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叫“好人自有好报”，以此来鼓励人们多做好事，成为一个好人。但事实上，在我们身边，经常有好人得不到好报的事情发生。实际上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在告诉人们，在得不到报答的情况下为什么依然要作个好人。这其中的奥妙何在？
刚才我们介绍了孟子对于人性善的论证，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孟子对人性善的论证都是无效的证明。简单地说，就是孟子没有能够证明人性是善的。孟子到最后甚至有一点着急了，他说我要提醒你们，说人性不善是有严重后果的。这个严重后果就牵涉到一个前道德的问题。
何为“前道德问题”？顾名思义，“前道德问题”就是在要求人们实行道德之前，必须解决或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一句话：我为什么要作好人呢？举个例子，幼儿园两个小孩争一个玩具，老师跑来劝，跟其中一个孩子说，你把这个玩具让给他，你就别争了。这个小孩不愿意，他会问：老师，我为什么要让给他？老师告诉他：你要做一个好孩子嘛。然后这个孩子就有可能要问老师一个问题：那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孩子？延伸到我们成人之后，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这就是所谓的前道德问题，这个问题不回答，所有的道德的根基都要崩溃。你让我们做好人，你让我们做好事，请你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做好人，我们为什么要做好事？
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幼儿园的老师很好回答，她只要说：你做一个好孩子，老师喜欢你，问题就可能解决。小孩子很愿意老师喜欢他，所以他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老师还可以说，你做一个好孩子，我给你发一个小红花。小孩子很喜欢小红花，所以他会把玩具让给别的小孩。但这里面有问题，这样的解决方式在幼儿园可能没有问题，但在成人的世界里，我们做一个好人，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人的喜欢吗？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成人世界的那个“小红花”吗？未必。
所以有这么一个笑话。某位男士有一天在大街上走，经过一个商店门口的时候，他发现有很多女人都在抢购一种商品。他很好奇，一看，这个商品确实很好，于是他也准备买一个回家送给自己的太太。他老老实实在那里排队，可是他老老实实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根本轮不到他。问题在哪呢？女人们都不排队，都在抢，他一个人不抢，他当然拿不到，所以他后来就决定不再排队了，也上去抢。这是，旁边有人告诫他：你是男人，你应该做一个绅士，你怎么能抢呢？这个男士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已经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绅士了，我现在不想再做绅士了，我现在只想做女士。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它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假如我们做绅士、做好人，我们一直等不到该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坚持下去继续做好人、做绅士？一般来说是做不到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道德肯定就会出现问题。
道德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话：
道德的行为不能以利益追求作为目的。
没有利益的诱导不能够导致普遍的道德行为，或者说，不能使大多数人实行道德行为。
你说我没有利益，我也愿意做，我做了很多好事，我根本不求回报，我一辈子都做好事，我从来不求回报。有这样的人吗？有。有这样的事吗？有。但是不是普遍存在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几件，但是又不可能一辈子都做到。所以毛主席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
从道德的角度看，人的行为分为道德行为、非道德行为、不道德行为三类。有利益的追求且合法合理不损害他人的，只能属于非道德行为；损害他人的，属于不道德行为；而诸如克己复礼，为他人牺牲奉献的，才可称之为道德行为。
这个地方我要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道德的行为不能以利益追求作为目的？这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因为道德的行为，并不确定能够带来利益。简单地说，好人未必有好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大肆宣传，你做好人你一定有好报，你一定要做好事，将来你会得到好的报酬。然后你有很强烈利益的期待，你总是等待着将来有好报，可是真有好报吗？未必。你老是等着好报，我已经做了一件好事，没有等到好报，我做两件了，还没有，我做三件了，还是没有。你不就失望吗？你一旦失望了，你就会对道德的“有效性”发生怀疑，这就会引起道德的危机，这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所以，为了维护道德的神圣，从理论上讲，我们是不能够允诺任何道德报酬的。
一个人，不应该为了追求回报，而去做好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事？是什么支撑着中国文化中坚持行善积德，坚持作好人的信念呢？
元代的大戏剧家关汉卿写过一个很有名的元杂剧叫《窦娥冤》。窦娥这么一个小女人一生认命，一生做好人，做好媳妇，做好妻子。她对老公好，老公死了以后对婆婆好，甚至到最后，为了救婆婆，自己去顶罪，结果被送上刑场杀头。在刑场上，窦娥就发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做好事的人都在受贫穷，而且命短，作恶多端的人都在享受荣华富贵，而健康长寿。窦娥在临死的时候，发出了这么一个道德的大疑问。这个大疑问，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前道德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的大问题，道德就没有根基。
如何解决这一个悖论的呢？据我所知，解决这个悖论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宗教的解决办法，把利益的实现推迟到死后或者来生。所以在信教人那里，他不会问我为什么要做好人。假如我是一个传教士，我让你做好人，你问我，为什么要做好人，我就可以告诉你，你做好人将来可以升入天堂，你做坏人将来要下地狱。做好人的报答在什么地方？在死后。做坏人的惩罚在什么地方？也在死后。所以宗教看起来好像是如此简单，但是正因为如此简单，它却偏偏非常有效。它有效地避免了求利的问题，以及人们在生前对道德的失望，还能有效地避免急功近利心态。所以，宗教之伟大，就在于“上帝”或其他神不是一个世俗的事实，但却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为道德奠定基础，为人类全体及每一个体获得体面而光荣的生活奠定基础。
窦娥到了刑场上被杀头的那一瞬间，她仍然可以不失望，为什么？我现在被杀头了，但是在我脑袋被砍掉的一瞬间，我的灵魂就可以升入天堂了，所以在宗教这里，像窦娥这样的人，她可以一直到死对于道德都没有怀疑。
但是对我们中国来说，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所以这种解决办法对于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来说，不实用。我告诉你死后可以升入天堂，但因为你从来就不相信有天堂，这对你毫无说服力。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人们的道德上的悖论问题呢？中国有中国式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简单的讲是四个字：
