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民们为改进沙进人退的窘境，
持续向沙漠夺回赖于生存的空间。
1
库布其沙漠的生态建设，早在20世纪50代就开始了。
据一份1980年的《伊克昭盟植树造林成果汇总表》记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鄂尔多斯地区林地面积十分有限，前期遗留下来的天然林仅存673770亩，人工林更少，仅有5560亩。而且分布上过于集中，大多都在居民区和召庙附近。库布其沙漠上的绿色，也就可以想见了。
尽管当年的世面上还没有出现“生态”这个字眼儿，也还没有“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之类的说法，但是面对满眼的黄沙，人们仍然本能地意识到了人为干预的必要性，于是在1950年5月，就建立了“东胜苗圃”。当年10月，位于库布其沙漠中段的达拉特旗，也建立了“张铁营子苗圃”。两者均属国营，育苗是其核心工作。其中的东胜苗圃，就是后来为鄂尔多斯的生态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前身。
1952年，又在东胜成立了“伊克昭盟林业分局”，部分旗也成立了“林业办事处”。林业机构的建立，使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天然残林得到了管护，并开启了群众造林的发动工作。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鄂尔多斯地区在相继建立的32个国营林场、苗圃、治沙站之外，已成立起800个社办林场、队办林场，这使广大沙区群众也陆续参与到了植树造林的行动中来。
不过相对而言，这30年中的“绿色使者”，仍以国营林场的干部、职工为主体，因为当年的群众造林还受着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使苗木质量达不到，技术标准也上不去，以致所植树木的成活率不够乐观。国营林场则拥有一支专业的造林队伍，且终年以植树为主业，这使他们尽管还使用着最原始的工具，应用的也还是尚嫌粗糙的认知，却也仍会在年复一年的造林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又积累经验，并使之渐渐地升华为“真知”。
在技术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当年的国有林场和治沙站在建站之初，地点几乎都选在了沙丘高大、没有人烟的地方，他们的造林区域，也有90%以上都在生态相对更为脆弱的地方。也就是说，国营林场和治沙站的干部、职工，啃的是最难啃的骨头，这无疑对库布其沙漠的治理起到了骨架支撑的作用，更为这片沙漠的整体春归做出了坚实铺垫。
库布其沙漠东段的准格尔旗，有一个名叫“布尔陶亥”的所在。这个地方是鄂尔多斯中部地台的东部起点，库布其沙漠10大孔兑中紧东头的“呼斯太沟”，就发源在这儿。准格尔旗境内的最大沙丘，也分布在这儿。这儿也就成了当年库布其沙漠最典型的不毛之地，至少是之一。也因此，“布尔陶亥治沙站”在此成立了，并拉开了绿化布尔陶亥的大幕。
如今的布尔陶亥，已成为沙漠里的一处“风水宝地”，很多颇具经济实力之人都在此建了各式洋房。放眼处多是茁壮的松树，那就是在70年代栽下的，首开准格尔旗引种针叶树之先河，也为整个库布其沙漠大面积种植针叶树打下了一个基础。
当年治沙站的干部、职工，都是背上铺盖进到沙窝里去栽树的，吃住都在沙漠里头，且是在春季。那年月库布其沙漠里的春天天气是顶糟糕的，大风刮得没完没了，弄得人人睁不开眼睛，然而却是植树造林的黄金季节，所以人们只能忍耐。一忍就是一两个月，不能回家，不能得见老婆娃儿。不是不想回，而是回不去，一个是任务还没有完成，二个是没有路，很难回。纵然如此，据说人们的精神头也还是相当饱满的，他们甚至会一边栽树一边唱歌，他们管那歌叫“酸曲儿”。“酸曲儿”的唱词，也还折射着当年沙漠里的行路之艰——
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
五十里的路上我来眊妹妹你。
半个月眊了你十五回，
因为眊你跑成了一个罗圈腿……
就是这样一代人，以这样一种乐观的精神，在盟、旗林业局的领导下，对库布其沙漠进行了最初的改造。其中，库布其沙漠边缘的农田防护林、农田防风固沙林，也在库布其沙漠所分布的3个旗区，即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境内，得到了基础的建设。
这项工程是以国家和内蒙古自区于1975年所拨给的300万元的治沙经费为支撑的，尽管那个时候的国家还是那么地百业待兴。面对如此有力的直接支持，伊盟人的治沙造林热情更加高涨，仅在1975—1978年间，就造林400多万亩，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林业劳动模范。
到1978年底，整个伊克昭盟的森林面积已增加到603.2万亩（大部分天然灌木林面积未纳入统计），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6%。如此之多的新增林木，有力遏止了库布其沙漠边缘地带的进一步沙化，虽然尚未致“沙逼人退”的局面于彻底地终结，却也必然使“沙逼”的力度在渐行减弱了。
这是希望，更是鞭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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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随着国家对生态建设的空前重视与力量投入，鄂尔多斯人的资源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自此以一种全新的生态理念，以一套全新的发展策略，在库布其沙漠上展开了新一轮的治沙行动。
