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们今天封的所谓“大师”，其实都是阐释者而已。大师的泛滥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师”这个词正在走向反面，沦为骂人的字眼。有位朋友对此很敏感，人家戏称他是大师，他当场回敬说：“你才是大师！你妈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大师”称谓的这种变异，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耻辱。
近年来的民俗热，也是传统复苏的一个方面。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民俗学家公开辩论过，他说要保卫春节，还说磕头是好民俗，应该提倡。我说磕头虽然是传统，但恰恰是一种历史糟粕，磕头就是奴性人格的象征。你尊重家长和父辈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真的爱他们，那就拿你的心灵和行动去表达吧，请不要随便忽悠民众，拿他们的脑袋去撞击大地。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捍卫其挺胸站立的脊梁和尊严。
原生态热，也是文化复苏的一项成果。这几年在当局的推动下，对原生态文化的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她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整场歌舞令人震撼，水准超过了非洲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的歌舞。但后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把这些质朴的农民弄到大都市演出，他们的灵魂在演第一场和第一百场的时候，会是同一种状态吗？我想一定会有剧烈的变化，一定会有某种东西从里面悄悄地消失掉。这就是我常说的“杨丽萍悖论”。原生态的文化遗产，你不去拯救它，它会死掉，你动手去拯救它，它同样也会死掉。似乎没有人能超越这种深刻的悖论。
拯救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 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现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戏子。这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向当年的上海裁缝学习。他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十八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像榫卯结构），结果势必会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顶多就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赏的影视布景而已。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种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去年好几个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随便举个例子，《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你看，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文化拯救的正确途径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下面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
学习西方和台湾的文化保卫经验，尤其是台湾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杰出样本。这个地区完整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转型。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对我们展开文化复苏的最大鼓舞。
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基本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并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重构正确的知识—记忆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八十多年了，早就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呐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15日，有删节
我们需要另一次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经营论坛”上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大家这么有耐心听了一天漫长的演讲，主持人的嗓子已经哑了，我也刚打吊瓶回来，所以我很同情他。谢谢大家的耐心。我希望这个发言，是盛宴的最后一道小小的甜点。
当然，在一个强悍的经济论坛上，文化好像只能是一道甜点而已。不过，以一个文化人的阿Q式的笨想，总觉得文化跟经济的关系不是这样简单。
我们看了中国世博馆，里面的主体是《清明上河图》的电子模拟图，我觉得做得很聪明。实际上不知道放一些什么东西，两千多年乃至五千年的历史，而我们却不了解它，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盘点，最后找了一个讨巧的办法，就是放上《清明上河图》，它成功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风貌。
关于中国的历史，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图画里的那些富商、官员和美女，都早已化成了黄土，没有人提过他们的姓名，也没有人想要知道他们，只有这个叫做张择端的画家和他的画作，被我们牢牢地记住了。
这大概就是经济和文化的区别：经济让你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和美妙，而文化则占有了你的记忆，它能够让你的精神富有和充实起来。只有文化能超越日常生活时间，成为我们不断回想和引为自豪的东西。
文化跟我们生活的关联，我想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住进精神病院，一年以后他出来，我问他你怎么好了，他说我们那里搞了文艺疗法。什么叫文艺疗法？就是听莫扎特的乐曲，朗诵雪莱的诗歌，一年以后他康复出院了。这个使我想起重庆模式的红歌疗法，几年前我曾经专门跑去看了重庆沙坪坝公园里的红卫兵墓，在我走上山坡时，一路上都是一个一个圈子的红歌队、秧歌队和交谊舞队。民众自发地唱红歌，在重庆是有传统的。对此我心里的感受很复杂，当年“文革”时，我父亲是在红歌声中死去的。我们家对面是居委会，最近这一段时间天天唱红歌。我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投诉他们，说他们扰民，但回过来替那些失意的老人想想：他们当年是产业工人，曾经是当年最自豪的政治主体，但是他们今天被抛弃到边缘，成为社会的底层，不得不靠怀旧和红歌聊以自慰，这是一种电击式的创伤疗法。无论正面还是负面，文艺对个体精神确实有着重大影响。
