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上还有一个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对他的依恋不亚于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就是她的独子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就是为了他，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才被聘为家庭教师的。男孩那时八岁，而他的父亲，轻浮的斯塔夫罗金将军，当时已和他的妈妈分居，所以孩子是在她一个人的扶养下长大的。应当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句公道话，他能赢得学生的好感，全部秘密就在于他自己也是个孩子。那时我还不在这里，而他总是需要一个真诚的朋友。他无意让这个小不点儿做自己的朋友，他还很小很小。结果却是自然而然地情投意合，相互之间毫无隔阂。他不止一次在夜里叫醒自己的十岁或十一岁的朋友，仅仅为了向他哭诉自己受了伤害的感情或向他透露家庭的什么隐私，却没有想到，这种做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他们互相投入对方的怀抱，失声痛哭。小男孩知道妈妈很爱他，但他却未必也很爱她。她很少与他谈话，很少使他过于感到什么拘束，然而他似乎总是浑身不自在地感觉到她密切注视着自己的目光。不过，母亲已经把孩子的学业和道德教养完全托付给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时她还完全信赖他。应当说，老师使学生的神经有点病态。他十五岁被送进高等政法学校的时候，孱弱而苍白，出奇地安静而耽于沉思（后来却体力过人）。还应当考虑到，两个朋友深夜彼此投入对方的怀抱，并非都是为了家庭细故而流泪。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善于深深地触动朋友的心弦，在他的内心引起最初的、还颇为朦胧的忧伤，有的人一旦品味了、体验了这种悠远、神圣的愁绪，以后就再也不会拿它去换取廉价的满足了。（也有一些人爱惜这种闲愁胜于最甜美的满足，即使后者是有可能得到的。）然而好在师生二人终究各自东西了，尽管为时已晚。
头两年这个年轻人曾离校回家度假。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旅居彼得堡期间，他有时出席妈妈家里的文学晚会，听听，看看。他很少说话，依旧沉静而腼腆。他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仍旧抱着温存关切的态度，不过比较克制一些了：显然在回避同他谈论高雅的话题或忆旧。毕业后，他按照妈妈的愿望参了军，不久被编入最著名的近卫骑兵团之一。他没有穿军装来见妈妈，而且从彼得堡写来的信也少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毫不吝惜地给他寄钱，尽管改革以后她那些农庄的收入大为减少，初期的收入还不到过去的一半。不过她长期节俭积攒了一笔不算太小的款子。她对儿子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成功很感兴趣。她未能办到的事，富有而前途远大的青年军官却办到了。他所恢复的交往，是她所无法梦想的，而且他到处受到亲切接待。但是不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就听到了一些相当奇怪的流言：这个年轻人不知怎么突然疯狂地寻欢作乐起来。倒不是赌博或酗酒；只听说他狂放不羁，骑马踩死了人，还听说他对上流社会一位夫人的兽行，他与这位夫人有染，后来却又当众羞辱她。这实在是一种太明目张胆的卑鄙行径。此外，人们还说他喜欢寻衅滋事，为了逗乐而侮辱别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心烦意乱，忧心忡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安慰她说，这不过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精力过剩，大海的波涛终会平静下来的，这一切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亲王，他在青年时代也曾与福斯塔夫、波因斯和桂嫂[50]为伍，寻欢作乐。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这一次没有大喊“胡扯，胡扯！”，尽管近来她常常冲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样叫嚷，相反，她听得很认真，吩咐他详加说明，亲自拿起莎士比亚的作品，专心致志地阅读了这部不朽的历史剧。然而历史剧未能使她得到安慰，而且她也没有发现有多少相似之处。她在发出几封信之后，正急切地等待着回音。回音倒是没有耽搁，很快就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亨利亲王几乎接连进行了两场决斗，而且决斗的起因都是由于他的错，他一枪击毙了一个对手，又使另一个残疾，他由于这种行为而受到法庭审判。结果是降为士兵，并被剥夺权利，发配到一个步兵团服役，这还是特别从宽处理。
一八六一年，他不知怎么竟突然出人头地了，他获得了十字勋章并提升为军士，然后不知怎么又很快晋升为军官。在此期间，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也许向首都发了近百封求情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她不惜略微降低身份。提升后，年轻人突然退伍，又没有回斯克沃列什尼基，而且根本不再给母亲写信了。最后总算从侧面打听到，他又到了彼得堡，可是被原先的社交界拒之门外；他似乎在什么地方藏了起来。后来才知道，他混迹于一伙怪人之中，交往的都是彼得堡居民中的败类、潦倒的官吏、傲气地乞讨为生的退伍军人以及酒鬼，出入他们肮脏的家，在天知道什么小胡同的昏暗的贫民窟里度过日日夜夜，他堕落了，衣衫破旧了，看来他是喜欢这样过日子。他从来不向母亲要钱，他有自己的一个小庄园，那是从前属于斯塔夫罗金将军的一个小村庄，它毕竟能供给一点儿收益，听说他把它租给了一个萨克森的德国人。后来母亲央求他回来，于是亨利亲王来到了我们的城市。这时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在此之前还从未谋面。
他是非常英俊的青年，二十五岁左右。我承认，他使我大为惊讶。我原以为会遇见一个因淫荡而形容枯槁、酒气熏人的肮脏浪子。恰恰相反，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温文尔雅的绅士，他的举止是熟谙最高雅的风度的上流人士才会有的。吃惊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全城的人都感到诧异，当然，他们都知道斯塔夫罗金先生的种种经历，你难以想象，其中的一些细节他们是从哪里了解到的，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细节竟有一半是真实的。我们所有的女士都为这位新来的客人而发了疯。她们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方：一方崇敬他，另一方对他恨之入骨；但全都同样地发了疯。有的人特别着迷的是，他的内心也许隐藏着一个不祥的秘密，有的人却恰恰喜欢他是一个杀人凶手。同时还发现，他受过很好的教育；甚至确有几分真才实学。当然，要使我们这些人惊奇，并不需要有太多的知识；然而他还能就重要的时局问题发表见解，而且他的谈吐表现了出色的理智。说来也怪，我们大家几乎从第一天起就认定他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不大爱说话，文雅而不做作，异常谦逊，同时，他的勇敢和自信也为我们大家所不及。我们的那些纨绔子弟都怀着妒意看他，在他面前相形见绌。他的面貌也使我大为惊讶：他的头发很黑很黑，明亮的眼睛平静而清澈，脸色娇嫩而白皙，面颊上的红晕鲜艳而光洁，齿如珍珠，唇若涂丹，照说，该是画中才有的美男子，可是同时却又似乎令人望而生厌。人们说，他的脸仿佛一个面具，而他那非凡的体力也引起了不少议论。他算得是高个子。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为他而自豪，却又总是感到惴惴不安。他在我们这里住了半年，萎靡、平静、心情阴郁；他出入社交界，而且一贯注意遵循本省的习俗，礼节周到。省长是他父系的亲戚，在省长家里他作为近亲而受到款待。可是几个月过去，野兽突然露出了利爪。
我顺便提一提，前任省长，我们亲切和善的伊万·奥西波维奇，有点儿娘娘腔，不过家世高贵，有上层关系，所以才能在我们这里尸位素餐那么多年。按他的慷慨好客来说，他本该是过去太平年代的首席贵族，而不是在我们这个多事之秋担任省长。市里常有人说，掌管省内事务的并不是他，而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当然，这话说得很刻薄，完全是谎言。说真的，我们在流言蜚语上耗费的心机还少吗？其实近年来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特意推辞了所有的高级任命，尽管整个社会非常爱戴她；她自愿恪守一些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正是她自己为自己规定的。她放弃高级职务，突然搞起了经营，并且在两三年内使自己庄园的收入几乎达到了原先的水平。她还放弃了早先那些富有诗意的激情（彼得堡之行、想出版刊物等等）而开始聚敛钱财。甚至疏远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让他在另一幢房子里赁屋居住（他本人早就以种种借口向她提出这个要求了）。渐渐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把她叫作乏味的女人，甚至说得更滑稽：“我那位乏味的朋友”。当然，他在开这样的玩笑时总是态度恭谨，而且要久久地等候适当的时机。
