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16岁的康熙帝，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惩罚有度，初露其胸怀谋略、临机果决的政治风范。智擒鳌拜为康熙扫除了皇权专制的障碍，为康熙帝施展雄才大略奠定了基础。同时，鳌拜集团的瓦解也代表着满清旧贵族保守势力的衰败，为满清制定汉化政策，融合民族矛盾铺平了道路，扭转了倒退的政策趋势，撇开了阻挠历史前进的保守力量，使清王朝的封建化和满汉融合的政策得以贯彻，为建立繁荣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圣主威名下的努力
一代廉吏于成龙
亲政后的康熙所要面对的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一生戎马倥偬，战争耗去了他大半的时间和精力。尤为可贵的是，康熙并非穷兵黩武之徒，他始终没有忘记“民为邦本”这个信条，在治理国家方面，康熙不断学习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他自己说过：“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位，辄以（大）学、（中）庸训诂询之左右”。“入主临御天下，建级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於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在学习的基础上，学以致用，从中汲取宝贵财富，丰富自己的治国理念。
1．政简以宜民
康熙非常赞同周公的言论：“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旨矣”，康熙认为“政简者其治隆，政繁者其治替”，此为“古今不易之理”。政简和宜民密切相关，所以他在治世中大力贯彻“简易之道”。他特别讨厌乏泛冗长的奏章，主张“文贵于简，可施诸日用”，要求章奏“详明简要”。在官吏设置上，力免充塞。不设虚职，罢免多余职位，避免僧多粥少的冗员。康熙十年（1671），由于满族官员谙悉汉语，遂将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通事（翻译）罢黜；有人提出修筑黄、运两河应增设河道官以及各省应设恤刑官，受到康熙严厉地斥责“添设官吏全无裨益”。
2．行简以便民
康熙认为：“凡事必期便民，若不便于民，而惟言行法，虽历禁何益”。康熙实行的“滚单”催赋（税）制度就是很好的便民措施。它规定每里之中五户或十户只用一“滚单”，单上逐户开明田亩数、银米数应完分数和限期，“分为十限，发与甲首，依次滚催。自封投柜（各县设立钱粮柜。由纳税人将应缴钱粮自己封好，投入柜内。随取收据），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滚催，其有停搁不缴者，严惩。民以为便。”
康熙还多次谕示各级官吏：“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朕观前代君主，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康熙一生中虽多次出巡；查阅河务、调查民生、解物性土宜等等。在这些活动中，他都要求一切费用不取办于民，他出巡所用物品一律从京城备办，并且亲自巡查，扈从人员概从简约，不增加，他还派科道官尾随检查，凡经过地方，不许随从人等。借名市物，掠害小民。“如有官吏借名科派致扰间阎者，察实以军法从事。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私相馈遗，及扈从大小官员随从人等，有横行生事者，并以军法从事”。各地有些官吏向康熙献媚，常常起造龙亭、建立石碑，对这些烦劳民力的滋扰行为康熙多次加以阻止。山东巡抚进贡土产麦面，康熙不收，以免此端一开，竟相效法，招政科派，苦累小民。
3．事俭以养民
康熙注重倡俭养民，他撰写了《圣训》、《廷训格言》、《勤俭论》、《廉静论等文，强调“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者”。他经常对臣属谈到“清廉”、“安静”。他说：“做官之要，莫过公正清廉。”他所倡导的清廉不是畏法清廉，而是真实的清廉。至于清廉的定义，康熙说：“有所不取谓之为廉。”“惟廉故静，未有不廉者而静之。”
康熙不管是在皇宫还是在各地巡视，都始终实践他的“尚节约以惜财用”的诺言，以身作则，把个人的生活消费乃至整个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都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他说：“朕于宫中费用，从来力崇俭约，其以有余。沛恩百姓。若非撙节于平时，安能常行蠲赈之事耶？”“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康熙曾不无自豪地说：“朕每岁供御所需，概从俭约，各项奏销浮冒，亦渐次消厘。外无师旅饷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朕屡行蠲免，而无国计不足之虑，也仰仗这些平素的经筹啊！”
与康熙过从甚密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这样描述康熙的生活用度：从康熙皇帝可以任意地支配无数的财宝来看，由于他的国家辽阔而富饶，他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然而，康熙皇帝本人的生活却是简单而朴素的，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实际上，像康熙皇帝这样闻名天下的帝国君主，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应该是适应中国风俗的金银器皿。可是康熙皇帝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在饮食上从未看到他有丝毫铺张浪费的情况……冬天，他穿的是用两三张黑貂皮和普通貂皮缝制的皮袍……此外就是用非常粗糙的丝织品缝制的御衣……在夏季，有时看到他穿用荨麻布做的上衣，荨麻布也是老百姓家中常用的东西。除了举行仪式的日子外，从他的装束上能够看到的唯一奢华的东西，就是在夏天他的帽檐上镶一颗大珍珠。这是满族人的生活习惯。
