是勉强对付着；他也给商人干活。有一次他站柜台，后来要作为掌柜的助手随货船出发，可是临动身时病倒了。难以想象，他能忍受怎样的赤贫，他连想也不去想它。他病了以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曾匿名暗中给他转去一百卢布。不过他知道了这个秘密，想了想，收下了钱，并且来向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致谢。他受到热情的接待，但是又丢脸地辜负了她的期待：总共只坐了五分钟，一言不发，呆呆地看着地面，憨笑着，可是，不等她说完话，而且是在谈话最有趣的时候，他却突然站了起来，不知为什么竟侧着身子笨拙地鞠了一躬，害羞得要死，无意中又把她那个贵重的嵌花小工作台碰翻在地，咕咚一声摔坏了，他出去的时候，羞愧得无地自容。后来利普京狠狠地责备他没有以轻蔑的态度拒收这一百卢布，因为那是他过去的专横的地主婆的钱，他不但把钱收下了，还要觍着脸去感谢。他孤身一人住在市郊，不喜欢有人去看他，甚至我们这些人也不例外。他经常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里去参加晚会，向他借阅书报。
参加晚会的还有一个叫维尔金斯基的年轻人，是本地的一名官员。他与沙托夫有些相似，不过看起来在各方面都与他截然相反；但他也是“有家室的人”。一个可怜的、十分文静的青年，却也有三十上下了，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主要是靠自学。他贫穷、已婚、在职，赡养着姑母和妻妹。他的妻子以及所有女眷都具有最新潮的见解，然而把一切都表现得颇为粗俗，正是所谓“落到街头巷尾的思想”，正如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谈论其他话题时所提起过的。她们接受小册子中所说的一切，而且一听说有关首都进步人士的传闻，就会把无论什么都扔出窗外，只要听说有这样的主张的话。维尔金斯基夫人在我们市里当助产士；少女时期曾在彼得堡生活了很久。维尔金斯基本人是少有的心地纯洁的人，我很少见到有谁比他更正直、更热情奔放。“我永远、永远不会放弃这些美好的希望，”他曾目光炯炯地对我说。说起“美好的希望”，他总是低声地、陶醉地、仿佛涉及机密似的窃窃私语。他细高个儿，窄窄的肩膀，稀稀落落的浅棕色细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他的某些见解的高傲的嘲讽，他都谦和地接受。有时却很严肃地加以反驳，往往使他受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他态度亲切，而且对我们大家都像慈父一样。
“你们都是‘半瓶醋’，”他曾以戏谑的口吻对维尔金斯基说，“与你们相似的人都是。不过，维尔金斯基，您没有我在彼得堡在这些中学生那里所看到的那种局—限—性，然而终究是‘半瓶醋’。沙托夫很想下一番工夫，可是他也是半瓶醋。”
“我呢？”利普京问道。
“您只是不偏不倚，随遇而安……以您特有的方式。”
利普京生气了。
关于维尔金斯基，据说他的夫人与他结婚还不到一年，突然向他宣布不要他了，宁可要列比亚德金。遗憾的是，此话属实。这个列比亚德金是外来人，而且身份非常可疑，根本不是他所自称的退伍上尉。他只会拧胡须、酗酒、无聊地信口雌黄。此人立刻就悍然迁入他们家中，享用别人的面包，在他们家吃，在他们家睡，后来还傲然蔑视男主人。人们言之凿凿，说维尔金斯基在妻子宣布不要他的时候，对她说：“我的朋友，在此之前我只是爱你，现在我敬重你，”[36]不过，事实上未必真有过这一番古罗马式的表白；相反，据说他哭得身子打颤。在他被抛弃的大约两周之后，有一天他们全“家”到市郊的小树林里去，与熟人们一起喝茶[37]。维尔金斯基快活得有点儿异常，而且还参加跳舞；列比亚德金在独自扭着康康舞，维尔金斯基突然没来由地冲上去，双手揪住他的头发，按下去，把那个巨人拖着就走，一面尖声地又哭又叫。巨人害怕极了，甚至没有反抗，在被拖着的时候几乎是一声不吭；事后却俨然正人君子似的大发雷霆。维尔金斯基整夜跪着恳求妻子饶恕；可是未能求得原谅，因为他终究不愿去向列比亚德金道歉；此外，人们还指责他缺乏坚定的见解，指责他糊涂；说他糊涂，是因为他向一个女人求饶，竟会下跪。上尉不久便踪影杳然，只是最近才又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露面，带着自己的妹妹，另有所图；不过关于他以后再谈。那个可怜的“有家室的人”自然要对我们排遣内心的苦闷，需要与我们做伴。不过他在我们这里从来不谈家事。只有一次，他和我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里回来的时候，曾隐约谈起自己的处境，可是立即握住我的手，热情洋溢地叫道：