“三北”防护林工程上马以后，“三北”地区应运而生了6个机械化林场，其中就包括“伊克昭盟机械化造林总场”，正式组建于1979年。这是鄂尔多斯地区史上第一个大型国营公益型林场，场部设在达拉特旗的树林召。主经营区位于库布其沙漠中东段，东起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三十顷地村，西至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东西长约148公里，南北宽约14公里，总经营面积126.6万亩，占全市国有林场、治沙站总经营面积的1/3还多。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伊克昭盟党委和行政公署对库布其沙漠治理的重视程度。
接下来的日子，直到20世纪末，漫漫20年间，造林总场始终是奋战在库布其沙漠的主力，国家及地方的重点林业工程，如“三北防护林建设三期工程”“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林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草）试点示范工程”“日元贷款工程”“西伊克昭盟自然保护区工程”“六大基地工程”等，基本上都是造林总场完成的。
凭借着这些重大工程，造林总场在此前30年的绿化基础上，将库布其沙漠的生态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过程中无论是在管理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都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而陆续推行了不少的改革。
80年初，造林总场每年需要的苗条数量在200万左右，而苗圃当时却只能生产50多万。为提高苗木产量，总场就很快实行了育苗奖惩制度，使育苗工人的工资自此与效益紧密挂钩了，这有力促进了育苗职工的积极性。1984年后，为提升树木成活率，又开始探索小段包工制，由专人抚育栽进去的树苗，也同样取得了实效。
在造林技术上，也相继取得了很多探索性和成果性的东西，诸如树种、规格、株行距、季节的适宜性、造林苗条长度、迎风坡沙丘的栽植部位、混交林的混交树，以及“前挡后拉”“穿鞋戴帽”等一些基础的治沙经验与方法，都在日积月累又年复一年的摸索中，逐渐总结了出来。在自身运用之时，也还会逐步推广出去，为沙区农牧民所借鉴。这在提高总场造林效率的同时，也在群众治沙方面起到了一个引领示范的作用。
就当年的科技而言，植树种草是颇为不易的，后期的林木管护则还要难上几分。这一点在隶属于达拉特旗林业局的国营白土梁林场，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据白土梁林场副场长张俊生介绍，这个林场成立于1958年，是独立进行的以培育、抚育、经营、利用森林为主的基层组织，与王爱召镇、展旦召苏木、召君镇、恩格贝镇、中和西镇、树林召镇6个镇（苏木）相邻，目前下设7个作业区，总经营面积20.946万亩，其中有林地5.83万亩、灌木林地10.2万亩、苗圃地0.297万亩、无立木林地0.52万亩、林业辅助生产用地1万亩、宜林地3.05万亩。位于库布其沙漠边缘，建场60年来，始终致力于防风固沙、治沙造林、保护生态和发展森林资源。
达拉特旗铜盖护林站的护林员田清云，迄今仍对此记忆犹新。
早在1981年，田清云就开始从事这份工作，至今已经38年。归他管护的林地位于库布其沙漠北边，面积达4050亩，其中的树木数不胜数，此外还有灌木、沙柳等沙生植物。而护林员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阻止人畜进入管护责任区毁坏森林、林木、林地、幼林、林下植被、工程标志及设施”，这直接关乎了广大农牧民的利益，所以做起来颇为棘手。
田清云说“我这半辈子干的净是惹人的营生”，也就是得罪人的活儿，尤其在80年代，那时候放牧的老多了。“我不能让他放啊，那小树苗刚刚栽地里，羊一拱不就给拱死了吗？我就跟他商量，跟他说好话，说了两回了，他不听，第三次又把羊赶来，那我就不能让他了，我就把他的领头公羊给牵回来了，圈进护林站的羊圈里蹲‘禁闭’。他就生气了，趁夜把我锁在屋里头，不让我出去，他扭头把羊牵走了。当年这种事多了”。
在后来鄂尔多斯市政府下达了“禁牧”政策之后，放牧的明显见少，却也不是全面止了，而是仍有许多人会偷着放，白天太显眼，就改成了夜里放，几乎把羊都锻练成夜视眼了，摸着黑也能迅速奔进林地里去。田清云也就只好跟着调整战略，几个回合下来，人家夜里也放不成了，就有人把气撒在了他在门前种的几分玉米地里，那玉米棒子都还没熟呢，都给掰巴了扔了一地。说到这，田清云咧嘴苦笑，说：“我们吃这碗实在难哪，护不好树，心里疼得慌，护了，又得罪乡亲们。那沙漠里的每一点绿，都来之不易呀！”
在造林总场，像田清云这样的护林员有很多，如李振华、韩占世等人，都是有名的“护绿愚公”。他们在80年代的核心任务是防牧，90年代是防盗伐、防偷垦，进入21世纪之后，也要紧着防火、防虫。他们多年中都是普遍靠徒步或骑摩托车往来于护林站与林地之间，风里来沙里往的，每次一走都是几十公里，久了，就大多落下了腿疼的毛病，“疼得受不了”。然而当他们一提到沙漠里的树，就又是喜不自禁的了。田清云在当护林员之前，还栽过两年树，他说“我当年栽下的树才手指头那么粗，现在都多老粗了！”
白土梁林场副场长张俊生说，目前林场经管区域内的绿化覆盖率已经够了，工作重点也就随之调整，转变到了更新改造老化树木，大力营造生态林、经济林，以及搞活林下经济这几块上来。至今已完成樟子松种植8000亩、无刺大果沙棘7000亩、红枣1000亩、桑树800亩、枸杞200亩，并引种了试验油用牡丹、欧李等品种。探索实验了“两行一代”“三行宽带”“乔灌草立体种植”等新的造林模式，采用了“林粮、林药、林草、林果、林蔬”等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时下已建成了沙棘套种紫花苜蓿2000亩、沙棘套种燕麦杂粮4000亩、桑树红枣套种艾草1000亩、樟子松套种南瓜1000亩、沙地枸杞套种防风、苦参200亩，并完成了5000亩麻黄基地、3000亩沙生植物园、500亩红枣科研示范基地、1000亩桑葚采摘园的建设。
