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想依靠权势、组织力量、财力行事。既然一个人的力量是那么有限，所以这也许是不得已吧。不过，权势、组织力量、财力也都有其限度；特别是财力，比起其他来，是最无情、最冷酷的东西。与之相反，实事求是的生活方式最富于人性，没有限度。依靠这种人性生活时，绝不会被社会矛盾、纠纷所烦扰，必然同人们心连心。
有名望的人，一朝失掉了“名”，就会从宝座上跌落下来；依靠财力的人，一旦失掉了“财”，就会沦为悲惨的人；依靠权势的人，随着权力的丧失而一败涂地，在历史上是不乏记载的。
然而，喜爱荣誉却是人之常情。得到应得的荣誉是可贵的。只是应该注意不要利用荣誉来挥动权势，妄自尊大。实际上，荣誉有如萤虫之火，在暗黑的夜空里，它放着光，显示出美丽，极其可贵。但是，靠前一看，立刻就会明白它是何等的软弱无力。因此，美的尊贵不是荣誉本身，而是得到应得荣誉的崇高人格。
所以，当得到应得的荣誉之后，也应该淳朴地、切实地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谚语勉励自己，保持平民的平凡品格，这才是一个无限的最根本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是能把无愧于人生的胜利旗帜高高举起的人。
二、知恩图报
到了现代，提起报恩来，似乎有点儿过时了。但是，我可不这么看。时代有所变迁，社会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了，唯独报恩这个道德含义将永远深深扎根在人性中。它是人类永恒的伦理。
《伊索寓言》是公元前620多年前的希腊短篇故事集。那里面以动物世界为素材，写了许多报恩题材的故事。这本书现在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里仍被当做教育儿童的读物。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没有比知恩不报的人更丑恶的了。”
古代在思想、哲学、宗教领域里，尽管有高低深浅、千差万别之分，然而，没有一个国度不崇尚报恩。因为它是人类本来的美德，是中心伦理。
谁也无法否认，人被父母抚养成人，得到老师的教诲，受到社会的扶持的一些事实。对于这些事实丝毫无动于衷，不知感谢的人，只好说他是个没有人性的不如低级动物的“人”了。最后，他必将遭到人们的唾弃，度过懊丧的一生。
据说现代社会是尊重人性的进步社会，但仔细观察时，似乎有些人误解了民主主义精神实质，错误地让放纵主义猖獗横行，以致造成不负责任的社会风气。
不负责任的自由产生无秩序和混乱。不尊重伦理的个人主张是对人性的蔑视。不尊重义务只强调权利的主张，绝不会造成真正的民主主义社会。不负责主义的享乐，只能是瞬间即灭的肥皂泡。
这样的生活方式只能给自己留下悲哀和空虚，而以尊敬和信赖生活的人，肯定有充实的人生。深知父母、老师、国家、社会的恩典，知恩图报，不正是人的正确生活方式吗？
三、生活中要有幽默
人生没有幽默，就像春天里没有鲜花。我们并非生活在法律之中。《六法全书》里连一个“恋”字都找不到，有人因此而感到冷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个着名的故事：英国首相丘吉尔处在德国飞机狂轰滥炸之际，手里玩着皮球，一面悠然自得地说着笑话，一面指挥战斗。看了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周围的人都增强了信心。
英国议会被评论为世界上最高的议会政治，据说在讨论任何生硬的法律问题时，都离不开幽默和俏皮话。在世界各国人民当中，英国人最注重幽默，值得称赞。
笑和幽默是只有人类才有的特权。在日本，若是每个人不论在工厂、在家庭，不论在工作多么繁忙的时刻，都能经常地不忘幽默，互相谈论，互相接触，那该是一个多么和睦、谐调、愉快的社会呀！
在科学文明不断进步、生存竞争逐渐激化的变革中，幽默的人仿佛是盏明灯，他的存在极为必要。有些难度较大的道理、深奥的教训虽然摆在眼前，也不易使人们感知和理解，但却可以通过平凡的人民群众的幽默去感动他们，给他们以勇气。这样的记述在历史上是很多的。因为幽默是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直接联结在对方的本性上，它可以像润滑油一样滋润人生。
有幽默感的人不会让人厌弃，有幽默感的话题不会给人压力。所以，身为领导者的人，务必掌握这门艺术。除了领导者以外，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幽默，也很有效果。
不过，幽默要有诚实做后盾。那种专门用来哄骗别人，轻浮地伤害别人的幽默，绝不是真正的幽默。
我认为，幽默之中应含有某些哲理，使人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和体会。当然，幽默是人的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随着人的品格不同，效果也不同。