我们这些交往密切的人都明白（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最敏感的一个），现在儿子似乎是作为新的希望，甚至作为一种新的梦想而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对儿子的一片深情开始于他在彼得堡社交界受到欢迎的时候，从他被降为士兵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起，这份深情更是特别强烈起来。同时，她却显然怕他，在他面前仿佛就是一个奴隶。可以看出，她怀有一种模糊的、神秘的恐惧，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怕的是什么，多少次她暗暗地注视着尼古拉，一面在想象着、猜测着什么……这不，野兽突然伸出了利爪。
二
我们这位亲王突然有两三次无缘无故地对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可容忍的粗鲁无礼的举动，主要是这种失礼闻所未闻，太不像话，绝对不是一般的失礼，而是极其恶劣的顽童行径，鬼才知道是为什么，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俱乐部最受尊重的主任之一，彼得·帕夫洛维奇·加甘诺夫，一位老者，工作很有成绩，他有一个无可厚非的习惯，说起话来会热烈地加上一句：“不，先生，牵着我的鼻子走可不行！”那就随他去吧。可是有一天在俱乐部里，他谈起一个激烈的话题时，又对聚在他周围的一群来宾（都不是无足轻重之辈）说了这个警句。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独自站在一边，谁也没有招惹他，却走到彼得·帕夫洛维奇面前，出其不意地用两根手指紧紧捏住他的鼻子，竟拖着他在大厅里走了两三步。他对加甘诺夫先生不可能有任何恶感。可以设想，这纯粹是小学生的顽皮，不用说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不过后来人们说，他在那样做的瞬间几乎是若有所思，“似乎神志不清”；然而这是很久以后人们的回忆和想象。在气头上，大家只记得第二个瞬间，那时他想必已经明白了真相，不但没有觉得尴尬，相反，却幸灾乐祸地笑着，“毫无悔过之意”。在可怕至极的一片哗然声中，他被团团围住。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转动着身子，看看四周，他谁也不搭理，只是好奇地瞅着那些惊呼的脸。最后，他又仿佛陷入沉思，至少人们是这样传说的；他皱眉蹙额，坚定地走到被侮辱的彼得·帕夫洛维奇面前，带着明显的懊丧神气，迅速地低声说道：
“您，当然啦，会原谅我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突然要……荒唐……”
这样漫不经心的道歉，无异于又一次侮辱。人们叫嚷得更凶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耸耸肩，走了。
这一切很荒唐，不消说也很恶劣，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起预谋的、蓄意的丑行，因而对我们整个社交界构成蓄意的、肆无忌惮的侮辱。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首先，大家一致决定立即将斯塔夫罗金先生从俱乐部开除；然后以整个俱乐部的名义上书省长，请求他立即（在事情正式闹到法庭上去之前）“运用他所拥有的行政权力”，约束这个害群之马、京城的“恶棍”，“以保障本市上流社会的安宁，免遭有害的侵犯”。同时恶毒而又貌似天真地加了一句：“也许，对斯塔夫罗金先生也是能找到适用的法律的。”这句话是特意为省长而写，奚落他袒护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人们幸灾乐祸地喋喋不休。当时省长碰巧不在市内；他到离城不远的地方为一个新寡的漂亮女人的婴儿施行洗礼，丈夫去世时她已怀有身孕；不过大家知道，他不久就会回来。在等待的时候，他们向可敬的受了委屈的彼得·帕夫洛维奇欢呼致意，与他拥抱、亲吻；全市的人络绎不绝地去拜访他。人们为了向他致敬，甚至打算预订宴席，只是由于他的坚决推辞方才作罢，——也许他们终于醒悟，这个人毕竟是被牵过鼻子的，大事张扬就不必了。
不过，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发生呢？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全市的人谁也没有把这一粗野的行为归因于精神失常。这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是干得出这种事的，即使是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就我而言，至今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尽管随即发生的事情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而且看来已经使大家尽释前嫌。我还要补充一点，四年以后，我曾小心翼翼地问到俱乐部里的这件往事，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皱起眉头回答道：“是的，当时我不很健康。”不过这是后话。
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还有当时我们大家攻击这个“害群之马和京城的恶棍”时的那种普遍的憎恨。人们认定，那是企图一下子使整个社交界受辱的可耻的预谋。确实，他没有赢得任何人的好感，相反，激起了所有人的敌意，——可是为什么呢，请问？在这起事件之前，他从未与人争吵，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而是彬彬有礼，就像流行画上的翩翩少年，如果后者也会说话的话。我觉得人们是憎恨他的骄傲。甚至当初仰慕他的那些女士现在却比男人们更狂热地反对他。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万分吃惊。后来她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承认，这一切早在她的意料之中，半年来每天都在预料会出事，而且就是“这样的事”——亲生母亲的这种表白是值得注意的。“开始啦！”她胆战心惊地想。在俱乐部里那个不幸的傍晚的翌日上午，她谨慎然而坚决地与儿子谈了话，这个可怜的女人尽管很坚决，却浑身哆嗦，面色苍白。她通宵未睡，甚至一大早就去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商量，而且哭了起来，她是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流泪的。她希望尼古拉至少对她说点儿什么，哪怕给个解释。对母亲一向恭敬有礼的尼古拉，双眉紧锁却很认真地听她说了一会儿；突然他站了起来，不赞一词，吻了吻母亲的手就走了。就在当天晚上，偏偏又发生了一起丑闻，尽管比第一次丑闻轻微得多，也更寻常一些，然而由于群情激昂，也就大大加剧了全市的一片责难声浪。
这一回是给我们的朋友利普京碰上了。他在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与母亲谈话后立即前来，热诚邀请他光临他为庆祝妻子生日而举行的家庭晚会。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早就忧心忡忡地注意到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这种结交下等人的倾向，但是对于这一点不敢提出任何意见。在利普京之外，他已经结识了第三等级甚至更低下的一些人，——他就喜欢这样。他至今还没有去过利普京的家，尽管同他本人见过面。他看出利普京此时邀请他，是由于头一天在俱乐部里的闹剧，他作为本地的一个自由主义者，正为出了这场闹剧而喜出望外，真诚地认为，对俱乐部的那些主任就该这样，干得好。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笑了，答应出席。
宾客盈门，他们虽然外表平常，却很活跃。爱面子、爱忌妒的利普京每年只有两次在家里宴请宾客，但是每当这时却毫不吝啬。最尊贵的客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因病未到。茶端上来了，有丰盛的冷盘和伏特加；开了三桌牌局，年轻人在等待晚宴的时候，在钢琴伴奏下跳起舞来。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邀请利普京夫人（一位非常美貌的女士，在他面前胆怯极了）跳了两圈，又在她身边坐下交谈起来，并且逗得她笑了。于是他发觉，她笑起来是那样美，突然，他竟在来宾众目睽睽之下，搂着她的腰，甜甜蜜蜜地在她的唇上一连亲吻了三次。可怜的女人惊得昏厥了过去。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拿起礼帽，走到在大家一片惊慌中不知所措的丈夫面前，局促不安地看着他，低低地说了一声“您别生气”，就走了。利普京跟着他跑进前厅，亲自把毛皮大衣递给他，在楼梯口一再鞠躬送别。相对而言，这件事实质上算不了什么，可是第二天却偏偏添了一段相当有趣的插曲，它甚至为利普京赢得了些许敬意，他也就为了自身的好处而充分地利用了它。
上午十点光景，利普京的女仆阿加菲娅来到斯塔夫罗金夫人家里。她是个大胆泼辣、脸色红润的婆娘，三十岁左右，是奉命求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而且一定要“见到少爷他本人”。他头痛得厉害，但还是出来了。在她转达问候时，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碰巧也在座。
“谢尔盖·瓦西利伊奇（即利普京），”阿加菲娅伶牙俐齿地说道，“首先吩咐我问候您，探望您身体可好，少爷，在昨天的事情之后您睡得怎样，现在觉得身体还好吗，在经过昨天那样的事情之后，先生？”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不禁一笑。
“替我问候并感谢你的主人，替我转告他，就说他是全城最聪明的人。”
“他曾吩咐我回答您的这句话，”阿加菲娅更利索地接过话头，“他说，这不用您提他也知道，并且祝愿您也一样聪明过人。”
“嗬！他怎么会预先就知道我要对你说的话呢？”
“他怎么会知道，我就不明白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穿过了一条小巷，却听见他追了上来，帽子也没戴，他说：‘阿加菲娅，如果他很沮丧，吩咐你：“告诉你的老爷，全城就数他最聪明”，你不要忘了马上回答说：“他自己很了解这一点，少爷，并且祝愿您也同样聪明，少爷”……’”
三
