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约向我们严正指出，“这涉及与语言斗争，测量语言的尺寸，有时裁剪语言，有时折叠语言”。它甚至超越了性别美学的框架。但我们几乎无法从中看清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我们比你（某个女人）更强悍，比剥我们皮的人更耐心。”其中的主词“我们”是暧昧的，规避性别权力的明澈陈述。吕约以一个观察者的立场隐藏了自己的性征。她似笑非笑，面容冷峻，站在中性诗歌的门板后，给怀有性别阴谋的读者以当头痛击。
此举不仅破坏了与读者和批评家的约定，而且也破坏了与传统诗意的约定。“吕约”即履约，也就是一种以履约为借口的反讽，它旨在解除一切跟旧语法的契约。正如某首诗所暗示的那样，她是“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她用语词这把刀子，切碎了大量“未经设计的土豆”。吕约说，“我承认，我一直把诗歌当做垃圾桶使用，往里面倾倒身体的药渣，思想的死鸡，信仰的讨米碗，上吊的绳子，算命的铜钱，狂喜的黑念头，嗒拉嗒拉”（《四个婚礼三个葬礼》）。这些坚硬的零件汇成了诗句的洪流。
“绿色的黑暗，明亮而温暖 衬着她如一片叶子 衬着一朵玫瑰。玫瑰 被一个升起的呵欠托起。”——《鼠年》
绿色而明亮的黑暗、被哈欠托起的玫瑰，这些属性对抗乃至毫不相干的事物，总是被意外地召集起来，完成语词重组的精妙游戏。但另一方面，契约和仪式，那些庄严的事物仍然内在地保卫着诗歌，令其散发出恒久的光泽。吕约在摧毁传统浪漫主义语法的同时，显示出对重新打开的语言的高度敏感：“黑夜打扫干净的地方，语言落下皮屑，有洁癖的事物，最先受到伤害，一张白纸挺身而出……火红的士兵在纸上急行军，去年越狱的词语，至今没有到家”（《着魔》）。而这就是诗歌的悖论：它总是以“自责的语调”开始聒噪，“试图用语言来抑制语言，用语言对语言本身发起攻击，使用语言来表达沉默”（吕约：《激进的沉默》）。
这裂变就是诗歌的本质。吕约发现，“诗歌的立场是未成年人的立场”。它是儿童的语词游戏，不受日常逻辑的支配。在诗集尾端的诗学评论中，吕约阐述了自己的诗学信条。她要从词的小凳子起跳，向语言的内核飞跃，去抓握书写技艺的秘密。因为她深知，“技艺是所有行业的良知”。而在这场探险的终点，她透彻地看到，“爱情的最大奇迹，就是消除了调情；诗歌的最大奇迹，就是消除了陈词滥调”。这是当代诗学所能企及的高度，它逾越了古典诗人的传统梦想。吕约援引曼德尔斯塔姆的见解说：“今天，人们已分化成了词的朋友和词的敌人。”她进而宣称，“诗人就是为了词的敌人而写作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面对“词”、“话语”和“文学”的死敌，诗人在语词里孤寂地危坐，以近乎洁癖的方式，看守被互联网口水和各种话语泡沫所包围的语言。这本诗集可以证明，在时局动荡和文学衰败的语境中，诗歌仍然在不屈地行进，探寻着汉语微观权力的黑暗边界，以及诗意和诗艺的双重高度。在吕约那里，诗歌不仅破坏了传统的浪漫仪式，诗歌也在重建通往文学乌托邦的语言之途。
原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
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
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用以自卫的符号，以便在遭到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进行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个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的前沿。跟《露莎的路》使用化名的小说笔法截然不同，《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样式。
二十一年以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本人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在1973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2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之远。这一历史细节，激活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我还记得，在1973年到1977年期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做姚念媛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著名的英文翻译家方平，1976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的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
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里曾经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发表于《收获》杂志）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叙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密友大头展开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
“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如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
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十二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他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侬咯字蛮好嘛！”
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母亲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的家属之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她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的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乎有些共同的话题。但到了1977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
“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1966年到1967年之间，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她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她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
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本人）、郑念的妹妹姚念贻（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其真相扑朔迷离，至今仍是难以索解的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那个时代的严酷黑夜。
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左翼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正是由于英国壳牌公司的背景，她沦为被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1984》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
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极权主义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子。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12月6日，发表时略有改动
村史、城史、国史：一部田野调查报告的诞生
——序《城中村》
在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本书选择了三十个最具代表性的城中村，通过对它们的精细描述，勾画了这座先锋城市的历史路线图。
正如作者所说，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来经历的变幻风云，以及当下面临的城乡二元化、贫富差距、产业转型等难题，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写照。不仅如此，城中村——一个“中国模式”下的特殊景观，成了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活体标本，象征着深圳在此过程中的诸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城中村是标本之中的标本，具有重要的样本研究价值。
以威权方式推动的高速城市化运动，导致深圳拥有中国最多的城中村，同时也率先消灭了“农民”身份，甚至还将是最先消灭“城中村”的城市。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本书的价值。它的问世，成为城中村的研究标本，也即标本的标本的标本，同时书写了村史、城史和国史。
这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要清晰辨认本书的文献意义。作者选择深圳的典型村落，采访大批居民，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最终获得了这份“社会考古报告”。它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历程，成为三十年经改史的典型案例，更为当代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提供了鲜活有力的证据。
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现代都市社会及其生活方式的扩展，
在圈地运动中对农村形成严厉包围；而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大幅后撤，并因后撤不及形成大批孤岛。农民与政府双方针对土地权益展开激烈博弈，而这种博弈的结果，是制造了一批罕见的农民富豪。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大冲，冒出了十个亿元户和四百户千万富翁家庭，而岗厦村也制造了十个亿万富翁和二十个亿万家族。在中国政治地理版图中，城中村放射着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光芒。
城中村居民的身份变动，像一面精准的镜子，映射了这个身份转型的年代。城中村的廉租特点，令它具备了西方贫民窟的浓烈色彩。它的租客成分却比贫民窟更为复杂，其中既有底层的哥，也有暂时蛰伏的白领，当然也包括在土地买卖中暴富的原住民。于是，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贫富混杂、高低兼容的奇异现象。这种阶层混合的形态，正是转型中国身份剧烈变更的写照。
本书采用了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结合，对各个村庄的改造历程和财富分配，以及拆迁中的冲突与痛苦，进行了详尽而生动的叙述。不仅如此，作者还深入到城市精神的领域，试图解读这些移民部落的历险心语。城中村无疑是漂泊者落脚的驿站，它以廉租房的形式，收容了大批前往深圳的冒险者。它既是成功者飞跃的支点，也是失意者折戟的伤心地。它嘈杂、混乱、肮脏、阴郁和不名誉，同时又富有生气，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希望与绝望，并由此制造出新移民的“城中村情结”。但即使像我这样的“村外人”，也能从本书中得到经验共振，这是因为，城中村所代表的复杂意象，其实就是整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