这些天来，我们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之中。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最大收获，除了电视机、冰箱、汽车，乃至游艇和私人飞机，就是得到了无数个一百年纪念日。今年10月10日，我们有辛亥革命的纪念日，在下一个十年里，也就是2019年，我们还将有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距离这个事件的时间节点，还有八年之久。
但是，如果我们盘点一下，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衡量文化是否进步和健康的指标，大致有这样几个：第一，有没有健康的伦理生活；第二，有没有健康的教育体制；第三，有没有独立和自由的精神空间；第四，有没有内在的文化信仰以及合乎全人类标准的价值观。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文化现状不容乐观。
现在我要追问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日里，我们能不能有一场新新文化运动来彻底改变这种现状？我们能不能规避上一次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各种严重弊端？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八年时间里，我们有没有以及能不能，为这场未来的文化运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我看来，这种准备至少应该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我们有没有像胡适、鲁迅和陈独秀这样的文化战士和思想者，冒着成为战
犯和囚徒的危险，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防线？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盘点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加以现代性的改造？
我们有没有像佛罗伦萨的美狄奇家族那样的艺术赞助人，资助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资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文艺天才？中国的金钱，应当跟思想和艺术结盟。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贫瘠土壤，无法提供思想家及其思想资源。这可能就是思想界饱受歧视的原因。但要是没有来自各方面的浇灌，尤其是来自民间资本和民间资源的施肥，独立思想的发育壮大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中国社会拥有各种民间基金会和大量民间文化资金，并且能够以独立和非官方的方式资助那些杰出的文化思想工作者，那么，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次兴起就会指日可待。
我们有没有大批渴望文化并对文化表达敬畏的民众？他们愿意学习和尾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爱护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当做呆傻可笑的另类。我们的民众有没有养成最优秀的感官系统，做好欣赏和鉴别各种艺术的精神准备？蔡元培当年力倡美育，我们至今都不能深刻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因为没有对美的敏锐的感受力，就无法建立美好的伦理、政治和法律。
我们还有八年时间来准备一场文化的改造运动，它既要继承优良的历史传统，又能善于辨认和删除其中的垃圾。现今流行的新国学运动，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全面倡导儒家文明的同时，我们正在大肆弘扬下跪和磕头之类的奴才品格。我们要严重警惕旧帝国的专制文化，堂而皇之地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精神指南。
还有，我们有没有做好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全面吸纳人类先进文化的精神准备？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民主”和“科学”，都是西方“进口”的结果。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差一点儿夭折，就因为传统民间口语无法支撑现代文化的基本叙事。如果没有日语的赞助，没有从日语中吸收几百个现代新词，今天就无法在这里谈论我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
朋友们，因为是最后的发言，我不想多说了。我只想说，在这八年里，我
们还要准备好健康的身体。我们要善于跟各种污染、噪音和毒食进行斗争，小心翼翼地保卫我们自己的身体。在这盛夏的酷暑里，我要祝大家身体好，保持年轻的体魄和信念。八年之后，也就是2019年，我们将在下一个文化论坛上再次相见。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做好了发动新新文化运动的准备。那时，我们都还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新青年。谢谢大家！
2011年7月4日 于上海浦东星河湾酒店报告厅
黑色意志的胜利
——从金、杰克逊到奥巴马
应一家文学杂志的邀请，进行一次简短的美国之旅。途中要在旧金山做个小范围的演讲，题目就是《黑色的意志》。这是指一种超越了种族界限的自由意志，也是关于权利平等和政治民主的遐想。
这个题目，首先让我想起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I have adream”）。每次阅读他的英文演讲稿，我都潸然泪下，以为听见了人类最高的钟声。这是一个奇特的牧师，他传递了上帝和我们自己的声音。简洁的英文，当年像诗歌和音乐一样流过我的内心，击中了我年轻的灵魂。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文献，能够带给我如此温热美妙的感受。
金的演说地在林肯纪念堂。2005年的冬天，越过茫茫大雪，我曾试图寻找他的雕像，但一无所获。那里只有黑色大理石砌成的越战纪念牌，其上铭刻着战争死难者的姓氏，犹如一片黑色的梦魇。而大理石表面所折射出的，正是每个参观者的镜像。它迫使我们扪心自问：你有没有为煽动起来的仇恨所困？
马丁就是我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启蒙者。他的政治表述里没有怨恨，却带着宽阔的博爱被凶手击中，倒在孟菲斯市的阳台上。阳光洞察了这场卑鄙的谋杀。但鉴于凶手临终前否认了谋杀罪行，真正的元凶依然在逃。深不可测的上帝，把审判的权力交给了时间。
而在马丁身后，另外一个黑人跃入我的视界，那就是迈克尔·杰克逊。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