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武夫当国”的时期，因此，武夫们的气质往往决定着那一段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北洋系统的军官中，有不少都是喝过“洋墨水”的，虽然大多是半瓶子晃荡，但也正是这种“中西掺和”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很快在权力中心取得一席之地。在这些军官中，冯国璋应该是“掺和”得最均匀的一位，他的成长既具备中国传统武夫的特点，也带有新式军人的风格，而这也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由他一手创建的直系。
序篇：从谈兵到练兵
在“北洋三杰”中，冯国璋是年岁最长的一位。他生于1859年，也就是清咸丰九年，彼时的清政府正忙于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武装激战。出道较早的冯国璋，他成名的道路也带着鲜明的中国旧式传统军人的痕迹。从进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到成为聂士成的幕僚，从出使日本到镇压义和团，从效忠大清朝到只知有袁宫保，他勤勤恳恳地跋涉着自己的仕途，从而一直达到权力的顶峰。
（一）
在张学良将军晚年的诸多谈话录中，他曾提到与自己交过手的直系将领吴佩孚。少帅对这位名噪一时的直系将领似乎并不买账：“我的对手吴佩孚，我最不佩服他，那他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当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吴佩孚会有那么大的名气。”后世有人认为，张少帅这句话有点儿言过其实，要知道，美国的《时代》周刊甚至认为吴佩孚是“中国最强者”，美国学者约翰·鲍威尔甚至认为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但是张少帅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只有身在战争中的人才知道，当时的战争到底是怎样的情形。
其实自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战之前，军阀之间的争斗都是小规模作战，大多都是暗地里的政治博弈。这大概和近代军阀多为学院派或者是绿林出身有关，他们不太喜欢飞机大炮乌烟瘴气地打一通。所以，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学院教育的张学良，他自然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他看不起民国那些动口多于动手的军人，而当时的民国军人则认为张少帅是“捅娄子”的高手。
一帮军人左右的政治，却不是真正意义上靠正面交锋来解决问题，民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其实是因为这帮所谓的新式军人根本不会打仗。动辄嚷嚷着“开战、开战”的军阀们，往往私底下开个会，搞个“几角联盟”就把对方瓦解了，所以不等打起仗来，事情就落下了帷幕。当时处于新旧交替之际，腐败的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开始发展新式教育，培养新式军事人才。但是这所谓的“新式”是必须要加上引号的，因为旧制度下的教育，注定只能空有一个“新”的壳子。
在这些“嫁接”的新式军人里，冯国璋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今属河北）人。说起冯国璋，大家总会说到他的曾孙冯巩，其实冯国璋的先祖也相当显赫，那就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冯胜。冯胜能征善战，在明朝建国后被封为宋国公，史书上记载他功勋卓著，在明朝的开国将领里能超过冯胜的只有徐达和常遇春两个人而已。
冯家原本也算是大户人家，但是到冯国璋这一代的时候已经逐步走向衰落。冯国璋七岁的时候在故乡的私塾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十二岁的时候，冯国璋又改到外公家附近的书院读书。这时的冯国璋本性聪颖，学习成绩出色。冯国璋的堂叔冯甘棠非常喜欢自己这个聪明的侄子，于是出资赞助冯国璋到保定的莲池书院去进修。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冯国璋所接受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与封建社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
而“书生持兵”日后也成为直系军阀一道独特的风景，不论是早期的冯国璋，还是后期的吴佩孚、王承斌、卢香亭等，乃至学历最低的冯玉祥，也深受感染，成为爱国名将。而直系将领的文人出身，也从一个方面映衬出当时民国军界的普遍现象，与其说民国是“武夫当国”，不如说是“儒将当国”。文人将兵，总是要“先礼后兵”，这礼也是明的暗的一起来，所以“礼”罢了往往也就没有什么动兵的力气了。难怪当时外国人讥讽，民国军阀们的战争是靠烟土和银元在打。
因此，不得不对冯国璋这段私塾生涯进行一番推敲，在私塾里，冯国璋学到了什么呢？至少有三样东西对他日后是非常重要的：一、文人的风骨。二、文人的性格。三、文人的计谋。文人的风骨，也就是冯国璋的坚强与柔弱，他由一介布衣投身戎马，数十年仕途起伏不能说不坚强，但当他在蚌埠面对倪嗣冲的顶撞时也显得有些柔弱；文人的性格，也就是冯国璋的传统与革命，他是聂士成和袁世凯的幕僚，是镇压义和团和革命党的铁血派，但日后又是推翻帝制的急先锋；文人的计谋，也就是冯国璋的忠诚与圆滑，他是“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袁宫保”的代言人，但又是覆灭袁世凯帝梦的主导者。
冯国璋并没有在莲池书院顺利完成自己的求学生涯，因为家道中落缴不起学费，他不得不选择退学。退学以后的冯国璋并未就此回到乡间完全蜕变成一个农夫或是穷酸秀才。对他随后的人生起到影响的主要是内外两个原因，内因是他所接受的教育已经给他植入了新的价值观，而外因则是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当时清政府腐败，仁人志士四处传播尚武强国的思想。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冯国璋立志出人头地，在大时代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少年冯国璋决定像当时诸多踌躇满志的少年一样投笔从戎。
（二）
翻看清朝的历史就知道，清朝之所以能够纵横辽东、问鼎中原靠的是“八旗子弟”。所谓的“八旗子弟”其实也不尽是由满族人组成的军事武装，主要是指“满洲八旗”和后来归顺的“蒙古八旗”。在入关过程中又收编了明朝留下的汉族武装，发展出了“汉军八旗”，这二十四旗总兵力共有28万人。清朝统一天下以后，专门把心腹部队提了出来，组成了“禁骑”，负责京城警卫和监控国防，而其他的“二十四旗”则分到了地方，称之为“驻防八旗”。这就是清朝的主要军队“骑营”。
除了“骑营”，清朝的官方武装还有稍后成立的“绿营”，也就是在统一天下以后收编的汉族武装，后来凡是汉族的子弟，只要考中武举，就可以通过这条路走上仕途。“骑营”和“绿营”都属于“经治兵”，就是国家的正规武装。可是在清兵入关以后，尤其在清朝末年，“经治兵”极端腐化，终于被太平天国的太平军打得一溃千里。之后曾国藩招募乡勇，经过训练，编成了“勇营”，也就是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部队湘军和淮军。
少年冯国璋加入的就是“淮军”。“淮军”是李鸿章所管辖的部队，因为早期的兵员和将领多来自于安徽江淮一带，故而得名。淮军最有名的战役当数与太平军激战上海，此后又镇压捻军，逐渐成为晚清的重要军事力量。而后随着曾国藩、李鸿章接连担任北洋大臣，淮军的地位更是扶摇直上。先天不足的“勇营”难逃盛极而衰的命运，由于这帮人大部分都是市井的无赖和从良的土匪，加上“勇营”的很多首领治军都不严，因此“勇营”的军纪散漫，士兵出去烧杀抢掠，当官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为了刺激“勇营”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随便地给予封爵和赏赐，“勇营”的不少官兵难免居功自傲。
当冯国璋抵达天津大沽口加入淮军时，淮军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少年冯国璋所面对的淮军，是一支军纪散漫、思想落后的部队，官兵们营私舞弊，“勇营”战士横行乡里，与土匪无异。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并未浇灭冯国璋的满腔热血，和那个时代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冯国璋在默默地等待着改变命运的机会。
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天津武备学堂，也被称为北洋武备学堂、陆军武备学堂，可以说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吴佩孚如此，冯国璋亦如此。光绪十一年，也就是1885年，冯国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武备学堂，成为第一期步兵学员。在天津武备学堂期间，冯国璋的学习成绩很出色，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所以在毕业以后，他顺理成章地留在武备学堂当教员。
1893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做了几年的教员之后，冯国璋决定不再纸上谈兵，而选择再次投军。冯国璋找到了淮军名将聂士成，成为聂士成的一名幕僚。聂士成是淮军名将，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立下战功，此后多次与外寇作战，以骁勇无畏著称，史书记载“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外国人甚至认为“华军虽重，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
1893年，日本、俄国窥伺东北、朝鲜，时任太原镇总兵的淮军将领聂士成主动请求勘察东三省边陲的地形。清政府准许后，聂士成带着冯国璋、张祖佑等人，沿黑龙江乌苏里江一线中俄边境勘察，考察漠河金矿，经瑷珲、海兰泡、黑河、伯力，直到双城子、海参崴。半年之后，他们又经由朝鲜北部咸镜道进入朝鲜，沿朝鲜东海岸路过元山，直至汉城折返经平壤回国，行程2.3万余里。在这次的勘察过程中，冯国璋不仅履行着自己的本职，还积极帮助聂士成将此行的所见所闻以日记图标形式汇成《东游纪程》一书，加上他之前的淮军背景，终于让他得到了聂士成的器重。
