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近200个帝王中，康熙大帝是与唐太宗李世民齐名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他8岁即位，除鳌拜，撤“三藩”，平定噶尔丹，抵御沙俄入，统一台湾南等等，开疆扩土，奠定了中国版图，使得清朝时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康熙大帝体恤民情，在位期间为百姓造福无数，曾多次亲自参与治理黄河、运河，蠲免钱粮，惩治，提倡节俭，重视士子，使百姓安居乐业，百业兴旺，天下太平，犯罪记录很少；最好的时期，每年勾决的犯人仅10余人。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全世界的51%，是整个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康熙帝开创了一个盛世，一个新时代。
§§§第三节 盛世景象的经济基础
康熙笔筒
一个王朝的兴盛，归根到底还是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会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打下良好的基础和储备发展的动力。康熙亲政时，由于长时间的战火连绵，烽烟不绝，经济萧条，财政匮乏，国家处于艰难困境之中。康熙清醒地认识到：“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世。”“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犬之休。”所以，在他统治的几十年里，奉行民本思想，宽以待民，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和措施。
在农业生产上，康熙在顺治朝经济开始回升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封建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土地的占有，而满清入关后的圈地运动，致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康熙亲政之始，便下达禁止圈地的命令，“朕缵承丕业、又安天下，满汉军民原无异视。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己圈者，悉令给还。”
为恢复生产，政府大力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对于有主的荒地，由原来的主人负责开垦，政府给优惠，3年不收税；对流民不论原籍本籍，编入当地保甲，鼓励开垦荒地，永准为农。各省荒地自次年起，限五年内垦完，到期清查时，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垦完。六年秋，请旨遣官严查。各省垦过地亩，如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在康熙年间，清政府的劝垦重点，是刚刚结束战争的云贵地区，以及像湖广、四川等当时还地广人稀的省份。
康熙十年（1671），清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放宽起科年限，根据御史徐旭龄的“新荒者三年起科，积荒者五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的建议，下令新垦荒地四年起科，第二年又宽延到6年。十二年十一月“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并且规定“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三十顷以上至百顷以上者，奏送吏兵二部，试其文化程度，授与知县，县丞、守备、百总等官”。还特别鼓励殷实之家即地主乡绅垦田。对于自然条件极差而荒地甚多的地区，如四川，康熙二十九年（1690）明确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又允许河南“将义社仓积谷借与垦荒之民，免其息”，令陕西布政使给与西安等处复业流民“每户给牛一头并犁具、谷种、雇觅人工之资”，将甘肃境内无人耕种荒地，拨与无地耕种之人，“并动库银资给牛种”由于清廷采取了鼓励措施，大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纷纷前往各地垦荒耕种，“湖广民人往四川开垦”，“山东民人到口外种地”，已形成一股潮流。
在停止圈地和奖励垦荒的基础上，实行“更名田”制度，即土地即归开垦者所有，“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荒熟，不许原主复问”，并“给予印信，永准为业”。还有一部分土地，即明朝皇室勋戚的庄田，均并入所在州县土地，“将前明废藩田产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产，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愿认领“更名地”者，需向当地州县官府缴纳“易价银两”，实际是变价出售给农民。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规定“更名地”与民田一例输银，免其纳租，取消易价银，已征收的，可抵下年正赋。这项改革，使农民增加获得土地的机会，也减轻了负担。