“这没有什么；这不过是个人的私事；丝毫、丝毫也不妨碍我们的‘共同事业’！”
我们这个圈子也有偶然来访的客人；犹太人利亚姆申、大尉卡尔图佐夫都来过几次。有一个时期，一个爱寻根究底的小老头儿也常来，可是他死了。利普京曾带来一位被流放的波兰天主教教士斯洛尼采夫斯基，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曾有原则地接纳他，可后来就不予接待了。
九
有一个时期，市里纷纷传说，我们的圈子是自由思想、腐化和无神论的温床；而且愈传愈烈。其实我们有的只是最天真无邪、引人入胜的纯俄国式的快乐的自由主义闲聊。“最崇高的自由主义”和“最崇高的自由主义者”，即没有任何目的的自由主义者，只是在俄国才会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像任何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一样，需要听众，而且还需要一种感觉，即他在履行思想宣传的崇高职责。何况总得有人共饮香槟，借着酒兴就俄罗斯和“俄罗斯精神”，一般的上帝和特殊的“俄罗斯的上帝”交流使人开心的想法[38]，上百次地重复那些人所共知、耳熟能详的出乖露丑的俄罗斯笑话。我们也不回避市里的流言蜚语，有时还道貌岸然地严加评判。我们也涉及全人类的问题，严肃地讨论欧洲和人类的未来命运；断然预言，法国在独裁制度垮台以后[39]将一下子降为二等国，而且其下降的速度将是悲剧性的。我们早已预言，教皇在统一的意大利其作用不过是一名都主教而已，[40]并且深信不疑，这个千年未决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人道、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只是小事一桩。要知道，“最崇高的俄罗斯自由主义”对待问题是不可能有其他态度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时谈谈艺术，而且讲得很精彩，不过有点儿抽象。有时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都是在我国青史留名的人物，回忆起来非常动情、仰慕，可是似乎不无忌妒。如果太觉无聊，那么弹一手好钢琴的犹太人利亚姆申（邮政总局的小官员）就坐下来演奏，而在间奏曲中表现猪叫、暴风雨、分娩和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等等；他就是为此而受到邀请的。有时酒喝得过量了，——这种情况是有过的，虽然并不经常如此——大家兴高采烈，有一次甚至在利亚姆申的伴奏下齐声合唱《马赛曲》，不过我不知道效果好不好。我们热情洋溢地迎接了2月19日这个伟大的日子[41]，而且在此之前早就开始为它干杯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沙托夫和维尔金斯基都还没有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还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同住一幢房子。在这个伟大的日子来临之前不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时常哼着著名的，然而有点别扭的诗句，大概是从前某个自由派地主所作：
农夫们来了，手里拿着斧子，
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
好像是这样的，我记不清楚了。有一次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听到了，向他嚷道：“胡扯，胡扯！”悻悻地走了。利普京恰巧在场，尖刻地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道：
“当年的农奴要是真的一时高兴对地主老爷们干出什么不愉快的事，”说着他用食指围着自己的脖子绕了一圈，“那就令人遗憾了。”
“亲爱的朋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心平气和地对他说道，“请相信，这（他也绕着脖子比画了一下）对我们的地主，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们就是没有脑袋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尽管最妨碍我们明白事理的就是我们的脑袋。”