冯国璋得到聂士成的信任之际，中国的历史进程走到了岔路口上。1894年1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应朝鲜政府之请，聂士成奉命随同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两千人开赴朝鲜，进驻牙山。作为聂士成的幕僚，冯国璋随同聂士成一起抵达朝鲜。正如此后历史发展的那样，东学党起义最终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最终使受到“黑船来航”影响的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跃成为东亚强国，而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越走越深。
（三）
中日甲午战争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耻辱，但却成为冯国璋仕途的起点。而要说到冯国璋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最重要的时刻，当数摩天岭阻击战。摩天岭位于辽宁东部，本溪市区南偏西80千米处，距离辽阳市约50千米，是本溪和辽阳的东西界山，也是连山关和下马塘的南北分界点，海拔969米，也叫作大高岭、太高岭或是高岭。
先说1894年聂士成和叶志超率军进入朝鲜平乱。7月，日军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偷袭，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向牙山出兵。聂士成和叶志超主动将部队撤到公州、成欢，借助有利地形伏击日军，虽然一度重挫日军，终因寡不敌众撤到公州。随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正式打响。聂士成随即率部绕过汉城，取道忠州、金化，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跋涉与入朝参战的平壤大军会合。在平壤战役爆发前，聂士成回国募集兵勇，在抵达义州时又奉命折回平壤，但是部队才行进到安州，平壤就已经陷落。聂士成只好率军撤回国内，参加鸭绿江江防虎耳山战役。
对聂士成和冯国璋来说，这一段故地重游的经历实在谈不上有多么美好。就在抵达虎耳山不久，日军就突破了鸭绿江防线。为了阻止日军向辽阳、奉天推进，聂士成不得不退守摩天岭及其东侧的连山关，堵住凤凰城通往辽阳的唯一通道。10月11日，日军第二十二旅团攻取连山关，聂士成在摩天岭的丛林中故布疑阵，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才算是暂时保住了摩天岭。
而此时的冯国璋，作为聂士成的重要幕僚，针对摩天岭的地形以及东北的气候特点，向聂士成提出了雪夜奇袭连山关的计划。
在冯国璋看来，东北的严寒天气必然让日军不适应，加上敌方不熟悉摩天岭附近的地形，他们完全可以借助天时与地利伏击日军。同时，可以利用疑兵之计，不断进行游击战术，等到日军松懈，再相机攻击凤凰城。对聂士成来说，冯国璋的计策是冒险激进的，因为对阻击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守”，而冯国璋的计划却是“攻”，一旦不能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出击的清军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但沉稳的冯国璋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最终使聂士成下定决心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在10月25日，驻守赛马集和摩天岭的两路清军同时出击，夹攻草河口一带的日军，毙敌数十人，随后趁着风雪奇袭连山关，击毙日军中佐富冈山造。随后，清军实施游击战术，不断袭扰日军，并袭击凤凰城，最终将日军阻挡在摩天岭至赛马集一线，使得日军不得不退回凤凰城，彻底粉碎了日军经摩天岭直捣奉天的作战计划。摩天岭阻击战虽然并没有影响到中日甲午战争的最后结果，但却是战争中清军唯一一次成功的阻击战。凭借此战，聂士成以战功晋升为直隶提督，率兵进驻山海关保卫京畿，冯国璋则受到清政府褒奖，担任聂军军械局督办。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冯国璋跟随聂军到芦台驻防。此时的聂士成以自己的功字十营为骨干，从驻防的淮军里选练马步队三十二营，编为武毅军，仿照德国营制操法，编订《淮军武毅各军课程》作为教材，创办开平武备学堂，用近代军事知识教育军官。这段时间冯国璋几乎成了聂军中最为忙碌的人，曾经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过教员的他，再次受到聂士成的重用，负责修订教材、训练新兵。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的清政府终于意识到，曾经孤悬海外的“小岛子”日本，如今已经崛起成为远东军事巨擘，于是决定派军事随员出使日本。在挑选人才时，年轻有为的冯国璋被列在了出使日本的名单中。是年4月，冯国璋以军事随员的身份跟着驻日使臣裕庚出使日本。到达日本以后，冯国璋大开眼界，终于意识到中国所谓的“新式”军事训练，不过是空有一副皮囊，尤其是这期间他还结识了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意识到日本人对中国之研究何其全面，而闭关锁国的中国不必说对英美等国，就是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根本没有什么了解。
冯国璋在日本期间留心考察军事，同时将自己的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汇编成了数册兵书。在结束了出使日本的公务回国之后，冯国璋就急不可耐地将自己所写的兵书呈给了聂士成。聂士成和李鸿章一样，更倾向于德国式的军事教育，对他来说，即便中日甲午战争遭遇惨败，也很难在心理上信奉“岛国”日本的成功之道。本来踌躇满志的冯国璋完全不曾料到自己苦心汇编的兵书会遭到聂士成的漠视，一时愤懑不已。
一、趁势而起：依附袁氏冲锋陷阵
在“北洋三杰”里，段祺瑞像是新新人类，王士珍是十足的“老油子”，冯国璋则是三好学生，他是在军中考上的文秀才，接受了八股思想的教化，李鸿章非常欣赏他。满脑子经史子集的冯国璋有点儿“轴”，虽然不像张勋那样被帝制思想荼毒得有点儿异化，但也认定了忠君爱国的思想。考察地理和写见闻纪行这两件事，本身就继承了古代将领的光荣传统，尤其是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种“文人知兵”的路数，他是属于先掌握理论知识，然后用理论指导实践，只不过他的理论比起以前那种陈腐的兵法套路，还是有了很多不同。
（一）
自日本参观回来以后，冯国璋苦心编撰了数册兵书，自以为是改革军事的灵丹妙药，于是呈送给聂士成，哪知道聂士成根本看不上眼，当成狗皮膏药一样扔到一边。冯国璋是个死心眼，死心眼人的自信心往往不容易被打击到，既然聂士成不把他的兵书当回事，冯国璋就准备再找识货的人。但冯国璋也不是像发小广告似的，逮着谁就往怀里塞一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他当然得找一个口味对得上的。冯国璋的这“数册兵书”，其实与之前的兵书大有不同，这些书里所提及的知识是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前文人写的兵书都比较空泛，虽然打着新兵法的招牌，里头卖的还是旧货，换汤不换药。冯国璋的兵法虽然不能说多先进，但确实是旧瓶装新酒，如果说以前的所谓新式兵法不过是红酒瓶子里装老白干，冯国璋的兵法就是白酒坛子里装白兰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冯国璋将自己的兵书递给了正在张罗到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袁世凯是听过冯国璋这个名字的，因为冯国璋在军中考上秀才，颇得李鸿章器重，所以李鸿章每每点名表扬都会提到他。拿到冯国璋的兵书以后，袁世凯立即伏案阅读，结果看完之后喜不自胜，赶紧请冯国璋来。袁世凯对冯国璋以及冯氏所著的兵书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评价冯国璋“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并称冯氏所著的兵书为“鸿宝”，加上有荫昌的举荐，袁世凯就任命冯国璋为督操营务处总办，由其亲自编订新军的兵法操典，相当于是新军教科书的主编。
其实小站练兵，干得最好的不是王士珍和段祺瑞，而是冯国璋。在小站练兵期间，冯国璋所编订的新军兵法操典得到了举朝上下的称赞，而且相比城府极深的王士珍和有点儿恃才傲物的段祺瑞，忠厚老实的冯国璋时时处处不忘把“忠君爱国”放在口头上。只是冯国璋有个特点，他很低调、谦卑，凡事都不会争先，所以在北洋军中的风头自然不如王士珍和段祺瑞，但却得到袁世凯的喜爱，有这样的手下，自然不会盖住老袁的风头。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影响，一心想成为一个“治世能臣”，几个人相比较，数冯国璋最对他的性格。
1899年，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往山东会操，当时山东到处都是义和团，袁世凯上书称“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1900年，袁世凯正式补授山东巡抚，随即大举整肃义和团，其中下手最狠的就是冯国璋。因为在整肃义和团过程中立了大功，被袁世凯保举为补用知府，官职升到从四品。1901年，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和教练处，冯国璋出任教练处总办，主要负责创办将弁学堂、武师学堂以及测绘学堂等。1903年，冯国璋到北京担任清政府练兵处军学司司长，后又于1906年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
初到北京的这段时间，冯国璋得以接触到清廷贵胄。他的性格和思维让他得到清廷贵胄们的信任和喜爱，从而与清廷贵胄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果不是清朝迅速衰败，以当时的情形来推断日后仕途的发展，冯国璋俨然是最有希望的。因为身在北京，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加上性格温顺乖巧，满洲权贵自然信赖他。但所有的好孩子都有一个缺陷，就是怕被打击。如果是淘气的孩子，抗打击能力会比较强，但对好孩子往往是鼓励胜于打击的。当时和清廷贵胄们关系亲密的冯国璋，在满洲权贵的鼓励下，开始积极投身于清政府的军队建设。在1907年出任军咨使以后，“条陈时事数万言”，就军队教育和提高军队素质等提出了诸多改进措施，结果都没有得到清廷贵胄们的采纳，积极性被打击掉的冯国璋遂“钳口结舌，随声画诺，不复言天下事了”。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以“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为由赶回洹上，不得不过起隐居的生活。据说在袁世凯隐居洹上的时间里，最常去拜访袁氏的人就是冯国璋，他经常向袁世凯咨问政事如何处理。不过从后来的形势看来，要么是袁世凯没有对冯国璋说实话，要么是冯国璋没有听懂袁世凯的话里有话，要么就是袁世凯彼时仍然没有放弃“治世能臣”的梦想，要么就是三点兼而有之，反正冯国璋虽然被清廷贵胄们连番打击，还是抱着对清王朝的赤胆忠心。