最后是与省长的一次谈话。和蔼可亲的伊万·奥西波维奇刚刚回来，刚刚听了俱乐部的激烈申诉。毫无疑问，必须采取措施，但是他却犹豫不决。这位慷慨好客的小老头儿仿佛也有点儿畏惧自己的年轻的亲戚。不过，他下决心说服他向俱乐部和受侮辱的人道歉，而且要采取令人满意的方式，必要时还要书面道歉；然后又婉转地劝他离开我们这里，比如为了增广见闻而前往意大利或国外的无论什么地方。在他这次出来接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大厅里（过去这个青年作为亲戚是可以在府里随意走动的），文雅的阿廖沙·捷利亚特尼科夫在角落里的桌边拆阅公文，他是官员，同时也是省长家里的常客；隔壁房间，在紧靠大厅门口的窗户旁边，坐着临时来访的客人，一位健壮的上校，伊万·奥西波维奇的朋友和旧同事，他在阅读《呼声报》[51]，不言而喻，丝毫没有去注意大厅里的情况，甚至是背朝着大厅。伊万·奥西波维奇的话很婉转，声音近乎耳语，但总是有点儿词不达意。尼古拉看上去很不友好，绝不是亲戚的态度，他面色苍白，低头坐着，皱着眉头听，仿佛在强忍着剧烈的痛苦。
“您心地善良、高尚，尼古拉，”老头儿又顺便说道，“您有教养，出入上流社会，到这里以后也一直举止得体，使我们大家都敬重的您的母亲深感宽慰……可现在一切又这样不可捉摸，令人担心……我是您家的朋友，是真心爱护您的长辈，而且是您的亲戚，说您两句您是不该见怪的……告诉我，您怎么会有那么放纵的行为，把一切礼节和分寸都置之不顾？这种形同谵妄的行径是什么意思？”
尼古拉气愤地、不耐烦地听着。突然他的目光闪过一丝狡狯、嘲弄的神色。
“好吧，我来告诉您，”他阴沉地说道，然后向周围扫了一眼，就向伊万·奥西波维奇的耳边凑了过去。有礼貌的阿廖沙·捷利亚特尼科夫避开了，又向窗户走了两三步，而在看《呼声报》的上校咳嗽了一声。可怜的伊万·奥西波维奇信任地急忙把耳朵凑过去；他好奇极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绝对无法容忍，而从某个观点来看，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老头儿突然觉得，尼古拉并不是向他透露什么有趣的秘密，而是猛地咬住他耳朵的上边，使劲地咬了下去。他发抖了，窒息了。
“尼古拉，开什么玩笑！”他下意识地呻吟道，声音都变了。
阿廖沙和上校还莫名其妙，况且他们也看不见，始终以为那两个人是在说悄悄话；可是老人绝望的神情使他们深感不安。他们面面相觑，不知该按约定扑上去救人呢，还是再等一等。尼古拉也许察觉了，就狠狠地又咬了一下。
“尼古拉，尼古拉！”受害者又呻吟起来，“唉……玩笑开过了，够啦……”
再过片刻，可怜的老人无疑会吓死；不过坏蛋发了善心，放开了耳朵。致命的恐惧持续了一分钟之久，随后老人就似乎发病了。但半小时以后尼古拉被捕，临时押往拘留所，关在单间牢房里，门口还专门设了岗哨。这是一个严厉的决定，可我们那位温和的长官如此怒不可遏，决定即使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面前也要亲自承担责任。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夫人在盛怒之下前来要求省长立即作出解释时，竟被挡驾；于是她没有下马车就打道回府了，这使她自己也难以置信。
最后总算真相大白！午夜二时，一直非常安静甚至已经入睡的囚徒突然吵闹起来，疯狂地用拳头捶门，使出非凡的力气扳断了门上小窗子的一根铁条，砸碎了玻璃，割破了自己的双手。值勤的军官带着小分队和钥匙赶来，下令打开牢房，要扑上去把疯子捆起来，这时才发现他正患着极其严重的震颤性谵妄症；他被送回家里交给了他的母亲。这一来真相大白。三位医生都认为，三天之前病人可能已经恍恍惚惚，虽然看上去清醒、狡狯，可是已经丧失了健全的理性和自主能力，再说，这已为事实所证明。由此可见，最早猜想到实情的是利普京。和蔼敏感的伊万·奥西波维奇感到很尴尬；然而有趣的是，显然他当初也认为，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即使在神志完全清醒的时候也会干出疯疯癫癫的事来。在俱乐部里，大家也感到羞愧，他们纳闷，怎么对昭然若揭的事竟视若无睹，放过了对种种怪事的唯一可能的解释。不消说，也有怀疑派，但不久也就不攻自破。
尼古拉卧床两个多月。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名医会诊；全城的人纷纷拜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她不再计较。到了春天，尼古拉已经痊愈，而且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母亲提出的前往意大利的建议，于是她要求他向我们大家辞行，并且在必要时尽可能道歉。尼古拉欣然同意。俱乐部里的人都知道，他在彼得·帕夫洛维奇·加甘诺夫家里同他作了一番极其温文有礼的解释，使他十分满意。在各处辞行时，尼古拉神态很严肃，甚至有点儿忧郁。大家显然满怀同情地接待他，可是不知怎么都觉得很尴尬，而且对他即将去意大利感到高兴。伊万·奥西波维奇甚至潸然泪下，可是不知为什么，即使在最后话别时也没有同他拥抱。诚然，有些人还是相信，这个坏蛋不过是把大家嘲弄够了，至于生病不过是说说罢了。他也拜访了利普京。
“您说说，”他问道，“您怎么预先就猜到了我会谈起您的聪明，而且给阿加菲娅准备了答复呢？”
“是这么一回事，”利普京笑道，“我认为您也是一位聪明人，所以您的回答我能预料得到。”
“这毕竟是值得玩味的巧合。不过请问：这么说来，您在打发阿加菲娅来的时候，认为我是一个聪明人而不是疯子？”
“一个极聪明、极有理性的人，我不过假装相信您神志失常罢了……而您自己当即猜到了我的想法，并且通过阿加菲娅承认了我的机敏。”
“嗯，您还是错了；我当时真的……有病……”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皱着眉头喃喃说道，“噢！”他叫道，“难道您真的以为，我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会去冒犯别人吗？我又何必那样呢？”
利普京弓着腰无言以对。尼古拉脸上变色，也许这不过是利普京的错觉。
“不管怎么说，您的思路很有趣，”尼古拉接着说道，“至于阿加菲娅，我当然明白，您是打发她来骂我的。”
“总不能要求跟您决斗吧，先生？”
“哦，想起来了！我好像听说过，您是不喜欢决斗的……”
“何必照搬法国的那一套呢！”利普京又躬起了身子。
“维护民族性？”
利普京更加躬起了身子。
“哎呀！我看见了什么啊！”尼古拉叫道，他突然发现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放着一本孔西德朗[52]的著作，“您莫非是傅立叶主义者？恐怕就是！这难道不是译自法文，不同样是照搬法国的一套？”他笑道，用手指敲着书本。
“不，这不是译自法文！”利普京简直是悻悻然跳起来说道，“这是译自全人类的语言，先生，而不仅仅是译自法文！是译自全人类的社会共和、社会和谐的语言，正是如此，先生！而不是单单译自法文！……”
“哼，见鬼，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语言！”尼古拉还是笑着说。
有时甚至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使人异常震惊而且历久难忘。关于斯塔夫罗金先生，主要的要在以后细说；可是现在作为笑谈，我要指出，在他逗留于我们这个城市期间，在他所有的印象之中，最鲜明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的却是这个省城小吏的猥琐甚至卑贱的德行，一个爱忌妒的小人，一个粗鲁的家庭暴君，残羹剩饭和蜡烛头都要锁起来的守财奴和高利贷者，同时却又是天知道什么未来“社会和谐”的狂热信徒，夜夜陶醉于未来法郎吉[53]的幻境，对法郎吉即将在俄罗斯和省内实现深信不疑。而这是在他攒钱买了“小屋”的地方，在他再婚并因而聚敛了一小笔钱财的地方，这里，也许方圆百里之内，包括他在内，连貌似“全人类社会共和与社会和谐”的未来成员的人也没有。
“天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尼古拉一想起这个冒出来的傅立叶主义者就感到纳闷。
四
我们的亲王旅行了三年多，城里的人几乎都把他忘了。我们却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里了解到，他跑遍了欧洲，还到过埃及，顺道访问了耶路撒冷；后来在某地混进了一个赴冰岛的科学考察队，而且确实去了一趟冰岛。还听说，他在一所德国大学听了一个冬天的课。他很少给母亲写信，半年甚至更久才写一封；然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不怒不怨。同儿子的这种关系既已形成，她也就逆来顺受，时刻思念着、盼望着自己的尼古拉。她不向任何人诉说思念之情，也不抱怨。甚至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显然疏远一点了。她暗自筹划，比以前似乎更吝啬了，更注意攒钱，还常常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打牌输钱而生气。
今年四月她终于收到一封寄自巴黎的信，是她的童年女友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德罗兹多娃将军夫人写来的。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与她已有八年之久不曾见面，也没有书信往来）这次在来信中告诉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和她一家过从甚密，而且同莉莎（她的独生女）成了朋友，还准备在夏天与她们同去瑞士，去韦尔涅—蒙特勒[54]，虽然他被目前逗留于巴黎的K伯爵（在彼得堡很有势力的人物）待如亲子，几乎就住在伯爵家里。信虽简短，却清楚地表明了意向，尽管除了上述事实之外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断语。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没有多加考虑，迅速作出了决定，她收拾行装，带上养女达莎（沙托夫的妹妹），在四月中旬赶赴巴黎，然后到了瑞士。七月她独自回来了，把达莎留在德罗兹多娃家中；她带回来的消息说，德罗兹多娃母女答应于八月底来访。