他对宫室的用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明季宫人9000余，内监1O万，康熙时减至四、五百人：明光禄寺岁用六、七十万两，康熙朝只有四、五万两：故明宫内岁用木炭2600余万斤，康熙朝减至六七百万斤，红螺炭也由1200余万斤减至万余斤：还有许多项目的开支，被完全裁削。
康熙帝还严格控制宫廷土木兴建，尽量减少此项开支。康熙改变明代宫中建筑都要用造价高昂的楠木料和临清砖的规格，除特殊需要之外，宫中一概用普通砖瓦，并且尽量不使用楠木修建宫殿。康熙十六年，修造孝诚仁皇后陵墓，按例必须用上好的楠木，他指示工部官员：“殿门虽用楠木，年久仍至毁坏”。“着将沙河殿楼楠木取用，如不足，应否添用松木修造及减损尺寸。”
4．吏清以治民
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里，民生得遂取决于吏治的清浊。康熙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史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以。”“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
总督、巡抚是管辖一省或数省军政要务的封疆大吏，为“察吏安民”而设，上接部院，下连郡县，负有“洁己教吏”、“施政安民”之责，因此康熙把吏治的重点放在了高级官员的整顿上。“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清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尊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顾是，不敢妄行。”他尤其强调直省督抚对地方官的表率作用，常说：“小民得安生理，皆在司道有司官员，而有司贤否，又皆在该抚。”还专门作《督抚箴》，激劝督抚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做地方道府州县官的楷模。
康熙认为：“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因此他果断处分了蔡毓荣、杨雍健、慕天颜、郝浴等督抚，严惩了山西巡抚穆尔赛、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尔图、巡抚穆尔赛、总督噶礼、知府张风诏及温保、甘度、耿文明、张长庚、贾汉复、白色纯等一大批贪官污吏，与此同时大力提拔重用于成龙、汤斌等清廉官员，委以督、抚要职。并树立了于成龙、张伯行、汤斌、陈鹏年、陈殡、王骘、张鹏翮、李光地、郝浴、范承勋、赵申乔、陆陇其、邵嗣尧、徐潮、吴珙及两江总督傅拉塔、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山西巡抚倭伦等一批清官榜样。
于成龙，字北溟，别号子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于成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他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直到45岁，才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于成龙曾说：“我生来无他嗜好，布衣蔬食，才免饥寒足矣。不知世间有享受事，亦不知馈遗交际欲何为计？俸入自给有余，要钱何用？”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他死后，室内“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
汤斌（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郭琇（1638—1715），字瑞甫，号华野，即墨城郭家巷（今属即墨镇）人。清康熙九年（1670）中进士，清康熙十八年（1679）授吴江县令。处事精明干练，善断疑案；征收田赋时实行“版串法”，以杜绝吏役舞弊自肥之风。在任七年，“治行为江南最”。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江宁巡抚汤斌举荐，升任江南道御史。他曾冒着丢官丧命的风险上《纠大臣疏》，弹劾“势焰熏灼，辉赫万里”的英武殿大学士明珠及余国柱等，揭发他们结党营私，排陷异己，贪污收贿等罪行，致使明珠被罢官，余国柱等人被逐回籍。郭琇也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器重，不久升任左都御史。次年，他又上《参近臣疏》，弹劾皇帝宠臣少詹事高士奇、原任右都御史王鸿绪和给事中何楷、修撰陈之龙、编修王顼龄等植党营私、以权谋私、徇情枉法、贪污自肥等罪。结果高士奇等一伙权臣被罢官。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郭琇为湖广总督。郭琇到任后，极力整顿吏治，清除弊政，提出将黄州、武昌二府所征军粮改为折色，以节省运费，减轻百姓负担；减征江夏等13州县田赋；豁免江夏、嘉鱼、汉阳三县有赋无田的田赋和清丈土地等建议，均得到皇帝赞赏，得以实行。