同时下令军队也实行屯田，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新疆是抗击沙俄帝国侵略的前方，康熙十分重视在新疆进行屯田，“新强屯田，始康熙之季。”不久即在新疆“东自巴里坤，西至伊犁，北自科布多，南至哈喇沙尔，天山左右，水土沃饶，前后垦辟十数万亩”，成绩十分显著。此外，黑龙江、直隶等地也推行屯田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全国有耕地549万顷。1685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全国耕地已增长到607万顷。直隶京畿、太湖、长江三角洲、鄱阳湖地区，都已成为主要产粮区。到康熙后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接近或达到明万历初年的水平。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明显得到好转。从康熙初年起，户部的库银每年都有积存。据奏报：康熙六年（1667）已存银248万余两。八年、九年“每岁存剩约六七百余万”，完全改变了顺治年间入不敷出的局面。到十二年（1673），即三藩战争爆发之年，库存银已达到2135万余两。康熙帝正是凭借这种经济力量的支持，才敢毅然下令削藩的。
同时，在农业政策上改革不合时宜的措施，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役，为农民减负。为了使田赋征收有章可循，清政府曾于顺治十四年（1657）颁布了第一个《赋役全书》，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重修《赋役全书》。因旧书中地亩钱粮数目分厘丝毫等尾数太长，即累赘又不易查核，而且容易舞弊。故康熙指示，采取四舍五入，将毫忽以下小数删去，取名《简明赋役全书》。并在各地设立公告牌，将钱项、数目、税类一一明示，账目公开，责任到人，对于抑制私派、滥派，防止官员吏胥包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减轻赋役的同时，康熙还大力蠲免各地钱粮，“朕宵吁孜孜，勤求民瘼，永惟惠下实政，无如除赋蠲租。”在康熙帝在位的61年中，凡遇国家庆典、战争及他巡幸所经之地，即行局部的或全国性的蠲免。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地租额免征，“三载之内，布惠一周。”其后，“普免之典，实肇于此”。到康熙四十四年，全国所免钱粮总数共九千余万两，至四十九年，据户部奏，蠲除之数“已逾万万”。康熙四十九年又宣布：从明年即康熙五十年始，在三年以内，将全国各省钱粮“通免一周”。决定先蠲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钱粮。至于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应蠲省分，至期候旨行”，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已统计3年之内，“总蠲免天下地亩人才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富，乃是康熙朝天下治平的根本原因，“每思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为急。”
到康熙晚期，全国耕地面积大幅度上升，人口也由数千万骤增至一亿数千万，在此基础上，康熙帝向全国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以五十年全国人丁数为准，“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根据这道诏令以及后来的补充规定，以后再收粮食，就以康熙五十年的人口总数为标准，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2462万余丁，丁银335万余两为定额，再有生育的人口也不征收钱粮，即免去了长期以来征收的人头税，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而它的最大意义在于，进一步加速了“摊丁入亩”的进程。因为丁银固定，使之比以前更容易地归并到田亩中去，为雍正初年大规模地推行“摊丁入亩”铺平了道路。当然，这同时也加速了人口生产，并利于清查户口。
农业要发展，水利是关键。康熙一直把“河务”作为初期三项基本政策之一，牢记于心“黄河关系最大，……河工虽已告成，尤当时加巡视，不可疏忽。今春多风而少雨，恐秋间雨水必多。地方官宜加意堤防。”当时由于黄河下游淤塞不通，黄河水漫流南下夺淮河河道入海，黄淮合流，水势凶猛，堤决沙沉，造成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地区连年遭受洪涝灾害。1662年至1676年，即从清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四年的十多年间，黄河决口多达60余次，黄、淮每次决口都给中原产粮区和江南苏、松等富庶之区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顺治时，每年为治黄投资百数十万两，役丁夫数万，迄无成效。到康熙十五年，已更换五任河道总督，也无济于事。康熙帝决心治黄，务求“一劳永逸之计”。经过反复考察，康熙决定起用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不但是清代名臣，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专家之一。靳辅在治河过程中，重视实地考察，精通业务。尤其是他知人善任，聘用才能出众的陈潢为幕客，协助他在治理黄河中取得卓越的成效。继靳辅之后，王新命、于成龙、张鹏翤相继任河道总督，在康熙帝的亲自督促下，基本上遵循靳辅和陈潢的治河方略，亦有一定成效。黄河、淮河、运河经过长期精心治理，基本上消除了黄河中下游各省多年的水患威胁，为江淮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疏通运河使南北水路交通和漕运得以畅行。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黄河之外，康熙还修治了永定河（亦称“小黄河”或“无定河”，其实它是海河的一条分支）以及各地的中小型水利建设，如治理大湖，疏浚三江，兴修海塘、两湖、赣北等地的筑堤拦水，等等。它们除防洪通航外，大多直接与农田灌溉有关。治黄淮，兴水利，是康熙帝的一项重大成就，治淮黄，筑六坝，修太行堤，障沁河诸水之下流；疏永定、子牙两河之潴泄，捍民之患，而仁被于泽。”“巡阅河工，指授方略，淮黄底定，世赖平成。”
