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理政，日日勤慎，戒备怠惰，坚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雍正亲手批阅的奏章，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数十万言，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雍正的勤政。雍正的勤于理政还体现在他严格要求臣下上。雍正元年（1723），年羹尧奏一折，大学士已经议复，后蔡埏有同样内容的折子，大学士没有察觉。又行上奏，雍正注意到了，批评他们“漫不经心”，甚至连官员奏折中的错别字也要纠正过来。福建巡抚刘世明没有及时对雍正的训令作出反映，于是新的训饬令又下发了：“朕日理万几，刻无宁晷，费一片心血，亲笔训诲之旨，竞一字不复，想汝终日在醉梦中矣。”雍正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热衷于他的政务。他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殚细密，非过为搜求也。”另外，他不许官员设立戏班，怕他们贪污腐化，败坏风俗，怕他们“以看戏为事，诸务俱以废弛”。
雍正在位一共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十件。且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如此勤于政务，真为历代帝王所罕见。虽然雍正曾说：“自古帝王，未有如我圣祖皇考之勤政者。”康熙的勤政虽是事实，但雍正却比乃父更勤。因此，雍正也曾自负地说：“即皇考之勤，亦无自朝至暮办事之理。”雍正的理政不怠，十三年如一日，历代封建帝王者，实难于出其右。所以清史学者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以及“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
在雍正的政治思想中，反复阐述和一再强词的一个思想，就是注重“实行”即实践，反对追求空名和言行不一。他认为，凡为政，总不过是“利除弊，必。以实心，行实政，实至而名亦归之”。他抨击官对“名实”的歪曲，指出：现今当官的人，“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名日：名实兼收。”在吏治松弛，腐败日行的情况下，士大夫都以“名实兼收”相标榜，他们所说“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又指出：“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加以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山东州知府吴关杰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雍正则回应以“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对于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雍正毫不客气“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多次告诫群臣：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
另外，雍正帝生活俭朴，崇尚节约。曾下旨给御膳房：“谕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食，食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委弃。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专门为剩粥剩饭的处理下一道圣旨，雍正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事隔几年，他又专门为了禁止浪费粮食的事，再次发出一道上谕：“朕从前不时教训，七天降生五谷，养育众生，人生赖以活命，就是一粒亦不可轻弃。即如尔等太监煮饭时，将米少下，宁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以致余剩抛弃沟中，不知爱惜。朕屡屡传过，非止一次。恐日久懈怠，尔总管等再行严传各处首领、太监，见有米粟饭粒，即当捡起：如此不但仰体朕瞄福之意，即尔等亦免暴殄天物：应不时查拿，如有轻弃米谷者，无论首领、太监，重责四十大板，如尔等仍前纵容，经朕察出，将尔总管一体重责。”雍正的“御膳”常常是烧豆筋、炒豆芽等几个简单的素菜，外加一碗糙米饭。掉一个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未动的菜则回锅热热下顿再吃。连李卫都感叹皇帝太清苦，雍正帝则淡淡一笑：“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啊！”雍正帝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即位后也没到江南做巡幸活动。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谒祖陵时，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过多的临时设施，稍有花销，就认为是过奢之举。此外，他对群臣进献的稀世珍宝也大不以为然，反倒认为：“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世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雍正帝明确指出：“世人无不以奢为耻，以勤俭为美德，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雍正在位13年内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和各项吏治措施，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有所创新，有益于国计民生，并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的时代要求。开创了国富民殷的新局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雍正在“康乾盛世”中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他的创新精神和革新的力度，胜过他的前辈。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改革和创新，改革的量多，自然波及的范围就大；改革的深入，自然涉及的利益就广。几乎每一步措施，都会触动某些集团的痛处；每一项制度，都会有悖于某一阶层的意愿。结果，他不仅得罪了汉人，而且得罪了满人；不仅得罪了达官显贵，而且得罪了文人墨客。雍正作为皇帝，面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时，都是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但面对士绅这个整体，他依然是个弱者。在狠狠得罪了掌握着政治经济、舆论宣传、文化教育大权的士大夫阶层之后，雍正在后世的糟糕名声，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乎，汉人骂，满人骂，官员骂，文人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雍正帝便顺理成章地被安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文人墨客笔下极尽诬陷诽谤之手段，讽刺挖苦之能事。“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雍正便被淹没在一片唾沫的海洋里，不能自拔，背上了千古骂名。
正像电视剧《雍正王朝》主题歌唱的那样，“身后骂名滚滚来”。雍正王朝在骂声中悄然而逝，然而骂出来的竟是一个乾隆盛世。毕竟，从500万两到7000万两的国库存银，实实在在的是在递增，并不是骂声所能诋毁的。清朝人也许不喜欢雍正，但清朝绝对需要雍正。
§§§第五节 乾隆出生地之谜
乾隆