湖广百姓大受其益。康熙四十年（1710），郭琇曾多次以病请求辞官，康熙皇帝以“思一人代之不可得”为由予以拒绝。翌年，郭琇因具报苗民起义情况不实，遭权臣借机排斥，被罢官。康熙五十四年（1715）病故于即墨。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泉州安溪湖头人。清康熙九年（1670）中进士，进翰林，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为官期间，政绩显著，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明末以来，战争频仍，民族矛盾尖锐，朝政腐败，水患频繁。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命李光地为直录巡抚。面谕李光地踏勘子牙河水系并上奏治理方案。李光地得旨后迅即行动，只用10个月工程告竣。康熙帝十分满意，御赐李光地《子牙河诗》。康熙三十八年（1699），授李光地负责治理永定河事宜。李光地严密规划组织，每天巡视工地，督促指挥。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40天就竣工了。康熙帝为表其功，特颁赐诗、字，并御书“夙志澄清”匾额。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再赐李光地“夹辅高风”御匾。“夹辅”，意即左右辅佐；“高风”指李光地德才兼优，口格高尚。康熙二十五年（1686），李光地因荐施琅率军统台有功，被擢升为掌院学士。三年后，因同僚诬告，被革职，降为通政使。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月，康熙帝在热河又赐李光地“谟明弼谐”御匾，以褒扬他“计谟明智，抉弼和谐”。
李光地一生辅弼帝业，清勤谨慎，始终如一。其光辉业绩，不胜枚举。“三藩之乱”时，李光地派人冒险上京，献策平定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乱。以全家生命力荐施琅专征平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清初历时数十年的“圈地”弊政，在李光地任直录巡抚和大学士期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纠正。李光地为政席仁，他义设常平仓，荒年赈济饥民；减免赋税，废除自秦以来的“十家连坐法”和“凌尺”、“灭族”等酷刑，拯救了因《南山集》案被株连入狱的文学家方苞。康熙帝与李光地“情虽君臣，义同朋友”。李光地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均在康熙帝执政时期。他病逝时，康熙帝深为震悼，谕朝臣曰：“知之（李光地）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变无过于光地者。其死后被谥“文贞”，加赠太子太傅，并列清初一氏名宦，诚非过誉。
康熙的民本思想在“康熙之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民本作为治国行政的根本大事，且乐此不疲，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正如他自己所说：“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逞，未尝稍懈。数十年来，禅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
5．兴文以教民
康熙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朕惟自古帝王，承乾立极，绥理万邦，莫不以厚风俗、正人心为久安长治之本。其时，化理敦庞，民生朴茂，海内群黎，咸享丰亨豫大之休，洵府事修和之成效也。在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说：“每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诚因此编之大义，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从来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恭敬廉让，则德化易成？慎辨等威，纳诸轨物，使贵贱少长勿相凌竞。”
由此，康熙帝提高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优遇。为了安抚汉官，玄烨一再声称“满汉皆朕之臣子”，“满汉一体”，谕令“满汉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画一”。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轮流入值，以笼络汉官。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表彰理学，用宋儒思想辅助施政，导正世风。扩充科举，设博学鸿儒科，吸纳更多儒士。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以网罗负有盛名的硕彦鸿儒，入史馆纂修明史。又吸收大量学者编纂各种图书，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佩文韵府》、《清文鉴》等图书、历法和地图。当然，清代严酷的文字狱也是从康熙朝开始的。康熙一朝大小文字狱不下10余次，其中牵连较广的大案有庄廷《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