德罗兹多夫一家也是本省地主，然而伊万·伊万诺维奇将军（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过去的朋友，她丈夫的同事）的公职使他无暇探望自己的出色的庄园。将军于去年过世，郁郁寡欢的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就带着女儿出国了，顺便接受葡萄疗法，想在后半个夏季在韦尔涅—蒙特勒治疗。她打算回国以后在本省永久定居。她在市内有一所窗户都已经钉死，空关多年的大府第。这是一个殷富之家。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的结发丈夫是图申，她和贵族女子寄宿中学时代的女友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一样，也是从前的包税商的女儿，出嫁时也有丰厚的嫁妆。退役骑兵上尉图申本人也很富有，而且才具不俗。他死后给七岁的独生女留下了大笔遗产。现在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已近二十二岁，可以有把握地说，她本人名下就有二十万卢布，还不算她母亲死后该归她所有的财产，她母亲再婚以后不曾生育。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对自己的这趟旅行显然十分满意。在她看来，她与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的商谈有了满意的结果，而且回来以后把一切都告诉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甚至对他很热情，这在她是许久不曾有过的了。
“乌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叫道，还打了个榧子。
他欣喜若狂，尤其是因为他在与朋友分别期间一直极其沮丧。她出国前甚至没有向他好好道别，对“这个窝囊废”丝毫没有透露自己的计划，担心他或许会露了口风。那时她因为突然发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打牌输了很多钱而生他的气。不过在瑞士时她就由衷地觉得，归国后要补偿一下被冷落的朋友，况且很久以来她就态度冷峻。迅速而神秘的分别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一颗畏怯的心感到震惊和痛苦，而且事有凑巧，其他的一些令他困惑的难题也接踵而至。他深感苦恼的是早已欠下一笔巨额债务，没有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支援无论如何也无法偿还。此外，我们善良软弱的伊万·奥西波维奇的省长任期到今年五月终于届满；他被撤换了，而且有些不愉快的遭际。其次，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出国期间，恰逢我们的新任省长安德列·安东诺维奇·冯·列姆布克就任；与此同时，本省的几乎整个社交界立即对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因而也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明显地改变了态度。至少他已经收集了某些尽管珍贵却令人不快的观察结果，看来他因此而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离开的情况下独自惶惶不可终日。他忐忑不安地料想，已经有人向新任省长告发他是危险人物。他确知，我们的某些女士打算中止对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拜访。关于未来的省长夫人（预料她初秋才能到达），人们不厌其烦地说，虽然据说她是一个骄傲的女人，然而却是真正的女贵族，不像“我们那个可怜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所有的人也不知从哪里耳熟能详，说新任省长的夫人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曾在上流社会见过几次面，后来彼此怀有敌意而断绝了来往，因此似乎一提到冯·列姆布克夫人就会刺痛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愉快而得意的模样，她在听说那些夫人的议论和社会上的风风雨雨时不屑一顾的平静，使惶恐不安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重振了沮丧的心情而立刻高兴起来。于是他以一种特别欢快而讨好的幽默口吻详细描述新省长赴任的情景。
“您，十分尊敬的朋友，无疑了解，”他俏皮地说道，夸张地拉长音调，“俄国行政长官一般说来意味着什么，而新的行政长官又意味着什么，所谓新的就是新出笼的、新上任的……这些没完没了的俄语词儿！……可是您未必知道什么是命令狂，未必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吧？”
“命令狂？不知道是什么。”
“这就是……您知道，在咱们这儿……总之，假如让一个最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去出售那些乱糟糟的火车票，那么在您去买票的时候，这个小人物立刻就自以为有权像朱庇特[55]一样高高在上，以便向您显摆自己的权力，‘让你领教一下我的权威……’，这样就在他们身上发展为命令狂……总之，我就读到过，我们国外一座教堂的某个执事。——这可真有意思，——把一家体面的英国人，迷人的女士们，赶出了教堂，真的赶了出去……就在大斋节开始之前，——您是知道赞美诗和《约伯记》的[56]……唯一的借口是‘外国人在俄国教堂里溜达不成体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来……’，把人家气得晕了过去……这个执事就是命令狂发作，而且他终于显示了自己的权力……”
“说得简短些吧，要是可以的话，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冯·列姆布克先生目前在省内巡视。总之，这位安德列·安东诺维奇虽然是信仰东正教的德裔俄国人，而且还是——姑且这么说吧——一个出色的美男子，四十岁年纪……”
“您怎么说他是美男子呢？一双山羊眼。”
“对极了。我不过是姑且同意那些女士们的看法罢了……”
“让我们换个话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求您啦！顺便问问，您系红领结很久了吗？”
“我……我只是今天才……”
“您散步吗？是否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步行六俄里？”
“不……不是每天。”
“我就知道嘛！我在瑞士时就有预感！”她愤愤地叫道，“现在您不是要步行六俄里，而是十俄里！您懒散得可怕，可怕，可怕啊！您不是上了年纪，而是衰老了……我刚才见到您时吃了一惊，尽管您系着红领结……这是多么奇怪的打扮啊！接着谈冯·列姆布克吧，如果确实有话可谈的话，不要没完没了，我求您；我倦了。”
“总之，我不过是要说，他也是四十岁发迹的行政官员，那种人四十岁以前碌碌无为，然后凭借裙带关系或通过某种同样恶劣的其他手段而突然飞黄腾达……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发达了……我是想说，关于我，人们纷纷打小报告，说我腐蚀青年，是本省传播无神论的温床……他马上就查问起来了。”
“真的？”
“我甚至采取了对策。有人向他‘报告’，说您‘控制着本省’，您要知道，——他竟敢说，‘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
“是这么说的吗？”
“他说‘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而且那么傲慢……八月底我们在这里将有幸见到省长夫人尤莉娅·米海洛夫娜，她直接从彼得堡来。”
“是从国外来。我们在国外见过面。”
“真的？”
“在巴黎和瑞士。她是德罗兹多夫家的亲戚。”
“亲戚？真是绝妙的巧合！据说她爱慕虚荣，似乎……有上层关系？”
“胡说，无足轻重的关系！四十五岁以前，一直是不名一文的老姑娘，现在急急忙忙地嫁给了她的冯·列姆布克，当然，目前她的全部目的就是加强他的地位。一对阴谋家。”
“听说比他大两岁？”
“大五岁。在莫斯科，她的母亲在我家门槛上把裙子的下摆都磨破了；我丈夫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还在世，她低声下气地请求参加我家的舞会。而这个尤莉娅往往通宵独自坐在角落里，没有舞伴，无精打采，我因为可怜她，两点多钟才给她拉了第一个舞伴。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出门时还像个小丫头穿着短短的连衣裙。在家里接待她们实在有失体面。”
“那无精打采的模样仿佛就在我眼前。”
“我告诉您，我一到那里就碰到了阴谋。您刚才不是看了德罗兹多娃的信吗，再清楚不过了吧？我见到了什么？就是这个傻瓜德罗兹多娃，——她从来就是傻瓜一个，——突然疑问地看着我，那意思是您怎么来了？您想象得到，我多么惊讶！我一看，只见这位列姆布克太太在献殷勤，在她身边的就是那个表亲，德罗兹多夫老头的侄子，——全明白了！不消说，我立刻扭转了局面，普拉斯科维娅又站到了我一边，嘿，阴谋，阴谋啊！”
“然而您战胜了阴谋。啊，您是俾斯麦！”
“我不是俾斯麦，不过我能随时随地看穿虚伪和愚蠢，列姆布克太太是虚伪，而普拉斯科维娅就是愚蠢。我难得遇见更无精打采的女人，而且两条腿浮肿，而且心好。谁能比一个愚蠢的好心人更蠢呢？”
“凶恶的傻瓜，我的好朋友，凶恶的傻瓜更蠢呢。”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庄重地反驳道。
“也许您是对的，您还记得莉莎吧？”
“非常可爱的孩子！”
“现在已经不是孩子，是女人了，而且是有个性的女人。高尚，热情，我喜欢她，因为她从不迁就她那个轻信的傻瓜妈妈。就因为那个表亲，差一点出了事。”
“嘿，事实上他根本不是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的亲戚……他在打什么主意吗？”
“您知道，他是青年军官，沉默寡言，甚至很腼腆。我一向爱说公道话。我觉得，他本人是完全反对这起阴谋的，而且一无所求，只有列姆布克太太在耍诡计。他很尊重尼古拉。您要明白，事情完全取决于莉莎，我离开的时候她和尼古拉的关系极好，而且他亲自答应我，十一月一定回来。可见，只有列姆布克太太在搞阴谋，而普拉斯科维娅只是一个盲从的女人罢了。她突然对我说，我的怀疑全是想入非非；我当面告诉她，她是傻瓜。就是末日审判时我也这么说。要不是尼古拉请求我暂时离开，在揭穿这个虚伪的女人之前我是不会走的。她通过尼古拉巴结K伯爵，她想挑拨儿子和母亲的关系。可是莉莎站在我们一边，我和普拉斯科维娅也已经谈妥。您知道卡尔马津诺夫是她的亲戚吗？”
“什么？是冯·列姆布克夫人的亲戚？”
“是的，是远亲。”
“卡尔马津诺夫，那位短篇小说作家？”
“是的，作家，您为什么吃惊？当然，他自以为是个大人物。自负的家伙！她将同他一起来，目前在那里正围着他转。她准备在这里搞个什么活动，好像是什么文学聚会。他到这儿来逗留一个月，打算把这里的最后一个庄园卖掉。在瑞士时我差点儿碰见他，我可不愿与他见面。不过，我希望他会赏光打听我。从前他常给我写信，也常到我家里来走动。我真希望您穿得好一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您一天比一天邋遢了……噢，您真让我难受！目前在读什么书啊？”
