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何金水不能提为二钱医生，我很多事情都难办。他的好处是，你叫他做什么，他都同你做，而且做得很好、做得快。他脑筋灵活，书写快捷，口才了得。不单行政事务，在医院，尤其是教学医院，最重要的是医学理论及诊疗知识、科学研究、病人处理、教学、带实习，这些，他都做得令人非常满意——病人满意、学生满意、科室领导满意、医院领导也满意。甚至护理部人手不够时，他一样去帮助，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不耐烦。我很则重一点，他对于危重病人抢救方面是我们科最好的一位急救医生，在病房、在急诊室或者出外现场抢救危急者，他都是获得应有的表扬，这点大家有目共睹。近年来我院在科学研究上逐步向全省及全国的先进水平迈进，何医生是内科在科研上既是规划者，又是执行者，更是总结者。我们医院从来没有在全省性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更没有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过。医院有史以来第一篇在1956年发表于全国最著名的“中华内科杂志”的文章，就是他的杰作。没有他，我想这篇文章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篇文章由开始计划命题，至完成，经历了两年多时间，都是他在一丝不苟地全面掌握及投入全部精力。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极力推荐他能成为我科的培养对象——二级医生的主要原因。”赵主任说；“我同意赵主任的意见，何医生确是我们科的一个很好的医生，也是我同赵主任的好助手，他的理论知识非常好，我们不能光从他的学历去谈，从他带实习医生及进修医生时给他们分析病例、讲小课等等，可以看出他的才能，而且他工作非常迅速，只要告诉他要做的事，从不拖泥带水，迅速、准确地完成任务是他的一大特点，他是一个可做就之材。”伍主任补充；“王瑞喜虽然个性有点神神化化，但他也是我们儿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我们儿科紧接着内科，同样地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刊登了有史以来第一篇儿科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是由他为主而写成的，我同意他成为二线医生”儿科叶主任说；外科徐主任也赞成陈以徽为二线医生。而放射科的赵予容因他曾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那时已经将华南医学院的名改为中山医学院）的放射专科班进修，而且在进修期间深得放射专家谢教授的赏识。并且临床上他对于放射学的诊断正确性，也深得各种的头头们及张院长的喜欢。于是这四位中专毕业的医生，在此次院务委员会中，有了很好的基础。
“我也同意他们四人分别是内、儿、外科及放射科的二线医生。这四位从学历上比不上其他大学本科生，但是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重视的是客观的存在，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提拔干部方面，我们既要注重被提拔者的学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实实在在的知识，将德、智、体三者结合起来，以德为重，兼之以智，所谓智，就是他们的才智，当他们的首要条件“德”具备了之后，加上他们的“智”，是必备的要素，当他们的“体”没有大问题时，我们就可以确定他们的提拔任命。”向书记的一番说话，表明他是站在党性的考虑，其实任何一个提拔别人的领导者，都应该这样去考虑他的下属。
