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我认为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作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子。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作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做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八○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五十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识：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改体字”。但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两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这种不当的称谓。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
从陈凯歌与胡戈、白烨（陆天明）与韩寒，到朱伟跟陈丹青，二十一世纪零年代的文化冲突，正在变得日益频繁和激烈。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冲突都受到韩寒“八○后”身份的屏蔽。这个书商炒作的伪概念，竟然成为价值判断的逻辑前提。但它多少表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反叛的旗帜已经部分地转移到了青年一代手里。
然而，这与其说是代际和时间的断裂，不如说是一种深刻的空间冲突，它包含着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权力资本和市场资本、保守主义和文化先锋、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之间的激烈矛盾。这些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描绘着二十一世纪文化地图的微妙格局。
韩寒战胜对手的武器，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文化消费市场和拥有大量韩粉作为后盾；其二，对方的文学“炒作劣迹”；其三，犀利坚硬的秽语。鉴于篇幅的原因，我在本文中只能指涉第三者，因为它被严重关注，却又缺乏必要的阐释。
中国的流氓话语体系，是色语、酷语和秽语的三位一体。但迄今为止，我们对秽语的探讨，还只是一个粗陋的开端。但韩白（韩寒、白烨）事件是出色的研究范本，它验证了秽语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重大意义。
秽语是所有脏词的总和，但有时只需一个简洁的“操”字，便能令个体的言说获得非凡的力度。《淮南子》声称，从前仓颉造字，天上居然下起了粟米，鬼神都在夜间哭泣，这似乎就是在描述脏字诞生时的情景。在话语暴力的等级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词能跟脏词媲美。鲁迅所指称的“国骂”（“他妈的”）早已更新换代，变得更加短促尖锐。在北京“工体”的比赛现场，数万人高喊“傻逼”，已是惊天动地之举；而如今，上千万人在互联网上一起说“靠”和“操逼”，更是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秽语并非中国人的独家发明。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就以一首《在美国》狠操了美国的屁股。这是西方前卫诗人的嚎叫，它以“垮掉的一代”的名义，击碎了保守的中产阶级秩序。此后跟进的是黑人说唱（RAP），它把欧美文化拖入动荡不安的“发渴（FUCK）时代”。
秽语的艺术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草根方言，也是粗鄙美学，但它过去一直被组合在优雅的文体里，成为传统文学的细小点缀。这种状态在八十年代才被彻底推翻。只要观察一下现代诗歌的演化路线，我们就会发现，从“莽汉主义”和“非非主义”开始，经过伊沙、徐江和沈浩波，“口语派”诗歌在不断加强脏词的数量和力度，借此实施美学政变的阴谋。但这依然只是发生在诗歌内部的小众事变。
博客时代的广场效应，一举修改了秽语的命运，令其散发出令人惊异的光辉。我们正在面对一个“脏词大爆炸”的时代，它在数码世界里迅速繁殖，变得更加孔武有力，全面颠覆着国家主义的话语堡垒，令其崩溃在文化对抗的前线。自从文学书写和消费主义结盟以来，在大面积的秽语爆炸中，我们听见了话语泼皮们的豪迈笑声。
但是，文学以外的秽语，除了颠覆主流价值以外，还拥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功能：一、帮助言说者确立文化挑衅和道德反叛的姿态；二、增加言说者的暴力指数，击打对方的羞耻神经，令其彻底崩溃；三、最简洁的意识形态表态，以粗鄙的方式划清自己跟其他优雅群体的身份界限；四、秽语疗法还能成为精神压抑者的痰盂，抑或成为话语大麻，用以获取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快感。
然而，并非所有的秽语都跟反叛相关。我曾在网上听过一名上海酒吧女歌手的冗长说唱，几乎每个句子都由脏词编织而成，这显然超出了女性的羞耻底线，但它却博得了“秽语消费者”的青睐。在一个连狗尿都能被包装成香水的年代，秽语成为走俏的文化消费品是理所当然的。看不清这一点，就无法对韩白事件作出完整的判断。
韩寒的系列短文迅速扩大为一场风格粗鄙的战争，并引发互联网民众的秽语狂欢。韩寒就此成了董存瑞式的文化英雄。白烨的退场加强了这种印象，即秽语是战无不胜的，它是后集权时代的最高兵器。它所引发的秽语崇拜，势必与戏仿和反讽一道，演化为经久不息的文化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