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饭店
从前，在20世纪中叶，五六十年代，上海饭店是我们城市最高级的餐馆之一，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高大上的地方。
记得上海饭店在柳巷钟楼街上，高门楼，门脸似乎并不大，但声名赫赫。底楼是大厅，楼上设有包间。它的来龙去脉，至今我也不清楚，好像真的是从上海迁来的一个馆子。至于它卖的是不是地道的上海菜，我就不知道了。
小时候，举家出门下馆子的盛况，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至少不记得和祖母出去吃过饭。有一年，应该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我父亲在一本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什么文章，得了一小笔稿费，有多少钱，不知道，但现在想来也不过就是几十块。于是，一个星期天，他带着我们姐弟俩出门了，先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后，他突然说：“爸爸请你们吃饭吧！”于是，就来到了上海饭店。
那是我第一次进这家餐馆，上二楼，进了一个小包房。至于吃的什么，早忘记了，只记得有小笼包子，因为太好吃，还因为它的小笼包子太有名。还有一个菜记得很清楚，是青椒肉片，不知为什么记住了这个毫无来头也毫不上海的菜品，很奇怪。三年困难时期，尽管已接近尾声，但物质仍然是非常匮乏的，名声显赫如上海饭店，可能也拿不出一份多么丰饶的菜谱，而且，价格高昂，而像我父亲这样囊中羞涩的食客，大概也只能点这种没有什么名头的菜肴。可我们吃得很快乐，吃得淋漓酣畅。好像父亲还喝了啤酒，我们是否喝了汽水则全无印象。总之，一顿饭，爸爸的稿费一分不剩地被我们吃光了。
十年“文革”，我们这个北方内陆城市，物质极端匮乏，一切凭票供应，每个月，每人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细粮，也就是白面，二到三两食油，半斤肉。偶尔逢年节，按户供应一点鸡蛋、豆腐。十年间，我不记得我们城市供应过花生米、芝麻酱这一类本来最应常见的东西。饭店里，也不再卖纯粹的精米白面，卖的是掺杂了玉米面的二面馍和糙米。十年间，和家人下馆子的事情，再也没发生过，只是偶尔，大人会打发我们姐弟拿着饭盒去饭店打包一份肉菜回来，比如，一份过油肉、炒肉片之类。这样一份过油肉或炒肉片会被祖母重新加工一下，俏一些蔬菜进去，就是全家人改善生活的大菜。
买一份过油肉和炒肉片是不用去上海饭店的，可有一回不记得怎么就去了那里，排队开票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学同学，不一个班，可彼此都认识。她问我买什么菜，我说了。“你呢？”我问她。她看了我一眼，特别响亮地报出了一个菜名：“芙蓉鸡片！”那声音，绕梁三匝，非常骄傲。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动听的、不染凡尘的菜名。直到今天，偶尔的，这菜名还是能唤起我心里一点异样的感受，就像比利牛斯山脉这一类南美的地名带给我的奇妙感觉一样，那是少年时热恋《牛虻》的后遗症。