史官文化或者就是两个字“历史”。“史官文化”对我们的许诺是这样的，你做好人、做好事，你可能终生不得志，你可能终生颠沛流离，甚至一败涂地，但是你死后，你可以流芳千古，你可以不朽。“不朽”这两个字，就是中国史官文化对于我们做好人、做好事的人的死后许诺。所以我们生前一定要做好人，一定要做好事，然后我们就可以不朽了。人虽然死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不朽。
确立了“人性善”之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前道德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好人？因为我们的人性就是善的，做好人就是做自己，就是做人；不做好人就违背了人之本性，就是不做人。所以，孟子实际上是把“做人”和“做好人”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合而为一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就是“不是人”，是“禽兽”，为什么这么骂？就是他丧失了人之本质、本性中的“善”。
中国人爱惜名誉，如果子孙有了出息，常常用挣了面子、光耀门楣来形容，而名垂千古更是一个人身后的莫大荣耀。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美名远扬呢？怎样的人生才能被称为是有价值的一生呢？
什么样叫不朽？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不朽？《左传》上讲，人要不朽，要达到三点，而且这三点是有层次的：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太上是最高境界的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最好你能够立德，其次你能够立功，再次你能够立言，做到这三点，你就可以不朽了。稍做分析可以看出，立德、立言，都与人的品德有关，都与人生的境界和人格有关。所以要不朽，最高的境界就是提高你自身的道德水平，提高你的人格的境界。立德，简单地说就是“成圣”，像孔子、孟子、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成为圣人，这就叫立德。那什么叫立言呢？就是“成贤”，像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这些诸子们都留下了他们的著作，留下了他们的言论了，所以他们是贤。我们常常讲圣贤，立德的叫圣，立言的叫贤。立功，是为人类做出大功业，立下大功劳。这三者实际上都是人格上的完成。一个人如果能够成圣、成贤，就是孔子所讲的“成人”了，就是人性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而立功，只能说是“成事”。
所以，在我们中华民族这样没有宗教的道德体系里，道德的根基既然不可能建立在神性的基础上，它就只能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既然我们的道德依赖于人性，那我们也就只能说人性是善的。所以在中国选择人性善，而不是选择人性恶，几乎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因此孟子的人性善，它也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价值。它解决了我们民族道德问题上非常重要的前道德问题。没有人性善的基础，我们整个的道德体系都崩溃了。由此我们说，鼓吹人性善是孟子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是他为我们这个民族立下的最为伟大的功勋。
孟子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保持一颗善良的心，才会活的更有价值、更有尊严，“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道德意识的坚实基础。不过，孟子也提醒我们，其实善的苗子还需要培育与引导，否则，善也是会转变为恶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孟子确立人性善，就是为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的民族，确立我们自己独特的道德基石。从人性出发，我们照样可以获得崇高与尊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不靠信仰“上帝”，通过对自我人性的肯定，获得对人类自身的信心，仍然可以过体面又有尊严的生活。
孟子有两个名言，一句是：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章句下》）
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话意思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性和尧舜的人性是一样的，尧舜的人性是善的，我们的人性也是善的，尧舜把他们善的人性发挥到了极致，所以他们成了圣王。我们和他有同样的基础，只要我们照他们那样去做，我们同样可以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另一句话是：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章句下》）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人性是善的不错，但是这个善只是一个很微小的苗头。人和禽兽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人和禽兽之间相同的部分，是很大的。那么这一个很小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你本性中的极其珍贵却又极其微小的善。如果你能保有这个善，你就可以成为尧舜，如果你不能保有这个善，和禽兽之间的那一点小小的不同没有了，你不就沦为禽兽了吗？
一念之善，可为尧舜；一念之恶，即为禽兽。孟子既在道德上鼓励我们，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让我们道德上上进，同时也警告我们人皆可以为禽兽，所以一定要小心呵护我们内心中那一点点善的苗子，不断地做好事给它浇灌，不断地做好人给它施肥，然后这个善才能够越来越大，长成参天大树。我们才能渐渐地离圣贤近了，离禽兽远了。
由此，中国传统观念中，从道德境界上说，人是分成三种不同境界的：
圣贤（成人）——普通人——禽兽（小人）
普通人人性中有善良的苗头，所以向上，可以成为圣贤，如果失去善根，就沦为禽兽。孔子说：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
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上达者成为君子，下达者成为小人。“人圣之别”，提醒我们要上进；“人禽之辩”，警告我们勿下流。
孟子的人性善，给了我们一种信念，这个信念一直在鼓励着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作为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民族，我们有着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强大凝聚力。同时，虽然没有“上帝”与“天堂”的诱惑，没有“魔鬼”和“地狱”的恐吓，我们仍然是道德的民族，仍然是有尊严、体面的民族，为什么？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孔子和孟子的思想。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正是孔子、孟子不断提倡的“仁”和“义”，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才形成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大仁、大义人格境界。有了这样大仁、大义的人格的境界，一个民族不可能堕落。那么这样大仁、大义的人格境界，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