除此之外，康熙还亲自过问农业生产，培育和推广了双季稻御稻种。这种稻米第一季的成熟时间平均不到100天，最短的只有70天左右，因此收割后可再种一季。每年平均亩产都在六石以上，可“五年耕而余二年之食”。这种米粒长、色红、味香。《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御田胭脂米”和“红稻米粥”，说的就是这种御稻米。康熙帝撰的《御制木棉赋》宣示植棉效益，从而引起对种植棉花的广泛重视。当时，全国较为集中的产棉区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烟草自从海外传入以后，到康熙年间，也已逐渐普遍种植。最早种植的是福建，“烟草之植，耕地十之六七”。为农业需要，康熙下令每天记录气象，并作为一种制度保留下来。至今故宫内还保存了大批清代的《晴雨录》，这是研究气象的宝贵史料，为加强气象研究和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康熙不仅重视农业，而且在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方面，也积极推行了一些有利其发展的经济政策。首先，对采矿业实行奖励政策，康熙破清初严禁的旧制，放宽了限制，许民开采。广东的铁、铅矿，广西的锡矿，湖南的铜、铁、锡、铅矿以及贵州的水银铅矿，山东莱阳与陕西临潼的银矿等，都有开采。
其次，鼓励发展手工业。清朝对发展手工业实行“物畅其流，民便为要”的宽松支持政策，从而促进了全国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如铁器铸造业、棉布染织业、粮食加工业、制茶业、制糖业、制瓷业、造纸业、木材加工业等，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大的繁荣。取消了对机户“不得拥有织机百张以上”的限制，同意“有力者畅所欲为”，遂使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相当的发展，出现了“有开五六百张机”的大手工业工场主。
康熙则极为重视商业和保护商人。把商人看作国家的四民之一，保护商人和商业的正常发展，康熙指出：“重困商民，无裨国计。种种情弊，莫可究诘。朕思商民亦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正须易辙改弦。”“国家设关榷税，原以阜财利用，恤商裕民。必征输无弊，出入有轻。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因此，商业也得到了快速恢复，大中城市迅速崛起，在吉林、黑龙江新建城市8座，辽沈地区新建城市15座；商业重镇得以复苏，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广州、汉口等城市的工商业最为发达，浙江的乌青镇、枫泾镇，江苏的平望镇、南翔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番禺、东莞，四川的成都、重庆等等大小城镇，工商业都已逐渐兴盛。
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消除了海上最大的反清据点，为解除海禁创造了有利条件。康熙指出“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二十三年，清政府在福建泉州府的厦门港建立起了全国第一个海关——闽海关，第二年又在江苏松江府的上海县境建江海关，在浙江宁波府的镇海县建浙海关，在广东广州府的南海县设粤海关。康熙二十五年实行开海政策，使海上贸易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商船到国外去的越来越多，外国商船也不断来到中国。康熙帝的开海贸易政策，促进了沿海以至全国经济的繁荣，也给清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
但清政府对人们的出海活动始终怀有戒心，对出海的商船，乃至造船和出海经商的人员，都作出了种种规定加以限制。为了加强对来华外商的监督管理，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首先在广州商行中设立洋货行。洋货行以十三行最为著名，故又称之为十三行。商人开设洋货行，须向官府缴纳高达数万两银子的费用，由官府批准后发给执照，特许独揽对外贸易，承销外商进口的商品，并代外商收购出口货物。洋行即代表外商缴纳关税和礼银，又代表政府管束外国商人，传达政令。它不只是私商贸易组织，而且还是代表官方管理外贸和外事的机构。清代广东的洋行制度，又称之为行商制度。
§§§第四节 骂名背后的励精图治
避暑山庄
雍正在以往的历史中，一直被我们所忽视。街谈巷议中，雍正更多的是与篡位阴谋、血滴子这些空穴来风联系在一起。即使是正史，也对雍正有所忽略，只提“康乾盛世”，却忽视了这个夹在中间的皇帝。
幸亏有一部《雍正王朝》，让这位精明强干的皇帝走入了普通人的视野。而历史中的雍正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对保持国家的繁荣，接续勤政的帝风、开启乾隆的盛世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雍正，就没有后来的乾隆盛世。雍正皇帝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勤政，二是务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