“我……我……”
“我明白。还是三朋四友，还是聚饮无度，俱乐部啦，牌局啦，还有无神论者的名声。我不喜欢这种名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可不愿别人把您叫作无神论者，现在尤其不愿。从前我也不愿，因为这一切不过是无聊的闲扯。我终究是不得不说啊。”
“可是，亲爱的……”
“听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谈到学问我在您面前当然是不学无术之辈，但是我在到这儿来的路上关于您想了很多。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我和您并不是世上最聪明的人，还有人比我们更聪明。”
“讲得又巧妙又确切。有人更聪明，这就是说有人也比我们更正确，所以我们是会犯错误的，不是吗？可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我错了，可我不是享有人类永恒的、至高无上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吗？只要我愿意，我就有权不做伪善者和宗教狂，而因此我自然会至死都遭到形形色色的正人君子的敌视。其次，由于人们遇到的修道士（意指伪善和宗教狂热）总是多于健全理性，而且由于我完全赞同这个看法……”
“什么，您说什么？”
“我说：由于人们遇到的修道士（意指伪善和宗教狂热）总是多于健全理性，而且由于我完全……”
“这想必不是您的话；想必是从哪儿搬来的吧？”
“这是帕斯卡[57]说的。”
“不出所料……这不是您说的话！为什么您自己从来不这样讲话呢，这样简洁而中肯，却总是拖泥带水？这比刚才关于命令狂的那番话好多了……”
“是啊，亲爱的……为什么？首先，大概是因为我毕竟不是帕斯卡，其次……其次，我们俄罗斯人用自己的语言什么也不会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什么也不曾说过……”
“哼！这未必对。至少您可以把那些话抄下来，记住，您要知道，在谈话时……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来是要同您严肃地、严肃地谈谈！”
“亲爱的，亲爱的朋友！”
“现在所有这些列姆布克之流，卡尔马津诺夫之流……啊，天哪，您多么消沉了啊！您让我多么难受！……我但愿这些人都对您怀有敬意，因为他们连您的一个指头，一个小指头也不如，而您在怎样做人呢？他们将有怎样的观感？我能向他们介绍什么？您不是作为时代的见证人而傲然屹立，继续为人表率，而是混在一批小人当中，养成了不能容忍的坏习惯，您衰老了，您离不开酒和赌博，您只阅读保罗·德·科克的作品，而且什么也不写了，他们却都在写作啊，您把时间都浪费在空谈上。与您的形影不离的利普京那样的小人结交，这可以吗，能容许吗？”
“为什么要说他是我的、形影不离的呢？”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怯怯地抗辩道。
“他现在在哪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严厉而急躁地继续说道。
“他……他对您是无限尊敬的，他到C—k去接受母亲的遗产了。”
“他好像就知道拿钱。沙托夫怎样？还是老样子？”
“脾气不好，但心好。”
“您的沙托夫叫我受不了；又凶又自高自大！”
“达丽娅·帕夫洛夫娜身体好吗？”
“您是说达莎？怎么突然想起她来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好奇地看了看他。“她身体很好，我把她留在德罗兹多娃家里了……我在瑞士听人谈起过您的儿子，是坏话，不是好话。”
“哦，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我一直在等您回来呢，我的好友，本来是要告诉您的……”
“得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让我安静吧；我累了。我们有时间谈个够，特别是谈坏消息。您一笑就溅唾沫星子，这已经是一种衰老的表现了！您现在笑起来样子多古怪啊……天哪，您养成了多少坏习惯！卡尔马津诺夫是不会到这儿来的！这里的人已经在看您的种种笑话啦……您现在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好，够啦，够啦，我倦了！您还是饶了我吧！”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饶了”她，讪讪而去。
五
我们的朋友确实有了不少坏习惯，尤其是在最近。他显而易见地很快消沉了，而且真的变得很邋遢。酒喝得更多，更加好流泪，神经也更加脆弱了；对美变得过分敏感。他的脸有了一个奇怪的特点，就是能够变化得异乎寻常地快，比如说，极其庄重的表情能一变而为极其可笑甚至痴呆的表情。他受不了孤独，时时都渴望着有人使他快活起来。他总是需要有人给他讲一个什么谣言，一个省城里的笑话，而且要天天出新。如果长久没有人来，他就愁得在室内踱来踱去，走到窗前，若有所思地翕动着嘴唇，深深叹息，最后几至欷□。他总有一种预感，害怕有什么意外，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事要发生；变得易受惊吓；他开始十分重视梦中的情景。
这一天的整个白天和晚上他非常忧伤，派人来把我叫了去，他激动得很，久久地喋喋不休却语无伦次。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早已知道，他对我是无话不谈的。我终于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也许连他自己也茫然的事让他心烦意乱。从前，我们单独相对而他对我发起牢骚来的时候，过一会儿几乎总是有一瓶酒出现，于是皆大欢喜。这一次却没有酒，看来他不止一次克制了自己叫人拿酒来的欲望。
“为什么她总要生气！”他时不时地抱怨道，像个孩子似的。“俄国所有有才华的、先进的人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赌徒和豪饮无度的酒徒……而我还根本不是那样的赌徒和酒徒啊……她责备我，为什么一个字也不写？奇怪的想法！……为什么我要躺倒？她说，您应当作为‘表率和责难’而站着。不过，咱俩说说，既然一个人的使命是作为‘责难’而站着，那么除了躺倒还能干什么呢，——这一点她懂吗？”
后来我总算明白了这一次苦苦纠缠他的那个主要的、特殊的烦恼。这天晚上他一次次走到镜子前面，久久伫立。他终于向我转过身来，怀着一种异样的绝望说道：
“我亲爱的，我是一个萎靡不振的人了！”
是的，在此之前，直到这一天为止，无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有什么“新观点”，有什么“思想变化”，他始终深信一点，即对她的那颗女性的心而言，他还是有魅力的，这就是说，不仅作为被流放者或著名学者，而且作为一个美男子。二十年来，这个使他得意而欣慰的信念根深蒂固，也许在他所有的信念当中，他最难割舍的就是这个信念了。这天晚上他是否料到，不久的将来他将经受多么重大的考验？
六
现在我就来讲讲这件有点儿令人发噱的事情，我的纪事从此才真正开始。
八月底德罗兹多娃母女也终于回来了。她们的到来略早于她们的亲戚——全城盼望已久的新任省长夫人，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不过所有那些有趣的故事以后再谈，目前我只想说，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给迫切期待着她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带来了一个极其费解的谜：尼古拉早在七月就与他们分手了，而且在莱茵河上遇见K伯爵以后，就与他及其一家去了彼得堡。（注意：伯爵的三个女儿都待字闺中。）
“莉莎维塔骄傲任性，什么也不肯说，”普拉斯科维娅最后这样说道，“但是我亲眼看到，她与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发生了龃龉。我不知道缘由，不过我觉得，我的朋友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您有必要问问您的达丽娅·帕夫洛夫娜原因何在。在我看来，是莉莎受了委屈。我挺高兴，终于把您的宠儿带来当面交给了您：我如释重负。”
这番尖酸刻薄的话是以明显的恼怒口吻说出来的。看来这个“萎靡不振的女人”早就作好了准备，而且是预先就在欣赏它的效果。然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可不是伤感的装腔作势和含沙影射所能窘住的。她严厉地要求对方作出明确而令人满意的解释。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立即降低了声调，最后甚至失声痛哭，推心置腹地倾诉起来。这位爱生气却又多愁善感的太太，也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样，时刻需要真挚的友情，她对女儿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最主要的埋怨，就是“女儿不是她的知心朋友”。
可是她的所有解释和倾诉却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莉莎和尼古拉确实有过小小的争执，而争执的性质如何，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却显然不甚了了。至于对达丽娅·帕夫洛夫娜的指责，她最后不仅完全抛开，还特别请求不要介意，因为她讲的是“气话”。总之，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甚至令人起疑。按她的说法，争执是由莉莎“任性而爱嘲弄”的脾气引起的；“而骄傲的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尽管深陷情网，但忍受不了嘲弄，于是他也反唇相讥”。
“此后不久我们认识了一位年轻人，好像是您的那位‘教授’的侄子，而且姓氏也相同……”
“是儿子，不是侄子。”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纠正道。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以前也从来记不住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姓氏，总是称呼他“教授”。
