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大师的故事，只能用以谱写凄凉的哀歌；而唯有伪造的大师，才能作为鲜艳的文化口红，被抹上苍白的行政嘴唇，用以粉饰这一人本精神残缺的年代。
转型中国的三大文化隐喻
我们置身其中的是一种转型社会，它是混合政体，由多种社会形态拼贴而成，文化逻辑暧昧而混乱，总体上呈现为动态、多元和精神分裂的特性。我们被告知，它兼具了早期社会主义、器物资本主义和符号资本主义等多重元素，它们形成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织体。这种复杂景观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尺度错乱，也制造了文化阐释的障碍，令理论解读变得更加困难。
转型时期的二元对立事物的共时性并置，是文化结构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象，它包括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并置，居民社会和流氓社会的并置，实存社会和匿名社会（哄客社会）的并置，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的并置，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并置，以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并置，如此等等。在这种并置结构中隐含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以上各项事物的共生和对立，引发了文化领域的激烈争议。其中，文化的功用及其周边环境，是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决定社会演变的主要动力，究竟来自文化，还是来自制度？文化决定论宣称，文化才是决定社会本质的核心要素；而制度决定论则认为，只要解决了制度问题，包括文化在内的任何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关于文化的生长环境，也出现过严重的理论分歧。弱经济论认为，文化是由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如古希腊）创造的（恩格斯语）。强经济论则坚持经济繁荣是文化发展的逻辑前提，而后者正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
转型中国的文化研究，不仅要面对上述理论分歧，还要面对三种重要的文化隐喻。首先是布尔迪厄关于大写文化（Culture）到小写文化（cultures）的观点。他以字母的大小写为隐喻，要求知识分子从真理叙事、经典文本、高雅品位和神圣使命中解脱出来，转而关注大众的日常生活。在符号资本主义体制中，文化创造和消费的权利，不再被社会精英所垄断，而是向全体大众（中产阶级）扩散。这不仅是一种权利位移，而且也是一次公共伦理和美学趣味的变革。
布尔迪厄的字母隐喻，似乎为文化产业提供了美妙的理论前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数，二十一世纪以来，以湖南卫视、各地都市报、类型小说和互联网博客为标志，文化的小写化运动已然发动。2005年，超女和芙蓉姐姐的联袂出演，开启了中国娱乐元年的全新历程，它意味着符号跃出知识圈层，成为大众消费的主要对象。一个庞大的符号市场正在形成，并且要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个隐喻来自近年的汉字争议。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简体字岁月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有的“繁体字”比“简体字”更能表达符号的多媒体特征。以汉字“听”为例，简体字的“听”的组字原理不知所云，“斤”既不是义旁，也不是音旁，“口”作为义旁，跟“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繁体字的“聴”则完全不同，我们不妨把“耳”当做对耳朵和声音的喻示，把“罒”当做对眼睛和视像的喻示，把“心”当做对语义和思维的喻示，而这正是“形音义”的三位一体——多媒体符号的基本特征。
“听/聴”的汉字隐喻，阐释了作为消费对象的符号的基本样态。新的文化逻辑要求符号摆脱传统的单一维度（如传统文学），而投奔针对多重感觉器官的多维媒介，以满足消费者的感官欲望。经历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感官已经钝化，而欲望却在不断升级，向科技吁请着新的发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符号的灵魂开始从文学之类的二维平面上挣扎出来，向全新的多维度媒体逃亡，借助电影、电视和网络游戏，在二十一世纪初叶获得了重大胜利。没有任何一种文字像汉字那样，深刻预言了这场“符号逾越节”的降临。
我们要谈论的第三个隐喻，来自另一位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以隐喻的方式，谈论了垂直书写和水平书写的文化关系。福柯宣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属于水平书写的文明，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由左到右，还是由右到左。只有儒教文明是垂直书写。福柯以明快的风格，解决了不同文明的分界难题。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一旦加快由左到右的水平阅读，就会产生摇头效应；而一旦加快垂直阅读，则会出现点头效应。依据这样的转喻，我们似乎可以把基督教文化称作“摇头文化”，而把儒教文化命名为“点头文化”。
经过逻辑演绎的书写/阅读隐喻，最终可以用来喻指东亚文化和西欧文化的差异性。中国作为点头文化的策源地，保留了跟“点头”语符对应的各种文化属性：奴性、附庸性、继承性、保守性等等，并由此构成晚期民族性格中的阴影。而在转型时期，它又显示为文化复制和抄袭，并且无视知识产权的节制意义。对于亟须向文化创意飞跃的中国制造业而言，这是一场严重的自我挑战。