以小见大，由此也就可以想象，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八九十年代，规模更大的造林总场的广大职工及其家属，已在这片沙漠上种下了多少树，又成功养活了多少树。事实是，如今绵延在库布其沙漠北缘的“杨家将”（杨树），就大多是那个时候栽下的。
库布其沙漠的生态复苏，造林总场功不可没。
沙区农牧民的力量，也在这一时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初，牧区的草场都由嘎查（村）、浩日商（社）集体所有和管理。到1981年，原伊克昭盟党委和行政公署已将生态建设作为了最大且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并列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或计划中加以实施，在陆续上马多项国家及地方的重点林业工程的同时，也较前期更为积极地鼓励和支持个人植树种草，率先推行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牧区的“双权一制”，把“五荒地”（荒山、荒滩、荒沙、荒沟、荒坡）划拨到户，并发给“林草建设证”，明确宣布“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到1983年，又实施贯彻了“个体、集体、国家一齐上，以个体为主”的造林方针。
种种激励性政策的相继出台，使这片荒芜了多少个世纪的沙漠，一时间出现了千家万户抢治荒沙的局面，掀起了一股个人植树造林的热潮，也相继涌现出一批以乌日更达赖为代表的防沙治沙先进个人。群众性造林的热情与力度，在这一时期均堪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才渐被企业造林所取代。也就是说，如今库布其沙漠中的满眼绿色，也有一部分是一代代沙区农牧民的汗水所浇灌出来的。
据一份“九五”时期的资料显示，仅仅在1996—2000年间，整个伊克昭盟就累计人工造林436.59万亩，飞播造林188.34万亩，封山（沙）育林14.76万亩，育苗5.74万亩，“四旁”（路旁、水旁、村旁、宅旁）植树2041万株，义务植树2905.6万株，中幼龄林抚育165.78万亩。
到2000年底，全盟森林面积已由1978年的603.2万亩，增加到了1587.96万亩；森林覆盖率也由1978年的4.6%，上升到了12.16%。20年间，无数人的心血在数字上得到了显著体现。“沙逼人退”的生态状况，也已一度扭转为了“人沙对峙”。
大自然是仁慈的，总会善待那些善待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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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100年。
相对地球来说，这个数字微不足道。
对于人类而言，则已经相当值得敬畏了。
于是在世纪之交，世人感慨万端，燃鞭放炮又敲敲打打地，滑过了21世纪的门槛。过去之后又赫然发现，这个世纪的气象竟是如此新颖，似乎不振作一番就已对不起这个天地。然后，变化发生了，人个的，家庭的，集体的，无处不在变化，安静却又迅速。
库布其沙漠最本质的生态变化，也同样发生在此刻。
事情之所以如此，根源于国家恰恰在此时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也恰恰在此时作出了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宏观调整，开始将改善生态与解决“三农”问题统筹考虑，相继在人口布局、生产方式、种养结构、资金使用等多个方面，生出了新的思路，推行了新的做法，且被事实证明为富有卓效。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其涉及面很广，这里首先聚焦于“封育搬迁”。
作为沙漠的一种治理手段，封育搬迁已在业已过去的数个世纪里，被世界各国的治沙专家公认为是最有效的首选之举。在他们看来，大自然就像人体一样，具有卓越的自愈机能，只要中止致病之源，她就会自行疗伤，自个儿把自个儿妥当修复。对沙漠而言，人类最需要做的，就是给它一些时间，使之能够安静地休养生息，然后，自会还你一个崭新的蓊郁容颜。
然而，尽管此举早被举世的治沙专家公认为最有效，却也同时被全球的各国及各地政府公认为了最难办，因为那意味着要将太多的农牧民迁出沙区，让他们离开祖祖辈辈就栖居着的故土，让他们脱离甚至放弃早就熟悉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让他们舍弃至少是圈起自己的牛羊，自此不再漫山遍野地放牧，而那在他们心里自然早已是天经地仪的事情……
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也实在是悲壮的背水一战之举。
新世纪即将到来之前，鄂尔多斯连经了1998年、1999年、2000年的三年大旱，其间草原一片片地沙化、退化，树木一株株、一簇簇地凋谢委顿，致使一代代人的经年努力很多毁于一旦，生态环境几乎重现困境。在那几年里，本已渐行偃旗息鼓的沙尘暴也重又抬头，且一年竟有十几次之多，最高还达到过21次。
面对如此凄凉境况，当时的伊克昭盟党委与行政公署便到底痛下决心，于2000年推出了《建设绿色大盟、畜牧业强盟的决定》，同时按照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实行了“退耕还林还草”的措施。尤其针对库布其沙漠所在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及杭锦旗等地区，出台了“禁牧、休牧、划区轮牧、以草定畜”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基本政策。