“文革”后，读了大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校园，生机勃勃。那短暂的一段岁月，是我此生真心热爱过的唯一一段时光。当然，伙食是极差的。起初，就像在军营里吃饭一样，一个班，分几个组，每组一只大桶两个脸盆，开饭时，值日生们拎着大桶端着脸盆去食堂打回饭菜，然后分给就地围成一圈的大家。菜是如同水煮一般，而主食则是窝头扛鼎。偶尔吃一次包子、大米之类，如同过节。后来自然改成发售饭票，各自去食堂打饭，但菜仍然如同水煮，主食也依然如故。那时，对伙食的不满，对食堂的怨气，似乎是所有大学共同的问题，也是所有冲突的焦点；但，校园仍然是生机勃勃热血澎湃的校园，用今天的话说，充满正能量。
女排的崛起，是那个时代的惊喜。世界杯期间，忘了是哪一届，中美打半决赛，看海曼和郎平的对决，看得热血沸腾。我们赢了，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份激动，就对好友说：“走，我请你吃小笼包！”
于是，郑重地，去了上海饭店。
那时，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凡入学前工龄满七年的，可以带工资上学，我十六岁就在我们城市东山脚下的砖窑做工，入学那年工龄刚好够线，于是，每个月，我仍然有四十二元钱的工资收入，一个人吃用，没有家累，算是班里学生中的“土豪”，平时偶尔请同学打个牙祭，买点零食之类是有的，像去上海饭店这样的大手笔，似乎，也仅此一次。
不记得那天是周几，好像是个周日，上海饭店人头攒动，嘈杂一片。开了票，却找不到座位，站在楼上角落里，觉得很茫然。终于等到了座位，坐下来，看着没来得及清理的桌面一片狼藉，兴致已经磨灭了一大半。等到传说中的小笼包千呼万唤上场，咬一口，很愕然，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啊，简直可以用“难吃”来形容。我们俩，沉默地吃着，吃到后来，忽然笑了。
那时年轻，还不能做到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但似乎也不是为了几笼包子而来，所以，尽管扫兴，心里却仍然是快乐的。
记忆中，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上海饭店吃饭。
它是什么时候从我的城市消失的，我记不清了。城市在变，生活在变，有那么多新的餐馆、新的饭店，如夏日雨后的蘑菇一般，蹿出地面。人们追逐着那些新东西，老地方渐渐凋敝。忘了什么时候，很多年前了，有一天，偶尔路过钟楼街，忽然发现，上海饭店不见了。去了哪里，不知道，也没有再打听。那时不觉得什么，是现在，有时在哪里吃小笼包，会想起它。原来它能带给我如此久远和绵长的想念。
鸿福居
如今，在太原，我的城市，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地方——鸿福居馄饨馆了。
几十年前，这家小馆，身处在我们城市最为热闹繁华的一条街上，那街，叫开化市街。再早，开化市叫开化寺，是座寺院，始建于什么年代已不可考，只知道，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元代大德年间和明正统年间都曾重修，可见其古老。据说它的鼎盛时期是在明清之际，那时，僧众沙弥无数，香客无数，寺庙旁边商贩店铺亦无数，渐渐生成集市和街巷。辛亥之后，开化寺式微乃至废弃，庙宇被开辟成“共和市场”，20世纪20年代，更名为“开化市场”，于是，就有了周边这些街巷：开化市东街、西街、南街，等等。
鸿福居应该是坐落在开化市西街上，那是条极为狭窄拥挤的小街。第一次走进这条街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叶，那时，鸿福居馄饨馆的招牌，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早已在破“四旧”时被砸毁了，改了个什么名字，忘记了。但人们仍然习惯叫它“鸿福居”，卖的仍然是馄饨、烧卖一类面食，也有几样看家炒菜。走进去，热气腾腾的一股油香，那是滋啦啦煎锅贴的馋人香气。