我要指出，我们很多人认为，在宣布解放农奴的那一天会发生意外，就像利普京所预言的那样，毕竟都是农民问题和国家问题的所谓专家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似乎也有这种看法，以致几乎在这个伟大日子的前夜突然要求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让他出国；总之，他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伟大的日子过去了，又过去了一些时候，于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唇边又露出了高傲的微笑。他在我们面前就俄国人，特别是俄国农民的性格发挥了一些卓越的见解。
“我们都是急性子，对我国的农民是操之过急了，”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系列卓越见解时说道，“我们把他们变成时髦人物，若干年来整个文学界把他们视为新发现的宝贝。我们把桂冠戴上那些长虱子的脑袋。整整一千年，俄罗斯乡村只给了我们卡马林舞。有一位杰出的俄国诗人，很会说俏皮话，他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伟大的拉歇尔[42]，就欣喜若狂地叫道：‘我可不愿拿拉歇尔去交换一个农民！’我想更进一步：我情愿交出全体俄国农民，去换一个拉歇尔。该是清醒的时候了，可不要把我国的粗制焦油和女皇之花[43]相提并论。”
利普京立即表示同意，不过他指出，当初违心地称赞农民是大势所趋；甚至上流社会的夫人们也洒泪阅读《苦命人安东》[44]，其中有的还从巴黎写信给国内的管家，吩咐他们从今以后要更人道地对待农民。
说来也巧，关于安东·彼特罗夫[45]的消息刚刚传出，在我省，而且就在离斯克沃列什尼基只有十五俄里的地方也发生了骚动，当局急忙派出了军队。这一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惊慌异常，他把我们也吓坏了。他在俱乐部高叫，需要派更多兵力，要求发电报从别的县抽调部队；他求见省长，反复申述他与此事无关；请求不要凭着过去的印象把他牵连进去，并且建议立即将他的声明向彼得堡有关方面报告。还好，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只是我当时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免感到奇怪。
众所周知，三年以后人们开始谈论民族性，还萌生了“舆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大加嘲笑。
“朋友们，”他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民族性如果真像报上所鼓吹的那样已经‘萌生’，那么它还坐在学校里，坐在圣彼得中学[46]里，捧着德文书本，背诵着没完没了的德文课，而德国教师必要时可以罚它跪下。我赞美德国教师；不过最可能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也没有什么东西萌生，而是一切照旧，也就是说依然托庇于上帝。在我看来，对于俄国来说，对于我们的神圣罗斯来说，这样也就行了。何况所有那些斯拉夫主义啦，民族性啦，都太陈旧，翻不出新花样。民族性，在我国可以说从来不曾有过，除非是作为俱乐部里老爷们的臆造，而且还是莫斯科的产物。不言而喻，我说的不是伊戈尔王子时代。而且一切都是由于闲得无聊。在我们这里，连善行义举也是由于闲得无聊。一切都起因于我们那种老爷式的可爱的、文雅的、适情任性的闲逸！这话我说了三万年了。我们不会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至于他们所大肆宣扬的已经‘萌生’的我们的社会舆论，它是无缘无故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难道他们就不明白，要获得一种见解，首先就需要劳动，自己的劳动，自己在工作中的首创精神，自己的实践！不费力气永远得不到任何东西。只要我们劳动，我们就会形成自己的见解。既然我们从不劳动，所以代替我们而拥有见解的，就是迄今代替我们工作的人们，这就是说，仍然是那个欧洲，仍然是那些德国人——我们两百年来的老师。而且俄国是一个太大的难题，没有德国人，没有劳动，我们是无法解决的。二十年来我敲着警钟，号召大家劳动！我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样的号召，我这个疯子，竟满怀信心！而今我已不再有信心了，然而我还在敲着警钟，而且要敲到最后，直至躺进坟墓；我要不停地拉钟绳，直至我的丧钟响起！”