四、诚恳待人
旅行之后，总是让人回想起许多往事。哪怕是失败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思念之情也常常与日俱增。我曾经去过外国，深有体会。
看了许多名胜古迹、名山秀水、不同的风俗、民族特色及北极光等，久久不能忘怀。但是，最最忘不了的，还是那里的人心以及在旅途中受到的诚恳款待。
我第一次做北美洲旅行，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时，由于去飞机场的汽车走错了路，没有赶上纽约的班机。我的预定日程安排得非常紧，若延长一天，就会打乱整个旅行计划。偏巧当天这个航空公司又没有航班了，简直把我急坏了。航空公司有一个年轻职员，为我向其他航空公司联系，费了好大周折，好歹算没有耽误事。
实际上这是我自己误了时间，他不为我张罗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却像对待自己的事一样东奔西走，使我怎会忘记呢？事成之后，他丝毫没有要求我们向他感恩的表情，依旧是笑容满面地把我们送上飞机。此事我至今也难忘怀。
别人遇到困难时，很多人视而不见，有的怕受牵连，有的胆怯，有的远远躲开。这时敢于挺身而出的，必定是真诚的、有勇气的人。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张单程车票一样。”在旅途中今天遇到的人，也许再也遇不上了，因此，认为这是一种得不到报偿的辛劳，从而拒绝去做，这样的人也太浅薄了。为别人去做不避利害的事，才是最美的行为。这种真正爱别人的行为，终将得到别人的爱。
五、充满情意的礼品
在社会上，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互相赠送礼物的机会是很多的。我想就送礼品一事谈谈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我认为礼品应当是以心换心、心心相印的表现物，也必须成为寄托情意的媒介物。人们形容花草，有所谓木槿花谦逊、百合花纯洁、橄榄象征和平等。一支花草也可以表达情意，所以，没有比礼品更能表达其人的情意和品格的了。
为了这个缘故，我出门旅行，有时候拾来那个国家的几片落叶，送给亲友做书签，有时候买些旅行地的美术明信片、手帕等，分送友人。
价钱贵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最高级的礼物，重要的还是诚意。没有诚意只有表面光彩的礼品让人扫兴，有时候甚至使人感到愤怒。
所以，我向别人赠送礼品时，总是自己亲手去选择。经常留心对方的人品和兴趣，让他分享我在旅行中所体会到的喜悦心情。特别是赠送外国礼品，绝不可以把贱货冒充贵货去蒙骗别人，这是最失礼不过的。
在赠送廉价礼品时，不妨实事求是地把礼品的来龙去脉向收礼人言明，让他也得到同样的快乐，那该多么暖人心窝啊！一时的蒙混，早晚必然败露，千万记在心上。还有，礼品作为青春时代的回忆，让它能够很久很久地保存下去，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总之，在形式上虚伪的礼物，不如不送。要紧的是应该站在接受礼物的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人民艺术家”老舍的做人与处世
舒乙，1935年生于青岛，北京人，满族。作家、文学评论家，现代着名作家老舍之子。着有散文集《老舍散记》（合作）、《父亲最后的两天》、《现代文坛瑰宝》，长篇传记文学《老舍》等。
一、给人温暖
父亲老舍的性格很复杂，似乎充满了矛盾，绝非一两句话能概括。
他本质上很严肃，很认真，但一张嘴，笑话连篇，让人笑得闭不上嘴。
他的作品诙谐、幽默、嘻嘻哈哈、非常俏皮，可是悲剧多，尽是忧国忧民的主题，到头来，是一腔伤心泪。
人多的时候，谈笑风生；客人一走，一句话也没有，终日是沉默的，非常喜欢清静。
他很和气，没有架子，可是，很有脾气，他不想干的，说什么也不干，他瞧不上眼的人，绝不多说一句话。
他10年住在国外，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但是，在生活方式上却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北京人。
他谦虚极了，从来不说自己的作品好，要说就永远说失败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但是他很“狂”，从来不知满足，什么文体都敢招呼，老搞新试验，老别出心裁，老有发明。
他主张杀人，对军阀恶霸、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恨之入骨；可是，他对朋友，包括对有很严重毛病的朋友，非常的宽厚，心眼儿特别仁慈。