2001年，虽然经历了撤盟建市的变动，这一《决定》也仍被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行了，并且特别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制度，市、旗区、苏木乡镇、嘎査村四级联动，层层签订责任状，任务明确，责任到人，保证了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工作的顺利推进。
200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开始施行，这使全国的防沙治沙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也为鄂尔多斯的生态复苏之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是为政府政策的推行提供了法律依凭，更使广大沙区农牧民在生态建设与保护方面，自此有了鲜明的法律意识。这种对生态工作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提升，已表明了国家对生态的重视程度。
2007年，为更有效地转移人口，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又编制了一部在全国领先的《全市农牧业经济“三区”发展规划》，将沿黄河、无定河、都思图河流域划为“优化开发区”，区域内推进人口转移，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重点发展现代农牧业；将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西部草原和东部水土条件较好的河川流域及城郊划为“限制开发区”，区域内大力转移人口，适度开发，重点通过内涵式增长方式实现现代农牧业；将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地腹地，干旱硬梁区、丘陵沟壑区等不适宜人居的区域划为“禁止发展区”，区域内农牧民全部转移、进城进镇，从事二、三产业，使这一区域逐步退出农牧业生产，依靠自然力量恢复生态。
2008年，为这一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又制定了《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牧区人口转移的指导意见》（鄂府发〔2008〕43号）。同时依托高速发展的工业，为转移到城镇的农牧民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此时人人都已认识到，农牧区人口向城镇的大量转移，已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重点和关健。
种种举措，致成效卓著。
到2007年，规划禁牧区10033平方公里的人畜，就已整体迁出。到2012年，生态最不乐观的库布其沙漠西段的杭锦旗，也实现了全旗范围内的全年禁牧。
库布其沙漠的封育搬迁之伟业，至此全面实现。
在这场万众瞩目的绿色风暴中，先后有40多万沙区农牧民被转移。其工作之巨、过程之艰、心下之痛，也就可以想见了。可是，除此还有别的更快更好的法子吗？
相对而言，库布其沙漠中东部的达拉特旗、准格尔旗还算好办些的，因为这两旗素以农业生产为主，属于农牧业限制发展区，封育搬迁的措施是“拉网围栏”限制放牧，还不至于触及太多农牧民的太多痛处。顶难办的就是西部的杭锦旗。这个旗区素以牧业为主，也由此成了生态最为恶劣的区域，全面的封育更为急迫，于是便被毫无悬念地划入了禁止发展区。这意味着搬迁速度更急，搬迁人数也更众，其中又有很多是久居沙漠深处的牧民，与外界一直缺乏联系，工作的开展就更加艰巨。
对于其过程，已有一位令人信服的当地学者，用了“波澜壮阔，惊天地泣鬼神”这十字来形容，其波折与难度也就可以想见了。不过，这位学者也同时郑重地指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的变革中，没有出现一例死亡事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人间奇迹”。
从这样的描述中，既可反观出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实施“封育搬迁”的决心与力度，亦可以看出杭锦旗政府落实这一政策的良方与优策。
实际上，杭锦旗政府在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为所有搬迁的农牧民都提供了“五个一”保障，即“提供一套住房，培训一项技能，找到一份工作，落实一份社保，发放一份补贴”，以此确保转移后的农牧民能够得到相对安稳无忧的生活。其中补贴的发放办法，是给每个进城的农牧民每年补贴4000元生活费，连续补至2028年，“补贴期满稳定就业的，取消补贴；未稳定就业的，纳入城镇低保体系”。
为将这份保障落到实处，杭锦旗政府整合了统战部、团委、妇联、发改委、扶贫办、民委等诸多部门的资源和力量，可谓事无巨细地尽心竭力。也正因此，“封育搬迁”这场绿色风暴所涉及的农牧民，才最终理解了政府这一决策的良苦用心，并纷纷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宣传办的负责人张燕说，始自2000年的封育搬迁政策，对库布其沙漠以至整个鄂尔多斯的生态转变而言，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这之后的环境变化十分明显，原来手一摸哪儿就五指全是黄沙的现象没有了，全市的整体经济也直线上升了。
张燕至今还记得，有一年春节放假回家，看见爹爹（父亲的兄弟）突然把山羊全杀了，当时不明所以，也没细究的心思，待参加工作后了解到鄂尔多斯市的生态建设历程，才知道那时刚好在推行封育禁牧政策。她说爹爹从那儿之后就改为了圈养猪鸡，时下年入颇为可观，也同样成了生态改善的受益者。
十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这种忍痛疗疮的办法是相当有效的，广大农牧民在当年所承受的变故也是十分值得的。