（二）
1911年，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手忙脚乱的清政府于10月11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京畿陆军两镇南下征讨，并令海军统制萨镇冰率海军赴援。在荫昌所统率的京畿陆军两镇里，就有冯国璋的部队。因此冯国璋赶紧跑去洹上找袁世凯商量对策，据说袁世凯只给了冯国璋六个字，“慢慢走，等等看”。不过，这些事情都没有真实的证据。况且荫昌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北洋军的两位大佬段祺瑞和冯国璋，见到荫昌时都是以师礼相待，如果论远近亲疏，他与袁世凯一时还难断高下。
之所以造成前方混乱、部队举步不前，其实是荫昌自身指挥能力的问题。荫昌先是派出两标的部队作为先锋守住武胜关，然后自己慢慢悠悠地到了湖北，却坐在车上连车都不肯下，在距离前线很远的地方观望着，车上也布满了各种枪械。结果一群农妇结伴下田采棉花，却被荫昌当成了杀将而来的革命党，二话不说就开车逃跑，后来还是一个胆子大点儿的参谋下车去看了看，才算是让这位陆军大臣的小心脏落回了肚子里。后来直皖战争期间，皖系的将领段芝贵也学会了荫昌的这一招，在车里指挥作战，一听到己方战败的消息，立马开车逃跑。段芝贵也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这方面倒是颇得了总办荫昌的真传。其实荫昌是晚清标准的八旗子弟代表，口口声声“知兵”，其实也就是平素爱穿个军靴骑个马，真要决断于两阵之间，远不如抽大烟、打麻将、遛鸟、听曲来得擅长。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荫昌，干脆把原因都推到了袁世凯身上，所谓的“北洋军调动不力”更像是他在给自己推脱。当时清末有“知兵”之名的八旗将领，一个是荫昌，一个是良弼。荫昌指挥不力，清廷贵胄们却始终不愿意放良弼到前线去，看家的宝贝就剩这么个独苗了，得留着守卫京畿。没有办法，清廷贵胄们商量来商量去，只能请袁世凯出来解决危机，虽然知道这是疾病下猛药，但是也只能病急乱投医。27日，袁世凯正式出任钦差大臣，随即命令在前线的北洋军对革命党发起猛攻，冯国璋将指挥部设在前线，并亲自考察敌情和阵地，对革命党发动猛攻。
自清政府开始练新兵以来，虽然整日叫嚣着，但其实新军还未曾真正打过仗。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出来的新军，只是在山东“清剿”过义和团，那其实也是放鹰捉兔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等到了辛亥革命，冯国璋率军直面革命党，才算是头一回真正上战场。冯国璋是打过仗的，跟着聂士成大战摩天岭也算是大阵仗。但那时候打仗，是马刀火枪混着用，更像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套路，虽然也算是近代战争，其实所用的战术战法都是老套路。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冯国璋率领的是握有现代装备的新军，自然得用新花样、新武器，毫无实战经验的冯国璋只能选择照本宣科地打。所以当时观战的俄国军官就说，北洋军作战就像是平常演习一样，排好队拿好枪迈着方步上战场。
要说作战能力，北洋军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对面革命党的作战能力就更为逊色。一来辛亥革命是仓促起义，队伍大多是临时拉起来的，论战术和配合自然比不上冯国璋的部队；二来革命党自武昌起义以来，其实也没有打过什么仗，之前碰到的清廷贵胄，像瑞澂、荫昌之流，光听到枪响就能吓得分不清楚方向，往往还没有交火就落荒而逃，对清政府的部队难免有些轻敌。但不管怎么说，冯国璋这一仗打得有声有色，让革命党方面有“知兵”之名的黄兴灰头土脸，并且一举夺下汉阳、汉口，因军功被授予二等男爵。吓得手足无措的清廷贵胄们听到前线捷报传来，才得以坐到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是袁世凯让冯国璋打革命军，是为了得到和革命党谈判的资本。哪知道冯国璋的拧巴劲上来，势要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于是袁世凯急忙下令，让冯国璋停止前进。接到停战命令的冯国璋一肚子气，甚至托人向执政的隆裕太后启奏，如果朝廷能够拨饷银400万两，他可以独立平叛。完全摸不准袁氏心思的冯国璋，很快就被段祺瑞替代，袁世凯把他召回京城。回到京城的冯国璋依然气愤难平，干脆关门谢客在家里生闷气。段祺瑞派亲信靳云鹏来找冯国璋沟通，结果被冯氏一通臭骂赶了出去。随后，冯国璋又上书袁世凯，主张坚持君主立宪、查封报馆，严惩鼓吹革命的“奸人”。虽然使清廷贵胄对他更为有好感，允许他兼禁卫军统领，却引起全国哗然，让他的老上司袁世凯也有点儿下不来台。
（三）
其时袁世凯已经私下开始和革命党南北谈判，而冯国璋依然在到处疾呼对南作战和君主立宪，甚至还被清廷贵族推举为“立宪君主会会长”。担任会长之后，冯国璋还专门就国家政体去向袁世凯请教，袁世凯给予冯氏的答复是“尚需与南方革命军力争”，颇似外交辞令。当时站在袁世凯身边的人固然有之，但忠于清政府的人亦有之。但旁人也就罢了，冯国璋是袁世凯身边“北洋三杰”之一，其部下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又在前线厉兵秣马，袁氏自然需要注意冯国璋的意见。于是在1912年1月24日，袁世凯专门召见冯国璋，“婉词劝说，令其附和共和”，冯国璋毕竟是北洋之“狗”，看到老上司已经痴心共和，也就不再坚持，故而也就站到了支持共和的一边。
但冯国璋这个人的死心眼在于，他认准了一条路，就要把这条路走到底。袁世凯把他拉到共和这条路上，他便在这条路上待着。等日后袁世凯要回到封建帝制的路上去，冯国璋便不愿意了：以前你说帝制这般那般的不好，现在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你要回去就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袁世凯知道冯国璋的死心眼，所以后来凡事也不尽跟他说实话，两人之间的嫌隙也就愈来愈大。
回到1912年的初春，冯国璋和袁世凯还是处在表面上的蜜月期。此时南北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只要袁世凯让清帝退位，孙中山就让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但问题也就出来了，冯国璋是北洋军人，愿意跟随袁世凯倾向共和，但他手底下的禁卫军却尽是满族人和蒙古族人，他们自然不希望自己的朝廷没了。1月26日，段祺瑞领衔北洋军通电清政府及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样一来，不仅清政府震惊，冯国璋所统率的禁卫军也大为震惊。禁卫军驻扎在京畿，是清政府少壮派贵胄载涛所部的一支重要武装，官兵有12000余人，大都反对清帝退位，若是哗变，非同小可。
袁世凯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密令冯国璋务必使禁卫军同意清帝的退位条件。2月10日，冯国璋亲自前往西苑司令部，在广场上集合了禁卫军全体官兵。冯国璋站在高桌上，向所有官兵宣布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表示“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无论个人调任何职，必仍以禁卫军自随”。在暂时稳定了禁卫军的情绪之后，冯国璋又为禁卫军的优待条件奔走，终于在优待条件中又加入“旗兵俸饷仍旧发放”的条款，使禁卫军对其异常爱戴，最终接受清帝的退位条件。
12日，隆裕太后率同清帝溥仪退位，同日，袁世凯发布电文表示拥护共和，“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清帝退位以后，孙中山即电促袁世凯尽快南下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以清帝退位北方形势未稳一再推托。21日，为了迎接袁世凯南下，南京派出了“欢迎总长”，蔡元培和王正廷、魏宸祖、刘冠雄、汪精卫、宋教仁等人偕同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一起前往北京。
29日，北京城发生了“兵变”。当晚八时，北洋军第三镇士兵在朝阳门外东岳庙哗变，先在朝阳门外劫掠果摊食铺，后与朝阳门内的乱兵会合，分头抢掠。什么金银钱铺首饰店、饭馆还有洋杂货铺全都遭受了洗劫，乱兵还火烧了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地。兵变的部队是北洋军主力的第三镇，而该镇的统制就是日后直系军阀中的另一巨头曹锟。曹锟，字仲珊，是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幼年曾入私塾读书，16岁推车下乡售卖布匹，天津小站招募新兵时应募入伍，后被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后任毅军哨官，后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袁世凯之命，由长春移驻娘子关镇压革命党人。
关于曹锟的发迹，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曹锟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时候，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结拜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颇有些权势，就备下厚礼去拜谒。曹克忠亦是天津人，曾经出任广东水师提督。原本以为两个人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哪知道曹克忠一查族谱，用不了五百年两个人就能沾亲带故，于是就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里为曹锟通融。曹锟这个人平素被称为“曹三傻子”，在袁世凯身边毕恭毕敬，而袁世凯对他也最为假以辞色，将其引为自己的嫡系。
二、督军江苏：拥兵长江直系成形
经这么一闹，北方的舆论更加倒向袁世凯不能南下，北洋系的将领们也积极反对袁世凯南下，连外国驻华外交团都表示不赞成。清帝刚刚退位，北方的局势明显还没有安稳，就这样仓促让袁世凯南下，很容易让北方陷入混乱。南京的代表团在北京受了惊吓，蔡元培急忙发了电报回去说明详情。而革命党内部也分裂成了要求袁世凯南下和主张建都北京两派，马君武还险些因为这个事和支持建都北京的宋教仁打起来。南京方面吵来吵去也没有结果，于是也就同意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了。
（一）
冯国璋和袁世凯之间有了嫌隙，但袁世凯还是得用冯国璋，比起看不明白的王士珍、性格张扬的段祺瑞，冯国璋到底更踏实些。袁世凯赶走了得到革命党人支持的直隶督军王芝祥，让冯国璋坐上了直隶督军的位置，保护着北洋系的大后方。冯国璋出任直隶督军，高兴的是北洋军，恼怒的是革命党，因为在辛亥年的时候，打革命党打得最狠的就是冯国璋，所以他一上任，省议会里的革命党就屡屡给他难堪。话说一次冯国璋做施政报告，脱口而出一句粗话，结果被议员拽住质问他是否蔑视议会，冯国璋愣在那里半天没有反应过劲来，后来还是议长出面替冯国璋解了围。
