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群雄逐鹿
明崇祯帝
明末清初，在中华大地上曾经有四位主导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一个是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一个是明崇祯帝朱由检（1611—1644），一个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1606—1645），第四个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1592—1634）。这四位之间的角逐，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今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改写着中国历史的篇章。
但到最后的结局是，崇祯皇帝杀女逼妻，最后在煤山自缢，时年33岁。李自成号称灭掉明朝，却只在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最终在湖北九宫山失踪，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一代天骄林丹汗，败死于青海打草滩，时年43岁，自己的妻儿都成为他人的阶下囚。只有皇太极虽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他的后代却成功地问鼎中原。历史的选择是偶然，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元素在进行残酷的筛选？
先看崇祯，在中国所有的亡国之君里，崇祯大概是最值得同情和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的一位。崇祯的父亲朱常洛，母刘氏。朱常洛与其兄长朱由校在位时间均短，16岁的崇祯继位。作为亡国之君，他既不像汉献帝那样软弱无能，也不像隋炀帝杨广那样奢侈浪费，更不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样不务正业，北宋二帝那样任用奸臣，总体而言，崇祯还是比较忠于职守，知其不可而为之，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这位皇帝不贪财，不好色，不懒惰，天分也不算低，身体也不差，并且日夜辛劳，废寝忘食，从即位那天开始，17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的。他的冤家对头李自成评价他：“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即使是对明朝大肆污蔑的《明史》本纪也不得不承认他兢兢业业，勤勉勤俭。崇祯下旨停江南织造，自己用的器物都是木头铁器。他把全部的内帑都用来充当军饷，他宠爱的田妃墓葬里的金银器都是铜铁，万年灯只有上面两寸是油。崇祯连宫里的人参和器具都变卖了凑军饷。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此人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
崇祯帝本名朱由检，他是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在哥哥天启帝朱由校卒后，因为没有子嗣，作为陛下唯一的弟弟，被众朝臣拥为了大明的第十六代皇帝。崇祯刚即位时，年仅17岁，八月丁巳即位，不到三个月，在十一月甲子就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这些措施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一度被朝野誉为“明主”，面对危难时局，一心励精图治，“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
然而，崇祯的悲哀是他所处的时代，天时地利人和，这几条他都没有占上，先说天时，从纵的来讲，崇祯是大明朝第16位皇帝，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传位到十几个皇帝的时候，多半已经风雨飘摇，西汉共15帝，东汉14帝，两晋加起来才17帝，唐朝算多的，共25帝，但从第九任皇帝唐玄宗后，就形如割据的大藩镇，两宋共18帝，蒙古帝国共15帝。可见崇祯即位，大明的气数也即将寿终正寝。而更糟糕的是，他的前辈们所作所为已经把大明江山折腾得乌烟瘴气，明朝的历代朱姓天子中，除了开国创业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其他的皇帝简直就是不务正业，有当木匠的，有“微服私访”的，有恋母的，有不上朝不见臣长达几十年的，有死于红丸的，有要名分的，就是没有一个好好当皇帝的。等传到崇祯手里，已经是千疮百孔。
从横的来说，当时的明朝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加上东南倭患，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等到崇祯即位时，明朝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翁，病入膏肓，千疮百孔。没有一个朝代，竟如此多地集中出现一个政府要面对各种危机的，既有历史遗留，也有新发病毒，每一项都是切肤之痛，每一项都可致其于死地。