时下的一个共识是，2001—2008年是鄂尔多斯生态建设史上投资大、速度快、效果好、农牧民得实惠多、成就引人注目的高速发展期，与过去相比，已“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始自2000年的“封育搬迁”，实已成为鄂尔多斯生态改观的一个重要拐点，全面的禁牧，禁出了一个史上空前的大发展，大跳跃。
在无数鄂尔多斯人的记忆里，禁牧前的沙区灌木大多都会被山羊啃成光秆，成片的油油牧草也会被瞬间啃成干地皮。禁牧后，沙丘上的灌木全面开花，沙坡上的草木生机逼人。再抬头看，天蓝了，云白了，鸟儿也来了，一声声叫得那个迷人！
封育使万物并秀，令大自然渐渐恢复了原初的样貌，而这样的样貌由于人们从未亲见过，往往还会产生深深的讶异。比如库布其沙漠里有一种名叫“沙竹”的植物，许多年中始终都只有几十厘米的高度，封育之后的数年内，竟株株都蹿长到了3米多高，且根根粗壮。曾有资深的植物学家见了，竟也一时间不敢相认，直到仔细查看过它们的叶鞘、花穗甚至地下茎，才确定那就是沙竹无疑。一瞬间，又悲又喜的泪水盈满了每个人的眼眶……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鄂尔多斯市的历届党委、政府也始终都把防沙治沙工作摆在首要位置，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和“保护也是发展”的生态理念，继续以调整种养结构、人口布局、产业化发展等多种方式，促进生态的修复，并终致“绿进沙退”。
2013年，鄂尔多斯市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了“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的荣誉称号。库布其沙漠东部的准格尔旗，也因其植被覆盖率已高达75%，而被国家水利部评定为“全国首个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旗）”。
在一个崭新的世纪里，鄂尔多斯人实现了一代代孜孜以求的绿色目标。
鄂尔多斯的实践已经证明，当一个地区环境承载力脆弱的时候，以大力转移农村牧区人口为核心的“封育”之法，属实是实现人与自然重新和谐相处的彻底而又有效的途径。也同时证明了“沙漠不可治理”之说，实是一个可以打破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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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荒漠沙丘”变成“绿水青山”的伟大实践中，另一个与“封育搬迁”之举措同样重要的因素，还在于鄂尔多斯人对科学的尊重，尤其是科学的持续介入。
这样的事实，使鄂尔多斯人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既符合生态建设规律，又行之有效的生态建设模式，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绿色中国梦”。库布其沙漠的治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治沙科技的发展史，更是一部诸多科学家刻苦钻研的奋斗史。
这部奋斗史的书写，可以20世纪70年代为起点。据鄂尔多斯市林业治沙科学研究院院长刘朝霞介绍，那时中科院就已介入了库布其沙漠的治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很多调查成果，为后来的科研工作奠定了一个必要的基础。
在此之后，由东胜苗圃于1963年改建而成的鄂尔多斯市林业治沙科学研究院，就一直致力于林业治沙的科学研究、开发及利用。半个世纪以来，林科院把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作为科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不断加强林业科技研究与科技推广力度，抓住国家实施林业重点工程的机遇，重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研究出一批适用于鄂尔多斯生态环境条件下的科学造林成果，并开展了一些基础理论和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初步建成了林业科研体系和林业科技服务推广体系。同时应用“灌、草、乔结合，以灌为主”的植物配置模式，结合沙障设置、人工撒播、飞机播种、针叶树引种、灌木加工利用、抗逆品种选育、抗旱造林等进行治沙研究，陆续开展了50余项科研课题，取得了30多项重大科技成果。
其中的“流沙地建立飞播杨柴采种基地”研究，对以飞机播种形式治理流动沙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飞播造林种草治沙技术研究”，新增了适宜混播的植物种，扩大了适宜飞播的范围，提前了播期，为飞播造林治沙技术在库布齐沙漠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生物基可降解纤维沙袋沙障治沙技术推广示范”项目，则采用新型的沙障材料，在库布齐沙漠建立了示范区300亩。这种新型沙障采用木薯、玉米等植物的淀粉制成，既可长期保持障体结构的相对稳定，又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完全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杜绝了化学材料的沙障给沙漠带来的二次污染。通过示范，辐射带动了绿色环保型沙障材料的应用，促进了“以沙治沙”新技术的快速推广。
早在2012年就荣获了“草原英才”称号的刘朝霞认为，生态平衡是治沙科学研究的灵魂，新技术的应用，如新的治沙材料、树种选择等，都是治沙科技所应突出解决的问题。库布其沙漠的治理，从技术手段到治理成效，在国际相关领域均处于领先水平，在国内外治沙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领着国内外治沙事业的发展。