但是任谁也想不到，这个在辛亥年杀革命党杀得眼红的北洋军阀，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议员羞辱得无地自容以后，居然主动向那个质问他的议员道歉，说他从前对官兵们说话惯了，没有经过议会的场面，真是丢人现眼。冯国璋对革命党恭敬，对那些鼓吹复辟的遗老遗少也不开罪，1913年4月，复辟头目溥伟的代表温肃谒见冯国璋，冯氏在会晤时表示“早有复辟之意，只是时机未到”，不过从后来看冯国璋的这些话，多像是敷衍，可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害得“辫帅”张勋北上复辟丢了徐州的地盘，早早退出北洋政坛。
宋教仁曾经帮助过袁世凯，因为他赞成建都北京，让袁世凯留在了他的大本营；但是在内阁竞选的时候，宋教仁却成为袁世凯的心头大患。宋教仁主张通过在国会、内阁方面提升地位来限制总统的权力，这个主张得到了同盟会会员的支持，从而促成了国民党的组成。由于宋教仁的积极努力，国民党在这次大选中毫无悬念地胜出：在众议院的596个议席里，国民党夺得了269个；在参议院的274个议席里，国民党夺得了123个，成为当时的第一大党。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威胁到袁世凯的权力，袁氏乃密令国务总理赵秉钧找人杀死宋教仁，却因此引起了“二次革命”。
7月17日，冯国璋抵达北京，参加袁世凯召开的军事会议，商议与南军作战事宜。自新军成立，真正在前线经历过战斗的只有冯国璋和段祺瑞，因此，冯氏再次被委以重任。23日，冯国璋被任命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沿津浦线南下镇压南军，于25日携参谋长师景云抵达滕县驻节。此后，冯国璋指挥所部长驱直入，连克徐州、蚌埠、浦口、滁州、南昌等地，兵临南京城下。8月22日，冯国璋命令各军对神策门、佛国寺、太平门、仪凤门、狮子山一带发起进攻，后指挥北洋军渡江猛扑下关，于9月1日11时攻破太平门，进城后屠杀革命军。
如果说段祺瑞是靠手中的权势组成了皖系的力量，那么冯国璋则是凭借战争来完成直系军阀的成长。段祺瑞善于玩弄政治手段，所以他需要人手，皖系军阀的形成是段氏主动促成的。而冯国璋则不同，他甚至有些不擅长玩弄政治（直系军阀大多是善战不善政，李纯、曹锟、吴佩孚在这方面都有缺陷），所以他并没有主动去拉拢别人促成派系，至于愿意跟在他身边的将领，是因为他在北洋系中算是“知兵”的将领，跟着他能以军功得到晋升的机会。在乱世，没有什么比打仗升官更容易的事情了。
更重要的是，在武夫当国的时代，资本就是部队和地盘，这些东西怎么得到？就是打仗，打跑了别人，就能占有他的部队和地盘，让别人弱小，自己就能变得强大。冯国璋本来是不大愿意拉帮结派的，但有人就愿意跟着他。当时他身边最著名的几位将领是李纯、王占元、陈光远、蔡成勋，其中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都是跟随冯国璋多年，冯国璋辛亥年镇压革命与革命军鏖战湖北的时候，这三个人就跟在冯国璋的屁股后面。正因为直系是依赖于这种关系构成的，所以相比皖系的外强中干，直系首先就更为团结，其次因为多年的征战生涯，直系的实战能力也比整天只知道纸上谈兵的皖系要出色。
更为关键的是，经过“二次革命”，直系军阀基本上控制了湖南、江西、江苏一带，而这些省份最为富庶，使得直系军阀既有了枪杆子，又满了粮袋子，占着南北要冲的地盘，掐住了中国政坛的命脉。在攻入南京之后，张勋的部队因为不加约束而到处奸淫掳掠，冯国璋所部除了初进城时“剿杀”革命军，此后便被约束不再有过激行为。所以，日后张勋虽然督军徐州，却并未得到当地军民的支持，等到他北上复辟被困京城，徐州很快就后院起火，而“长江三督”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地位。
（二）
关于袁世凯为什么会派冯国璋去江苏，坊间有多种流言，其实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点：一、前面已经讲过，江苏是南北要冲，同样是长江下游的锁钥，南京与北京遥遥相对，南可节制南方诸系军阀，北可以驰援京畿，如此重要的地方，袁世凯当然要选择既忠心又能干的人。二、鉴于江苏的位置如此重要，但江苏督军张勋却不能算是纯正的北洋系将领，彼处人员复杂，袁世凯自然不放心，所以必然会指派北洋系将领去管束，加上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都是冯国璋的老下属，让冯国璋去节制亦是上佳人选。三、冯国璋忠于袁世凯，袁氏却未必真正信任冯国璋，段祺瑞和冯国璋相比，自然是冯国璋老实持重，但冯氏在辛亥年的那次上书隆裕太后无疑在袁世凯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二次革命”胜利之后，袁世凯解散了国民党，于1913年12月16日任命冯国璋为江苏督军，而将原江苏督军张勋改任命为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19日，冯国璋率禁卫军南下，镇守江苏。在冯国璋督军江苏前后，他的老下属李纯和王占元也成了他的邻居。李纯是江西督军，王占元是湖北督军，三个人所掌握的地盘将安徽的张勋夹在中间，并与南方各系军阀直面相对，成为北洋系阵地的前沿。
李纯，字秀山，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其祖父李明、其父李荣平均为鱼贩，李纯幼年时被其父过继给大伯李荣庆，此后跟随大伯在北塘跟着亲属谭清远开杂货铺为生。1889年，谭清远为生计所迫投到聂士成的军中，先后担任领官、管带，李纯随后也投军，担任哨官。1891年，谭清远把李纯保送入天津武备学堂第二期，李纯后因精于德国操法而留堂任靠班（即班长），协助教练军操。1895年，李纯投入袁世凯的新军，在冯国璋手下担任提调，从此鞍前马后地追随冯氏。1903年，李纯出任京畿常备军骑兵营管带，5月出任北洋新建陆军第一镇骑兵营管带，因为在河间会操中表现出色，升任第一镇第二协第三标统带，驻军北苑。1907年7月，经铁良保举升为副将，调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第十一协统领，兼第六镇随营学堂监督，驻军保定。辛亥革命时，李纯被编入荫昌的第一军，袁世凯出山后再次回到老上级冯国璋的麾下，率部攻取辛集、蔡甸、汉阳，以军功升任第六镇统制。民国成立以后，与段祺瑞等人通电斥责清廷王公阻挠共和，帮助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改任中央陆军第六师师长，驻河南信阳，兼豫南剿匪总司令。“二次革命”爆发以后，李纯署理九江镇守使，任第一军左司令，先后攻取沙河镇、新港、湖口、瑞昌、德安、吴城、建昌等地，从而署理江西督军并兼民政长，占据江西。在直系军阀早期，李纯是除冯国璋以外的第二把手，其对冯国璋可谓是忠心耿耿。
王占元则是冯国璋、李纯之外，直系军阀早期的第三号人物，他生于1861年，自幼家境贫寒，靠种地为生。王占元原名德贤，字子春，号洪元，山东馆陶（今属河北）人，在家中排行第七。王占元的父亲去世得早，他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饿死以后，他流落到邯郸当店员，十八岁时投入淮军刘铭传部，后被保送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又投入宋庆的毅军。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随军参加了鸭绿江战役。1895年，王占元加入袁世凯的新军，被委任为新军工程营队官、第二营后队领官，此后履任新建陆军左翼步兵第七营管带、北洋陆军第一镇第一协步兵第一标统带、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统带、陆军第二镇步兵第三协统领等职。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追随冯国璋与革命军激战武昌，于27日在冯国璋指挥下攻占刘家庙，后又与李纯合力攻陷汉阳，以军功晋升为陆军第二镇统制，封陆军副都统衔，正二品。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2月5日同段祺瑞、何丰林、李纯、鲍贵卿等九名将领通电，斥责清廷权贵阻挠共和，号称欲率兵入京，与之“剖陈利害”。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王占元出任中央陆军第二师师长，驻守保定，兼保定留守军司令，9月19日被授予陆军中将。“二次革命”爆发以后，王占元又被任命为第一军右司令，率部攻占湖口，从而逐渐掌握湖北。
（三）
冯国璋之于袁世凯实在是一条不能放心的狗——把他放远一些，便无法揣摩他心思；把他放近一些，又怕他咬到自身。可见看门狗固然不好当，养狗的人亦需要费不少心思，思来想去，袁世凯便准备在冯国璋身边安插一个细作。“二次革命”结束之后，冯国璋的原配夫人吴氏去世，冯氏正准备续弦，袁世凯听说之后，就把自家的家庭教师周道如介绍给了冯国璋。周道如是天津女师附属女子高小的教师，据说亦是袁家二公子袁克文的启蒙老师，当时年近40岁仍然没有成家，袁世凯对其印象甚好，于是介绍给了冯国璋。1914年1月，袁世凯专门派三姨太送周道如南下。冯国璋在南京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位新夫人，鸣炮二十响，并请其下榻交涉署，后又由交涉署迁到督府西花园。19日婚礼当天，冯国璋身着上将礼服迎亲，花车由碑亭巷绕花牌楼入督府，沿途有军警警戒，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代表袁世凯担任证婚人，婚礼场面好不气派。
其实这位周夫人却是袁世凯安插在冯国璋身边的监视器，据说直到袁世凯去世前夕，这位周夫人都会将冯国璋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北京。袁世凯去世一年后，周夫人还瞒着冯国璋去给袁氏扫墓。根据历史经验，凡是开国皇帝一般都有极重的疑心，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都是屠戮功臣的典范，曹操那点儿疑心病放到历史上根本就不算什么。袁世凯的疑心愈重，说明他想谋取的东西就愈多，以前是大总统，如今就变成了皇帝。其实袁世凯要做皇帝，确实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思，当时鼓吹洪宪最狠命的是袁世凯身边的两个人——袁克和杨度。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在北洋军中素来以“储君”自居，但是大总统是靠选举选出来的，不能由老子传给儿子，不如皇帝来得稳当，所以他急不可耐地希望他老子能够当皇上。而杨度则是以“帝师”和国士自居，自袁世凯垂钓洹上时就一直跟在袁氏的鞍前马后任劳任怨，在鼓吹帝制复辟的“洪宪六君子”中坐头把交椅，是不折不扣的复辟派。不过，他们二人的出发点到底不同，袁克定是纯粹私心，想着让老袁家千秋万代，杨度的心态在当时则是一种主流心态。虽说清朝已经覆灭，但封建的皇权思想并未根除，加上国民党的底层普及工作不扎实，遗老遗少不在少数。从历史资料上不难发现，当时还有不少人确实是迷信皇权统治的，杨度选择的正好符合了一部分人的诉求。也不能说所有拥护帝制的文章就全部都是袁克定和杨度派人撰写的，当时社会上拥护帝制的大有人在，只不过有的人拥护袁世凯，有的人则是拥护逊位皇帝溥仪。