“哦，儿子就儿子吧，这更好，对我来说反正一样。一个平凡的年轻人，活跃而自由放任，可是没有什么出众之处。嗯，是莉莎自己不好，她让那个年轻人亲近自己，故意要引起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醋意。我并不太责怪她，这是女儿家的事，很平常，甚至挺有趣的。只是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非但没有忌妒，反而自己与那个年轻人称兄道弟，对一切视若无睹，仿佛毫不在意。这可把莉莎气炸了。那个年轻人不久就走了（他急于到什么地方去），而莉莎一有机会就向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找碴儿。她发觉他有时与达莎谈话，于是气得发狂，闹得我这个做母亲的也不得安宁。医生是不准我生气的，而他们所吹嘘的日内瓦湖让我腻味透了，它只是使我牙疼，得了严重的风湿病。甚至报刊上也说，日内瓦湖能引起牙疼；特性如此。这时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突然接到伯爵夫人的信，他立即撇下我们走了，一天就收拾好了行装。他俩友好地道别，莉莎送他的时候愉快而轻佻，笑声不断。可这都是装出来的。他一走，莉莎便若有所思，绝口不提他，也不让我提。我也奉劝您，亲爱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对莉莎不要触及这个话题，否则只会把事情搞糟。您要是不说，她自己就会同您谈起来；那样您会了解得更多。我看他们会重新和好，只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如约来到这里而不要耽搁。”
“我马上给他写信。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不过是无聊的小别扭罢了；全都不值一提！而且我太了解达丽娅啦；不值一提。”
“我很抱歉，错怪了达申卡。他们只是一般地谈谈罢了，何况并不避人。可在当时，妈呀，这一切使我心烦意乱。我看到莉莎自己也已经对她像从前一样亲切了……”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当天就写了一封信给尼古拉，央求他哪怕比原定日期提前一个月回来也好。不过她觉得有些情况仍然是她所不清楚、不了解的。她想了一个晚上又一个通宵。在她看来，“普拉斯科维娅这个人”的意见太幼稚，太感情用事。“普拉斯科维娅一辈子都多愁善感，从中学时代起就是这样，”她想，“尼古拉可不会因为受到一个黄毛丫头的奚落就逃跑。如果真有过口角，一定另有原因。不过那个军官就在这里，他们把他也带来了，而且像亲戚一样留在家里住。何况说起达丽娅，她认错也未免太快了些。大概隐瞒着什么，不愿说出来……”
早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有了一个计划，至少要彻底地解除一个疑团，这个计划妙就妙在出人意料。她在制定计划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很难说，而且我也不想过早地议论计划所包含的种种矛盾。作为纪事作者，我只是准确地提供事实及其发生经过，如果显得匪夷所思，那并不是我的过错。可是我应当重申，这天早晨她对达莎是没有任何怀疑的，说实在的，她从来就不曾起过疑心；她对达莎太有信心了。她简直不能想象，她的尼古拉会迷恋她的……“达丽娅”。早晨达丽娅·帕夫洛夫娜在茶桌边斟茶时，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盯着她看了好久，然后，也许从昨天起是第二十次了，深信不疑地自言自语道：
“完全是胡说！”
她只发觉，达莎好像面有倦容，比过去更沉默寡言，更无精打采。茶罢，两人照例坐下做针线活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吩咐她详细地说一说她的国外印象，主要是自然风光、居民、城市、风俗习惯，以及外国的艺术、工业，总之是她所注意到的一切。没有一个问题涉及德罗兹多夫一家以及她在德罗兹多夫家的生活。达莎挨着她坐在工作台边，帮助她刺绣，用平静、单调、有点儿虚弱的声音讲了有半个钟头。
“达丽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突然打断了她的话头，“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没有，没有呀。”达莎略一思索，抬起发亮的眼睛望着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
“内心里，心眼儿里没有？”
“没有。”达莎又说了一遍，声音很低，却带着忧郁而坚决的口气。
“我就知道嘛！你要知道，达丽娅，我是永远不会怀疑你的。现在你坐着听我说。过来，坐这把椅子，对着我坐，我想看着你的全身。就这样。听着，——想出嫁吗？”
达莎报以久久的凝视，一个疑问的却不大惊讶的目光。
“等一等，别说话。首先，年龄有差距，差距很大；不过你比谁都了解，这没有关系。你是理智的，在你的生活里不应该出差错。何况他仍然是一个漂亮的男人。总之，是你向来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怎样？”
达莎迷惑不解地看了看她，这次不但惊讶，而且明显地脸红了。
“等一等，别说话；别急！尽管根据我的遗嘱你会有钱，可是我一死，你就是有钱又能怎样？你会受骗而失去金钱，那就糟了。要是嫁给他，你就是名人的妻子。再说，如果我现在死了，——尽管我会使他的生活有保障，——他怎么办？我只好指望你。等一等，我没有讲完：他轻浮，优柔寡断，冷酷无情，自私，有一些坏习惯，可是你要看重他，首先就是因为有的人比他坏得多。我毕竟不想把你丢给一个坏蛋，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主要是因为我在要求你，所以你要看重他，”她突然气愤地停顿了一下，“你听见没有？老盯着我干吗？”
达莎一直默默地听着。
“等一等，再等一会儿。他懦弱——这对你反而好。简直懦弱得可怜；他不配得到女人的爱。但是他由于无依无靠而值得爱，你就因为他无依无靠而爱他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吗？”
达莎肯定地点点头。
“我就知道嘛，相信你不会不明白。他会爱你的，因为他应当爱你，应当；他应当敬重你！”不知为什么，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特别气愤地尖叫起来，“不过，他会自愿地爱上你，我了解他。何况有我哩。别担心，我永远在这里。他会埋怨你，说你的坏话，碰到人就私下数落你，发牢骚，发不完的牢骚；他会给你写信，尽管你就在隔壁房间里，一天两封，可是没有你他还活不下去，这才是主要的。你要强迫他听话；要是做不到，你就是傻瓜。他会要上吊，会吓唬你——别信他的；不过是胡闹罢了！别信他的，不过，还是要留个心眼，说不定还真会上吊；这种人干得出来；他们上吊不是由于坚强，而是因为软弱；所以千万不要把他逼得走投无路，——这是夫妻生活中的首要准则。还要记住，他是一个诗人。听着，达丽娅：人生的最大幸福是自我牺牲。何况你会让我非常满意，而这是主要的。你别以为我在讲蠢话；我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是利己主义者，你也做个利己主义者吧。我并不强迫你；一切由你决定，你怎么说，就怎么办。唉，你怎么光坐着，说说吧！”
“我无所谓，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既然不得不嫁人。”达莎坚决地说道。
“不得不？你这是什么意思？”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严厉而专注地看了她一眼。
达莎一言不发，漫不经心地在绣架上刺绣。
“你虽然聪明，可是却在瞎说。不错，我现在一定要你嫁人，但并不是由于非如此不可，而只是因为我突然有了这个主意，而且只准嫁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要不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也不会想起要你马上出嫁，尽管你已经二十岁了……嗯？”
“我随您的意，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
“这么说，你同意了！等一等，别说话，不必急嘛，我还没有讲完呢。我在遗嘱里留给你一万五千卢布。我现在就把钱给你，在你结婚之后。你把其中的八千卢布交给他，换句话说，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我。他有八千卢布的债务；我来偿还，但必须让他知道是用你的钱偿还的。七千卢布你留在手里，千万不要再给他一个子儿。永远不要替他还债。只要你还一次，那就没完没了啦。不过我永远在这儿。你们每年从我这里支取一千二百卢布生活费，另外支取一千五百卢布以备急需，食宿在外，也由我负担，就和他现在一样。不过仆人要你们自己雇。年金我一次付清，直接交到你手里。不过你行行好，有时也要给他一点，要允许朋友们来走动，一周一次，多了就赶他们走。不过有我在这儿呢。我死后你们的生活费照付，直到他死，听清楚了，是直到他死，因为这是他的生活费，不是你的。现有的七千卢布，只要你自己不犯傻，就会原封不动地留在你那里，除了这笔钱我在遗嘱里再给你留下八千。此外你从我这里就再也得不到什么了，你得明白。嗯，你同意了，是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已经说过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
“记住，你可以完全自己做主，你要怎样就怎样。”
“不过请原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难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已经对你说过什么了吗？”
“没有，他什么也没有说过，现在他还不知道，可是……他马上就会说的！”
她立刻跳了起来，披上了自己的黑披肩。达莎又微微脸红了，她以疑问的目光追随着她的一举一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突然满脸怒色地向她转过身来。
“你是傻瓜！”她像鹞鹰似的向她扑过去，“一个不知好歹的傻瓜！你在想什么？难道你以为我会让你丢脸，让你有什么不光彩吗！他会亲自跪着爬来向你求婚，他会高兴得要死，事情就是要这样办得妥妥帖帖！你知道吗，我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或许你以为，他是为了这八千卢布才娶你，而我是急着要把你卖出去？傻瓜，傻瓜，你们都是不知好歹的傻瓜！把伞给我！”