此前经年，林业工人及农牧民虽说始终致力于植树造林，手头所掌握的必要知识却少而又少，这也成了他们奋战多年而未能彻底扭转乾坤的一个重要因素。好在一代代的林业工程师、科技人员和奋战在第一线的林业工作者，都在一直努力。通过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实验和摸爬滚打，时至21世纪初，沙里造林的科技已臻成熟，在苗木规格、浸水程序、树种选择、栽植密度、混交类型、造林季节、平茬时机、树种更新等方面，都已取得了足够的科技支撑；远沙大沙的播种造林之法，也被屡屡刷新。种种科技成果被迅速分享，使治沙人的努力更富实效。
与科研工作者一样对科学保持了足够尊重的，还有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也正因此，在治沙进程中逐步应用了“分区实施、梯度推进”治沙方案，并最终形成了“南围北堵中切割”治沙战略，使库布其沙漠这条桀骜不驯的暴烈黄龙，渐露了温和容颜。
“南围”是指把库布其沙漠的南边围起来，防止沙漠的流动蔓延。这一地区荒漠化相对严重，干旱少雨，治理难度大，任务重，需要长时间坚持。
“北堵”是在库布其沙漠的北边建设锁边林带，阻挡风力，在减少内部沙区的扬沙现象的同时，也防止泥沙北侵黄河。锁边林带的建设，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开始，先后依托“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碳汇造林、城市核心区百万亩防护林生态圈、京津风沙源治理、重点区域绿化、村村绿化等国家和地方的林业重点工程建设，采取人工、飞播、封沙育林、工程固沙等措施，现已营建起了长200多公里，南北宽3—5公里的乔、灌、草与带、网、片相结合的绿色防风固沙体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中切割”是指利用库布其沙漠的10条天然孔兑，以及22条大小不等又纵横交互的穿沙公路，将库布其沙漠切割开来治理，以营造护堤林、护岸林、护路林、阻沙林带的方式，分段分片、由近及远地逐个击破。这也就相当于把一个西瓜切开来吃，既缓解了治沙的压力，还可借力于部分孔兑的水资源，同时以山洪淤地改造土壤，又增加了耕地，一举三得。
许多年来，库布其人与沙漠的实战经验在不断累积，科技人员与沙漠的实战理论也在不断进步，两者于过程中不断融合，并到底酝酿出了这样一个防沙治沙的伟大战略，形成了这样一份防沙治沙的系统方案。此方案是针对库布其沙漠独特的地形特点所设计的，符合地区自然规律和生态恢复的要求，并以实现交通、治沙的双赢为目的。作为一个系统有效的科学战略，它体现了鄂尔多斯人的智慧与务实。库布其沙漠的治理，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点面结合、遍地开花的新时期，并加速了全面春归的进程。
每一届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都坚信科技是沙漠治理的关键驱动力，并积极推进科技在治沙实践中的实际应用。这使这个“灌木王国”早在2005年起，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林业的发展目标，并以此为朝向而大步迈进。
到2009年，已成功开展了8.7万平方公里的全境航拍工作，由此采集到了全市的地形、地貌、地类等基础数据，掌握了全境的林业资源数量、结构分布及消长变化等情况。随后又用3年时间，把所有数据都矢量化了，使全市的家底自此尽在掌握之中。鄂尔多斯市也因此早在2012年，就被评为了“全国林业信息化示范市”。
这一历史性的变迁，把人们植树造林的工作效率不知提高了多少倍。过去鄂尔多斯一年完成约67平方公里的造林都很困难，现在一年完成1300多平方公里都颇为从容。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效果和效率，往往是人们事先所无法预料的。现代化林业的信息系统的建设，也对林木植被的后期养护及生态的全面复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尽管时下的库布其沙漠已由“荒山沙丘”变成了“绿水青山”，科技工作者肩上的重担却仍然未减分毫，实际上他们不仅要致力于将“绿水青山”打造成“金山银山”研究，更要先行解决眼下的至少三个亟待他们破解的问题。
一是人们的共识是，如今库布其沙漠中部的达拉特旗已无沙可治，因为其植被覆盖率已高达78.8%，东段的准格尔旗则完成得还要早一些。尚需治理的已只剩下了西部的杭锦旗。事情之所以如此，也是科技的曾经限制所致，早年科技不够发达，人们只能先行选择那些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区段进行治理，以免白白地浪费人力物力，尤其要避免打击人们的治沙信念。现在人们则已将目标锁定了杭锦旗域内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远沙大沙，那么在啃这块硬骨头的时候，科技人员还能否提供一些更具效率也更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
二是到底将库布其沙漠绿化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到好处？那个生态的黄金平衡点究竟在哪里？这同样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数值过大，植被就会嫌密，域内的地上水和地下水资源等就会被过度消耗，既不利于生态的修复以及后期延续，也很可能会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数值过小，则又达不到生态治理的目的。对于这个临界点的寻觅，时下也并无可靠的先验可资借鉴，因为即便是国际标准，又或是已在他方取得成功的标准，拿到本土来也未必适宜，所以还是得靠科研人员去自行摸索，自行探明，哪怕过程中免不了要走一些弯路，这摸索的结果也是一定要出笼的，毕竟得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提供靠谱的科学依据。