当然，崇祯本身也难逃其咎。崇祯即位时国家早已积重难返，国事日非，朝上“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民间“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尤其是治疗顽症不可用猛药，可是忧愤之中的崇祯，“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求治太急，用刑太严”，“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对身担重责的大臣，崇祯通常是先寄予极大的，甚至是超出实际的期望，一旦令其失望之后，又一变而为为切齿愤恨，必杀之而后快。本来他所用之人，如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这些人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陈奇瑜曾将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部队逼入车厢峡，；卢象升在滁州取得大捷；熊文灿追得起义军走投无路。更有左良玉、贺人龙、曹文诏、曹变蛟、高杰等大将，本来，朱明朝廷要想扑灭农民军的星星之火，并不是毫无可能；但就是崇祯皇帝的过于性急，暴戾多疑，明军将帅稍有败绩，结局非死即贬。就这样，孙传庭入狱，陈奇瑜被贬，熊文灿被斩。随着一个个将星的次第陨落，注定了朱明灭亡的命运。武将如此，文官也好不到哪去，崇祯期间内阁辅臣走马灯似的换了50个，换了14个兵部尚书，一直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内阁，所杀大臣更是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7人，巡抚11人。
崇祯有言：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显然崇祯对大臣有浓厚的成见和敌意。第一次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四崇祯提到“南迁”时，他恨恨地说了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拂袖而去。第二次是三月十七日早朝，崇祯懒得再说任何的废话，看着哭天抹泪的诸臣，只是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随手抹去。第三次是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在上吊前的血书里，写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一直到死，崇祯还坚信：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有何面目见于地下。
崇祯帝的成见和多疑，使得他总是不信任各位文武大臣，独断专行，听不进逆耳之言。在处理棘手的政务难题时，往往迁怒于文武百官，怪他们不尽职尽责，以至于造成了“重典绳下”的局面，搞得“上下嚣然”。在刚刚继位时，他还对宦官进行约束，不加重用。但自从崇祯二年（1629）冬，后金兵进入内地骚扰，京师戒严后，崇祯帝便公开表露了他对百官不信任的态度，开始重新起用宦官。他先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七日，“遣太监冯元升核军，毕，诏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诸军”。十二月，又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宦官们对文武大臣政务的监督，名为“督”，实为“监视”侵夺了官吏将领的职权，遭到朝臣的反对。而崇祯帝对此置之不理，一昧宠信宦官，凡是与宦官发生冲突者，他在处理中总是偏向宦官的一边。宦官干政，引起了文臣武将与宦官们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文臣武将的积极性，更加剧了崇祯政权的政治危机。朝鲜的史书上为此评论道：“不信士流，而信内臣，驯致祸乱，为千古戒。其失在于不知人，而非士流之罪。”崇祯的不信任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而为崇祯殉节的却只有文臣、勋戚四十余人，以致史书上这样记载，“百官皆好降”。
最要命的是崇祯能伸不能屈，始终以天朝上国的老大自居，放弃掉可以东山再起的好机会，一如与后金议和，崇祯十四年年底，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明军前线日益吃紧，正月初一，他接受了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建议，与后金秘密接触、私下议和，然此事不慎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所谓“言者皆云，堂堂天朝，何至讲款？”面对如此“朝议”，崇祯为了表明清白，将一切责任推到陈新甲身上，指责他秘密议和，冤杀了陈新甲。本来己和皇太极达成的停战协议就此不了了之。这样一来遂丧失了结束两线作战的机会，以后一直在攘外与安内两手作战，疲于奔命。二如南迁，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明总兵唐通以居庸关降，李自成的农民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明白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但崇祯认为南迁就是逃跑，置祖宗宗庙，江山社稷于不顾，恐遭后世耻笑。崇祯没有南迁，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明末政局中的明朝、农民军和后金三股势力制约相持局面过早崩溃，本来明朝最保守的局面是可以划江而治。