作为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清王朝创新很多的制度，它有诸多封建王朝皇位继承的经验可以学习，有诸多教训值得参考，特别是在康熙时期皇位继承上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更是后世继位者必须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当雍正在险象环生、狂风暴雨中继承皇位之后，继承权的合法性问题，竟然在他去世前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雍正皇帝在处理繁忙政务的同时，经常能够听到有人拿来他继承皇位的问题说事，弄得雍正肝火上升。
为避免自己的后人覆蹈这一幕，这位勇于开拓的皇帝，改写了清朝皇位继承的制度。一如我们在很多清宫影片中所看到的那样，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后存放一道皇帝的手谕，明确由谁继承皇位，这份手谕并没有公开，于是，这些有机会继承皇位的皇子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如愿地登基大宝，因为不到老皇帝驾崩的时候，无法确定谁是最后的赢家。雍正皇帝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雍正的这着棋显然是高明的，它部分地避免了王朝内讧的可能，使得皇位继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当然，对雍正而言，他的继承人早在康熙时代就已经确定，那就是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而当他把大儿子处死后，这个形势就更加明显。
但是，雍正皇帝没有想到的是，乾隆皇帝刚刚即位，坊间又开始流传，汉人重新获得了江山。
说实话，关于乾隆这位风流皇帝，留给后人很多可以津津乐道的故事，无论是六下江南，还是香妃传奇等。但是，当时老百姓更关心的话题莫过于他的身世传说了。不过皇家身世毕竟有别于凡人，当时人莫敢严究，后人更是无从探求。因此，这个谜团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扑朔迷离的猜疑与推测了。
乾隆皇帝的身世之谜，至今也困扰着一些人，在民间流传了多个版本的传说故事。第一种说法是，有一年雍正去热河打猎，喝了侍卫呈献上来的新鲜鹿血，那是大补呀。结果这位身强体壮精力旺盛的皇子立马就亢奋了，当时的清室阿哥们，找个女人就和玩一样。于是雍正病急乱投医，与一位汉族女子共度巫山，结果就朱胎暗结，身怀有孕了。后来康熙知道了这件事，担心有辱皇家尊严，令这名宫女在草棚中生产，这是乾隆身世的第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最大疑点，就是雍正的事情竟然让康熙知道了。不过，疑点是，康熙皇帝既然知道乾隆是汉族宫女所生，怎么会对这个皇孙宠爱有加？而且后人评论雍正即位的时候，多以乾隆取得康熙的宠爱作为雍正即位的重要砝码，由此观之，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不强。
关于乾隆身世的第二个版本更加离奇，几乎是宋朝“狸猫换太子”的翻版。按照这个故事里乾隆的身世，他是被雍正抱错了，当然是被故意抱错的。据说当年雍亲王的夫人生下个女孩，雍亲王当时非常渴望有个男孩，恰巧当朝官员陈世倌的夫人生下一个男孩，于是，两个孩子就被偷梁换柱了。这个故事也是流传最广的，被很多的清宫戏演绎出多种不同的版本，但是，仔细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虽然陈世倌虽实有其人，但他与雍正的关系没有好到可以抱儿子的地步，如果真有其事，估计这位陈先生命不久矣，这等关系皇家血统的大事，雍正能留他活口，用后脑勺想也不会如此。再说当时的雍正已经有了一个男孩，他没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再要个男丁，这个版本的疑点也在于此，可见，后世多把“妖魔化”的雍正看成为继承皇位不择手段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
由此可见，民间传说到底是演义成分居多，并不可信。真实的皇家子嗣继承，并不是一件儿戏，等级血统要求都是极为严格的。对于子嗣并不缺乏的雍正皇帝来说，选择皇位继承人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他并没有任何理由选择将自己爱新觉罗家的大好江山，白手送给一个并不相干的汉人子弟。
说起来，让大家对乾隆皇帝身世猜测很多的原因在于，乾隆皇帝本人和他的后代对他的出生地说法不一，而且再三修改，这才让野史的编修者有机可乘，制造出他的诸多逸事。
如果当年的雍正皇帝能够明确提出过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恐怕后来也不会有那么多故事发生。但是，乾隆的的父母并没有留下关于他出生地的只言片语，而乾隆自己曾经反复说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宫的，并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宫（原雍亲王府邸）。其中，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乾隆在《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中写有：“到斯每忆我生初”的诗句，这就是说每当我来到这个地方，就会想起我刚出生的样子，当然，这句话有些含糊，“生初”到底是多大，是婴儿还是儿童，我们知道，婴儿是没有记忆的，属于集体无意识阶段，因此，可以理解为是针对儿童时代的回忆，那么这就不能作为出声地的证明了。
在看乾隆的另外一首诗，乾隆四十四年（1779）春，乾隆又一次在《新正雍和宫瞻礼》的诗中说：“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在这间房子的东厢，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回忆双亲的地方。这次不仅更加明确，而且还指出了出生地点。为了强调起见，乾隆四十五年（1780）新春，乾隆再一次到雍和宫礼佛时说：“十二初龄才离此，今瞥眼七旬人。”
乾隆皇帝在上述的诗文中，反复强调自己出生在在雍和宫。也许是他对自己身份的流言蜚语可能有所耳闻，于是，在诗作中强调自己确实生在雍和宫。但这会不会是欲盖弥彰呢？
而乾隆朝的一位大臣的记载，却让人们对乾隆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乾隆朝中有个叫管世铭的官员，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后入值军机处，了解很多皇帝的掌故与秘闻。他曾随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在那里写下了有名的《扈跸秋狝纪事》34首，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意思是说，乾隆皇帝诞生在狮子园，因此每到雍正皇帝的忌日，总要来这里住上几天以寄托思念。
大臣们的说法也许会有猜疑的成份在里面，但是乾隆儿子嘉庆皇帝的说法，却让人们确定，乾隆皇帝在撒谎。嘉庆元年（1796）和嘉庆二年（1797），嘉庆皇帝两次在避暑山庄写诗祝贺乾隆的生日，诗中明确指出，“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避暑山庄，此时，乾隆皇帝是太上皇，还在世，但他并没有指出嘉庆皇帝说错了。
但是，仅仅过了十几年，嘉庆皇帝又放弃了这一看法。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基以后，都要为他的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嘉庆十二年（1807），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嘉庆在审阅时发现，这两部非同小可的文献典籍，把“皇父”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这可能有损皇室尊严的一个失误，开始让嘉庆紧张了，毕竟“诗”和“史”是有分别的。于是，嘉庆只好放弃原先的承德狮子园说法，批准在《实录》和《圣训》里写道：乾隆在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于京畿之雍和宫邸。这次修改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却让人们对乾隆出生地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产生了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