我从没吃过这家馆子的馄饨、锅贴，更没吃过它的看家菜。去那里，原本不是为了吃饭。那时，我在我的城市东山脚下一个叫涧河滩的砖窑上做工，码砖坯，正式名称叫作“壮工”，我的一个工友，她的家就住在鸿福居饭店的院子里。穿过饭店不大的店堂，走进同样不大却油腻的天井，绕过煎锅贴的硕大铁炉，平地再下一截楼梯，那一条杂乱小走廊尽头的地下室里，就是我朋友的家。十几平方米的一间小屋，住了他们一家四口。那头顶，恰好就是店堂的地板，白天，特别是星期天，无数双脚板汹涌地踩在这家人的头顶上，没有一刻安宁。房间没有窗子，永远开着电灯，那灯泡瓦数不大，昏黄的光明，总有一种暧昧和隐秘的气息，还有一种日暮黄昏时最容易滋生和蔓延的莫名忧伤。
那时，我朋友的梦想，她人生的追求，就是让一家人住进一间有窗户的房间，地面上的房间。一抬眼，可以看见天空，看见星月，看见市井街景和风摇树动，看见如金子般灿烂汹涌的阳光。
我朋友的名字，容我隐去，就叫她雯吧。雯是个美人。起初，雯刚到我们厂的时候，不在东山砖窑，而是在西山上采石头。那时，西山上云集了一群不得志的年轻人，雯的美艳妖娆使许多人神魂颠倒。得知美人住在鸿福居地下室里，大家扼腕叹息，给她起了个现成的外号：馄饨西施。不用说，追她的人，很多很多，众星捧月一般，可雯哪里是那么好追求的？她如同在云端上俯瞰着那些红尘中的人。这让人反感。何况，她的嘴，十分尖酸刻薄，常常不给人留情面，冲撞了人也无知无觉，渐渐地，人就让她得罪光了。于是，“馄饨西施”没人叫了，直呼她“馄饨馆”，已然是个蔑称了；还不算，再后来，江河日下，“馄饨馆”变成了“酸馄饨”，最后，则伶仃地简化成了“老酸”。
我认识雯的时候，她已经是“老酸”了。我错过了她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涧河滩上的女人是容易衰老的，几年的野外劳作，酷暑严寒，风吹日晒，她皮肤粗糙了，头发失去了灵动的光泽，身板也宽阔了不少。可她仍然是好看的。她的好看，似乎不在五官，也不在身材，而是在顾盼之间那一种隐秘流淌的风情和柔情，那一种坚信自己永远是美人的百折不挠的妩媚。那时，我还是个青涩的女孩，热爱那些美好的女人，景仰她们，觉得她们每一个都是惊心动魄的故事和秘史；而她，又正陷落在繁华落尽的那一点萧索之中。于是，水到渠成地，我们成了朋友。
夏天，我们在窑场坯行里吃饭，远离人群。烈日炎炎，河滩上无遮无拦，我们在砖坯上苫两张苇帘，下面铺上草垫，做成一个简易的闷热的窝棚。饭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便当，当然那时不这么叫，就叫饭盒。铝制的那种，也有不锈钢的。雯的饭盒里，隔三岔五，会带来一些打卤面的卤——西红柿鸡蛋卤、黄花木耳肉片卤之类，满满一饭盒，香气袭人——那是鸿福居的手艺。记不得是饭店当天没有卖完的还是员工们自己做来吃的，总之，是好心的大师傅们盛到雯的饭盒里的，知道她天天带饭，也知道她干着下力气的重活儿。在那样的年代，这些打卤，这些西红柿这些黄花肉片，算得上是珍馐美馔了。雯总是慷慨地分一半给我，我们用它蘸馒头，就窝头，偶尔也用来拌米饭。那时白面大米都是按比例供应的，特别是大米，只在年节期间供应个一斤半斤，所以如同珍珠般珍贵。而那些卤汁浇头和大米的搭配，则是我记忆中无与伦比的美味。
我没吃过鸿福居著名的馄饨、烧卖，可我却永远记住了它善良的味道。
和鸿福居的渊源，还不止这些。
酷暑来临后，我们窑上实行包干制，凌晨五点开机，干够定量收工，为的是避开午后的酷热。厂里没有宿舍，而工人大多又住在城里。从我家到河滩窑厂，骑自行车要走一个多小时，这就意味着我每天需要深夜三点多钟出发才能赶上开工的时间。适逢乱世，马路上连路灯都没剩下几盏，有各种各样打劫一类的传闻在坊间流传。怎么办？雯说，住我家吧，咱俩一起走，就个伴。我说，你家怎么住得下？雯回答，你来就是，有办法。
