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在历经十年“文革”苦难和九年牢狱之灾后，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据顾骧先生回忆，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周扬说：“我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周扬曾邀请三十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他情绪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在1983年中央党校举办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扬发表长篇讲话，试图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层级上，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但这场重大的理论突围，仍然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的老牌知识分子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文艺忏悔小组”的事迹，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对他们的关注，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且饱受痛殴，但他们的存在，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
耐人寻味的是，戴、周、巴不仅忏悔与道歉，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形成“忏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文化追问，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
但事实上，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此后，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政治伦理的残破轮廓。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清算和审判。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做毕生的荣耀。
正是这种来自知识界自身的伦理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探查忏悔/道歉机制，企望它的正常运转能孕育出大规模的历史反思，借此改造知识分子以及国民的心灵结构。但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阳明心学和第三代新儒家，先后回答了这种诘问，但那些卓越的努力，却遭到大陆第四代儒学的阻拦。文化的自我颠覆，制造出一个恶劣的后果，那就是现存文化体系，根本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道歉机制。因此，只有在融合并超越基督教和儒学的信念基础上，建构新的普适伦理学体系，才能为国民行为提供精神范本。这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重大项目。我们无权拒绝这种文化建构的责任。
一个结构完整的忏悔体系，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全面澄清历史真相，辨认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否则，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宣称，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防止加害者颠倒历史事实、制造大规模失忆或选择性记忆，就必须启动个人/集体记忆，展开精微的田野调查，还原历史原貌，并以这种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相作为忏悔、追问和启蒙的认知前提。
其次，忏悔必须通过道歉仪式来获得确认，否则它就只能是一种疑似活动，甚至会被误判为“沉默的大多数”。道歉不仅是内心忏悔的外化表述，更是一次阳光下的道德实践，它要以一种公开言说的方式来获得受害者的响应，并触动他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忏悔机制要求受害者对忏悔/道歉者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在基督神学里，宽恕只能来自上帝，而在世俗伦理学里，宽恕可以来自每个受害者。“文革”中的加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因为过于年轻而极易受到蛊惑与煽动；而貌似成熟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逃脱这种心灵悲剧。正如巴金本人所说的那样，面对个人无法扭转的现实，他自己曾如此软弱和怯懦，而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弊端。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大恶，宽恕就是一种必要的伦理程序。
一方面鼓励忏悔，一方面鼓励宽容，这正是忏悔机制的策略支点。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从摩西式的复仇型正义，转向了耶稣式的救赎型正义。在这种正义架构里，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容置疑的美德。宽恕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忏悔者的劝慰，以及鼓励更多人消除恐惧，正视自己的黑暗历史，而且也是宽恕者自身的良药，借此摆脱长期缠绕的伤痛。道歉和宽恕构成一种双向的道德救赎：忏悔者在道歉和被宽恕中获得自我救赎，而受害者亦在对他人的宽恕中得到心灵解脱。这无疑是一种最健康明亮的疗法，它有助于修复受创的心灵，软化仇恨/复仇（冤冤相报）的坚硬传统。
然而，宽容不是可以任意布施的道德羹饭。宽容的道德边界，仅仅涵盖那些真正的忏悔者，而对于有严重罪过的拒悔者，则应启动问责程序。这无非是一个宽容和清算的二元方案：一方面对忏悔者给予最大宽容；一方面对拒悔者作进一步清算，也即从历史伦理的角度进行追问、查证与审判，在确认真相的前提下判决其有罪，并公示那些被遮蔽或美化的罪行。
把忏悔者设为宽恕的目标，不仅要鼓励更为广泛的忏悔，促成强大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效应，更要建立强大的社会和解机制。只有这种建立在忏悔和宽容之上的和解，才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坚固基石。红卫兵道歉提供了个人和解的范例，而每一项个人和解的总和就能突破疑虑、恐惧和敌意，汇成民族和解的宽阔的道德河流。
正如文艺忏悔小组所演示的那样，忏悔者和宽恕者应当在和解的基础上，重构社会正义和良知。我们已经被告知，只有借助这种反思和问责，才能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共识，预防新一轮的加害与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