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林丹汗从小养尊处优，统治缺乏策略，也无大志向，虽设有左右两翼总管、八大营固山额真、管旗大臣贝勒等官职，但基本上还是封建游牧制的松散部落联盟，缺乏统一的组织力，游牧分散性又使蒙古难于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中央政权，甚至对察哈尔本部也很难进行有效的统治，于是汗权衰徽，到林丹汗这位蒙古第三十五任可汗时，蒙古共主实则察哈尔万户领主而已。单一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政权形式注定其无法东山再起，加之林丹汗深居大漠，眼界狭小，以统一奈哈尔蒙古为自满，只想偏居一隅，自然无希望有统一全国之功。
在后期由于内部纷争，林丹汗统治下的漠南蒙古诸部，对后金的态度本来就有两种意见，一是争取明朝的支持，同后金抗衡；一是希望归顺后金，得到后金保护。内部意见不一，加上林丹汗对各部族欺压太大，使部众纷纷逃离自己，终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则对蒙古诸部又打又拉，一方面对于蒙古部族采取了“北婚蒙古，万里连兵”的政治联姻，一方面会集蒙古诸部兵三征林丹汗。明朝也落井下石，崇祯谕示边将：“插部暂来忽去，情形叵测，着该镇确侦密务，勿得少弛”；1633年6月，明宁夏总兵马世龙在枣园堡歼灭察部；8月，明三边总督洪承畴在延绥围剿察部。察哈尔部失去一切外援，只有投降后金。
林丹汗面对实力远胜己方的敌军，万般无奈，于是将归化城全部人畜十万驱赶在侧，准备渡黄河而西逃。但其部众面对大势已去的大汗，知道已无法依靠，便十之七八先后在途中分散而去。林丹汗惶惶如丧家之犬，迢迢万里逃奔至青海，两年后在青海境内的打草滩病死，郁郁而终。
最后说李自成。他原出身农民，原名鸿基，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八年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声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十一年在潼关战败，仅率刘宗敏等十余人，隐伏商雒丛山中（在豫陕边区）。次年出山再起。十三年又在巴西鱼腹山（腹一作复）被困，以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其时中原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度尖锐。他吸收了李岩、宋献策、牛金星等知识分子，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占领洛阳，杀福王朱常洵；1642年占襄阳，建立起政权；1643年攻占西安，立国号“大顺”；1644年占太原、大同、居庸关、昌平，进围北京。终于在崇祯十七年，他焚烧了昌平明十二皇陵，占领了北京城，推翻了明朝。需要指出的是，从客观上来讲，他只是逼死了明朝的皇帝，而要说是推翻了明朝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应该说是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所起的作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17年的发展中，其势力最盛时，东自山东，西至甘宁，北沿长城，南达淮河、长江及川北一带，控制人口在100万以上，其中精兵不下10万。
李自成入京后，全国局势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一方面明朝军队还在继续与农民军对抗；另一方面，东北的清军正准备向关内进攻，还有明朝总兵吴三桂盘踞山海关。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如何消灭明军残余，如何阻止清军入关，就成了李自成之农民政权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政权却应付不了当时复杂的局势。
一来李自成集团缺乏真正的人才。在李自成的臣属中，没有像张良、萧何、刘基等运筹帷幄之士，有一二卓识远见者，其谋略又不为所用，如李岩在北京时进言谏四事：一是李自成退居公厂，待清理六宫后由百官迎进大内；二是追脏宜分三等；三是各营兵马不得借居民宅，宜退出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四是宜早登极，并招抚吴三桂。这四条意见条条切中李自成要害之处，李自成却不采纳。
二来李自成集团虽征战多年，仍然属于“流寇”，占过很大的地盘，却没有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后院，即使刻意经营过的晋、陕、豫，很多地方也是在势力扩张时勉强地派一些忠诚度有限、还需要力量监视的降官来镇守。当清兵与吴三桂之关宁精锐相联合，大顺农民军败北，此后一溃再溃，终于被消灭。
三来李自成在对待降官问题上不甚明智，不知道笼络明朝势力，李自成出身于驿卒，在他的头脑中，也许明朝皇室已经完全丧失了正统地位，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根本不了解，延续了276年的明朝帝王在官僚和百姓中还有很大的号召力！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贺，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群贼争戏侮，为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相笑乐，百官慑伏不敢动。”更不明智的是，李自成又将官员们押到刘宗敏府里，拷打索要钱财，交不出的人要受到惩罚。为“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群臣不但没有在李自成那里获得官爵，反而备受荼毒，甚至家破人亡，自然人人心怀异志，只盼大顺政权垮台。李自成向富贵豪权追饷的同时，对富商居民也极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余。