果然，她是有办法的，和下夜的师傅打了招呼，于是，饭店后厨里的大面案，就做了我们的临时床铺。那面案，平坦、厚实，远比一张普通的单人床要宽阔。雯先在上面铺上报纸，抱来自家的被褥，收拾得妥妥当当，然后，我们并排躺下。我说，你真有办法。她苦笑着回答，什么办法？逼的。
她说，家里来了亲戚，都只能借宿后厨这张大面案。
凌晨要早起，本来，应该早早入睡，却睡不着。这样的夜晚，最适合联床夜话。雯给我讲她的身世，她的家史，还有她的恋爱史。她的出生，可谓风波不断，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叶，正是“肃反”的年代，她一出生父亲就因为历史问题被捕入狱，没有工作的母亲只好把她送给了老家的舅舅。后来，她八岁那年，父亲出狱，母亲又强行把她抢了回来，而抚养了她八年的舅母因此发了疯……她徐徐地说，我静静地听，心里一点也不惊奇，我早就知道她是有故事的啊。她那时正在热恋之中，她的男友，潇洒，英俊，用今天的话说，她算是一个狂热的“外貌控”。她形容她的男友，“好看得让人心疼”。可是，这个“好看”的男子，身世却很复杂，父亲亦是一个够得上“历反”标准的旧军官，母亲则是越南人，据说还是皇族的后裔。这样的出身，雯的父母激烈反对，他们本来就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啊。特别是她母亲，母亲说，你要真跟了他，我也不活了，你就红事白事一块儿办吧。
她母亲性子很烈，说得到，做得到。
雯很痛苦。
这样漆黑的夜晚，总是被泪水浸湿。总是。
后来，我离开了砖窑，离开了涧河滩。再后来，雯也离开了。不久，就听说她结了婚，嫁了人，新郎当然不是那个“好看”的男子。她的婚礼，没有邀请我，只是，听人说得很刻薄，说雯找那样一个老公，怎么好意思相跟着一块儿上街？
但是这个男人实现了雯的梦想——他们全家终于搬离了那间不见天日、不分昼夜的地下室，搬离了嘈杂、拥挤、油烟弥漫，带给她许多伤心记忆、屈辱当然也有温暖的馄饨馆。从此她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80年代。开化市街又一次更名为开化寺街。有几次，偶尔路过鸿福居，抬头看见了黑底金字的大匾额，才知道原来它是鸿鹄之志的“鸿”，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它是历史洪流的“洪”。我站在门边，朝里张望，人声嘈杂，卖的依然还是馄饨、烧卖。热气腾腾的锅贴，依然飘散着活泼自负的香气。可我不想进去，不想吃任何一种食物。我怕它们会毁掉我记忆中属于这地方、只属于这地方的独门香味。因为，味道这东西，既坚韧又脆弱，毁掉它只在须臾之间。
又几年，有一天，偶然碰到当年砖窑上的一个小姐妹，聊起往事，聊起从前的伙伴，她突然说，哎，你听说了吧？“老酸”死了。我愕然。许久才想起问，怎么死的？她回答说，不知道，好像是心脏病，突然间就不行了。
我很难过。可似乎又觉得，她的死，又不完全是在意料之外……
鸿福居是什么年代、什么时间消失的，我已经说不上来了。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在我的城市，没有几个人还记得这个小馆，年青一代如我的女儿压根儿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我记得，记得它美味的卤汁，它后厨宽阔的面案，它漆黑的地下室，还有，我天堂的朋友。
林香斋
一百年前，有个姓叶的河南人，在我们城市繁华的开化市街上，开了一间小吃店，卖馄饨、酱肉，还有一种叫“擦酥烧饼”的面食。他给小吃店起了一个名字，叫林香斋。闹市中烟熏火燎的饭铺，得名如此清雅，想来，这位河南先生是有些浪漫的。
