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读刘淳先生和艺术家的访谈录《艺术人生新潮》一书，看到有关罗中立的一章，罗中立谈到一本书，说这本书对他、对他们那一代人影响很大，这本书的名字叫《初升的太阳》。
我比罗中立要小，按约定俗成的说法，罗中立在年龄上属于“老三届”，我则属于“小三届”，我知道他所说的那一代人其实并不包括我，可我一看到《初升的太阳》这书名，就像看到一个久违的故人一样感伤和亲切。
20世纪60年代末期，有三年时间，我们的城市里有几十万孩子失学在家。几十万失学的孩子整天无所事事，享受着自由的时光，可说是这城市的一大奇观。那是一个极端奇异的年代，一方面，是整齐划一的思想、行为和准则；可另一方面，生活的暗流不可阻挡地汹涌着，青春的暗流也汹涌着，青春期的骚动和欲念，使这座城市笼罩着一种热气腾腾的桃色雾霭，“姐妹们”“弟兄们”作为民间传奇的主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闪亮登场”，而青春的苦闷和彷徨，则是浪漫主义的辽阔温床，那些被称为“毒草”的名著，以神奇的速度在孩子们中间流传着，传递着，于是，在一个文化沙漠的年代，许多孩子却在俄罗斯和法国小说中找到了精神的家乡。
我也是这几十万失学孩子中的一个，是那些将俄罗斯、法国文学视为家乡的孩子中的一个。《初升的太阳》就是在那时读的。这本书，不是名著，不是什么重要作品，也不是我最喜欢的，薄薄的一本，是写一个天才画家极短暂的一生，故事发生在苏联，不是旧俄，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书中所描写的主要内容我也忘记了，据罗中立所说，这书是写一个天才孩子“勤奋和努力的故事”，可是，他怎样勤奋、怎样努力，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我只记得，这孩子，在三四岁，也许是四五岁时，无师自通地，意会了绘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一天，他给小朋友讲故事，讲一列火车开出站台，渐渐远去的情景，他眼前出现了越来越窄的铁轨，越来越小越密的树木，于是，他懂了什么叫绘画中的“透视”。还有就是，我忘不了他的死，他的死实在是匪夷所思，他和一个朋友去林中打猎，朋友的猎枪走火，他撞在了朋友的枪口上。死时，他刚刚十六岁。
我还记得，书中有一些插图，都是他的绘画作品，其中有一张是素描，叫“卡嘉妹妹的画像”，这张画，我记得十分清楚，因为，我曾临摹过这画像。
从小，我一点不喜欢画画儿，我的美术成绩也总是十分糟糕，经常得三分，甚至二分。在我小学四年级时，来了一个代课的美术教员，姓孙，现在想来，他一定是个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原因，很可能，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因为别的。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4年前后吧，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根据。我想，他一定是个苦闷的青年，深感前途渺茫，心情很灰暗，所以，他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态度粗暴，也没有耐心。课堂纪律不好，他立刻火冒三丈，谁画得不好，他也火冒三丈。有一次临摹一幅命题画，《补衣服》，一个男孩子画得不像样，他就挥舞着那画儿对男孩咆哮说：“这叫补衣服吗？这叫——打屁股！”全班哄堂大笑，这叫人觉得他很没有尊严。可他对我很温和，我画得多糟糕，他也不肯给我坏分数，于是大家就指责他“偏心”。显然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正的教师，他也不希望做一个合格的教师，他的心很高，是一颗艺术家自由的心。我不知他为什么对我另眼相看，也许，他是从我的眼睛里读出了我对他的——同情。不错，我暗暗同情着他，尽管那时我不明了他的经历、他的遭遇，可我就是有些同情他，同情他在我们小孩子中的委屈和尴尬。
他还给我画过一张炭笔素描，是我的头像，不过他没把这画送给我。就是送给我，我可能也不会把它当回事。因为我并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他会自杀。那时他早已不是我们的老师，自从学校停课之后，我就不知道他的去向，也没有他的消息。突然地，有一天，我们这城市传说着一桩自杀事件，一个失恋的青年，在闹市街区，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了高压电杆，触电身亡，而他变心的爱人，就站在那下面，冷眼地、讥嘲地，目睹了他的死。在人们的传说中，这死，有一种闹剧的色彩，人们说他爬电杆的姿势多么多么笨拙、难看，他爬一爬，停一停，回头看看下面。他的恋人在下面讥诮地、轻蔑地望着他，他再爬、再看，还是一张讥诮轻蔑的冷脸。那是一个清晨，那还是一个交通要道，行人们驻足观看这奇景，还有人起着哄：“嗨，伙计，上！”他没有退路了，他只好在人们的观赏中笨拙地爬向那电杆的尽头，那生命的尽头。我的老师，他把“死”的悲剧演成了闹剧，他到死也是一个人群中委屈尴尬的角色。
他的故事，和《初升的太阳》并无关系，可他是唯一一个给我画过像的人，他使我和绘画发生了一点关系，尽管只是一张素描。那张画，或许早就遗失了；或许，还在一个什么地方，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比如，他的某个亲人手中，收藏着；还或许，它早已和他其他遗物一起，被投入火中，付之一炬，化成了烟灰……偶尔我会猜测一下它的命运，心中怅然若失。
使我和绘画发生过一点关系的还有就是《初升的太阳》了。记得读完那本书之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就临摹了那张“卡嘉妹妹的画像”。除了美术课上的作业，这是我第一次自觉地去画一张画，可谓太阳从西边升起。我画得很认真，很投入，很笨拙，傻乎乎毫无技巧，却有着一种外行人的泼辣大胆与毫不矫情的幼稚，使我的画看上去不像临摹倒像一种创造。我把我的画还有书同时拿给人看，人们先说：“咦？”然后才评价“像”或者“不像”。我很高兴，有一种成就感，只是，我对于绘画的热情也就到此为止，就像一把茅草，说燃就燃，可燃过也就无痕无迹了。从此我再没有画过画，也没有妄想过画画，也许，我内心深处，是害怕我的下一张画没有这一张好。那是一种爱惜吧？对自己的爱惜，对某种莫须有的才能的爱惜，对青春幻觉的爱惜。但我却因此而永远记住了《初升的太阳》，记住了“卡嘉妹妹的画像”。那是我的画，我唯一的画，是我朝露般短暂的绘画生涯中的“孤品”。
多年来我再没有听谁说起过《初升的太阳》，现在，听罗中立先生提起，我好像觉得和青春和失去的岁月有了一次私密又伤感的幽会。
2003年3月18日于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