大顺军在北京的42天里，史上记载共计掠银7千万两，实际掠银要高出7千万两许多。史家评述其事曰：“幽囚士大夫，用夹棍逼取金钱，此古今未经见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惨”；“古来亡国之俘，诛窜者有之，至于刑拷迫资，予未之闻也。”
贫民起义领袖并不代表历史前进的动力，李自成也毫不例外。李自成的特殊性也许在于，他本人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与张献忠相比，他并不是嗜杀成性的暴戾之徒，所以历史资料中多有他得到部下和人民拥戴的记载，官书的《明史》也称赞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在起义发展到最高峰时，没能制定适合形势的政策、策略，没能约束自己的军队，而且李自成也仅以得明的天下为目标，甚至还想“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这决定了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不可能在占领北京之后再有更大的发展。客观地说，若大明朝不是积重难返、内忧外患如此严重的话，起义军恐怕还真动不了大明的根基。再加上对吴三桂的招降失败，对满清力量的认识不足，李自成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善于破坏旧世界，但是却无力建设新世界，所以他们的失败就完全是必然的。
§§§第三节 清朝幼年的守望者
孝庄太后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留下孤儿寡母独自面对丑恶的皇权觊觎者，微妙的政治走向。谁也想不到6岁的顺治帝能成功地接管天下，而一切的出乎意料都要感谢孝庄的出现。她是顺治的生母，即有名的庄妃（皇太极之妻），也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顺治之母）、孝庄太皇太后（康熙之祖母）。她一生辅佐和哺育了三朝皇帝，见证了大清王朝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清朝得以健康成长的守望者。
孝庄原名为布木布泰（或译作本布泰），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她在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613年3月28日），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的一个显赫家庭。在明末东北各族各部的混战中，她作为政治联姻的纽带嫁给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后金“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为妻。后金天命十年（1625）二月，时年13虚岁的布木布泰到达新都辽阳，嫁给了努尔哈赤第八子、34岁的皇太极为侧福晋，也就是偏房。而早在11年前，她的亲姑姑哲哲已嫁与皇太极为正房大福晋，9年以后已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又娶了她的姐姐海兰珠，于是姑侄三人同事一夫。
婚后，布木布泰接连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女儿。分别是固伦雍穆长公主、固伦淑慧长公主和固伦端献长公主。三位公主，成年后分别嫁与蒙古贵族弼尔塔哈尔、色布腾和铿吉尔格。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三年生皇九子福临，即顺治帝。福临即位后（年号顺治），尊为皇太后，上尊号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玄烨即位（年号康熙），尊为太皇太后，上尊号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去世，享年75岁，二十七年十月上谥号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雍正元年八月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一生经历清初三朝，正是由乱到治的关键历史时期。她全力辅佐皇帝，对调和清宫内部矛盾和斗争，稳定清初社会秩序，促进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后世称之为“清代国母”。
庄妃13岁那年，嫁给了比她大20岁、时为她姑父的皇太极。这看似荒谬的关系，实则是当时无数桩满蒙通婚中寻常的一桩。清初满蒙联姻，是一项既定国策。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仅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有封号的就有三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的姑妈）、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之姐）及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11年前，孝庄的姑姑便已经是皇太极的福晋。
