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的方法被证明是人权教育的有效方法。因为它们鼓励批判性的思考，鼓励既要从认识上学习又要从感情上学习，鼓励尊重经验和见解上的差异，并且鼓励把所有参与者吸引到正在开展的学习中来。首先，参与的方法有助于人权的信仰和行动。传递人权知识和信息是人权教育中最容易的部分，因为这可以通过传统方法实现，而影响态度和价值则是一个困难、缓慢的过程。将人权标准内化为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使人权理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有意义，这既是人权教育的目的，也是人权教育实践面临的最大挑战。“不管老师讲课的本领有多高，有多么认真，都不可能在课堂上单靠文件和讲述历史就把人权带进现实生活。也不可能通过讲解《世界人权宣言》或《儿童权利公约》，指出每项条款的基本原理，来教授这些条款在人民生活中的实际含义。‘事实’和‘基本要素’选得再好，也不足以建设一个人权文化。为了使这些文件超越纯理论性的意义，学生们需要从其现实生活经验的观点来领会文件，并按照他们自己对正义、自由和平等的理解来掌握文件精神。”
任何成功的人权教育活动都必须使学习者接近与他们自己的经历相关的真实的生活，必须考虑学习情形与学习者的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学习者对这种关系的感觉。如果教育无法切中要害，没有包括个人的经历、期望和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一过程就永远无法实现。教育者可能只是在传递信息，却无法激发学习者对人权的信仰和行动。这是因为人权不是抽象的或单纯的理想，它最终是我们在一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彼此和谐相处的具体实践。人权与每一个人切身相关，人权教育和学习应当是一个学习者参与、体验和实践的过程。
其次，参与的方法有助于批判能力的培养。人权教育的焦点不仅是向外注视外部的问题和事件，而且要向内注视个人价值、态度和行为举止。为影响行为并激发起对人权的责任感，人权教育必须采取参与的方法，并借此培养学习者独立研究、分析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参与的方法是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法，所有的学习者积极地参与自己的学习，而不只是消极地听。这种方法授权学习者决定他们想知道什么并自己搜集信息，鼓励学习者进行反思、分析和批判性思考。保罗·弗莱雷将教育区分成两类：一类是“灌输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一类是“提问式教育”（problem posing education）。前者强调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是主动的提供者；而学生则是被动的客体，是知识的接受者。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知识是那些自以为知识渊博的人赐予在他们看来一无所知的人的一种恩赐。把他人想象成绝对的无知者，这是压迫意识的一个特征，它否认了教育与知识是探究的过程。教师在学生面前是以必要的对立面出现的。”
灌输式教育的目的是知识的记忆而不是理解，从而剥夺了学生的批判思想，使学生相信知识只不过是一个被接受的目标，而不是一个调查和批判性反思的过程。提问式教育打破了这种纵向特征，体现交流，并在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修正。教育本身是一个信息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习者共同学习，教师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学习者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在教育过程中不区分主客体，学习者能意识到对知识创造过程的参与，他们在接受既有知识、信息和价值的同时也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分析。这种教育模式具有强烈的激励色彩，是培养具有民主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公民的重要途径，与人权教育的目的相契合。“这种激励式的教育就像提供一种工具，让人们可以批判性和创造性地对付现实，并找出如何参与工作来改变他们的世界。”
再次，参与的方法体现了平等、尊重等人权价值，与人权教育的精神相一致。教育者和学习者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他们之间平等融洽的关系是教育过程中双方良性互动的前提。参与的方法鼓励建立一个民主、合作的学习环境和一个平行的、不分等级的教育结构。在这种民主的教育环境和结构中，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并有权独立思考和解释。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二、参与式方法下人权教育者的角色定位
（一）人权教育者应当是引导者
与传统的教育方法相比，参与的方法对人权教育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人权教育者应放弃传统教育模式中的角色定位，实现从知识提供者向引导者的转变。
首先，人权教师必须和其他学习者一起成为一名学习者，作为平等的参与者探讨所有问题，与其他人一同分享个人的经验。教育者不应事先持有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是要营造一个健康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者能清晰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评论自己的经历，探求自己的答案。教师负责的是讨论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在一个理想的参与式的学习环境中，教师是团队的一员，学习是全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教师与学习者彼此之间都是对方学习资料和信息的来源。
其次，人权教师是平等的共同合作者，教育者要和学习者建立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为了实现人权教育的目标，“人权教育的引导者或者人权工作者，必须要运用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让引导者和参与者都参与一种抛弃‘老师什么都懂的角色’的合作关系。对引导者的挑战，是在于接受一种对所有的人都算新的概念，这种概念抛弃了将老师和学生对立二分的学习方式，而让所有的人都参与这个学习的过程”。