唉！我们只能唯唯称是。我们向自己的导师鼓掌，而且还那么热烈！怎么办呢，先生们，现在不还时常听到这种“可爱的”、“聪明的”、“自由主义的”陈腐的俄国废话吗？
我们的导师信仰上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把我说成无神论者？”他有时说道，“我是信仰上帝的，但是要区别，我所信仰的上帝是这样一个生灵，他意识到我即是他。我的信仰总不能不有别于我的娜斯塔霞（女仆），或某个为了‘以防万一’而信仰的地主老爷，或我们亲爱的沙托夫吧，不过，不，沙托夫不能作数，沙托夫是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他的信仰是被迫的。至于基督教，我虽然对它怀着由衷的敬意，却并不是基督教徒。不如说我是古代的异教徒，就像伟大的歌德或古希腊人。就说一点吧：基督教不了解妇女，这在乔治·桑的一部天才小说[47]中有出色的描写。至于我是否顶礼膜拜、斋戒以及其他等等，我不明白，这与别人何干。不论这里的告密者们怎样活跃，反正我不想当耶稣会士。一八四七年别林斯基在国外给果戈理写了那封著名的信[48]，强烈指责他信仰‘什么上帝’。咱俩说说，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比果戈理（当时的果戈理！）读了这句话……和这封信的瞬间更富于喜剧色彩了！不过，撇开可笑之处不谈，我对问题的实质是关心的，所以我要说，要指出：他们才是人物啊！他们爱人民，能为人民经受磨难，能为人民牺牲一切，与此同时却能在必要时不迎合人民，在某些见解上不予苟同。事实上别林斯基是决不会在斋戒或吃素中寻找出路的！……”
可是沙托夫这时插话了。
“您的这些人物从来没有爱过人民，没有为人民受过苦难，也没有为人民作过任何牺牲，不论您怎样想，怎样自鸣得意！”他阴沉地发着牢骚，低下头，不耐烦地转向一边。
“你说他们不爱人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尖叫起来，“噢，他们是多么热爱俄罗斯啊！”
“他们既不爱俄罗斯，也不爱人民！”沙托夫也尖叫起来，双目炯炯，“你不可能爱你所不了解的东西，而他们对俄罗斯人民是毫无认识的！他们，您也在内，都对俄罗斯人民视若无睹，别林斯基尤其如此，这从他给果戈理的信里就能看出来。别林斯基和克雷洛夫寓言中那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模一样，他在珍禽异兽陈列馆里没有看见大象，却全神贯注于法国的那些社会主义小甲虫[49]；此外他们什么也看不见。而他看来比你们大家都更聪明啊！你们不仅忽视人民，而且还以极端恶劣的藐视态度对待人民，就说一点吧：你们心目中的人民就只是法国人民，而且还只是巴黎市民，于是你们因为俄罗斯人民不同于他们而感到脸上无光。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谁失去人民，谁也就失去上帝！一定要知道，凡是不再能理解自己的人民并失去与人民的联系的人，随即就会失去祖先的信仰，成为无神论者或者变得冷漠无情。我的话是对的！这是必定会得到验证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和我们现在全都是可憎的无神论者或堕落的冷血动物，就是这样！您也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丝毫没有把您看作例外，甚至这番话就是针对您而说的，这一点您要明白！”
通常在讲了这样一段独白（这是他常有的事）之后，沙托夫就抓起便帽，向门口冲去，满心以为，现在全完了，他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友好关系从此彻底破裂。然而那一位总是能及时让他止步。
“我们不能和解吗，沙托夫，在你发了这一通可爱的妙论之后？”他说，心平气和地从圈椅里向他伸出手来。
笨拙而害羞的沙托夫不爱表达温情。这个人外表粗鲁，看来为人却心细如发。尽管时常失去分寸，可是首先因此而难受的就是他自己。听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善意的话语，他轻轻地叽咕了一句什么，像狗熊一样在原地踏了踏脚步，蓦地笑了，他把便帽放在一边，坐到了原来的椅子上，眼睛还是瞅着地下。不用说，酒送上来了，于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找个适当的借口，譬如说，为纪念过去的哪一位活动家而举杯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