关于冯国璋和“太子”袁克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故事。说是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北洋军内部就恢复了跪拜礼，就是见袁世凯的时候要三跪九叩。段祺瑞对此非常反感，冯国璋就劝他忍一忍，反正跪拜和脱帽鞠躬也差不多。于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见袁世凯时便行跪拜礼，结果倒搞得袁世凯不好意思，慌忙站起来弓着腰请二人起来。袁世凯对自己手下的两员大将还有所忌惮，袁克定却不然，北洋军人行罢跪拜礼，袁世凯便招呼自己的儿子们过来还礼，唯有袁克定傲然伫立，俨然以储君自居。以至于老实巴交的冯国璋对这位大少爷也颇多微词。
故事归故事，但袁克定确实也是葬送袁氏江山的罪魁祸首之一。很多史学家认为，袁世凯自宋教仁案开始几乎尽是昏招，与他前半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宋教仁案之后的袁世凯之所以屡出昏招，一来是得力助手赵秉钧淡出，二来就是这位袁大少爷上位。袁克定有著名的四大昏招：一、以储君自居，古代的太子想监国，都得有点儿资本才行，靠血统就想子承父业是不行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不就是给他叔叔朱棣干掉了。二、组建拱卫军，急于拥有自己的部队。三、编制《顺天日报》蒙蔽袁世凯。四、在没有得到北洋军将领的支持下鼓吹帝制复辟。
冯国璋是个旧式军人，忠君思想浓厚，他在内心里或许并不完全赞成帝制复辟，但他尊重自己的恩师兼老上级袁世凯。作为一个旧式军人，对冯来说帝制与共和并没有什么明显分别，正如他自己所说，皇帝和终身制总统只是称谓不同罢了。冯国璋并不担心袁世凯当上皇帝，他担心的是，这个当上开国皇帝的袁世凯，是准备学唐太宗李世民让跟随他的臣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准备学朱元璋来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三、变脸反袁：压垮洪宪帝梦的稻草
从前人们讲史，讲到民国的时候都难免会犯晕，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衡量这些军阀，他们都是翻脸不认人的混账，若是以新时代的思维来看，他们身上又带着旧式军人的那股执拗劲。于是，以前的史学家往往都给他们扣上“自私自利”的帽子，用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一套，清一色的白脸奸臣扎堆在民国开戏，奶油小生和铜锤花脸完全都是配角。其实，民国本来就是两面的，一面是拖着辫子拄着文明棍的遗老遗少，一面是剪了辫子穿着马褂的民国公民，这不再是改朝换代带来的颠簸，而是新旧思想碰撞引起的动荡。
（一）
根据袁世凯当国之后选定的新《约法》，终身制大总统和皇帝在实质上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继任总统也是由在任的大总统选定。因此大总统变成皇帝，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其幕僚们看来，其实也不过是名称上的更换，他们万万不会料到，只是换一下职位名称的事情，会遭到北洋将领的反对。
1915年6月中旬，冯国璋接见梁启超，谈及劝说袁世凯放弃帝制时，“子（即梁启超）反复予以开导，我隐示以力为子后盾，庶几千钧一发，危机可挽”，冯国璋在这里提及“危机”一词，这个危机自然是袁世凯的危机。这番话的意思是，梁启超负责以言语规劝，冯国璋在后面陈述利害，从而让袁世凯放弃称帝。冯国璋认为自己口才不如梁启超，而梁启超又没有什么实力，所以才会想到这个方法，可谓是费尽心思为领导着想。由此可见，冯国璋确实是一条好狗、忠狗，明知道“忠言逆耳”，但还是不惜“隐示以力为子后盾”来规劝袁氏，其良苦用心溢于言表。
冯国璋对袁世凯忠心耿耿，但袁世凯却兜头倒了一盆凉水给冯国璋。22日，冯国璋偕同梁启超抵京，随即面谒袁世凯，初以言语试探，“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但袁世凯马上就予以否认，表示“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并做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子身有残疾，二儿子一心想做名士，三儿子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在幼年，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袁世凯说得有理有据，但冯国璋仍然不放心，进而表示袁世凯所说确实在理，但只怕黄袍加身时便身不由己，哪知道袁世凯闻言大怒，声称自己已经在伦敦购置了房产，如果有人逼他做皇帝，他便以伦敦为“莬袭”，从此不再过问国事。
袁世凯的一番言辞，完全堵住了冯国璋和梁启超的嘴，离开袁氏的私邸之后，冯国璋又往见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将袁世凯方才的话悉数告诉张氏，并请教对此看法。张一麐乃苏州才子，自天津小站练兵的时候就担任袁世凯的文案，经常参与机密大事，亦与冯国璋私交甚好。张一麐也认为袁世凯的话可信，并认定有人想要做开国元勋，而袁世凯是断不至于蠢到复辟帝制的。在得到张一麐的回复之后，冯国璋乃于7月5日在京向报界宣布袁世凯否认关于帝制复辟的言论，“三谒总统言及谣言之妄，谓亦所自来，因和局初成及二次革命时，总统皆曾虑及恐共和不适于国情，因有归政或逊位之说，但决非为己身，以事实论，民国总统既无异人任之，且今日行总统责任制，权力无所不足，何故为此，若子孙则益非所计。又外间或因规复王侯五等制度，遂有疑异，但此事认为非办不可，以五族共和他四族皆有侯王而汉族不能独无，约法受爵特权本不限于四族，然因此疑异，遂暂搁置，但将来必办，亦决与帝制无关，有人以时机为说，但我已于英国置办小花园，若有相迫者，则远走海外耳。总统所语甚多，而综合大概，皆极决绝之词。观此可知谣言不实”。
冯国璋此次北上，本就担负着重任，彼时袁世凯已经委派袁克定组织模范团新军，并请诸多遗老出山入幕，拉拢非北洋系的蔡锷和陈宦，大有以新力量取代北洋系的架势。彼时袁世凯与段祺瑞的关系已趋紧张，北洋将领于是公推冯国璋入京探听袁世凯的口风。冯国璋将自己与袁氏的谈话公诸报界之后，即完成了北洋将领托付的使命，遂于7月18日返回南京。但冯国璋回到南京还不足一个月，就听说杨度等人在北京成立了鼓动帝制复辟的“筹安会”，始知自己是给老上级摆了一道，袁世凯在自己面前根本没有吐露真言。
老实憨厚的冯国璋至此是彻彻底底地伤心了，他北上面谒袁世凯，自以为袁氏推心置腹，于是对报界言之凿凿地证明袁世凯并无称帝之心，北洋将领亦就此宽慰不少。如今杨度等人在北京公然鼓吹帝制复辟，显然是得了袁世凯的授意，冯国璋本以北洋军主将及袁氏心腹的身份北上，结果所述与袁氏交谈的细则与北京局势迥然不同，让冯国璋里外不是人。从此以后，冯国璋对帝制复辟之事敷衍搪塞，对袁世凯更是失望至极。
（二）
1915年的夏秋之交，是袁世凯帝制复辟最为关键的一段时期，此时支持帝制复辟的和反对帝制复辟的都开始拉拢冯国璋。8月24日，江宁镇守使王廷桢致电冯国璋，报告“筹安会”在北京进行帝制复辟的具体情况，并且奉劝冯国璋站到支持帝制复辟的一方。同时，孙洪伊亦发来电报，则奉劝冯国璋“支持共和，劝袁氏退位”。9月7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恽宝惠致电冯国璋，奉劝其拥护帝制，“以祛疑虑”。但冯国璋始终没有表态，十天之后，他才与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复电北京，对于帝制复辟之事表示“意见相同，合电举闻，帮祈核实办理”。冯国璋不支持帝制复辟，但是也不想得罪袁世凯，于是就发了这么一封不痛不痒的电报，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比起那些积极推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电文，实在是冷漠得多。但冯国璋到底还是怕袁世凯不高兴，于是在10月25日派专车送周夫人进京，同时在11月2日追加一封电文，表示“江苏投票全体赞成君主”，但电文中依然没有推戴之词。
此时的冯国璋就像是一个耍性子的小孩子，父母做的事情他不满意，但是却不想据理力争，于是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就是不闻不问。其实在袁世凯称帝之后，冯国璋都没有准备非要跟袁氏对着干，他是出了名的好孩子，虽然对帝制复辟不情不愿，但是也没有必要跟袁氏对抗。到托病不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也像是犯了错的孩子对长辈的惧怕，腻歪在屋子里能拖一天是一天。后来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征伐滇黔总司令，冯国璋也是做好了为袁世凯去冲锋陷阵的准备。帝制复辟他固然不支持，但是也不允许别人打袁世凯。主人对自家的狗不好，狗固然会埋怨主人，但若是有人趁机摸进主人的院子，狗照样还是会帮着主人咬来犯者。所以接到任命以后，冯国璋就和张勋等联电请政事堂及统率办事处转请颁发讨伐令，并且“条陈平乱之办法”，而冯氏的嫡系禁卫军也表示会“力顾大局，坚持到底”，若说冯氏只是装装样子，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1916年1月5日，袁世凯正式对云南护国军发布讨伐令，随后袁世凯便准备派出三路部队一举击垮护国军，其中，以虎威将军第三师师长曹锟、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所部入川进攻，作为正面进攻护国军的主力。袁世凯派出的这三路部队，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对曹锟来说，入川可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因为袁世凯专门讨伐令中声明以“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就此大大提升了曹锟在北洋军中的地位，加上段祺瑞和冯国璋此时都因为不同的原因韬光养晦，曹锟一时之间成为北洋军中的头号人物。除了派出三路大军，他还在丰泽园组织了“征滇临时军务处”，本拟请段祺瑞出来，但段氏以“宿疾未愈”为由推辞，他只好转而去请冯国璋，使得冯国璋处于两难境地：北上怕丢掉地盘，抗命又恐袁氏责怪。
对南征讨一触即发，而冯国璋的转折点就在此时出现了。是月袁世凯任命蒋雁行为驻宁专员，协助冯国璋处理军务。这一来，算是真正把冯国璋这只看门狗给逼急了，本来，自家床上躺了个袁世凯的监视器，如今又派来一个监听器，如果冯国璋率军南下进攻护国军，袁世凯就会趁机派蒋雁行占据南京，冯国璋就成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说到这里，又不得不说说袁世凯，袁氏自称帝以后，屡出昏的能力丝毫不逊色于“太子”袁克定。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正是用人之际，他却派蒋雁行南下，分明就是信不过冯国璋，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既然疑我，我又怎会为你所用？冯国璋干脆称病休养，不提南下征讨护国军一事，而且此事一出，本来拥护帝制复辟的王廷桢也不敢轻举妄动，刚刚行罢军令状的禁卫军就此偃旗息鼓。