“我非常同意向书记的意见，的确，在我们提拔干部的考虑时，最重要的是德，所谓德就是共产主义的品德，在我们中国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主席提倡“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品“德”，这是最基本的起码条件，而要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需要真真正正地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听党的话，党指挥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德”；智，包含了他们的学历、经历、以及个人的才智与努力。学历只能够说明一个人的起步。如果他的起点是好，固然对一个人的将来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及价值，但这不是绝对的，更不能决定他今后的一生。举个很明显的例：毛主席只是师范学校毕业，可是他却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对马列主义是最精通；而他的中国文学根基也是最深；他的诗词受到亿万人的学习背诵，说明毕业的学历并不是如此重要。就拿向书记为例，他小学还未毕业（当他谈到这时，略为向向书记示意，表示歉意，但向书记表现出大方，而又不介意地笑了一笑），可是他却领导起我们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医院，而且很有成绩。说明“智”除了学历之外，还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话说回来，我们医院这四位中专毕业的医生，他们的共同点是：刻苦、耐劳、用功、努力，加上个人的聪明，再加上他们从来我院之后，一直受到科主任的培养与信赖，成为各该科主任的得力助手，故此他们完全可以胜任代理主治医生的职责，所以我同意他们提升为二线医生。”潘院长说这些，一来是发挥了向书记的意思，二来也是谈了他自己的意见，用向书记的意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最后一致通过内科：何金水、吕庭举、黄大诚、林月瑛；儿科：王瑞喜、麦惠珍；外科：陈以徽、赵保伦；妇科：王雪玲，放射科：赵予容为第一批二级医生。
“陈带娣，请人来。”何医生坐在第二诊室内唤一个病人的名字。
一个穿黑大衿衣、头披一块不知多少年没有洗过、由黑变成棕色、起了镜面、原来正方形接成三角形的黑头巾，一条补了三、四处的、不称身的黑裤，赤足，瘦削，不足一公尺四左右的小女孩走进了诊室，面色苍黄中带有泥污，两颊及眼眶凹下，颧骨高起，而带同此小女孩入室的是一个颇为粗壮的中年农民。
“那里不舒服？”当病人坐在诊桌旁的椅上之后，何医生开门见山地问；“她昨夜整晚肚痛，典床典席（即随床打滚），呕吐。”同来的中年农民先说；“她的痛是持续性痛至现在？还是痛下止下，又再痛，又再止？”
“痛下止下，痛时随床打滚，甚至滚落地，跪在床上，但不痛时，就完全无事。”
“她呕些什么？”
“起初呕出些饭，后来呕出些黄胆水，最后呕出一条筷子那么长的虫，而且还会动的。”那个农民一再比划呕出的虫是如何活动，而且是他自己用手帮她把虫从口中拔出来。
“还有什么不舒服？”
“其实她已经不适很久了，经常头晕；无力，从她嫁给我之后，未有一天好过，不是这就是那，一回说生虫，一回又说血虚，服中药也不知吃过多少，就是不好，杜虫（驱虫）也不知杜过多少遍，昨晚最辛苦，听人讲阳关医院最好，所以半夜用艇仔扒她来。”
闹了半天，何医生以为同来的人是她的父亲，原来却是她的丈夫。
病历的记录入院诊断：（1）蛔虫病，合并胆道蛔虫；（2）钩虫病；（3）姜片虫病；（4）第三度营养不良；（4）严重贫血，贫血性心脏病，左心扩大；（5）发育不良，原发性闭经。
陈带娣是中山县沙田地区的农民，原来珠江三角洲是一大片由海水冲积成的土地，每年从东、西、北三江上游的水流带来大量的泥沙，不断加宽这块肥沃原野，尤其是近出南海的中山、新会县。最早期形成陆地的、多年来已有民居的村舍，称之为民田，而不断在近20—30年新扩展的田，称之为沙田。而沙田区因为是新冲积而成，它的居民也是一些“新”的“移民”，这些新移民多数来自顺德、中山等地的“蛋家”。
中山、顺德、南海、番禺四县河涌交错，少部份人以河涌为家，祖辈就居于艇上，“艇”既是他们世世代代夜间居住的“屋”，也是他们世世代代日间谋生的工具。他们除了“艇”之外，在陆地上既无片瓦，也无尺寸可耕之地，他们经常受到陆地上村民的欺负。这些人平时用艇作为交通工具，一到收割期间，农忙季节，成羣结队地四处到一些“大耕家”（即大地主）做散工。年轻力壮的割禾啦、用艇来运谷啦、交通啦；年老的则晒谷啦、煮饭啦、打扫地主庄园啦、以及看管一些尚在吃奶的娃娃：就算能走路的小孩也可以“人尽其才”，看牛啦、看雀啦（晒谷时大量雀鸟食谷，小孩老人一起赶雀），总之一只小艇内，除了吃奶的娃娃之外，都能派上用场。南、番、中、顺这些县份，女性多数不下田，年轻至中年的女人，多数养蚕、缫丝。但这些蛋家不同，他们平时捱惯。女的跟男一样，平时掉（扒）船。