在一个合作的氛围中，所有参与者（教师和学习者）是平等的，他们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的人建立起联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工作。他们检查自己的经验，探求各自的结论。他们的目标不是某种正确的答案或共识，而是对思想和问题进行共同的探索。
作为共同合作者，教师的角色是使学习更有效地进行，他自己不应成为关注的焦点。通常教育者说的比其他人少，他更多地是在评论中重复、总结或直接回应其他人说过的话。在学习议程的制定中，教师也不是唯一的决策人。学习过程属于所有的参与者，他们有权决定讨论哪些问题，任何参与者都可以对学习主题的选择发表意见。教师应以开放的态度征询学习者的意见并进行充分协商，在必要时，教师应对教学资料进行适当调整以便于特定学习者使用。在讨论开始之前，每位参与者应有机会陈述他们想了解和不想了解的问题，以及他们对建立一个良好学习环境的建议，并据此制定基本规则，为团体讨论提供一个互信的基础。为了使学习更有实效，教育者应在学习开始时了解所有参与者已经掌握了哪些人权知识和他们的经历，因为共同学习依靠的不是教育者一个人的知识，而是所有的参与者的知识。但是，这种共同学习的方式有时会让人感到效率很低，久而久之教育者会产生一种挫败感，甚至产生要恢复到传统教师角色的想法。这时，教育者应对共同学习的价值有真诚的确信。
（二）引导者的条件
为了实现从人权信息提供者向引导者的转变，人权教师既要熟悉人权教育的内容，又要精通便于学习者参与的实践技巧。同时，还要面临一些个人的挑战。
第一，人权教师应当熟悉人权教育的内容，具备必要的人权知识。他们应当知道人权的书面表达，既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件，也包括本地人权文书和法律文本，以便于他们能建设性地指导讨论。为了能对人权文件中的观点和规定进行批判性分析，他们还需要了解国际和国内人权斗争的历史，并思考这些人权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意义。
同时，人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它包含情感、价值和判断。这些在人权教育中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人权教育者需要超越单纯的认知方法，重视自己和学习者的情感反应。令人鼓舞的人权斗争和悲惨的人权侵犯的事例都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与学习材料之间的情感共鸣能产生最好的学习效果。当然，由于情感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这种方法可能会激起学习者一些不可预知的，甚至是负面的情感。只要教育者相信这种情感反应是人权学习所必需的，那么就必须接受并容忍它们成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同样，人权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学习者也可以从理解这些冲突并寻求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受益。
第二，人权教师需要具有批判性思考和想象力。批判性和否定性是人权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人权表现了对非正义的谴责，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行为上，人权都必然要在根本上表现出其否定性”。作为对未来的承诺，人权“对所有的实证法权利及制度都作了批判”。
因此，在人权教育中，批判性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人权教师在分析人权文本和社会现状时应具备批判的视角和能力。但是，只有批判性思考还是远远不够的，人权教育的重点应当是积极的。当面对太多人权侵犯的负面事例时，学生会产生无力感和挫折感，这时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富有想象力的思考。“拥有想象力，我们就能设想更好的人类关系和更好的社会安排的可能性。”
当然，富有想象力的思维并不完全是乌托邦式的。乌托邦式的思维是人权保护中预防性策略的极端表达，它鼓励对正义和公平的可能性进行思考。但是，乌托邦主义与可预测的实际行动相分离，是无法实现的，甚至会打击学习者的士气，使他们变得更加消极。因此，人权教师需要的想象力是“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它能揭示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利益和假设，并激发行动。
第三，人权教师应当对人权价值有深深的信仰，相信人权是建立公正民主的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人权表达了一种价值体系，人权教育者不仅要帮助学习者认识自己和他人人权的价值，展示出人权在改善个人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人权无法得到保护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还要使自己的行为反映这些价值，否则他所说的话就没有说服力。实际上，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人权价值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确保有一个尊重每一个学习者人权的学习环境。
第四，人权教育者应当有自查和自省的勇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存有一些歧视性的想法、情感和态度，这种歧视既可能是源于种族、等级、性别、能力、性取向，也可能源于政治或思想信仰。人权教育者有诚实地进行批评自省的责任，不是否认自己的偏见，而是努力认识并改变它们。否则，要想构建一个参与者平等对话的学习环境是不可能的。另外，否认个人偏见可能会导致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即“我们对你们”，并产生对抗性关系。
第五，人权教育者需要清楚地知道教育目的并掌握一些实践的技能。例如，为了营造并维持一个信任和尊重的氛围，教育者需要知道人们对正在讨论的主题和其他人的意见的反映。因为一些人权问题可能激起参与者强烈的情绪或痛苦的记忆，因此，对参与者个人和群体情感的敏锐感受和反应是教育者必须掌握的关键技巧。教育者了解参与者情感的一个最直接的途径是倾听，既要注意发言人的措辞，也要关注他说话的语气和其中暗含的意义。
（三）引导者在人权教育中的作用
作为引导者，人权教师的作用不再是直接告诉学习者应当做什么，而是通过讨论和引导使学习者真正形成人权意识和人权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