本来冯国璋对帝制复辟只是不太乐意，并没有要跟老上司作对的准备，但袁世凯命令蒋雁行南下，就逼得冯国璋不得不做出应对。冯国璋的第一步，就是北面联络段祺瑞，南面稳住护国军，同时积极与反帝制人士接洽。冯国璋请梁启超致电蔡锷，表示自己赞同起义、反对帝制，并授意江西李纯阻止江西第六师进攻护国军，并致电中央谢绝出任征伐滇黔总司令，拒绝参谋部次长田中玉南下组织征滇后援军，到此时他已经公开忤逆袁世凯的意愿。
（三）
袁世凯派遣蒋雁行南下，总共有两个目的：一是监视冯国璋，二是策反冯国璋手下的大将王廷桢。冯国璋坐镇南京手握两万人的军队指挥权，而其中一万余人的禁卫军就掌握在王廷桢手里，还是在“筹安会”刚一成立之际，王廷桢就曾劝冯国璋支持帝制复辟。因此蒋雁行一到南京，就与王廷桢搭上了线，但是，王廷桢始终都无法得手，因为冯国璋称病待在南京不挪窝，而王廷桢又无法调动禁卫军。禁卫军是自清朝末年时就跟随冯国璋的，冯国璋南下随身带着的就是禁卫军，可以说是冯氏的嫡系部队，王廷桢之于这支部队是只有统帅之名而无统帅之实。关键时刻，令行禁止还得冯国璋说了算。
袁世凯这一招“釜底抽薪”算是使错了，更为严重的是，策反没有成功，却反而彻底激怒了冯国璋。袁世凯固然是冯国璋的老上级，但是用出这样断绝冯氏后路的招数，委实是对冯氏赶尽杀绝，冯国璋此时走投无路，亦只能采取措施化被动为主动。于是在与护国军达成私下停战协议之余，亦秘密联络江西督军李纯、山东督军靳云鹏、浙江督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准备联名密电袁世凯，请其“撤销帝制，以平滇黔之气”，这就是著名的“五将军密电”。密电原定3月21日发出，但事先却不小心落在了直隶巡按使兼督军朱家宝手里。
当时因为中外反对声音迭涨，袁世凯不得不一再延缓登基的时间，到2月23日，袁世凯就表示“现值滇、黔倡乱，惊扰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予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3月19日，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给袁世凯的时候，袁氏已知自己的皇帝梦再难实现，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见到。第一次是文忠公，这一次大约轮到我了。”是啊！主将已反，他的北洋军都背叛了他，他已经无力回天。
“五将军密电”之事一经公开，举国震惊，北洋系更是引发震动，段祺瑞与冯国璋是彼时北洋系中除袁氏以外最位高权重的人物，二人均表示反对帝制，其余人等也纷纷响应。24日，袁世凯发布撤销帝制令，冯国璋在4月16日致电袁世凯，认为目前应该“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开诚布公，昭告中外”，暗示袁世凯以退位为宜。17日，冯国璋与江苏巡按使齐耀琳提出八条调停时局的方法，包括：一、承认袁世凯仍居总统地位。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三、惩办奸人。四、各省军队须以全国军队按此编号。五、遵守民元约法。六、各省将军、巡按使照旧供职。七、派往川湘之北军一律撤回。八、大赦党人。
这段时间里的冯国璋，北面与袁世凯周旋，南面与西南军政府互通有无。5月18日，冯国璋又连同长江巡阅使张勋、安徽督军倪嗣冲召开南京会议。南京会议争吵不休，但此时袁世凯退位的声音开始响起，而冯国璋则站在了支持袁世凯退位的阵营里。长江巡阅使张勋极力支持袁世凯继续担任总统，南京会议最终无果而终。南京会议结束后不久，段祺瑞派心腹曾毓隽南下会晤冯国璋，商议未来总统人选，冯国璋主张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袁世凯彼时虽然病重但还没有去世，北洋系两位大佬居然在商议继任总统人选问题，显然是不把老头子放在眼里。这个时候的冯国璋已经不再是只顾着给袁氏看门，首先想到的是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1916年6月6日凌晨3时，袁世凯在北京病逝。据说消息传来，冯国璋“大恸”，悲伤难耐，但随即又对家里人说是“一件大喜事”。其间冯国璋心里的复杂感情，恐怕是外人难以体会的，袁世凯的死，冯国璋难过是肯定难过，欣喜之情恐怕也是有一些的。袁世凯去世以后，段祺瑞把持中央实权，以黎元洪做总统充当傀儡，任命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和袁世凯的心思一样，就是无论如何要让冯国璋北上，架空他的权力。但袁世凯尚且对这只老狗无可奈何，更何况是段祺瑞，冯国璋副总统当着，依然窝在南京不动弹，段祺瑞也无可奈何。
四、以冯制段：曹锟大权在握
袁世凯去世之前，其实皖系就已经率先崛起，段祺瑞在北洋系中说话的分量，就已经超过了袁氏。所以袁世凯在去世之前，本想将自己儿子袁克定的名字写上嘉禾金简，但人之将死，想到儿子必然无法震慑住北洋诸将，到底瞒着袁克定将他的名字换成了段祺瑞。当时北洋系中唯一能与段氏相抗衡的，就是镇守南京的冯国璋，所以北洋诸将都支持冯国璋出任副总统，加上冯氏在南京时与西南军方面联系密切，西南军政府也同意冯氏出任副总统。但是，冯国璋其实根本无心也无力去制衡段祺瑞，这样一来，反而让直系得到了发展的契机。
（一）
冯国璋虽然坐拥江苏，但却有一块心病，那就是上海。1916年12月，段祺瑞命淞沪护军使杨善德进入浙江，从吕公望手里取得浙江督军的职务，吕公望遂南下广东投效孙中山。淞沪护军使原本驻扎在上海，杨善德入浙之后，冯国璋乃电请北京政府废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将上海划归江苏管辖。但上海乃是远东著名的国际大都市，长江三督坐拥江苏、湖北和江西这三个富庶之地已经让段祺瑞心痒难耐，如何甘心将上海也交给冯国璋，于是急令皖系将领卢永祥南下就任淞沪护军使。
自担任副总统，冯国璋就轻易不离开南京，所以他任职后初次抵京，已经是1917年，“府院之争”和对德绝交案闹得最为沸沸扬扬的时候。段祺瑞当权之后，对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颐指气使，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日渐交恶，最终造成了“府院之争”。而“府院之争”的导火索就是对德绝交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美国拉拢段祺瑞加入协约国，而黎元洪则认为应当加入同盟国。其实冯国璋最早也是反对对德宣战的，不只是冯国璋，当时大多数人都反对，因为“德国陆军天下无敌”的思想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中国早期的军事教育几乎都是照搬德国。
冯国璋会由反对变为赞成，据说是因为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在府院就对德绝交案吵得天翻地覆之时，张国淦即致电冯国璋，向其详陈对德绝交的有利之处。其实对德绝交，对中国最为有利的就是借款。中国当时最大的债主就是六国银行团，也就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俄国和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美国便排斥德国和俄国，组成了四国银行团。一旦对德绝交，则与德国的大笔借款可以一笔勾销，同时得到银行团中实力强大的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且，纵然德国陆军天下无敌，但“一拳难敌四手”，加之当时美国参战的可能性大增，对德绝交其实是大大有利于中国的。
1917年2月20日，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身份由南京动身，由津浦线北上，路过蚌埠时倪嗣冲上车随行，并到徐州访问，其间“辫帅”张勋亲自到车站迎接，随后在长江巡阅使署会谈。到徐州之后，冯国璋即表示自己在对德问题上认为中国应当恪守中立，这个主张与张勋、倪嗣冲的想法完全一致。离开徐州之后北上经过济南时，山东督军张怀芝又上车迎候，陪同冯国璋到德州后才又返回。22日，冯国璋经过天津，朱家宝又上车陪送至黄村，冯国璋于当晚抵达北京。
对冯国璋抵京，黎元洪和段祺瑞都寄予厚望，但黎元洪显然比段祺瑞更需要冯国璋。黎元洪虽然跟段祺瑞对着来，但他毕竟有名无实，手里的武器就是那枚总统大印，急需要一个实力派来支持自己。车过徐州时冯国璋发表的讲话传到黎元洪耳朵里，他自然觉得冯国璋是与他保持一致的，所以冯国璋一到北京，他就邀请冯国璋到总统府下榻。冯国璋之所以一路主张中立，也是不想与倪嗣冲、张勋这些人发生冲突，他虽然是北洋元老，但性格比段氏温和得多，徐州讲话已经使得皖系诸将有些不快，更不想再得罪段氏，于是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元洪即亲赴禁卫军司令部答拜冯国璋，俨然是将冯氏看作己方的关键人物。
民国时代的政治家，往往都容易犯下“理所当然”的错误。黎元洪这个人，说得尖酸点儿是个对政治非常热心的人。民国初年执政的几任总统，都有军队撑腰，袁世凯和徐世昌靠着北洋系、段祺瑞靠着皖系、冯国璋和曹锟靠着直系，只有黎元洪不靠天不靠地，每次都是被人请出来，然后又给踹下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黎元洪的幕僚们还总是撺掇他和北洋系较劲，结果每次都是灰头土脸，这些事情，在那个年代没有点儿“阿Q精神”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黎元洪虽然极力讨好冯国璋，但冯国璋在北京的第一次正式碰头会议，请来的还是徐世昌、王士珍和段祺瑞。这四个人里面，徐世昌是北洋元老，王士珍是“北洋三杰”之首，冯国璋和段祺瑞则是掌权派和实力派。当时要平衡的，是以段祺瑞为代表的支持对德绝交派和以张勋为首的反对对德绝交派，府院之间的矛盾只是两派矛盾的集中体现。但是在此次会议上，冯国璋发现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外交意见极端不合，所以他也就没有发表意见，不再言明是否支持对德绝交，而只是研究对德问题，等于是抽身事外。
（二）
1917年3月4日，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当晚段祺瑞愤而出京，正在出席陆军军官欢迎会的冯国璋闻讯，急忙赶到北京东站，但段祺瑞不顾冯国璋的劝告，坐火车前往天津。而气走了段祺瑞的黎元洪则做起了改由他人出来组阁的黄粱美梦，哪知道段祺瑞一到天津便准备通电各省督军，将府院之争摊开交由北洋军人来评定是非，直隶省省长朱家宝将此事密电冯国璋。5日，黎元洪邀请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讨论政局，冯国璋便含蓄地透露出朱家宝密电中所述及之事，黎元洪只好央求冯国璋到天津请回段祺瑞。冯国璋乃以和事佬的身份进津，劝说段祺瑞回到北京。黎元洪最终不得不妥协，同意了对德绝交案。