以当时的情况来讲，迁都南京可谓上策。南方当时未受战乱破坏，在南京又有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僚体系，兵源和钱粮供应都不成问题，撤到南方要比困守孤城要好得多。明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保有山海关，无论李自成是否随即追击明政府南下，无论山海关被李自成和满洲人中哪一方夺取，李自成同满州人的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明政府南迁，则由腹背受敌转为坐山观虎斗，可坐收渔人之利。并且，当时的观念认为满洲人乃是异族，满洲人入关南下，不排除李自成与崇祯联手的可能性。即使最后不免亡国，也可残喘几年，不至于那么早就灭亡。由于崇祯这面旗帜的自我毁坏，余下力量分散，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南明朝廷很快灭亡。
《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第二节 是谁操控着历史走向？
李自成像
再说林丹汗。林丹汗活跃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元朝崩溃以来，继也先汗之后，达延汗统一了蒙古。林丹汗就是他的直系子孙土蛮汗的嫡系曾孙。土蛮汗死后，其长子卜言台周，也就是林丹汗的祖父继承了汗位。1603年卜言台周死去时，其长子即林丹汗的父亲却已经早先去世了。于是，林丹汗在次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继承了蒙古汗位，当时年仅13岁。
明朝和蒙古是世仇，1368年当朱元璋率领的军队占领大都后，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惧贴睦尔离开大都，向北逃到蒙古草原去了。换句话说，元朝虽然丢掉了中原领土，却还拥有广漠的草原，这始终是明朝的心腹大患。为了巩固北方的边关，明政府一向推行对蒙古族上层统治者进行政治上的拉拢，敕封其首领；但对蒙元旧部来讲他是不甘心失败的，元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实未始之耳。”
明宣宗以后，明蒙各据一方，对峙长达两个世纪。明朝为了防犯蒙古，修长城、设九边，还利用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来牵制它的发展。洪武四年以后，着意经营辽东，以隔绝蒙古同朝鲜的联系。为此设立辽东都司，建立了许多卫所，东北女真族中的建州女真伴随着这种密切交往在努尔哈赤时强大起来。当明朝把主要精力应付蒙古族的入侵时，努尔哈赤则趁机结交蒙古，吞并乌拉，打击叶赫，并从1618年正式伐明，开始坐大，成为危害明朝边疆的又一个势力。明朝政府为对付后金，不断增兵筹饷加派，又激化了国内矛盾，引发国内动乱，内乱的出现又进一步削弱了明对周边各政权的防御力量，形成了恶性循环。等到崇祯即位，李自成起义有始，这时的明朝不仅要对付宿敌蒙古林丹汗，又要防备新贵后金皇太极，更得镇压内患起义军李自成。
因此，林丹汗的蒙古所占有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明和后金，乃至农民军的争夺中起着重要作用。假若蒙古为后金所败，则后金坐大就会直接威胁北京，而若后金被蒙古所败，则蒙古又会威胁明朝的统治，如果三方势力平衡，则后金限于东北一隅，不会对明朝有太大的危胁，蒙古则受到来自侧翼东北方的威胁，也不会对明朝有进一步的行动。而明朝则就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农民军，自然也不在话下。所以蒙古势力的强大、弱小、倒向，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其它三方势力的发展。
林丹汗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首先利用明政府怕后金强盛的心理，来取得明朝对自己的支持，发展蒙古势力，他从明王朝那里得到数以百万计的银两，明为了取得林丹汗支持，每年给银4万两，以后增加到10万两，1626年时增加到36万两。同时，林丹汗又暗中联合后金“制明”以自强。林丹汗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趁火打劫，在明与后金的矛盾中巧妙周旋，求得生存、发展与强盛。
林丹汗以重振蒙古大汗的权威、恢复祖先的霸业为志，着手进行武力统一。1627年进攻土默特部，占领归化城，迫使博硕克图汗逃至鄂尔多斯，从他手中得到元代传国玉玺；进而攻击鄂尔多斯部，将其“济农”的封号废去；又迫使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吧嗄、阿马哈纳等部逃往漠北。这样林丹汗控制了“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的广大地区，蒙古各部“皆受插要约，威行河套以西”，极盛时可调动的兵力多达1O万，拥有“蒙古八大营二十四部，士马强盛，横行漠南”。
但是，随着时势的发展，林丹汗之察哈尔蒙古逐渐衰弱。一方面林丹汗所代表的蒙古处在封建社会没落阶段。自元朝灭亡之后，退居长城以北的蒙古仍过着游牧生活，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使蒙古社会发展陷于极端脆弱而缓慢的发展状态，当林丹汗1625年失去了兴安岭以东的地区，“资用竭矣，兼以巢穴未定，半怀携贰，东西驰驱，劳顿已盛，驻牧处草根皆空，马瘦如柴，暴骨成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