于是她急匆匆地踏上湿漉漉的砖铺人行道和木板小桥，去见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了。
七
确实，她是不会让“达丽娅”受委屈的，相反，此时此刻甚至以她的恩人自居。在披上披肩时，她发觉自己的养女正用惶恐不安、不信任的目光看着她，心头不禁燃起理所当然的义愤。从达丽娅的童年起，她就真心爱她。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说达丽娅·帕夫洛夫娜是她的宠儿，一点不错。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早已认定“达丽娅的性格和哥哥（即她的哥哥伊万·沙托夫）不同”，娴静、谦和，很能舍己为人，对人忠诚，非常谦虚，通情达理，主要是有情有义。到目前为止，达莎大概从未辜负过她的期望。“她的一生不会有差错，”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这样说过，那时小姑娘还只有十二岁，由于她生性狂热地执着于自己所醉心的每一个梦想，执着于自己的每一个新的筹划，每一个她觉得崇高的想法，所以当即决定把达莎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培养，她毫不迟延地为她储存了一笔款子，并且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克里格斯小姐，这位小姐在她们那里一直待到养女十六岁，可是不知为什么突然被辞退了。有些中学教师曾来应聘，其中有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他教达莎法语。他也突然被辞退了，简直是被赶走的。一个外地来的可怜女子，出身贵族的寡妇教她钢琴。但主要的老师还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真的，第一个赏识达莎的就是他，他开始教这个文静的孩子时，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还不曾考虑到她。我还要再说一遍：孩子们对他都非常依恋！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图申娜从八岁到十一岁受教于他（自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教她是无偿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德罗兹多夫家的报酬）。可是他自己非常钟爱这个可爱的孩子，经常给她讲述一些关于宇宙、地球的构造，关于人类史的美妙动人的故事。关于原始氏族和原始人的讲课比阿拉伯神话还要引人入胜。陶醉于这些故事的莉莎，在自己家里滑稽地模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笑料百出。这被他知道了，有一次他出其不意地跑去偷看。莉莎羞死了，扑进他的怀里放声大哭。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泪流满面，却是由于喜不自胜。可是莉莎不久就走了，只剩下一个达莎了。那些中学教师开始教达莎以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再教她，而且渐渐地把她置诸脑后。这样过了很久。一次，在她已经十七岁的时候，他猛然惊讶于她的娇美。这时他们正坐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餐桌边。他与这位妙龄女郎攀谈起来，很满意她的应对，于是提议给她讲授重要的、内容广泛的俄罗斯文学史课程，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表示赞赏，感谢他的绝妙的主意，达莎更是喜出望外。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开始精心备课，而且终于开课了。讲课从古代开始；第一讲是引人入胜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也在座。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讲完了，临走时告诉学生，下一次要分析《伊戈尔远征记》，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突然站了起来，宣布讲课到此为止。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怔住了，但隐忍着一言不发，达莎满脸泛起红潮；不过一个创意就此夭折。正好三年过去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却出了眼下这个想入非非的馊主意。
可怜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独自坐着，毫无预感。他满怀愁绪，早就在向窗口张望，看看是否有熟人来。可是谁也无意来访。外面飘着细雨，天气冷了；该生炉子了；他叹息了一声。突然，他眼前出现了惊人的景象：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在这样的天气，在这个意外的时刻光临！而且是步行！他惊讶莫名，竟忘了换件衣服，就那样穿着家常的淡红色棉绒衣接待她。
“我的好朋友！……”他迎上去轻轻地叫了一声。
“就您一个人吗，我很高兴。我讨厌您的那些朋友！您总是抽得满屋子烟味；天哪，空气多糟！您还在喝茶，可是已经十一点多啦！又乱又脏，您却自得其乐！地上怎么有这么多碎纸？娜斯塔霞，娜斯塔霞！您的娜斯塔霞在干什么？打开，姑奶奶，把所有的窗子和门全给我打开。我们到客厅去；我找您有事。你一辈子就打扫这一次吧，姑奶奶！”
“老爷总是乱扔嘛，太太！”娜斯塔霞气鼓鼓地尖声抱怨道。
“那你就打扫，一天打扫十五次！您的客厅真差劲（这时他们进了客厅）。把门关紧点，她会偷听的。壁纸一定要换。我打发裱糊工带了样品来，您为什么不挑选？您坐下听我说。坐吧，快坐吧，请。您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
“我……就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隔壁房间里叫道，“这不是来了吗！”
“啊，您换了衣服！”她嘲弄地打量着他，（他在绒衣外面罩上了常礼服。）“这样确实更适合于……我们的话题。坐下吧，快坐下，请。”
她立即明确而恳切地向他说明了一切。暗示了他所急需的八千卢布。详细地谈到了嫁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睁大了眼睛，微微颤抖。他句句话都听到了，却不明白。想说话，却语不成声。只知道，她既然说了，就得照办，抗议、拒绝都是白费劲，他是无可挽回地要为人夫了。
“可是，我的好朋友，在我这个年纪，第三次结婚……而且是同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终于说道，“她可是个孩子啊！”
“一个二十岁的孩子，谢天谢地！请别眼珠乱转，求求您，您不是在演戏。您聪明博学，可是对生活一窍不通，经常要有人照料。我死了您怎么办？而她就是您的好管家；她是温雅、坚强、明理的姑娘；而且还有我在这儿，不会马上就死嘛。她深居简出，是温柔的化身。我还在瑞士时就有了这个成人之美的想法。您是否明白呢，既然我亲口对您说，她是温柔的化身！”她突然狂叫道，“您这里很脏，她会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处处纤尘不染……唉，难道您还梦想，我有这样可爱的姑娘还要俯首相求，数说种种好处，求您允婚吗！倒是您应当跪着求婚才是……啊，渺小的家伙，渺小、怯懦的家伙！”
“可是，我已经老了！”
“五十三岁算什么！五十岁不是末日，而是人生的一半。您是英俊的男人，您自己也知道。您也知道，她多么尊敬您。我一死她怎么办？嫁给您她就安心了，我也安心。您有影响，有名望，有一颗爱心；您会拿到生活费，这是我应尽的义务。也许，您是救了她，救了她啊！至少您会使她感到光彩。您将造就她的生活，培育她的感情，引导她的思想。眼下多少人由于思想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到那时，您的著作也完成了，一下子就名声在外。”
“我恰好，”他嗫嚅道，已经被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巧妙的恭维打动了，“我恰好准备坐下来写我的《西班牙历史故事》[58]……”
“您瞧，就这么巧。”
“可是……她呢？您对她说了吗？”
“您别担心她，也不必打听。当然，您应当亲自求她，央求她让您有荣幸娶她为妻，懂吗？但是别担心，有我呢。况且您是爱她的……”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头晕了；墙壁在转圈子。这时有了一个令他骇然的想法，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
“十分尊敬的朋友！”他的声音突然颤抖了，“我……我永远无法想象，您会决定把我嫁给……另一个……女人！”
“您不是姑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有姑娘才出嫁，而您是娶妻。”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刻毒地狠声说道。
“是的，我说错了。不过……这没有关系。”他茫然若失地望着她。
“我看得出，这没有关系，”她轻蔑地说道，“天哪！他昏过去了！娜斯塔霞，娜斯塔霞！水！”
不过水已经用不着了。他醒了过来。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拿起了自己的伞。
“我看，现在不必再谈了……”
“是的，是的，我不行了。”
“不过明天您就能恢复过来，好好想一想。现在要待在家里，如果有什么事，就是在夜里也要让我知道。别写信，写了我也不看。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一个人来，听您最后的答复，希望您的答复能令人满意。拜托，家里不要有外人，不要有垃圾，这像什么样子啊？娜斯塔霞，娜斯塔霞！”
不言而喻，第二天他同意了，他也不得不同意。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八
