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忏悔/道歉机制的架构中，真相是推动忏悔的认知前提；忏悔是加害者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道歉是忏悔的外在表达；宽恕是对忏悔的良善回应；清算是针对拒悔者的必要程序；和解则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本性；共同追问和制度矫正，是新罪预防的最后保障。这六个严密的逻辑模块，构成了忏悔/道歉机器的主体。如果忏悔事件能发育出这种完备的机制，那么，几名老红卫兵的道歉，就不再是偶发的戏剧性事件，而是华夏民族自我救赎和涅槃的开端。
原载《东方早报》2010年12月28日，有删节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
从娱乐元年——2005年开始，经过喧嚣的娱乐二年，历史在震耳欲聋的娱乐声中迈入娱乐三年。新的娱乐事物继续大量涌现，“国民娱乐指数”也在日益高涨，从而为我们勾勒了盛世狂欢的迷人图景。
这场娱乐浪潮的来源是耐人寻味的，它首先与全球媒体时代的娱乐主义浪潮密切相关。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核心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由纯粹的物性消费，迅速转向娱乐消费时代。这是一场彻底的消费主义革命，它终结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痛苦噩梦。
战后西欧的文化消费曾经是无限多元的，一方面是大众的娱乐消费，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反娱乐文化消费，后者以痛苦和荒谬为消费的精神内核。但资讯资本主义的泛娱乐主义，却改变了人类的表情，赋予它肤浅的酒窝与快乐。在伊甸园里，人民学会了用无花果叶遮蔽羞处，而经历了数万年的挣扎之后，人民才学会用娱乐之叶遮蔽灵魂的痛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快乐之中。
娱乐浪潮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自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显示了某种后期社会主义的明晰特征，即在市场的支撑下，用娱乐来解构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和威权性。泛娱乐化成为超越泛政治化的柔软武器。这种文化浪潮，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个年代，娱乐曾经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八十年代的民众，独立自主地发展出了麻将文化，在那些坚硬而光滑的骨牌里，寻找金钱和娱乐的双重快乐；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在高歌“潇洒美学”，孜孜不倦地探求着流氓美学的真谛，为九十年代后的高度娱乐化社会，开辟出一条光鲜灿烂的道路。
二十一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事变，是公共知识分子丧失话语平台，进而集体退出了社会议事空间，而人民则以无名氏身份执掌了互联网话语权。人民主宰互联网的时代降临了。他们的权能还进一步扩散到平面和电视媒体。在消费主义逻辑的支配下，人民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人，它的强大气息笼罩了整个种族。游戏—娱乐精神就此迅速取代了政治，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娱乐主义原理超越了娱乐业本土，大肆侵入周边地带，扩张到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教育、司法、管理等各个领域，形成所谓“泛娱乐化”的盛大格局。在意识形态的地图上，娱乐帝国的版图不可思议地扩张着，它的彩旗业已插遍了几乎所有的土地。
娱乐的本质，就是把生命（存在）游戏化，它寻求的是短暂的快感和快乐，并悬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体相关的核心价值。娱乐主义的信条就是“我乐故我在”。它要改变存在的根基，用感官愉悦的单一感受，去替换掉其他一切生命感受。正是这种快感的霸权，构成了消费主义帝国的最高律法。
暴力、情色和名人隐私，这是娱乐快感及其消费诞生的三大资讯元素。娱乐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大规模搜寻、采集、争夺和炮制这些元素，组装成形形色色的文化消费品，推销给如饥似渴的人民。在娱乐盛宴的菜单上，布满了那些被牺牲掉的娱乐圈名流的姓氏。她们的所有隐私，从肉体、绯闻、生育到洗手间的手纸，都是媒体厨房的基本原料。资讯美食的特色大致就是如此。
娱乐资本是这场革命的幕后操纵者。人民对快感的狂热求索，成为拉动社会消费的动力，由此酝酿着关于娱乐经济学的不朽神话。那些电视选秀狂欢、芙蓉姐姐式的互联网起哄事件以及关于明星的各种绯闻，并未给文化本身增值，却制造出大量消费泡沫，弥漫在零度价值的空间。
娱乐快感的另一个令人深感意外的功能，就是融解民众的自主意志，把反抗、颠覆和原创的力道转移到日常生活的愉悦之中。那些感官的碎片引导着疲惫的灵魂，把它们送进了尘世的天堂。
娱乐过度导致了某种强大的负面效应。解构，似乎就是游戏和娱乐的最高使命。它解构善、正义和基本的道德尺度，解构必要的政治立场，解构人类的美学底线，解构内在的信念，解构价值与尊严，并解构了人的存在本质。娱乐不是邪恶的，也不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丑闻，它仅仅是一种精神烟草，充填着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进而成为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并大步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国家（种族）被过度娱乐所解构的事例，遍布人类历史的每个角落。为娱乐而殉难的帝国或王朝，书写了那些毫无出路的历史。我们早已看到，正是伟大的罗马帝国开创了娱乐的历史纪元。贵族的奢靡腐败，加上底层平民的疯狂娱乐，所有这些都滋养着一种狂欢的罪恶。暴力和情色的消费火焰，狂乱地燃烧在角斗场上，塑造着罗马人的腐败灵魂。这种全民性的娱乐中毒，引发了帝国的衰弱和覆灭。历史就这样帮助我们确认了事物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就是娱乐的最后形态。
社会平衡原理如此启示我们，一方面要确认“娱乐无罪”的原则，捍卫“必要的娱乐”的权力，避免走回到极权主义和泛政治化的旧途；另一方面也要制止“过度娱乐”和泛娱乐化的偏差。而纠正娱乐过度的解决途径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实现娱乐归位，即让娱乐退离非娱乐领域，把政治还给政治，道德还给道德。我们被严肃地告知，娱乐应当被限定在自身的领域，也就是影视、歌舞、卡拉OK等日常感官生活的空间。
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政设计，事实上，文化的“总体性偏差”，几乎支配了华夏文明的整个进程。在儒家社会，人们曾经面对泛道德化的危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人们又曾经历泛政治化的剧烈痛楚；而在新时代，我们则被迫卷入泛娱乐化的浪潮。上述三次泛化事变，显示了文化均衡主义的挫败。任何对文化进行集权式管制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打造健全的公民社会，仅仅是一种美妙的愿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依靠严酷的律令来实现上述目标；恰恰相反，它只能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泛化开辟道路，从一种危机跃向另一种危机。
缩小娱乐帝国版图的唯一方式，不是围堵娱乐消费的渴望，而是要以更加宽容的立场，去鼓励知识分子创造和生产娱乐以外的优秀文本，以扩展人民文化选择的空间。毫无疑问，只有大幅度增加文化生产和供应的品种，才能有效调节人民的趣味，重建包括娱乐在内的、更加理性多元的文化谱系。只有这样，娱乐帝国才能转型为娱乐公社或娱乐小组，还原到它的历史原点。无论如何，娱乐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那种需要加以节制的笑声而已。
原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