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要去图尔，巴黎的朋友们就说：“噢，是去看中世纪城堡吧？”我这才知道，图尔有“中世纪城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图尔有一条河，叫卢瓦尔河，有一座大学，叫图尔大学。
我就是想看看图尔，想看看这座小城，想看看图尔大学。
尽管活动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但东道主还是为我们安排了图尔之行。这样，2001年岁末一个寒冷但是晴朗的日子里，我和子丹乘高速列车来到了小城图尔。
从巴黎到图尔，乘高速列车，仅需一个小时。
图尔安静极了，是一个异乡人眼中经典的欧罗巴小城。建筑是老式的，我不知道它们的风格和建筑年代，可它们静静矗立在天空下面就像褪色的老油画。那些街道也是老的，砖石路面，几百年来被一代一代人的脚印踩得光亮。我真喜欢河岸边圣朱利安区那些有木墙屋的小街，几乎没有行人，也很少看到汽车——也许那里根本通不过汽车吧？它们幽长而狭窄，通向从前。好像，你沿着那街巷走下去，就走进了拉伯雷的故事里。对了，忘了说，图尔是拉伯雷的故乡。
一个游人，其实，是走不进任何别人的历史之中的，游人的感慨，从来都和别人的命运、别人的生活无关。我走过一扇扇有着美丽铁艺雕花却紧闭的街门，走过那石头的中世纪的废墟，走过街角有着古老木雕的漂亮房子，我站在图尔大学主建筑的楼上，透过敞亮的玻璃窗，看见了卢瓦尔河——法国最长的河流，即使是在冬天，阳光下，它仍然闪烁着某种温暖和明亮的颜色，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错觉。我静静望了一会儿，我想，那是别人的河，多么美丽。
我们路过了一个有着古老旋转木马的小广场，几家小咖啡馆，在星期一的上午，关着门。没人来喝咖啡，广场上露天的茶座虚席以待，寂寞地等待着夏天的好日子。我和子丹，轮流坐在那冷清清的茶座上拍照，身后是更加寂寞冷清的旋转木马。我对着镜头空旷地微笑，心里却更加清晰和痛楚地意识到，这是别人的城市……
2002年1月27日，这一天，我把我的孩子送到别人的城市去了。从此，这个别人的城市，这个卢瓦尔河流经的小城，拉伯雷的故乡，这个温暖富饶，盛产甜瓜、芦笋、梅子、草莓、丝绸、珠宝和最棒佳酿的卢瓦尔河谷地，再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地方，它从此成了我最牵挂最想念的一个所在，它的雨雪晴晦，它的日升月落，从此与我息息相关，左右我的喜怒哀乐，主宰我的每一个白昼和夜晚。
它就这样走进我的生命和血脉，成为我命运中的城市。
1月27日，2002年，我不满十八岁的女儿，乘一架747客机——一个没有名字的交通工具，离我而去。这世上的交通工具，有的有名字，有的没有——村上春树的小说《寻羊冒险记》中，一个奇异的少女，曾经这样感慨。那段话让我非常震动和感伤。（《寻羊冒险记》，这是女儿推荐我看的小说，属于青春的她们的小说。）是啊，这世上的交通工具，轮船有名字，飞机往往没有。当年，我们那些去国的前辈，无论鲁迅还是胡适，或者徐悲鸿、钱锺书，他们乘坐着有名字的古典的轮船漂洋过海。“有名字的轮船”，也许，要人性一些，体恤一些，柔情一些，代表着某种许诺、某种仪式感、某种情怀，还有际遇和故事。
而今天，没有名字的飞机，波音747或者空中客车，冲天一跃，就从母亲身边以超音速的速度带走了她们的儿女。
没有名字的先进的飞机，多么简捷，多么——霸气！
可我只能把她——我的孩子，我至痛的骨肉——交给法航，交给冷漠的无知无觉的“747”。在分手的时刻，她给了我一个最明亮最灿烂的笑脸，对我说：“妈妈，你千万别哭。”我答应了。可我没有做到。我没有信守承诺。我哭了。
她飞翔在空中，那是我一生中最煎熬的十几个小时。她飞着，飞过我们的和别人的土地，飞过我们的和别人的河流、山脉，对于万米高空中的人来说，河流、山脉，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美好的东西，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只不过是机舱中电视屏幕上那一条显示飞行航程的绿色荧光曲线。这就是飞行。用速度和高度抹杀所有属于大地的美好和奇迹。
然后，她就降落在了那个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句乡音的别人的城市。那是什么样的壮举！
如今，我勇敢的女儿走在图尔的街上，走在拉伯雷的故乡，青春、健康、茁壮的少女的脚步，踩着布吕美侯广场几百岁的老路面。她的脚步，比我这样一个匆匆来去的观光客要沉实、深刻，有生命的重量。她初涉人世的手，好奇而勇敢地触摸着那些她喜欢的老建筑，这城市就有了我女儿的体温——这座饱经沧桑老人般慈悲的城市，它一定会在那一刻柔软下来，善待我的孩子，善待所有母亲的孩子……
女儿在信中这样描述图尔：
图尔是个很棒的城市，美丽而宁静。还有一条看上去很温暖的卢瓦尔河。我们LABO的教室就在这条河边上，每个星期我都得到河边来，坐一会儿，看看那些在岸上乱跑的狗，还有正在接吻的情人……
图尔，就这样在万里之外，越过一万条河流和一万座山脉的阻隔，成为我的至亲。
2002年5月4日于太原