冯国璋老实归老实，但人不傻，自然知道黎元洪是斗不过段祺瑞的，那个年月，手里没枪没兵还想翻云覆雨多少有点儿做白日梦。有趣的是黎元洪手底下有一帮幕僚，也就是总统府的“四大天王”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号称是军事幕僚，其实却是一副读书人的架势，和清末戊戌变法时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极像，都是抱着一个有名无实的吉祥物，只凭着满口的圣贤文章就对当权的实力派开火。但对冯国璋来说，这一趟北京之行却是非常扫兴的，所以对德绝交案刚一通过，冯国璋就于11日离京南返。
冯国璋离京之后不久，“府院之争”就再掀波澜，最终段祺瑞再次离开北京，黎元洪遂电请北洋军的“盟主”张勋北上。黎元洪邀请张勋北上，是因为赶走了段祺瑞，邀请这位“盟主”调停时局。张勋本不算北洋嫡系，在民国初年虎踞江南，不管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对他忌惮三分。能够在北洋军阀间求生存，张勋的头脑不能说不灵活，但灵活不等于清醒，至少，张勋有两点是糊涂的，一来是清室复辟，二来是北洋地位。
其实就这两件事，张勋不是没有思考过。袁世凯搞过帝制复辟，结果一败涂地，身家性命和数十年基业毁于一旦，但是张勋认为袁世凯之所以失败，无外乎有两点：一是他复辟的是自己，而不是清廷，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别人反对他；二是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缘于南北两大军阀的反对，北方是冯国璋，南方是陆荣廷。因此，张勋认为自己支持的清室复辟，再得到冯国璋和陆荣廷的支持，成功简直是唾手可得。
张勋成为北洋系的“盟主”，是在北京爆发“府院之争”，段祺瑞两次离京、冯国璋离京南返的情况下，彼时北洋系群龙无首，张勋登高一呼，才会得到督军团“盟主”的身份。其实以实力和势力来说，张勋在北洋系中都只是中下游水平。冯国璋的直系“长江三督”实力最强，而段祺瑞的皖系则势力最大，只是当时局势复杂，张勋才得到了机会。但当时张勋身边的幕僚都是逊清的遗老遗少，他们哪里分得清外界的局势，只催促着张辫帅尽快北上复辟，好让他们再过上尽享尊荣的舒坦日子。
而说冯国璋和陆荣廷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就要用暧昧这个词了。陆荣廷是西南系大佬，拥兵两广，虎视东南，与张勋早年同隶属于广西提督苏元春部，故有同僚之谊。陆荣廷这个人，最擅长的是“顺势而为”，凡事都不急于表明态度，奉行“走着瞧”的原则，张勋与陆荣廷虽有同僚之谊，但似乎并不了解，所以当张勋就清室复辟问题探寻陆荣廷的口风时，陆荣廷并未支持也并未反对，而张勋则单方面理解为“默认”。相比陆荣廷，冯国璋对清室复辟更纠结。在北洋系早期的元老中，徐世昌和冯国璋是最得清室器重的，两个人即便是在袁世凯被逐的日子里依然能够官运亨通就足以证明。
早在袁世凯去世的第二天，冯国璋就曾致电在徐州召开复辟会议的张勋，告诉张勋共和是“潮流所趋，民志不可违，公理不可悖”。随后，张勋派参谋长恽毓昌到南京与冯国璋密会，冯国璋似乎又同意清室复辟，并亲自回复张勋，信中有“请张勋带兵万人先行，随后率兵五千名后继”的言语，但两天后冯国璋就反悔了，在接见张勋的代表胡嗣瑗时，“尽复前言”，声明自己反对复辟。冯国璋对复辟的态度如此纠结，原因在于他的幕僚中也有不少遗老遗少，而他的嫡系部队亦是逊清时的禁卫军，所以他才会对清室复辟有所反复。不过在向胡嗣瑗表达了反对复辟之后，冯国璋就没有再动摇过，之所以在张勋入京之前再度站到支持复辟的一方，还牵涉到了一桩公案。
（三）
说起这桩公案，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叫潘博的人。潘博，是康有为的学生，原本担任张勋的机要秘书。潘博是京社党人，复辟派的急先锋，在张勋准备复辟前，他准备效仿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动四方诸侯支持清室复辟。潘博知道张勋准备拉拢冯国璋，于是自告奋勇，前往冯国璋处担任“卧底”，冯国璋就延用其出任记室。后来，潘博又举荐胡嗣瑗担任江苏军署的秘书长，这样一来就有了“双卧底”，等于是上了双保险。而随后冯国璋支持复辟的闹剧，几乎就是这两位兄弟唱的“双簧”。
徐州会议时，冯国璋委派潘博到徐州探听张勋对时局的态度，张勋则趁机向潘博打探冯国璋对清室复辟的主张，潘博几乎是信口胡诌地表示，只要北洋诸将领对复辟没有意见，冯国璋对复辟就没有意见，他随大溜，你懂的。可张勋还是不放心，于是特意写了封信给冯国璋，将北方的政治波动归咎为国民党企图推翻北洋系的阴谋，所以需要另寻解决时局的方法。可是这封信寄到南京，冯国璋并没有看到，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胡嗣瑗。就在张勋寄出这封信的时候，潘博就先一步密电胡嗣瑗，叫他将这封信扣下，然后以冯国璋的名义回复一封信给张勋。而冯国璋这个人，素来不大在意这些公事，对幕僚们也极为放心，胡嗣瑗乃以冯国璋的名义电复张勋，表示对复辟极力附和。
当然，只是一封信还不足以让张勋认定冯国璋支持复辟。5月22日，胡嗣瑗以江苏督军代表身份出席张勋召开的徐州会议，会议进行中，张勋打开一个支持复辟的黄缎让与会人员签名，轮到胡嗣瑗时他毫不迟疑地大笔一挥，不过这位仁兄签下的并非他自己的名字，而是副总统冯国璋的大名。会议结束以后，胡嗣瑗也没有回南京，而是直接跑去了上海。冯国璋对此事毫不知情，而张勋看到冯国璋的签名算吃了定心丸。要说清廷的遗老遗少们，可真是对清室复辟日思夜念，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结果害得张勋刚到北京把溥仪抬出来，北洋军就对其展开讨伐，辫子军土崩瓦解，辫帅本人也逃往使馆才幸免于难。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再也没有脸回京继任总统，段祺瑞、冯国璋和曹锟反而借由此事迎来仕途的新局面。段祺瑞借入京讨逆，击败辫子军，成为“二造共和”的英雄，重新掌握北京实权；冯国璋则联名段氏反对帝制复辟、讨伐张勋，在黎元洪卸任之后，成为民国新一任的大总统；曹锟则因为驻兵直隶，所部成为讨逆军的主力，借此巩固了自己在北洋系中的权威，同时成为北洋系中最大的实力派。
除了上面这三位，还有三个人在帝制复辟中得利，一个是洪宪罪人杨度，一个是直系将领吴佩孚，还有一个是同属直系的冯玉祥。杨度是有名的“洪宪六君子”之一，鼓吹帝制复辟的头号人物，张勋在北京复辟后遂电请杨度入京，却被杨度拒绝，并致电痛斥张勋“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幼年在私塾读书时颇受先生好评，曾高中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但是因为家境贫寒，遂于1898年投入淮军。1901年2月考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于9月放弃学习机会，投天津陆军警察队任正目，后升至额外初等官。日俄战争期间加入北洋政府与日本人联合组成的侦探队，在进入东北执行任务时被俄军俘获判处死刑，后跳车逃跑捡回一条命，战后晋升上尉军衔，加入曹锟的北洋第三镇任管带。1912年9月，任中央陆军第三师第六旅炮兵第三团团长，驻南苑。1915年被提升为第六旅少将旅长，后参与讨伐张勋，担任西路讨逆军先锋，率部进驻卢沟桥、宛平。
而冯玉祥部则是段祺瑞讨逆军的主力，当时皖系势力都不在京畿，段祺瑞与徐树铮商议后就近调遣部队，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恰好就驻扎在京畿。冯玉祥原名冯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人，自幼在直隶保定长大。幼年时因为家境贫寒，遂投入保定五营当兵，于1902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后再度被起用，于1914年担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出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
五、征战湖南：吴佩孚秀才点兵
段祺瑞借助张勋复辟回到北京组阁，重新掌握着庞大国家的最高权力，而直系亦凭此事得以发展壮大。冯国璋入京继任总统，曹锟亦掌握京畿军权，更为重要的是，捧出了日后直系的头号战将吴佩孚。讨伐张勋对吴佩孚来说不过是小试牛刀，但却让这位秀才统兵的将领走到台前。后来人们谈论起曹锟，首先就会说起他贿选总统的闹剧，其实曹锟能够继冯国璋之后成为直系的魁首，识人用人这一点在北洋系中鲜有几个人能比。而且，“长江三督”之于冯国璋、吴佩孚之于曹锟，都是知遇之恩，都结草衔环以报，只有日后出来的孙传芳有点儿不济，但对王占元也还算恭敬。
（一）
即便是黎元洪下台以后，冯国璋依然不想入京，他进过北京城，目睹过“府院之争”，不想蹚这汤浑水。所以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冯国璋即通电辞去代总统，并表示“现在京师收复，应即迎归黎大总统入居旧府，照前总理，国璋即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大总统，方为名正言顺”，他依然不愿轻易放弃手里的地盘，跑去北京做皖系的傀儡。但此时北洋系将领都不想将总统位置再转由他人，所以一直力主冯氏北上主政，段祺瑞也顺从北洋系的意见电请冯氏北上。冯国璋北上之前，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调任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晋升驻南苑的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与湖北督军王占元组成新的“长江三督”；二是将自己统率的禁卫军扩编为两个师，以王廷桢为第十六师师长驻守南京，与江西调来的第六师师长齐燮元共守江苏，另以刘询为第十五师师长兼总统拱卫军司令移驻北京。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抵达北京，于当日前往东厂胡同会晤黎元洪。二人相见难免一番客套，冯国璋随即做出邀请黎元洪复任总统的姿态，黎元洪则表示冯国璋继任总统乃是众望所归，半个小时之后，冯国璋离开黎元洪的私邸。正式就任大总统之后，冯国璋委任张一麐为秘书长，师景云为侍从武官兼军事办公处处长，熊炳琦为侍从武官兼参谋长，张宗昌为侍从武官兼副官处处长，殷鸿寿为侍从武官兼执法处处长，侍从武官长为荫昌，总统府指挥使为徐邦杰。随后又请来王士珍和段祺瑞，表示“北洋三杰”要团结一心，从而重振北洋系的声势。
冯国璋宣称“北洋团结”，并且尽量顺从段祺瑞，但很快他就发现，府院之间的关系并非他所想的那么简单。不管是对德绝交还是对日借款，段祺瑞根本上都是为了实现他“武力统一”的宏图，再次组阁之后即准备发动对南作战。要对西南系的军阀作战，就必须要经过南北要冲江苏、江西和湖北，而这三块地盘都是直系的，冯国璋自不愿段祺瑞在他的地盘上打仗。当时南北战争的争夺主要集中在湖南，而湖南恰好与江西和湖北毗邻，段祺瑞派他的心腹“四大天王”之一的傅良佐督湘，冯国璋却不愿意在讨伐令上盖章，于是，外间就传言“段内阁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早在江苏督军之际，冯国璋便与桂系军阀陆荣廷私下往来，冯国璋不欲皖系南征，主要是为了袒护屯兵两广的陆荣廷。而皖系与直系，其实亦是互相牵制：直系虽然掌握着江苏、湖北和江西，但是三个省不相连接，尤其是江苏，处于皖系势力控制的山东、河南和安徽包围之下，枕畔还有皖系卢永祥控制的上海；但皖系若要南下作战，就必须要经过直系控制的地盘，尤其是要在湖南用兵，就必须经过湖北和江西。因此，双方便在这个问题上各退一步，皖系不经过江苏也就不危及两广，而选择经由江西、湖北向川湘进攻。冯国璋与陆荣廷关系笃深，与滇系唐继尧等人则鲜有往来，所以便在川湘问题上迁就皖系。