等我记事的时候，林香斋已经是我们城市著名的三大饭店之一了，卖的自然是豫菜。我是河南人，从小吃祖母做的饭，所以，后来吃林香斋的菜肴就有一种睹物思人的伤怀和亲切。像它的黄焖鸡、黄焖鱼之类，都是祖母的拿手菜。还有一道假鱼肚，或清炖或红烧，或是放在什锦火锅之中，更是我家除夕年夜饭不可或缺的看家菜。名为“假鱼肚”，自然就不是真鱼肚，它的材质，就是再平常不过的风干的猪肉皮，可它的炮制过程却十分繁复。怎样刷洗，怎样泡发，怎样蒸煮煎炸，颇为费时费力，是一道功夫菜。小时候，家里厨房黝黑的墙壁上，总是挂着落满灰尘的肉皮，那是祖母精心的收藏。一年的肉皮，一点点、一条条、一块块积攒下来，就为了年夜饭餐桌上的那个压轴菜。从前困窘的日子，人们就是这样过得珍惜和尽心尽意。
“文革”期间，林香斋改了名字，叫作“实习饭店”，后来自然又改了回来。十数年间，地址也搬迁了几次。但万变不离其宗，卖的还是正宗的豫菜。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李锐旅行结婚回来，置酒宴请闺蜜和好友，地址就选在了这里。那时，最疼爱我的祖母已经过世几年了，她临终也未能回到她一直想念的家乡。那天，酒桌上都有什么菜，早已忘记了，但那道假鱼肚是我特意点的，其实没什么人爱吃，可有了它，我觉得祖母似乎就和我在一起——她用这种方式送我出嫁。
物换星移，时代和生活的巨变，使许多国营老饭店由盛到衰，这悲剧性命运，林香斋也没能挣脱。在许许多多新的酒店、饭店、餐厅的崛起中，在生猛海鲜独领风骚以及川渝重口味的强势冲击下，卖河南菜的林香斋门可罗雀地撑了几年，终于，有一天，电视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条广告，一个幼稚的童声嘹亮而欢快地宣布说：“林香斋变成了可丽斯，小朋友假日来吃炸鸡……”大意如此，原话记不真切了。
那时，麦当劳、肯德基还没有登陆我们这个内陆小城，快餐口味的炸鸡尚能诱惑一下本土的孩子们。也因此，它似乎曾经热闹了一段日子，但洋快餐并没有给可丽斯太多的时间。渐渐地，电视广告中那嘹亮的欢快就变成了强弩之末的欢快，末日的欢快。当洋快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之后，可丽斯销声匿迹了。可丽斯没有了。我的林香斋，失去了最后的痕迹。
曾经带女儿去过几次可丽斯。记得最后一次去时，它已经十分寥落萧条了。星期天，偌大的店堂里，几乎没什么客人。我和女儿坐了靠走道的位置，女儿点了她爱吃的东西，我坐在她对面，看她吃，一边听她说东说西。这是幸福的时刻，是我和女儿最喜欢的相处方式。这时，一个男子朝我走来，我没在意。他走过我身边，突然凶猛地一把拽走了我身后的拎包。几乎是本能的，我劈手就夺，我俩僵持片刻，他瞪着我，可毕竟是在光天化日的店堂里，他愤愤地放弃了。我抱着包坐下来，一回头，看见女儿一脸惊愕地望着我，刹那间，我感到了害怕。
从小到大，女儿几次受伤，都是和我独处的时候：在马路牙子上磕伤嘴唇，磕得满嘴鲜血；在沙土堆上玩，却奇怪地被蜜蜂蜇了手指。诸如此类。她第一次知道“小偷”这回事，也是和我逛商场，在人群中挤着买东西，钱包被窃。她小小一个人，莫名地兴奋，甩开我，“噔噔噔”跑到了过道上，冲着人流扯着嗓子大喊：“你们谁偷了我妈妈的钱包？”好像这样一喊，就会有谁踊跃地回答说：“是我是我！”结果当然是令她深深失望……而这一次，则是有一点凶险了——万一对方是一个亡命之徒呢？
那是最后一次，我们去可丽斯吃东西。它以这种方式和我们告别。没有可丽斯不遗憾，遗憾的是，我的城市，没有了百年老店林香斋，没有了我存放某种念想的角落。
2017年3月22日于京郊如意小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