不过据史料载，其时，当送亲队伍快到辽阳城时，大金汗努尔哈赤亲率儿子皇太极、众后妃、贝勒、大臣出城迎接。入城后，“设大宴以礼成婚”，而她的姑姑孝端嫁给皇太极时，仅是“太祖命太宗亲迎，至辉发扈尔奇山城，大宴成礼。”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于孝庄的迎娶规格，超过了皇太极的正福晋。但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而受到皇太极专宠的则是她姐姐宸妃。到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即位后，分封五名正妃，孝庄位列最末，封永福宫庄妃。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崩，《清史稿》载：“是夕，亥时，无疾崩。”帝王暴卒，向来容易引起政治动乱。由于皇太极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遗嘱，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正悄悄展开。努尔哈赤生前曾规定，他的继承人必须由满洲贵族公议，从八大议政贝勒中推选，八大贝勒“同心谋国”，其中以军功昭著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及侄子阿敏轮月执政，皇太极继承汗位后，逐渐废除了这一制度，皇帝南面独坐，独操大权。
当时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共有6人：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
代善是努尔哈赤的长子、皇太极的哥哥，资历老，地位高，身为两红旗旗主；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镶蓝旗旗主；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两黄旗的旗主，时年34岁，战功赫赫。天聪六年晋和硕贝勒（大贝勒），崇德元年封肃亲王，掌管户部。皇太极昔年为加强中央集权，把原属于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夺到了自己手中，形成以两黄旗和正蓝旗为核心的皇权势力。豪格实际上已经是三旗旗主；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比豪格小3岁，雄才大略，曾西征河套察哈尔林丹汗残部，得元朝传国玺归献皇太极，迫降朝鲜，用兵把握分寸，颇合用武之道，很得皇太极倚重和信赖，掌管两白旗，并有两个同母兄弟阿济格和多铎为坚强后盾。
双方泾渭分明，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拥有父亲亲将的两黄旗和伯父代著镶红旗、堂叔济尔哈朗镶蓝旗的拥护和支持；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拥护者有英亲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锋和正、镶两白旗将领。真正的较量是在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崇政殿诸王大会上，《清史稿》载：太宗（皇太极）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是夕，图赖诣索尼，告以定立皇子。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豫亲王曰：“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睿亲王曰：“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豫亲王又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曰：“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乃定议奉世祖即位。
当时的庄妃自然无缘这次会议，但闭门深宫坐，福从天上来，她的儿子——6岁的小娃娃福临被扶上了皇帝宝座、改元顺治。这当然是双方实力相当的折中方案，但很奇怪的是当时年纪幼小的皇子有四五个，为什么会是孝庄的儿子。《清史稿》载：太宗十一子：孝庄文皇后生世祖，敏惠恭和元妃科尔沁生第八子，懿靖大贵妃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生襄亲王穆博果尔，元妃钮牯禄氏生洛博会，继妃乌喇纳喇氏生肃亲王豪格、洛格、侧妃叶赫那拉氏生承泽郡王硕塞，庶妃颜扎氏生辅国公叶布舒，庶妃纳喇氏生镇国公高塞，庶妃伊尔根觉罗氏生辅国公品级常舒，庶妃生镇国将军韬塞。洛格、洛博会及第八子，皆殇，无封。
也就是说11个孩子里三子夭折，再去掉豪格和福临，还剩下六子。从年龄上看，当时比福临大的还有叶布舒（17岁）、硕塞（16岁）、高塞（7岁）、常舒（7岁）四子，比福临小的有韬塞（不详）和穆博果尔（2岁），一种考虑是按照年龄来筛选，叶布舒（17岁）和硕塞（16岁）已经算是成年，他们当选肯定不利于豪格和多尔衮以后大权独揽，自然被排除；一是按照生母的地位来选择，高塞和常舒都是庶妃所生，自然排名靠后，至于韬塞，史书上甚至连他生母的姓名都不曾记载，其地位自不待言。这就剩下两个皇子，6岁的福临和2岁的穆博果尔，当时福临的母亲封号是永福宫庄妃，在后宫中排位只是第五，而穆博果尔生母懿靖大贵妃阿巴海，要高出庄妃三级，地位仅在正宫皇后之下。无论从年龄还是名位上选穆博果尔继承皇位，都是最佳方案，但是偏偏就选中了孝庄的儿子，这其中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孝庄在幕后笼络多尔衮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私家著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如果属实，那孝庄的政治头脑和手腕可见一斑。
一般来说，孤儿寡母的日子不好过。尤其是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更显得身单力薄，弱不禁风。历史上很多朝代的类似模式，最后都落得惨淡收场，往往母子被废，权臣篡国，远如北周杨坚就是从自己亲孙子亲女儿手上夺取的江山，近如北宋赵匡胤也是从自己昔日嫂夫人和侄子手上黄袍加身的。孝庄所处的环境和情形比之有过而无不及，一方面，福临的父亲皇太极对其有杀母之仇，虽然是陈年旧帐，可此一时彼一时，风水轮流转，这时的多尔衮正是彼时的皇太极；另一方面多尔衮早有谋逆之心，如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皆出自己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