但是，冯国璋在对南作战上接连与段祺瑞产生摩擦，已然让段氏心生不满。随后皖系进军湖南，初期连战连捷，使段祺瑞产生错觉，以为南北统一非常容易，于是便决定集中精力去除肘腋之患。所谓“肘腋之患”说的自然就是冯国璋。当时皖系内阁有“政变倒冯”和“合法驱冯”两种说法：“政变倒冯”即由皖系将领倪嗣冲和皖系的盟友张作霖宣布独立，在天津设立临时政府，推徐世昌为大元帅代总统权，进军北京逼冯国璋下台；“合法驱冯”即迅速成立临时参议院为代立法机关，修改《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根据新的选举法召集新国会改选总统。但冯国璋毕竟不同于黎元洪，背后有直系的“长江三督”为后盾，手下又有禁卫军，若同室操戈则可能弄巧成拙，于是段祺瑞一时也不敢有所行动。
就在冯国璋的位置摇摇欲坠之际，湖南局势忽然发生剧变。傅良佐兵败，“武力统一”遭遇重创，江苏督军李纯趁机致电北京政府，建议总理不兼陆军总长、解散临时参议院、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迅速召开南北和议，段祺瑞的形势迅速一落千丈，不得不提出辞职。不久，直系的直隶督军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联名通电，主张停战，“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东北灾祲，西南兵争，人民流离，商业停滞，凡诸险状，更仆难志”。
（二）
曹锟素来与皖系走得很近，但忽然站出来联合“长江三督”，让皖系方面惊骇不已，段祺瑞急忙命他的心腹徐树铮到天津游说曹锟。徐树铮到了天津以后才知道，原来是一场误会。当初李纯曾向曹锟提出要求，不如一起发一份促进南北和平的电报，曹锟不置可否，李纯便以为曹锟默认，于是在南京以曹锟、陈光远、王占元和自己的名义发出联名通电。曹锟看到电文以后，觉得其中所用措辞过重，唯恐得罪段祺瑞，于是矢口否认，这样一来“长江三督”反而失去了一位重要的盟友。
但冯国璋已经决定罢免段祺瑞，于是他搬出已经卧病在床的汪大燮，连哄带吓地让他答应代理国务总理。找到接任者之后，冯国璋乃于1917年11月22日批准段祺瑞辞职，委任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并于23日解释批准段祺瑞辞职的经过，表示“段总理虽暂去职，而国璋倚重之殷，与段公扶持之雅，不异曩昔”。
才代理了一个星期国务总理的汪大燮，就嚷嚷着要退休，让冯国璋去找继任人选。冯国璋没有办法，只好动用军警代表把老大哥王士珍威逼利诱地抬了出来。1917年11月30日，王士珍受命组阁，而此时在天津则正在召开以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领衔的，包括山西、奉天、黑龙江、福建、安徽、浙江、陕西七省和察哈尔、热河、绥远三个特别区军阀代表的天津会议，这次督军会议是由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在幕后操纵的，上海的卢永祥、徐州的张敬尧也派出代表到天津参加会议。
12月6日，天津会议结束，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十人联名通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其时冯国璋已经在私下命令李纯直接与陆荣廷接洽，主张南军不进攻岳州，北军不进攻长沙，一切问题留待和谈解决。冯国璋本来已经拟定了停战令，但听闻军阀们在天津开会，随后又接到曹锟等人的电报，便无法再下达停战令。随后冯国璋邀请段祺瑞和王士珍到总统府会晤，希望劝说段祺瑞放弃南征，却无济于事。万不得已，冯国璋于16日发布电令，委任曹锟、张怀芝为第一、第二两路军总司令，即日发动南征。18日，又特派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特任段芝贵为陆军总长。
此时的冯国璋真的是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以皖系和曹锟为首的主战派逼着他对南方下讨伐令，而南方的桂系则催促他下达停战令。冯国璋乃密令李纯致电陆荣廷取消两广独立，这样主战派师出无名便可以进行南北和谈。但陆荣廷却表示，只要北京下停战令，两广即宣布取消独立。21日，冯国璋率先做出让步，按照陆荣廷的意愿任命李静诚为广西督署参谋长，李静诚旋即向北京政府保荐张德润为政务厅厅长，表示桂系已经在事实上取消独立。随后，南军主帅谭浩明在答复汉口和南昌两个商会的电报中特别强调和声明南军决不侵犯湖北和江西，直系的王占元亦请求北京政府准其调回第二师，以新开到岳州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接任岳防司令，这等于明确表示直系和桂系都在积极加强合作关系。
冯国璋随即在26日下达停战布告，陆荣廷则复电建议推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并期望北方尽快派出议和代表展开南北和谈。直系与桂系“眉来眼去”，招致主战派大为愤慨，31日，主战派联名致电冯国璋，反对南北和谈，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曹锟派吴佩孚率领第三师由京汉线南下，会合张敬尧的第七师，通过湖北进攻湘北；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率部由津浦线南下，会合倪嗣冲所抽派的安武军二十营，通过江西进攻湘东。但是两部人马均需经过长江三督的地区，而长江三督此时力主南北和谈，南征的部队自然受到阻挠。而自廊坊调往福建准备用来进攻广东的冯玉祥部，忽然在浦口停驻，力主直系倒段的陆建章亦抵达南京，李纯随即电请冯国璋允许将冯玉祥所部拨归自己节制，从而手握一张王牌。
一计不成，冯国璋又生一计，准备把对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从而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目标引向荆、襄，从而解决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困境。随即让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只是湖北的内部问题”，又请王士珍致电岑春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1918年1月13日，主战派再次向冯国璋示威，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冯国璋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用“各军先行，战令随发”来敷衍主战派。
（三）
1918年1月14日，北军向荆、襄发动进攻，皖系吴光新部于22日攻入荆州，张学颜部亦于25日攻克襄阳，24日，南军也对岳州发起攻击。这样一来，冯国璋局部讨伐的如意算盘就全部落空，此时事态已经日趋严峻，冯国璋于是匆忙决定离京南下。冯国璋先是叫来徐世昌和段祺瑞，坚决表示自己要南下“亲征”，然后趁着段祺瑞没有反应过来，即带着拱卫军司令刘询所部第十五师中的一个精兵旅南下，“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惄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
26日晚上8时半，冯国璋自北京乘专车离京，随后抵达天津与曹锟密谈至天明，旋即于27日凌晨5时起身南下。车抵济南时，山东督军张怀芝上车随行，过徐州时，张敬尧亦上车随行，但是等专车开到蚌埠时却无法再继续向前了。因为在蚌埠上车的倪嗣冲并不准备随行，而且还带着全副武装的部队，冯国璋借“南巡”之名离京的企图到底是被老谋深算的段祺瑞识破了，专车在蚌埠掉了个头，就往北开去了。倪嗣冲在蚌埠扣住冯国璋的专车时，曾以冯国璋的名义致电李纯到蚌埠参加军事会议，幸好李纯机敏，托病没有前去，而是改派第十师师长王廷桢赴会，否则可能就跟冯国璋一并被倪嗣冲扣住了。
等到冯国璋“南巡”返京，其实已经沦为主战派的俘虏，没有任何反击的余地。恰在此时，冯玉祥忽然于2月14日在武穴发出通电宣布独立，力斥南北战争，并表示“或罢兵，或杀玉祥以谢天下”。据说此事乃是陆建章在幕后筹划的，而且陆建章还有意突袭安徽、驱逐倪嗣冲，将安徽并入直系的阵营，这样津浦线南段便尽在直系的掌握中。但此时“长江三督”式微，无力响应冯玉祥的行动，并于25日免去冯玉祥的职务，交由曹锟查办，以该旅团长董世禄代理旅长。
因为主和派不时制造事端，使得主战派在前线进展缓慢，段祺瑞于是加快进行驱逐冯国璋的计划，派心腹徐树铮以“接洽国防”的名义赴东北拉拢张作霖，说动张作霖调派奉军入关。奉军入关使得宣布独立的冯玉祥一时进退维谷。倪嗣冲于是电请北京政府命令曹锟派兵配合进攻冯玉祥，但曹锟不肯出兵，倪嗣冲亦不敢进攻。张怀芝欲调冯玉祥驻防黑龙江，但冯玉祥不愿“发往边疆效力”，而张作霖也不欢迎他。最后还是曹锟的意见得到了北京政府的采纳，将冯玉祥“革职留任”，撸去陆军中将，暂准留任旅长，交由曹锟节制。
前面的障碍清除之后，主战派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军事行动。在南征中，最舍得投入的当数曹锟，他以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兼任前敌总指挥，指挥着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以及张学颜的第五旅、张福来的第六旅，共计五万人，北洋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派出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共五艘兵舰前往助战。3月10日，吴佩孚占领羊楼司，后于17日占领岳州，随即发出三封捷报，宣称南军奋勇，但终究不敌北军的神勇。26日，吴佩孚又攻克长沙，连战连捷，风头一时无两。
湖南之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系与皖系的两位骁将，吴佩孚和张敬尧。吴佩孚冲在前面，攻城拔寨几乎都是他去做，而张敬尧则跟在吴佩孚的屁股后面，几乎捡尽便宜。但吴佩孚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军纪严明，而张敬尧则是每到一处就为非作歹，烧杀淫掠；而发出的捷报，吴佩孚是文采斐然，张敬尧是夸夸其谈。其实两个人的行为，大概能够反映出直皖之间的不同风格，直系的人都比较干练，皖系的人都比较张扬，干练的直系做事比较扎实，张扬的皖系做事则比较浮夸。更有趣的是，干练的直系里偏偏出了一位民国最不靠谱的曹锟。
后来人评价到直系与皖系，也往往会扣上“直系动手，皖系动口”的标签，皖系固然是纸上谈兵的人多，但直系也不都尽是能征善战之辈。以号称最能打的吴佩孚而言，其实他的成名作湖南之战，并没有多少硬仗大仗，一直到他打到衡阳，都没有遇到太顽强的抵抗。但也有人要说，不管南军的战斗力多么弱，其他的北军将领还不是会吃败仗，比如另一路南征军张怀芝部，就在酆陵、攸县连吃败仗。吴佩孚固然也有他的优点，他是个读书人，所以兵者诡道还是懂的，再者其人谨慎，行军时不冒进，部队军纪严明，能够做到处变不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