字母C的大小写、汉字“听/聴”的变异以及垂直书写和点头文明，这三种跟文字相关的隐喻，分别喻指了大众文化的兴起、符号叙事的多维特性，以及中国符号工业所面临的文化分歧。而这些都是文化研究所要直面的重大课题。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7日
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
汉字符码是古文化核心密码（代码）的奇妙结晶，简洁地描述自然场景、生活方式和事物逻辑，传递了古代文明的基本资讯，俨然是日常生活的生动镜像。例如“閒”字表达休息时开门赏月的诗化意境，而“愁”字则暗示农民在秋季为即将过冬而愁苦的心情。人们至今仍能从数千年前造字者的逻辑里，发现当下生活的相似面貌，由此产生跨越时空的愉悦。汉字就此维系了中国文明的自我延续性。
汉字同时也是解码古文明的密钥。例如，“蜀”字里早已蕴藏“纵目族”的造型密码，但该密码直到三星堆青铜器出土才被确认。此外，正是借助汉字我们才获知，“堯”是大地（土）之神，而“秦”是集体事禾的农人，“越”是执钺奔行的战士，如此等等。汉字谱系，就是反观中国历史的最精确的橱窗。
汉字所包含的东方思维方式——具象、隐喻（象征）和会意（指事），是中国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这种思维形态被熔铸在汉字里，令其成为种族灵魂的载体，以及最重要的民族精神资源之一。它应被视为中国人的第一发明，其价值远在“四大发明”之上，却不仅被李约瑟所忽略，还因文字改革而遭到严重毁损。
百年以来，汉字始终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陆费逵、钱玄同首倡“拉丁化”，瞿秋白怒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还有人高调痛批“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和“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绝大多数苏联乃至西方汉学家，都视汉字为落后的象形文字。本土激进知识分子的“汉字拉丁化”倡议，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响应。
这场文化喧嚣终于在1956年成为现实。从一月份起， 仅两个月时间，《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就倾巢而出，其中拼音方案的目标，是推动扫盲识字运动，待时机成熟后再废汉字以代之，而简化字则是汉字被取代前的过渡形态。就在简体字方案出台后不久，经济大跃进便盛行于中国，跟文化冒进浪潮呼应，俨然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
简体字推行者声称，简化字减少繁体字笔画，加快书写速度，减少繁体字数量，降低认读难度，由此为扫盲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尽管简体字扫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盲，但中国大陆的文盲比例，却仍然远远高于使用繁体字的港澳台，这个有力的“实验证据”，令“简化字扫盲论”成为一纸笑话。
部分中国文字确有过于繁复之弊，如“龜”字多达十七划，不利于学习书写，需要作适度简化，而1956年的方案，也提供了部分简化成功的案例，如“礼”、“尘”、“从”、“众”和“垒”等字。但就整个方案而言，简化的数量和程度都已越出合理边界，以致传统汉字及其文化密码都遭受重创。
以中国之“国”为例，繁体“國”字包含着明确的国土定义：将一个区域用围墙圈定起来，便是国家。其字形以会意兼形声方式构成，包含着最简洁明快的文化密码。简化为“国”之后，以围墙包裹一“玉”，空间体量发生急缩，可以解释为盒子，而跟民族国家之“国”失去语义关联。“中华”之“華”，是枝繁叶茂之象，要是简化成“花十”，仍有花繁树茂之意，符合传统的会意原则，但简化方案却将其弄成“化十”，丢失了会意的智慧与神韵，令原有语义荡然无存。“漢”字描述水泽草木丰茂之象，被“又”旁取代后，也变得毫无意义（“又”形滥用，正是简体字的一大弊病）。
在古文明信息、东方感性逻辑及其本土精神结构的解构上，简体字无疑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它制造古代典籍的阅读障碍，并阻止了自然有效的文化传承。但另一方面，简体字也意外地暴露出某种社会预言的特异功能。“陸”的叠土形被改为“击”而成“陆”，恰好象征着多年来人们互相攻击的阶级斗争怪象；“愛”字惨遭剜“心”之痛，成了社会日益“爱而无心”的深刻谶语。这种状况在消费时代并未获得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起来。简体汉字犹如精密的寓言，预见了社会道德状态的剧变。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文化复苏（有人称为“文艺复兴”）已经成为中国公众的急切愿望。而要推进这一修复运动，必须首先纠正简体字方案遗留的弊端。在我看来，应当举行公共投票以决定是否恢复繁体字，而在此之前，采取下列过渡性举措，乃是古文字拯救的当务之急：一、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应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二、要求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三、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的简化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惟其如此，繁体汉字才不至于沦为惨遭遗弃的“历史文化遗产”。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1月，有删节
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两千年的文字变革，为1957年的经济大跃进以及1966年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