我们所谓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庄园（按早先的计算大约有五十名农奴，它与斯克沃列什尼基庄园毗邻）并不是他的，而是为他的结发妻子所有，因而现在属于他们的儿子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是监护人，所以在小鸟羽毛丰满以后，就根据儿子的正式委托书管理庄园。这个协议对年轻人是有利的：他每年从父亲手里拿到一千卢布作为庄园的收入，而这个庄园在新制度下所能提供的还不到五百卢布（或许更少）。天知道这样的关系是怎样确定下来的。不过，这一千卢布都是由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寄出，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并不掏出一个子儿。相反，他把土地的收入都留在自己的口袋里，不仅如此，还彻底毁了这份地产：他把土地租给一个实业家，又瞒着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把小树林——它的主要财产当作木材出售。这片小树林他早就在零星出售了。整个小树林至少值八千卢布，而他只得了五千。可是他在俱乐部里有时输钱太多，却又不敢向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伸手要钱。终究她还是全都知道了，气得咬牙切齿。突然，儿子现在来了通知，说无论如何他要亲自来出售自己的产业，委托父亲毫不耽搁地着手张罗。显然，高尚无私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感到愧对亲爱的孩子（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整整九年以前，在彼得堡，那时他在读大学）。最初整个庄园能值一万三四千卢布，现在未必有人会出到五千。毫无疑问，按照正式委托书的内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全权出售树林并计入多年来按时汇出的一千卢布超值年收入，从而在结算时得到有力的保障。然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一个有崇高追求的高尚的人。他的心里闪过非常美妙的想法：等彼得鲁沙一到，立刻气度高贵地按最高[59]价格把钱放到桌面上，甚至是一万五千卢布，而毫不暗示历来汇出的款项，然后含泪把亲爱的儿子紧紧地、紧紧地搂到怀里，从而了结一切账目。他开始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面前婉转地、小心翼翼地展示这幅画面。他暗示，这样甚至会赋予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思想”以特殊的、高尚的色彩。这样会显得我们这一代为人父者，以至我们这一代的人多么高尚豁达，而不同于当代社会上轻浮的年轻人。他还说了很多很多，可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始终不赞一词。最后，她冷冰冰地向他宣布，愿意买下他们的土地，并且出最高价，即一万六七千卢布（买四份这样的产业也够了）。关于其余的与小树林一起飞掉的八千卢布，一字未提。
这件事发生在提亲前的一个月。他当时深感震惊，开始盘算起来。原来还有一线希望，也许儿子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是说在旁观者看来是如此。至于作为父亲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连抱有这种希望的念头也会愤怒地加以摒弃。不论怎么说，迄今为止，我们不断听到有关彼得鲁沙的莫名其妙的传闻。起先，大约六年前，他大学毕业后在彼得堡游荡，无所事事。突然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他参加起草了一份秘密散发的传单，被牵连到一桩案子里去。后来，他突然到了国外，到了瑞士、日内瓦，——这恐怕是逃亡。
“我对此感到惊讶，”当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很不好意思地向我开讲道，“彼得鲁沙是个大笨蛋！他善良、高尚、十分敏感，所以我那时在彼得堡把他和当代青年一比，感到很快慰，不过他终究是个可怜的人……您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于不成熟，由于多愁善感！使他们受到吸引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感性的、理想的方面，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宗教色彩，它的诗意……当然，他们是拾人牙慧。不过，我呢，我怎么受得了！我在这里有那么多敌人，在那边更多，他们会归咎于父亲的影响……天哪！彼得鲁沙成了他们的口实！我们处于怎样的时代啊！”
可是彼得鲁沙很快就从瑞士寄来了他的准确地址，以便照常给他汇款。这么说来，他并不完全是流亡者。现在，在国外过了四年之后，突然又回到国内，并且声称不久就要回家了，可见并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不仅如此，而且似乎有人在同情他，庇护他。他目前是从俄国南方写信来，他在那里是由于接受了某个私人的然而重要的委托，在那里忙于某些事情。这一切都好极了，可是从哪里能弄到其余的七八千卢布，凑足一笔可观的款项，以支付庄园的最高价格呢？万一闹起来，高雅的画面变成法庭对质，那可怎么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预感，多愁善感的彼得鲁沙在涉及自己利益的时候是决不会退让的。“这是为什么呢，我发觉，”那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次曾对我低声说道，“所有那些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时又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吝啬鬼、财迷、一毛不拔的私有者，甚至越是社会主义者，越激进，就越是一毛不拔的私有者……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也是由于多情善感？”我不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这番见解是不是真理；我只知道，彼得鲁沙了解了出售小树林等的某些情况，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知道他了解。我还偶然看到彼得鲁沙写给父亲的信；他极少写信，一年一封甚至更少。只是在最近，为了说明他即将归来，才寄来了两封信，几乎是接连寄出的。他的信都很简短，语气冷冰冰的，信里只有指示。由于在彼得堡时父子之间就赶时髦以你相称，所以彼得鲁沙的信简直就像从前地主从首都写给奉命管理庄园的仆人的训示。现在突然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建议中冒出了救命的八千卢布，而且她明确地暗示，再也不可能从别处冒出钱来了。不言而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同意了。
在她走后，他立刻派人来叫我，一整天把别人都关在门外。当然，他哭了，话说得又多又动听，常走题儿，漫无边际，偶尔说一句俏皮话，挺得意，然后轻霍乱发作，——总之，一切都按部就班地上演。然后，取出他二十年前就已过世的德国小妇人的照片，凄凉地呼唤道：“你能原谅我吗？”总的说来，他似乎迷迷糊糊。为了借酒浇愁，我们略饮了数杯。不过他很快就进入了甜甜的睡乡。第二天早晨，他熟练地系好领结，细心地穿好衣服，不时去照照镜子。他在手帕上洒了香水，不过只是略微洒上一点，这时从窗口一眼看见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就连忙取出另一条手帕，而把那条喷香的手帕掖到枕头底下。
“好极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听他说同意，便称赞道，“首先，这是一个高尚的决定，其次，您听从了理智的声音，而这是您在私人事务中很少做到的。不过，不必急，”她望着他那洁白的领结补充道，“您要暂时保持沉默，我也不说。不久是您的生日，我和她一起来。您要准备好晚茶，可是请不要备酒菜；不过我会亲自安排一切的。您去邀请朋友吧，——不过我们一起来决定邀请哪些人。如有必要，您提前一天与她商谈一下；而在您的晚会上我们并不公开宣布或让你们订婚，只是暗示一下，让大家知道，不举行任何仪式。大约两周以后就结婚，尽可能不要张扬……你俩甚至可以短期旅行，婚后立即动身，比如去莫斯科也行。也许我也和你们同去……主要是在此之前您不要声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吃了一惊。他想说明，他不能这样，必须与未婚妻商议一下，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突然气愤地冲他说道：
“这又何必呢？首先，这事或许根本就办不成……”
“怎么办不成！”未来的新郎嘟哝道，简直惊呆了。
“不怎么。我还要看一看……不过，一切都会按我说的进行，您别担心，我会亲自让她作好准备。您完全不必过问。一切该说该办的都无需您操心，您不必亲自去。有什么必要呢？能起什么作用？您不要出面，也不要写信。要不露声色，我求您。我也保持沉默。”
她根本不想作解释，显然心绪不佳地走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过分的热心似乎使她惊讶。唉，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处境，他还没有看清这个问题的某些其他方面。相反，他的腔调也变了，又得意又轻飘。他是得意忘形了。
“这让我感到高兴！”他站在我面前，摊开双手叫道，“您听见啦？她想搞得我最后不愿干了。要知道，我也会失去耐心而……不愿意！‘您待着，不必亲自出面’，可是说到底，为什么我非得结婚不可呢？就因为她有了一个可笑的臆想？然而我为人严正，很可能不愿屈从于一个乖僻妇人的无聊的异想天开！我负有责任，对我的儿子和……和我自己！我是在作出牺牲——这一点她懂吗？我同意，也许是因为生活使我厌倦了，对一切都无所谓。然而她可能会激怒我，那时我就不再无所谓了；我会愤而拒绝。而且这简直可笑啊……俱乐部里会怎样议论？利普京……会怎么说？‘或许根本就办不成’——您听听！这真叫人忍无可忍！这简直……这是什么事嘛？——我是一个囚徒，一个巴登革[60]，一个被逼到墙旮旯的人！……”
同时，在所有这些怨气冲天的感慨中却流露着一种任性的自鸣得意，一种轻薄的玩世不恭。晚上我们又喝了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