三是尽管库布其沙漠的植被覆盖率已有目共睹地越来越高，却也并不意识着事业的完结，恰恰相反，它似乎只是开始，随之而来的许多事情尚需科技来给出答案。比如在库布其沙漠的早期绿化中，乔木类的种植普遍以杨树为主，而杨树的生命只有二三十年，如今已大多趋于老化，面临着更新。更新之际，当替之以什么树种？要不要弄成经济林？弄多少是恰当的？又比如随着沙产业的快速发展，已有更多企业期待着科研人员能够拿出可靠的科研成果，让他们知道库布其沙漠中的既有植物，包括所有乔木、灌木和草本，当如何加以应用才是最好的，才能够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人们对沙生植物持久的栽培及保护动力。
如此种种，显然已能让人意识到，目前对于库布其沙漠的生态治理技术，实际上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防沙治沙手段了，而是已经升级到了集沙漠化治理、水环境治理、土壤修复等于一体的多元化技术集群。对于科研人员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新颖的课题，无疑也是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
所幸，在数十年的治沙实践中，鄂尔多斯已造就了一大批沙漠治理的高级专业人才，而且他们显然是不畏挑战的，或者说，他们早已习惯了迎接各种艰巨的挑战。
实际上，科研人员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早已着手，且屡有成果出来并得以实际应用。在以刘朝霞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人员看来，生态平衡是治沙科学研究的灵魂，新技术的应用如新的治沙材料、树种选择等，都是治沙科技理应突出解决的问题，因为绿化库布其沙漠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还要同时带动沙区农牧民的致富，所以“治”“用”结合一向就是科研人员的原则之一。
那么，此刻无疑已有理由深信，在鄂尔多斯人将“绿水青山”打造成“金山银山”的进程中，科技也必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出它巨大而又温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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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库布其沙漠最终实现质变的第三个因素，还在于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在突破了公益性保境保护的传统观念，自此调整战略，打开思路，及时引入社会力量，从而在21世纪逐步形成了社会多元投资生态建设的新格局。这一点虽然位列第三，却并不意味着它不够紧要，实际上，库布其沙漠生态建设的永续发展，恰恰仰赖于此。
在过去，但凡提及沙漠的治理、生态的保护，人们都会惯性地觉得那是政府考虑的事情，与民众无关，与企业无关。乃至政府本身也是这么个想法，认为那是国有土地、国家作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别人沾边。然而随着对库布其沙漠治理的日益深入，政府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了一个现实问题：该如何使那些既有的绿化成果不断地巩固发展，永久地保持下去？难道只有单纯地投资这一条路吗？难道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都只能靠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味地“输血”吗？若果然如此，若只能如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又能坚持“输血”多久呢？
答案显然是不容乐观的。
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由此意识到了另辟蹊径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一个生态建设与保护之思路的大转折，就这么发生了。
一场大胆的改革亦随之兴起。在“封育搬迁”的同时，也即从2000年起，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就开始把“五荒”地渐由农牧民家庭向企业流转，使之从过去的小打小闹，转变为公司的大规模开发。同时陆续推出了“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沟，一乡一镇建设一园一区”等生态保护建设政策，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在此激励下，先后有东达蒙古王集团、亿利集团、伊泰集团、鄂尔多斯集团等10多家大中企业，进入库布其沙漠进行开发建设，成了接力传承阶段性成果的实体力量，也成了治理沙漠的主体。
一个崭新的四轮驱动治理模式，即“党委政府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经营、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也自此成了鄂尔多斯市推进生态治理与保护的基本章法，突破了生态改造、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尽属公益性的传统观念，也打破了单纯靠国家及地方政府投入的传统“输血”模式。使国家、集体、个人攥成一个拳头，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又齐头并进。全社会对于沙漠的认知，自此不同于以往。