但当禾熟季节时，她们同样能与男工一起来来回回挑上一、二百斤湿淋淋的新谷。因为这些蛋家婆有一个颇为共通的身形：粗壮、结实、胸大、腰粗、臀部特别发达。她们的体力完全抵得上男丁。至于那些大耕家、大地主们最喜欢请这些人来作散工。他们价钱廉宜不在话下，每一个小艇只请夫妇二人做工，却可以整家人来帮忙，这些附带的劳动力，只需管他们吃饭即可，不必计较工钱。话得说回来，他们也真能吃，一个真正的劳动力，不管是男也好，女也好，他们的食量大得惊人。平均每顿饭，平时农村那些八角大汤碗，每碗饭以压实成小丘状来计算，女的也可吃它个四、五碗，男的更不在话下。老年男丁，就算六十岁左右，完全可以算一个完整劳动力，但却也只能是“有食无人工”计。他们祖祖辈辈地流浪在河涌，根本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同他们无缘，男女老少，绝大部份人是目不识丁。他们是最贫穷、落后的农村的无产者。然而，在划分阶级时，他们还不是“最穷”的赤贫，因为他们本身还拥有一份“财产”，那就是他们的“小艇”。这个栖身谋生的小艇是他们唯一的“财富”，就是这么一丁点的“财产”，注定了他们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1949年10月，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也解放了这些蛋家。他们不再是河涌的流浪者，因为他们可以移居在这些新冲积成的土地上，成了新土地的主人，不再在河涌上成年累月的流动。但是他们除了祖宗留给他们的小艇之外，别无长物。1951年土地改革时分给他们一大片土地，他们就在田基上搭寮居住，于是他们获得了应有的、最起码的居所，起码的温饱，然而他们的贫穷并没有多大的转变。
沙田区地多人少，凡是民田区的农民都不愿到沙田去耕作。因沙田土地含沙质太多，产量极低。民田区的人谁都不愿意到这些吃力无收获的土地去费功夫。部份低洼地则作为池塘，用来种植莲藕、菱角、慈菇等等成本小，不用费神打理的农作物。而这些池塘却与此同时繁殖了大量的寄生虫，特别是姜片虫。
沙田的居民都是沿着一条较大的基围，就在基围的两旁搭寮，基围以内是田，以外是河涌，在近田一侧的寮用作居住；近河一侧的寮，用作厨房、猪栏。由于旁边就是河，因而所有沙田地区绝大部份都不需打井取水，全部食用水、洗涤用水，均实时取河水应用，用完也就顺手倒回河中。上游洗猪栏、洗小孩尿布，下游取食水，那是很自然的事，毫不见怪。
由几户至十几户成为一个自然村，也就是后来的生产队。这些自然村，每家都不设厕所，大便全部集中在村尾搭一间“厕所”解决。厕所是由蔗苗或禾草编织成一块笪，用这些笪围住，就成了四边围墙，围成半个人高。这种厕所，当蹲下时，还可以见到半个人头，只是下身被挡住。在厕的下面，挖一个浅池，用来盛载全部大粪，作为肥田料。当然咯，这么一个粪池是无盖的。于是那些大头金蝇就以此为家，不但喂饱自己，并且不断地排卵，大量繁殖它们的子子孙孙，孵化成小虫，爬满粪池，虫头踊踊地整天不停地觅食。至于小便，则任君尊便，随处均可，男女一视同人，不分彼此。
一般沙田区的河涌约有50—60公尺宽，河的出口处有一个水闸，以防洪水季节时，大量洪水冲入淹没农田。故此，凡是西水（即洪水期，当地叫洪水为西水）期，水闸必需关闭，而在水闸关闭期间，整条河道变成死水。虽然死水一条，可是那些农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将所有用完后的污水，不管是洗猪栏的水，还是鸡屎，或是每天牛开田后，回来到河中浸身时排泄的牛屎牛尿、鸭仔游水后的排泄…等全都毫无例外地集中倒在河里。这条河其实应称之为死水沟或臭水沟。就这样，不管是食用与排泄的责任，全都由这条死水沟负担起来，而且他们也有另外一种习惯，就是口喝了，到河边，双手一捧，就这样饮用被他们认为是“清凉可口”的河水。
这些环境，使沙田区的居民成为所有肠道传染病的高发病区。
何金水于1956年总结了该年从1月至10月医院住院病人寄生虫感染情况，写成一篇“粤干部份地区成人肠寄生虫感染概况”一文，这是何金水的第一篇论文。这篇文章只是从留医病者所获取的数据。寄生虫感染以农民最高，占79．1％。其中两种以上，甚至有四、五种寄生虫同时感染一个人体身上，以蛔虫、钩虫、姜片虫、蛲虫及肝蛭虫感染率最高。部分病人存在这五种寄生虫中的三种、四种、或五种同时感染，使病人极度营养不良及衰弱。而两种及三种同时感染的感染率比单独一种感染的感染率还高。说明这些农村寄生虫的严重。更有甚者，某些自然村的寄生虫感染除哺乳的婴儿之外，高达几乎百分之百，沙田区比民田居民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