文学界有几个很厉害的人，总是锋芒毕露，谁都敢批，胡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没骂过老舍！”看来，这很难得。
老舍在胡风的危难之际帮过他的忙。胡风在武汉时是靠卖文、搞翻译、编《七月》杂志为生的。武汉撤退，杂志停刊，胡风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便成了问题。胡风曾向老舍求援，要求帮他找一件事做。老舍求搬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教授，请他聘胡风到复旦去任教。当胡风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老舍便将聘书和时间表亲手交给了胡风，救了他的急，使他得以在重庆立足。
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任总务部主任，胡风任研究部主任，两个人合作得很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胡风受批判的时候，老舍常把胡风拉到家里来，劝说、开导他。这些，大概就是那句“我没骂过老舍”的来由。
石挥是中国最有才华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之一，他改编自导自演过老舍的着名小说《我这一辈子》，和老舍也是多年的好友。他爱模仿老舍，学他打拳，学他走路，学他说话和抽烟的姿势，并常常用在自己的表演里。可惜的是，1957年石挥也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以后便从舞台和银幕上消失。有一次，老舍突然听说石挥由上海到了北京，躲在一个什么小旅馆里，不愿见人。他立刻把市文联的秘书长请来，让他千方百计找到石挥，然后去订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他赴宴。
秘书长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石挥找到，向他说明了来意。石挥欣然从命，跟着上了车。先到老舍家，老舍根本不提那些政治运动方面的事，让他看花、看画、看猫，说了好多笑话。石挥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痛痛快快地听老舍的摆布，到出门上饭馆的时候，又开始情不自禁地学老舍了，只见他们二人，一前一后，亦步亦趋，走得一模一样，引得过路人都停下来，抿着嘴笑。
老舍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大媒。吴、新结婚那天，老舍以女方家长的身份当了主婚人。1957年之后，吴祖光下放到北大荒去劳动，新凤霞也受了牵连。一天，老舍碰见了新凤霞，知道她处境很困难，便把她叫过来，悄悄地问：“给祖光写信了吗？”凤霞说：“没有！”老舍说：“不行不行！一定要写！每天写！一天一封！”
凤霞听了不好意思地说：“好多字不会写。”老舍说：“正好让他给你改嘛！”
吴祖光由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老舍相遇。老舍把他叫住，拉着手问：“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不来看我？”硬拉着祖光回了家。两个人谈了一会儿，老舍从自己屋里取出一个画轴要祖光看。原来这张画本是吴祖光的藏画，是齐白石大师画的一幅白玉兰花。在祖光去东北劳动的时候，新凤霞生活窘迫，又以为不会再有机会在家里张挂这些字画了，把祖光的字画全部变卖了，其中就有这张画。可巧，老舍在“荣宝斋”观画，店员拿出白石老人的那张白玉兰要老舍鉴赏，老舍很喜爱，便买了下来，到家仔细一看，发现画轴后面有题字，原来是吴祖光的藏画。老舍指着这张画对祖光说：“这是你的画，我把它买下了，留着等你回来再还给你。”
祖光语塞，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老舍又说：“我很对不起你，我没能把你所有的画都买回来！”
祖光的泪落了下来。
祖光请老舍在画上写几个字，以兹纪念。老舍提笔在绫圈上写下：“物归原主矣——老舍”。
这张奇妙的画后来不知怎么的居然躲过了“文革”的大浩劫，一直保留了下来，只是老舍在绫圈上题的字已被损坏。画本身经过裱画师刘金涛的处理，整旧如新，高挂在吴、新夫妇的客厅里。每当有人问起，主人都会含着泪把上面的故事述说一遍。新凤霞的结论是：“老舍先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二、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