勇于创新的鄂尔多斯人，以在库布其沙漠中摸爬滚打数十年的经验，提炼出了“市场化治沙”的概念，并迅速被实践所证实为无误——
“十五”期间（2001—2005），全市生态建设总投资达到了21.1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6.1亿元、地方投资2亿元、社会投资3亿元，是“九五”期间（1996—2000）的23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投入的6倍。全市累计完成人工造林674.26万亩，飞播造林711.15万亩，封育340.71万亩，完成全民义务植树2951.88万株，四旁植树1520万株。
“十一五”期间（2006—2010），全市生态建设总投资达到了191.7亿元，其中国家投资21.7亿元、地方投资152.3亿元、社会投资17.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自“十五”末总投入的48.5倍。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42.5万亩，飞播造林122万亩，封育194.96万亩，完成全民义务植树4570.88万株，四旁植树1774.8万株。由此扭转了长期以来治理速度赶不上沙化、退化速度的被动局面。
事实是，市场化治沙正是库布其治沙成功的关键。没有市场化，企业的积极性就难以发挥；没有产业化，也不可能把沙漠治理持续下去。正是市场化，探索出了“企业建基地、基地联农户、企业对协会、协会联农户”“企业建基地、农民土地入股”等多种长效机制，解决了“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得”“如何可持续”等老大难问题，使“沙患变成沙利，风沙变成风景，黄沙变成黄金”，最终实现了“沙漠变绿、企业变强、农牧民变富”的共同目标。
参与库布其沙漠治理的十几家企业，都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多数是靠其他产业发展壮大，然后用工业反哺农业，投资治沙，主要目的是发展林沙产业，力争走上可持续治理的路子，以此回报家乡，回报社会。这些企业的“当家人”，几乎都是“大漠之子”，怀揣一份固有的沙漠情怀，尤其对沙漠有着更为深透的认知，以致开启了“投入—输出”的新模式。
鄂尔多斯集团在库布其沙漠中部达拉特旗境内的恩格贝，最早开始防风治沙，转化沙生植物，培育优质绒山羊种羊，让农牧民通过育种改良增加收入，为企业治沙带了个好头。
伊泰集团率先在库布其沙漠西部的杭锦旗境内试种万亩甘草，以林草药建基地，为人工直播、扦插、平移和育苗技术做出了成功示范。同时栽种防护林，带动农牧民利用沙漠增加收入，保护了杭锦旗梁外甘草的野生面积和驰名品牌，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奏响了向沙漠要效益的新乐章。
绿远生态开发有限公司在库布其沙漠腹地承包20万亩荒沙，已成功种植梭梭林（梭梭又称“盐木”“琐琐”，是一种藜科、梭梭属植物，耐干旱，有“沙漠先锋”之誉）2万亩，接种肉苁蓉8000亩，让沙漠里生金。
东达蒙古集团经过20多年的实践，在库布其沙漠造林30多万亩，平均灌林碳储量为143920吨，乔木林碳储量为81720吨，拉动周边地区农牧民植树种草也形成林碳储量约140万吨。用“上一个项目、带一流产业、兴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的理念，创造了“生态移民、产业扶贫”的新模式。
亿利资源集团通过PPP模式，采用政府政策性支持，农牧民土地入股、企业商业行动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出生态+生意的商业模式，让生态与生意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经过30年的坚持不懈，在库布其沙漠种植甘草200多万亩，肉苁蓉30万亩，开发了甘草良咽、复方甘草片、沙小甘等系列健康产品。研发了1000多个生态修复资源，取得了100多项技术成果，首创了100多个工艺技术包，带动当地3万多农牧民脱贫致富。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库布其沙漠治理也进入了新阶段，在“荒漠沙丘”已变成“青山绿水”的前提下，人们开始执力于让“青山绿水”再变成“金山银山”的宏大目标。在实践的过程中，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在发展沙产业、生态移民、禁牧休牧、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给予了企业和群众以直接的支持，有效促进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生态领域的聚集，进而实现了三大转变，即防沙治沙主体由以国家和集体为主，向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的转变；由注重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向科技创新支撑下的综合防治转变；由单纯注重生态效益，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共进的转变。在这样的格局下，十八大至今，库布其沙漠的修复面积已经超过了过去的25年之和。
库布其沙漠“绿起来”了，也“富起来”了。鄂尔多斯人以自己对库布其沙漠的治理实践，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也同时使“绿色”俨然一种遗传密码，融入了一代代人的血液里，成为鄂尔多斯人建设生态文明的源头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